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204年之后各种故事情节的最高潮是东正教的重组。显然1261年重新继位的拜占庭皇帝们享有崇高的地位，尽管他们的实权与日俱损，直到十五世纪迎来凄惨的最后时光为止。吊诡的是，对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势力统治之下因而不受君士坦丁堡控制的麦尔基派（“皇帝派”）基督徒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皇帝就是至高无上万世长存的权威，而上帝的宏伟计划远远不受此时此地情况的限制。*28* 但是不管怎么说，东正教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帝国的存续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维护这份认同的责任越发落到了东方教会的头上。普世牧首曾经为尼西亚皇位竞争者的法统资格问题给予过足够的理论支持，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的教会独立运动曾经在同一位牧首手下获得过神圣的担保，这位牧首还曾经批准过帝国北部边境伏尔加河沿岸众多新兴教区的建立。到了十四世纪末期，菲洛修斯牧首给俄国王公写信时使用的措辞足以使得英诺森三世脸色发白，尽管这些言词恐怕不太可能传播到罗马。“既然上帝已经指派了谦卑者担任普天下人居之地当中所有基督徒的领袖，收纳并看护他们的灵魂，那么他们所有人都要依托于我，我既是他们的教父又是他们的教师。”*29*

就这样，牧首与皇帝的运势发生了奇特的逆转。远在旧帝国疆界之外的统治者们为牧首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们就算不完全认同上述主张，至少也因为这项主张的气魄而倾倒。牧首的住宅与索菲亚大教堂气象庄严、门庭若市，相比之下隔壁的帝国宫廷则越发寒酸落魄，各种皇家仪式的排场一再缩水，财政状况也日渐拮据。*30* 各家教堂纷纷得到了奢华的重建或二度装修，并且由此掀起了拜占庭艺术的大胆复兴。这一时期的存世作品当中最打动人的代表作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乔拉的圣救世主教堂。这是一座造型精美的修道院建筑。1261年拉丁教会遭到驱逐之后人们精心修复了这座原本残破不堪的房屋。后来教堂充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清真寺，教堂内部的马赛克壁画也就被遮蔽了起来，直到现当代才重见天日。这些绝大多数源于十四世纪的壁画开启了一场全新的艺术探索，开始尝试将作画对象表现成为具有激情与感情的人类。甚至就连基督与圣母的造型与早期拜占庭造像惯例相比都要柔和不少。从圣救世主教堂的壁画中，我们可以想见拜占庭的艺术家们原本可能沿着同时期拉丁语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方向继续探索下去。可惜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截断了东正教文化思考全新发展可能性的冲动或者机会。

在十四世纪早期，1261年短暂复兴过后的帝国再次陷入了内战与领土沦丧的困局。帝国的西边是走对外扩张路线的东正教塞尔维亚政权，东边则是一个新兴的土耳其部族。该部族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公国，并且与决心驱逐他们的拜占庭在1301年交手并取得大捷，就此扎根下来。这个部族的军阀首领名叫奥斯曼，于是部族便沿袭他的名字自称奥斯曼人。在十四世纪期间，奥斯曼人的势力遍布了整个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地区，压倒了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形成了包围之势。越来越多的东正教基督徒落入了伊斯兰势力统治之下，而且穆斯林统治者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也越发不宽容——可以说，这也是十四世纪亚洲、北非以及欧洲地区普遍文化不宽容态度的体现。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斯兰势力的主宰地位看上去越发不可逆转，以至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专门向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们提供了非正式性的建议，告诉他们隐藏信仰的举动并不至于使得他们得不到救赎。*31*

就好像此前的拜占庭历史一样，每当世俗当局疲软的时候，修道院就会蓬勃发展。此时圣山已经成为了众多修道山区当中最醒目的幸存者，直到1423年之前都不受奥斯曼人统治。而此时穆斯林势力已经将圣山包围了一个半世纪还多，在此期间山上的修士们一直孜孜不倦地试图教化穆斯林当局。值得注意的是，1423年圣山修士们面临着选择的机会，而他们宁愿选择穆斯林苏丹的统治，也不愿投奔拉丁教会的威尼斯人。一想到要让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人员统治自己，修士们就感到无比厌恶。此时拜占庭皇帝早已沦为了圣山修道院众多君主赞助人当中的一位。萨瓦在圣山兴建的修道院清楚表明，早在十二世纪这里就已经成为了希腊语传承之外多种东正教身份认同的焦点。众多奉天承运的统治者都从东正教教会当中汲取合法性，其中就包括千里之外的基辅公国与莫斯科公国统治者。

正是在这个时期，东正教教堂内部最为人熟悉的特色得到了完全的发展：圣象屏是墙壁一样的屏障，将祭台与周边神圣区域与信众隔绝开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绘像隔板”，因为屏障上画满了圣人和圣物，而且绘像顺序和人物姿势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根据习俗，圣像屏并不会接触屋顶，因此神职人员在祭台周围诵经的声音可以从上方以及通过圣像屏上的门户清晰地传播出去。圣像屏花了很长时间才发展成今天的形式。在教堂建造的最初几百年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教堂里都会安置低矮的隔板，用来区分标识祭台周围的圣地。这些隔板的不同发展方式很有启发意义。西方拉丁语教会用更高的屏障将神职人员与唱诗班的所在区域整个包围起来。这也是一项出现时期较晚的发展，受到了十三世纪圣餐礼崇拜热情高涨的鼓励。但一般来说，拉丁语教堂的屏障自腰部以上都是镂空透亮的，从外部就可以看见屏障内的主祭台。拉丁语教堂的屏障很少采取东方式的实心结构，只有修道院或者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为自己举行礼拜仪式的时候才会进入教堂建筑内部的封闭空间。这些新出现的西方教堂屏障往往会承载着基督受刑十字架的雕塑，十字架两侧分别是哀痛的圣母玛利亚与基督指派给她的新儿子福音约翰。因此西方教堂教堂的圣坛屏（chancel screen）也被称为“十字架屏风”。

东正教在这方面的发展则截然不同。东正教教堂屏障的发展时期是十三至十五世纪，此时西方教堂的圣坛屏已经发展成型了。这一点恐怕不是巧合。对于东正教礼拜仪式来说，圣像屏遮蔽得是一套行为活动而不是神职人员及其助手们所占据的区域，尽管圣像屏也的确标识出了一块圣地，将未经许可或未曾身负特定职责的在家俗人阻挡在外。圣像屏庇护并定义了只能在祭台上举行的礼拜活动。东正教教堂里的隔板一开始也很矮，这种隔板名叫圣幛（templon），高度也仅仅达到腰部，顶部安装有开放的连拱。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祭台一直都清晰可见。接下来圣幛上的神圣图像越来越多，因此隔板板面也越来越结实。有些教众团体认为将祭台上的崇拜活动核心部分也遮蔽起来更能彰显虔诚，于是连拱之间就挂上了帘子，教士们仅在特定时刻才会将帘子掀开。在其他教堂当中，圣像会悬挂在连拱上或者帘子上，这一来隔板就呈现了“圣像屏风”的特点。

然而，尽管圣像屏阻碍视线的功能看上去似乎远比西方圣坛屏更加强大，在信众的眼中却不是这么回事。西方圣坛屏装饰当中出现的任何圣物或圣徒都只是屏风性质的附属。与之相反，圣像是圣像屏的精髓所在。因为每一幅圣像的所处位置都有神学依据，每一幅圣像都揭示并折射了天堂的景象。圣像屏并不像西方圣坛屏那样起到阻碍视线的作用，而是成为了通往天堂的透明门户，就像另一边的祭台一样。圣像屏遮蔽了凡人的眼目，同时却又辅助了属灵的眼目，使其能够看到更高一层的现实。此外，完全发展的圣像屏还位于一组台阶的最高层，而台阶则象征着灵魂朝向天堂喜乐的上升。台阶指向圣像屏之前的一个矮平台，绝大部分礼拜仪式都会在这个平台上举行。不过这个平台也向不能亲身进入圣地的教众开放，他们尽管不能千盛踏入圣所，却大可以尊崇圣像屏上的圣像。

门户自然需要门扇。圣像屏上的门非常重要。门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中央入口——“美门”——打开之后就能看到祭台。中央入口两侧还有若干较小的门——所有这些门扇上自然全都承载着恰当的圣像。在崇拜活动时间之外，这些门全都关着。原则上美门是主教的专用通道。侧门则在礼拜仪式中供执事们出入（因此侧门上承载的圣像往往是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执事司提反）。门户旁边还绘有其他圣徒、先知以及节日场景。基督和圣母的大幅画像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尺寸较小的基督与圣母画象则分布于圣像屏的其他位置。日后的俄罗斯东正教将会举得圣像屏及其结构性装饰的最重大发展，但早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圣像屏的整体概念与应用就已经在帝国境内得到了普及。

吊诡的是，尽管在1204年之后的时期内拉丁语基督教与希腊语基督教之间关系极尽恶劣之能事，拉丁语文化与东正教文化相互接触的密切程度与频繁程度却达到了过去五百年里从未有过的高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威尼斯与其新近获取的殖民地成了影响力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传播的媒介则是打包装箱的大量艺术品。这其中不只包括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期间偷来的四尊古代青铜马，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理石雕塑。这些物品沿着希腊海岸经水路来到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改造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外观和内饰。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东正教崇拜活动特色鲜明，其独特的礼拜仪式模式可以追溯到圣金口若望，圣巴西尔以及圣雅各等人奠定的东方教会基础，东西方教会的礼拜仪式咏唱依然在一个显著方面保持着极大的相似性。在十二世纪晚期或十三世纪初期的紧张气氛中，希腊语教会的教法律师居鲁士主教若望仍然可以声称东方教会的咏唱文本与旋律通用于东西双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类似复调这样的西方音乐创新也会在希腊语教堂里响起——的确，在中世纪期间，希腊语礼拜圣歌和西方素歌（plainsong）听上去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区别。*33* 1453 年奥斯曼帝国彻底征服拜占庭并且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此之后东西方教会才真正分道扬镳，音乐实践当中的极大分歧也由此开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正教从来没有像西方教会那样养成对于管风琴的热情钟爱。在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时代，管风琴也开始了对于西方基督徒音乐想象的漫长主宰。

在高于一切的思想领域，两个世界之间的对话也变得远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尽管并不总能保持和谐。几个世纪以来，希腊语世界首次开始阅读拉丁语文本，尽管拉丁语世界的希腊语阅读量要大得多。思想交流的催化剂之一正是十三世纪历任教皇全都高度关注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的东西方教会再联合谈判。教皇向东方派遣了大量行乞修士谈判专员，其中有一位多明我会修士莫埃贝克的威廉，他收集了大量希腊语手稿并且将许多希腊语作家的著作翻译成了刻意字面直译的拉丁语版本，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因此他为扩展西方世界对于古代学术成果的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34*有几位东方教会人员也对此前一直遭到忽视的西方神学家产生了兴趣，其中包括最著名的西方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米凯尔.帕拉罗古斯八世的一位廷臣曼努尔（修道法号马克西穆斯）.普拉努得斯将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首次翻译成了希腊文。甚至当皇帝的继任者放弃了与教皇对话的政策之后，他依然还在坚持自己的工作。当然，这意味着他也翻译了奥古斯丁对于和子说的意见，尽管出于目前尚且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还写了两篇论文来攻击这一教条。*35*

普拉努得斯的翻译工作并不局限于神学。当时东方世界已经完全遗忘了拉丁语经典作品，而他则从中整理出来了一批题材宽泛的著作：西塞罗，波爱修斯，甚至奥维德诗歌当中不算太三俗的部分。许多其他学者纷纷效仿他的榜样，进一步拓宽了翻译范围。这些人当中有一对普克欧罗.西多内斯与德米特里.西多内斯兄弟，他们进行了一场了不起的赌博：这两位十四世纪中叶的翻译从事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项目，比方说德米特里就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哲学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翻译成了希腊语。自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承认异域文化可以为拜占庭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东方教会内部的很多部分，这种看法依旧深具争议性且不能为人所接受。*36*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局势令人丧气地日渐恶化，其中有一场争端尤其将教会折腾得不轻。争端的题目是一种名叫静修（hesychasm）的神秘主义祈祷方式是否有效。这场争端的主要参与者有两位。一位叫做额我略.帕拉马斯，圣山上的一名修士，也是静修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另一位名叫巴尔拉姆，是一位来自卡拉布里亚的修士，此地是意大利的宗教边疆，拜占庭修道生活和拉丁语修道生活在这里并肩存在。静修活动只是使得这两人陷入纷争的诸多话题之一，但其结果却造成了最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第一次遇到静修一词的人们来说，这个词看起来像是神学术语体系当中特别令人生畏的碎片之一。但其实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动词hsychaz，“保持静止”（或沉默）。静止思想与拿着光线做文章的的典型神秘主义理念密切相关，这种理念将光线视为了解上帝的载体或者对于上帝知识的比喻。额我略.帕拉马斯声称在进行祷告的时候可能看到神圣之光的异象，神圣的光明能够揭示上帝的自有能量，换句话说就是圣灵。他指出了对观福音当中关于耶稣变形的段落。当时耶稣与门徒们登上了他泊山，并且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 *37* 此时基督的变形在东正教当中早已得到了比西方拉丁语教会更加精心的纪念，因此也成为了静修派圣像题材的最爱。

神秘主题总喜欢在出人意料的环境当中冒出头来，与其他各种结构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针锋相对。后世的一场基督教运动饶有趣味地呼应了静修派对于静止与光明的强调。贵格会（Quakerism）出现于十七世纪内战期间的英国，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点上来说距离十四世纪的拜占庭都非常遥远。，贵格会与静修派的鲜明对比在于后者植根于指定的灵修实践方式。除去在圣像面前默想之外，还有构建静止或沉默祈祷的具体途径：适当的身体姿势和正确的呼吸方式都非常重要。典型做法之一是重复一句灵修短语，最常见的有“活神之子主耶稣基督怜悯我”。此短语或以此为基础的变体被人们称为耶稣祷文（Jesus Prayer）。这种套路化的祈祷技巧难免让人联想到东方世界的系统化祈祷方式，从佛教到伊斯兰教苏菲派都会采用类似做法，而这些宗教本身则很可能汲取了印度灵修生活的经验。Hesychast和苏菲派之间的确可能存在直接关系，尽管关于哪一方影响了另一方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38*

静修派及其反对者们都诉诸于东正教的过去；实际上双方都十分推崇忏悔者马克西穆斯，以及马克西穆斯之前那位借用亚略巴古的丢尼修之名为他本人思想撑腰的无名作家。巴尔拉姆希望捍卫保卫他自己对于修道灵修生活的理解，他相信自己的理解真正忠于东正教传统精神。在他看来，帕拉马斯的主张与伪丢尼修的否定性断言——上帝的本质即是不可知——背道而驰。因此认为个人只要集中精神进行祷告就能感知圣灵的看法可谓愚蠢之极，因为圣灵也是上帝本质的一部分。想要做到这种程度无异于混淆造物者与受造之物。静修派很可能会忘记很久以前马克西穆斯指出过的各种危险，听任神秘体验失去控制，甚至在寻找上帝的过程当中完全拒绝理性控制。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会抛弃有目的冥想的传统，而这项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四世纪的本都的艾瓦格利欧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东正教神秘主义者们的珍视，尽管关于艾瓦格利欧斯本人的记忆早已遭到了黑化。

巴尔拉姆点明了好几个异端教派，其中也包括鲍格米尔派，并且不无道理地暗示静修派很可能会像鲍格米尔派一样陷入过犹不及的谬误，以过分的热情来排斥这个堕落世界里的各种基督教排场。为了报复，帕拉马斯和他的崇拜者声称巴尔拉姆不过是一介理性主义者而已，只愿意根据人类的理解能力来谈论上帝，结果说得再多也只是无的放矢而已。巴尔拉姆坚称早期教会的伟大神学家使用“光”作为知识的隐喻为知识，这种说法与新神学家西蒙轻视哲学的态度遥相呼应，帕拉马斯则对此嗤之以鼻。巴尔拉姆还不惮于赞美传授型知识的缺乏，认为这一点其实对属灵生活大为有益——甚而几乎就是得到救赎的条件。考虑到他本人为了自己选定的神学主题写作了长篇大论的繁复论述，这样的立场未免有些古怪。*39*

不过就在巴尔拉姆与帕拉马斯为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最近才出现在拜占庭的西方神学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助长了他们的辩论。帕拉马斯从普拉努得斯翻译的奥古斯丁希腊语译作当中撷取了大量内容，借此阐述自己的理念，即圣灵的本质是圣父与圣子的彼此之爱，这个概念在东正教神学当中可找不出来。此外他还（不加指明地）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论点，声称圣灵是上帝的能量，是本质不可知的上帝在受造物面前揭示自己的手段。*40*帕拉马斯为了支持自己的理念而富有倾向性地借用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内容，而他的理念在奥古斯丁看来未免有些奇怪：凡胎肉眼之辈居然也能在他泊山上看到神圣之光。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当中十分著名地描述了自己接触上帝的经历。当时他正与母亲在罗马港口城市奥斯底亚的花园里交谈，两人突然“神游物外”并且“触摸到了永恒的智慧”——但是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刹那之间，而且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一刹那也是全心思考与讨论的最终结果。*41*

至于巴尔拉姆，他既阅读托马斯.阿奎那也阅读伪丢尼修。因为他对西方神学颇有了解，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他加入与罗马教皇代表之间的谈判。在谈判期间，巴尔拉姆很乐意以西方神学的方式来肯定“圣灵由圣父圣子发出”说法的可行性，尽管他同时也坚定主张人们应当诵读381年尼西亚信经的原始版本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加料版本。*42* 帕拉马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地批评巴尔拉姆采取西方拉丁语神学的手段来捍卫东正教——考虑到帕拉马斯本人也向东正教引入了诸多同样来自西方的创新，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讽刺。将奥古斯丁视为东正教盟友的情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帕拉马斯日后的仰慕者兼拉丁语译者普克欧罗.西多内斯试图用奥古斯丁的理论来捍卫他的已故宗师的神学，结果他遭受了异端审判并被逐出了教会。从今以后奥古斯丁在东方神学体系当中重新沦为了不存在的人。*43*

最终1351年的一场教会会议重申了此前对于巴尔拉姆的肯定。此时距离他遭受异端谴责已经过去了十年，他也已经加入了四旬斋开始时东正教礼拜词当中的谴责名单，成了这份庄严诵读的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巴尔拉姆在流亡期间去世，他最终栖身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并且皈依了天主教。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教授了希腊语，为西方文化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44* 相比之下，帕拉马斯彻底摆脱了自己的灵修教诲可能招致的各种危险，因为他后来成为了塞萨洛尼卡（即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塞萨洛尼卡当地出现了一个由塞族人支持的强力分裂派系，于是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并取得了成功，册封帕拉马斯担任东正教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45*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牧首后来还在这位静修派运动主将去世十年之后将他封为了圣徒。即使在帕拉马斯的一部分仰慕者的眼里，这种做法恐怕也有些过火了。圣山一直是静修派的强大支持来源（尽管其内部意见从来都不一致），对于静修派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升了圣山的地位并掀起了新一轮修道院建筑热潮。圣山逐渐地重新获得了足以与城市主教教区相抗衡的权力与尊重。

帕拉马斯和静修派运动在这场争端当中大获全胜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他提供了接触上帝的确切方式。在当时，拜占庭的政治机构日渐朽烂腐败，已知世界面临着可怖而不可解的黑死病，伊斯兰势力也在步步逼近，所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接近上帝途径自然很能抚慰人心。至于奥斯曼人，他们对于鼓励新近征服的基督教臣民们内省内观消极不作为的神学运动自然也乐见其成。此外静修派对于东正教教会也很有吸引力，因为静修派神学断言凡胎肉眼也能在他泊山上看到神光，东正教教会则曾经激烈地捍卫过圣像的地位，而圣像正是沉思神光所必需的载体。此外，帕拉马斯与静修派对于理性的神学地位的打压也应和了新神学家西蒙的突出主题，此时他的著作在修道圈子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重。

相比之下，巴尔拉姆不过是体现了几百年来众多态度诚恳且思路明晰的神学家们在面临基督教民粹主义运动时的反应：针对替代性基督教观点、资质、批判和微言大义的开放态度。人们尽管可以将他丑化成一位亲西方教会份子。毕竟他最终在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下投靠了教皇，因此这项指控听上去多少有些可信。他曾经视同拉拢东西双方，也曾经指责过帕拉马斯。当这些努力全都被一扫而空之后，静修派就此踏上了通向东正教传统深处的坦途。静修派的冥想技巧以及祷文，尤其是位于静修核心的耶稣祷文，至今已经滋养了无数顺逆沉浮处境各异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