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这些活力十足的十二世纪末期流行运动还遇到了更复杂且积极的反应，尽管做出反应的人们到头来与一个迫害型社会结成了同盟并协助了这个社会的构建。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多明我和方济各。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并肩创立了两个最早的行乞修士（friars）教团（friar一词是拉丁语fratre的英语拼法，意为兄弟）。1194年多明我在西班牙北部的奥斯马成为一名遵从奥古斯丁圣规的神父。他加入了穿越比利牛斯山脉从洁净派异端手里赢回法国南部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努力收效甚微，多明我一眼就看出了症结所在：领导运动的牧师在执行任务时摆足了高阶教士的架子，前呼后拥风光排场。当地人都很熟悉洁净派对于天主教腐败行为的蔑视，想用炫富手法来打动这些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多明我为这一局面带来了奥古斯丁派的务实与亲民风格。 自1215年开始，一位饱受洁净派侵扰的主教正式许可他在当地开展对抗洁净派的新努力。多明我将要展开一场全新的布道努力，期间他和他的助手将会引领简朴清贫宛如使徒再临的生活方式，将洁净派的风头压下去，并说服人们相信官方教会是传递爱与宽恕信息的可靠载具。不仅如此，他手下的传道人还全都要接受最好的教育，从而可以将最简单的信息赋予坚实的智识基础。虽然他在法国南部的努力由于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的暴行而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即时性的成功，但是他的想法却得到了蓬勃发展。与当时许多新宗教活动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一直强调自己对教皇的忠诚。洪诺留三世教皇对他的活动也很上心，专门在1217年起草了一份文件，将多明我建立的新组织命名为传教修士会（Order of Preachers）——一位同代人指出，这是当时唯一一个以功能命名的教团。*11*

这些新出现的行乞修士很快获得了多明我会士与黑衣修士的绰号，因为他们总会穿白色长袍戴黑色兜帽。他们避免持有地产，因此不会像修道教团那样积累财富。相反，他们依靠在市井之间乞讨为生（因此行乞修士也就有了一个替代名称，“托钵修士”（mendicants），源自拉丁语中表示乞讨的动词）。这种人世间的流动性为西方教会的属灵军械库增添了重要的兵器，重新创建了游方修道的形式，这种修道形式在东方教会一直很常见，但几百年来一直遭到西方修士的坚决抵制，其中就有圣本笃本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教会仍然不允许他们的圣人到处乱跑，就像东正教以及再往东地区的教会那样。为了避免不同社区的方济各会士之间发生有碍观瞻的竞争，他们只能在商定的地区边界或行为限制范围内开展工作，这也使他们获得了另一个绰号，“”。

乞讨生活使得行乞修士们很容易受到公众的影响。他们必须与接受布道的人群保持不断的接触，经常需要提供服务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他们的任务是向整个教会传播好消息和慰藉的信息。他们是传福音者，他们是教堂或者集市广场上的演艺人士，但他们也可以在高台布道结束之后悄然听取听众的告解。现在修士们又进一步接触到了每一位个人的恐惧和苦难。他们还举行了面向大学的特殊传道活动并获得了非凡的声誉，他们在公众眼中不仅是正统的捍卫者，还是永不懈怠的思想家。这些人才为多明我会打造了另一项对于后世声誉有损无益的专业。在收束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的扫荡活动中，多明我会修士们在一个人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机构当中受聘成为了调查员，并很快占了主导地位，成为了打击欧洲各地宗教异见份子的主要武器。有好事者用他们的拉丁语名称玩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文字游戏，将他们称为Domini canes，“主的看守犬”。

谁也无法事先想到，言行古怪近乎疯狂且令人着迷的方济各最终也创造出了一个与多明我会非常类似的组织。方济各从小生长在意大利中部的山城阿西西。这里是十二世纪后期欧洲新生财富的典型代表，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布商。方济各的出身背景与里昂的瓦勒度很相似，而且他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在他二十多岁时遭遇了情感和属灵层面上的双重危机，他为自己赋予了一项神圣使命：他父亲所属的世界将创造财富当头等大事，而他则决心颠覆这份执迷。触发这种想法的引子是他对麻疯病患者的态度。起初方济各也和其他人一样极其厌恶麻风病人，正是这股厌恶情绪日后使得他们沦为了1321年迫害活动的替罪羊。后来他意识到拉撒路与约伯这两位蒙受神恩的圣经人物都是麻风病人——需要治愈的人其实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们。于是方济各冲向一位麻风病人，给了这位社会弃儿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之后他身边就聚集了一帮情愿舍弃所有财产、为了侍奉基督而成为社会弃儿的人。

这个意大利百万富翁的花花公子少爷就这样抛弃了自己所有的金钱，冲着墓地里的飞鸟喊出了基督教的信息。他声称基督本人是个一文不名的赤贫者，这番话一问世就将教会推入了动荡之中。他本来很可能被教会当局当做异端活活烧死。幸运的是他的未来并未就此戛然而止。方济各尽管有着近乎病态的不妥协立场，但同时也十分忠实于西方天主教的传统。他坚决反对洁净派视人世为邪恶的观点，充满激情地主张一切造物——太阳兄弟，月亮姐妹——都是善的，都分享了上帝通过基督道成肉身化为人形所体现的无边善意。方济各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遭受圣痕（stigmata）的人，他的肉身之上凭空出现了一组伤口，位置与形状都与基督遭受十字架刑之后的伤口一样。这个现象呼应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17节的神秘言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此之后，圣痕就成了西方教会苦修士群体当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而在当时圣痕则可能是反击洁净派教徒的手段。洁净派追求纯洁，声称肉体是邪恶世界的一部分。而方济各的圣痕则是反面主张的最有力象征，表明基督的神圣受难的确可以纡尊降贵在凡人的肉体上显现出来。

攻打埃及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接连受挫，大受打击的方济各于1219年辗转来到埃及，试图说服阿尤布王朝的苏丹皈依基督教。穆斯林向来很熟悉形容不整的圣者，虽然拉丁语基督教当中的对应角色令他们颇为惊讶，但他们还是允许方济各在两军阵营之间自由往来。方济各本人倒是安然无恙，但他的传教工作却徒劳无功。*12* 这还不是他的事工活动所遭遇的唯一挫折。当初听到他的信息之后踊跃赶来的许多信徒现在自行组织了一个拥有领导层的结构化教团。方济各对于这种事毫无兴趣，于是很快就将领导职责交给了别人。122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方济各口述了一道遗嘱，其中表达了他对于未来教团发展的担忧，他担心自己的固穷作风可能会被新近体制化的“方济各会士”们束之高阁。他还特别针对他们大规模自行建立修道院的活动提出了警告。

方济各的忧虑很有道理。在他去世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位于阿西西的墓地上方已经建成了一座由教皇亲自奠基的大教堂。这座教堂风格宏大，耗资昂贵，巨大的体量如同巨舰船首一样向外突出，而巨舰的船身就是横贯方济各出生城镇的岬角。这座教堂对于方济各的生平与事迹而言可谓是一条奇怪的评注。然而这座教堂也是方济各影响力的见证。许多人都将他视为基督第二（alter Christus）：他身负与基督伤口相同的圣痕，而且还能向飞鸟布道，后者标志着人类可以再次与野兽交谈，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之前那样。尽管方济各本人另有想法，但是方济各会的确是由他而起。就像多明我会一样，方济各的追随者们也投身于使徒一般的贫困生活当中，只穿便宜的染色粗布衣服，因此赢得了灰衣修士的昵称，虽然他们习惯穿着的服饰实际上是棕色的。直到今天，阿西西圣嘉勒修女院的修女们依然小心地保存并陈列着两件珍贵遗物：其一是方济各本人的粗陋祭袍，其二是他的女同事嘉勒的祭袍——这位嘉勒当时创建了一个平行于方济各会的妇女修道团体。因此在这座兴建于十三世纪的宏伟而美丽的圣嘉勒教堂当中永远存在着一份提醒，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赤贫生活意味着什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或许能令方济各面露微笑：他出生的意大利小镇如今正式与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结成了兄弟城市关系，这座沿袭了他的姓名的城市早已踏上了一条通向人类无限可能性的独特冒险旅途。

方济各会最终成为正式教团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政府主义在方济各的早期支持者中相当普遍，对于官方教会而言这些人与其说是助力，倒不如说是威胁。方济各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得以幸免只因为他们赢得了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年至1216年在位）的同情。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有政治家风范的教皇。在这个由克吕尼教团开启的改革时代，英诺森三世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他出身于意大利名门孔蒂家族，这个家族此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教皇（他去世后再过四个世纪还会再产生一位教皇）。他在博洛尼亚和巴黎接受了教法与神学培训，将两方面知识融会贯通于一身。他在巴黎接受神学教育时接触的圈子非常注重从圣经当中吸取指导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实际经验，因此他也很注重运用中央集权的教皇权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成为教皇之后他花费了大量精力与试图削弱教皇权力或者操纵教众虔诚情绪另作他用的世俗统治者过招。正是英诺森三世召集一干法国贵族以及法国国王来攻击洁净派教徒，虽然到头来他亲手释放的良莠不分的暴力行径的确令他脸色发白。在英诺森三世看来，自己在人间世界的角色绝不仅仅局限于增强自身权力，权力必须有的放矢。很少有基督教领袖能够如此深刻地改造世界。

虽然英诺森三世本人并不是修士，但是却一直遵守着最高标准修道生活准则，在他看来这些准则都是西多会创立的。他十分专注于改革本笃修道制度。不过他也具有充分的想象力，看到了新兴运动为宗教生活带来了不同且有价值的因素。所以他很乐意和气地倾听那些向各种福音团体示好的主教们有什么说法，许多此类主教以前都饱受怀疑。*13* 他认为行乞修士为他新近整顿过的教会提供了一件趁手的工具，因为这些人既能担任传道士又能听取忏悔。1215年他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与会主教人数在西方教会历史上前所未有，尽管考虑到他对于自身权威的看法，这些主教的唯一任务就是讨论教皇本人与教廷预先设定的会议章程。*14*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体现了格里高利的目标：在教众当中推行得到监管的神圣活动，并确保信仰与宗教活动的一致性。因此会议下令每一位天主教基督徒在童年结束后至少每年要在弥撒仪式上领受一次圣餐（在实际操作当中通常只提供面包而没有葡萄酒），领受圣餐的准备工作则是告解。会议规定，人们只能向自己的牧师告解，且忏悔者与牧师双方必须对告解内容绝对保密。这两条要求就其内容而言并不新鲜，新鲜之处在于要求的普遍性。这两条命令要求所有人在专家协助下审视自身生活，这样的尝试的确非同一般。牧师们现在不仅要照顾自己的教众，还要理所当然地为他们提供指导：教牧与布道指导手册随即大量流传开来。

这些指导的关键内容在于信众们应该理解他们在领受圣餐时究竟在做什么。会议因此为弥撒当中的奇迹推荐了一套哲学解释：这套哲学断言基督的“肉和血真实地隐藏在祭台上的饼和酒的形像中。那饼因着上帝的能力，化质为耶稣的肉；酒化质为耶稣的血。”*15*这就是一般被称为“圣餐变体”或者“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理论，尽管会议本身仅仅提出了这一主张而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分析，这意味着直到日后反宗教改革为止，圣餐信仰的可操作空间都很宽裕。化质说很容易与“圣体实在”（Real Presence）相混淆，这种常见理念认为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等同于基督的身体和血。而化质说则仅仅是对于这一奇迹的诸多解释之一。

这次会议推荐的解释完全套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述。他对于“实体”（substance）与“属性”（accidents）的抽象思考在圣经文本记载的闪族思维模式当中找不到对应参照，最好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比方说有一只羊，羊的实体就是现实存在，就是对于羊的普遍品质的参与，具体表现就是在山丘上奔跑嬉戏，吃青草，咩咩叫。而羊的属性则是任意一头羊的专有特质：重量，羊毛卷曲程度，咩咩叫声的抑扬顿挫。当羊死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在山丘上奔跑嬉戏了，不会再吃青草咩咩叫了，羊的实体或者说“羊性”瞬间就殒灭了。只剩下了属性仍然存在——羊的尸体包括了重量，羊毛以及羊的声带——而这些属性也将逐渐朽坏。这些属性对于之前的羊性没有意义，而羊性已经随着死亡终结羊的实体而消逝了。这头羊已不再是羊了。面包和酒化质成为圣体圣血也是同样的道理。化质终结了面包与酒的实体，但在神意所用之下，圣体圣血的实体已经取代了面包性与酒性。面包与酒的属性依然存在，但也仅仅是属性而已。

英诺森的会议之所以制定如此重大的法则，不仅仅单纯要行使神职人员的权力，向普通教众下达武断的命令，还为了响应并试图驾驭一股早已在普通信众当中扎根下来的圣餐信仰潮流。在十二世纪（最初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然不可考）的弥撒仪式当中兴起了一套新兴礼拜习俗。教士们在祝圣时会高高举起面包和酒杯，同时念诵一句与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言论相呼应的拉丁文，“Hoc est enim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这种“举扬圣体”（elevation of the host）的仪式为心存渴望的天主教信众提供了一个注视基督身体的关注焦点：这个动作就是西方拉丁语弥撒的戏剧性高潮

从化质说问世开始，西方教会的信仰题材库又开发了一个新主题。化质说对于守贞的修道妇女而言可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在圣餐礼上与救主发生身体接触了。于是有一位奉行奥古斯丁规程的修女激发了一场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席卷西欧的运动。1208年，列日附近科尔尼隆山上的茱利安纳修女经历了一场异象，异象当中基督敦促她张罗一桌盛宴，盛宴的唯一菜品就是基督的身体和鲜血，或者说用于普世基督教庆祝仪式上的祝圣圣体。经过多明我会大力游说之后，乌尔班四世教皇于1264年颁布敕令，向茱利安纳追授了非凡的荣誉，使得她的盛宴在整个教会当中扎下了根基。教皇以前从未用这种形式使用敕令，日后的教皇和主教们在跟进这项创新时也不免犹豫。

新的宴会举办日期落在了星期四，因为这是最后的晚餐发生的日期。但是具体选择哪个星期四也还很有讲究。这个星期四既要躲开复活节前圣周（Holy Week）的肃穆情绪，又要让过复活节本身的喜庆气氛，不能让这两者盖过去。满足上述限制且距离最后的晚餐最近的周四就是复活节季（Eastertide）之后的第一个周四，春末的欢快时光。乌尔班教皇在敕令当中将这个节日称为Corpus Christi，“基督圣体”。在这场庆典当中，面包/圣体的地位似乎比葡萄酒/圣血的地位更高。这或许是因为西方教会在教众接受圣餐礼时一直仅限他们吃面包而不许他们喝酒，但也因为举扬圣体仪式与“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基督圣体节经历了缓慢且跌跌撞撞的开始阶段之后，在十四世纪成为了教会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激励了许多行会从此致力于对其进行促进和维护。这个节日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二美合一绝妙理由，一边是教会的大规模法事，另一边则是公众游行，游行时一般而言总会风和日丽。人们可以借助这个节日抒发对于社区生活的自豪感，此外自然也可以一心取乐。城市，城镇，村庄，各种定居点都可以将教会的核心礼拜庆典扩散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市场以及每一片农田。可以说这个节日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教会如何将基督之爱传播到了西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6*

天主教信仰在西方拉丁语社会当中的普遍性还有另一面。为了确保信众信仰的一致性，拉特兰会议还为宗教裁判所制定了一套审判异端的流程。现代西方人对于裁判官的心理恐怕很难感同身受。但我们必须明白，对于裁判官来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教牧工作的一个方面。毕竟绝大部分裁判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多明我会会士，而教牧工作正是多明我会会士的中心任务。裁判官的世界观可以与俄国革命初期的秘密警察契卡相比，他们存在的目的不仅是镇压，还要改造社会——理想主义者和虐待狂往往只差一线。宗教裁判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强行施加赎罪苦行，就像听取告解的牧师对待忏悔者的方法一样，虽然宗教裁判后来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监狱，本质上就是强制性的宗教圈禁。如果我们先放下宗教裁判所，转而考虑一下火刑架，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期间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火烧活人暴行并没有持续进行下去。在1249年至1257年期间，宗教裁判所做出了306次有记载的强制苦行裁决，其中只有21个人被送上了火刑架。当时的世俗法院与宗教裁判所相比更可能作出死刑判决。*17*

英诺森教皇很重视对于异端与可能有益于教会的宗教组织的区分，而且他的关注范围不仅局限于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追随者。他还仔细考虑了此前遭受谴责的其他传福音群体，如瓦勒度派或类似的意大利组织卑微者派（Humiliati），他认为这些组织的起源与行乞修士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这些人的信仰与官方教条相容，他就会认可他们并提供一组规则来为他们创建一个便于管理的身份——比方说妥协之后的瓦勒度派就被重新命名为“穷天主教徒”。事实上对于许多瓦勒度派信徒来说这项决策为时已晚：他们距离主流教会已经太远了，根本不希望被同化。他们遭受了几百年的迫害，只能秘密地存在下去，最后才从十六世纪的新教徒那里获得了新的同情与支持（代价也相当不菲，他们的历史与未来都遭到了重塑）。*18* 在此前一个世纪，一群女性组织了足以与与瓦勒度派以及卑微者派相媲美的修道团体，她们以个人身份投入了终生守贞与祈祷的生活，但是却并不加入修女院。在欧洲北部她们被称为贝干诺派（beguines），这个词的词源已经不可考证了。她们这种不正规的地位毫无意外地引发了当局的担心，同时她们也日渐集中起来，组成了贝居安会院 （Beguinage）。这样做既是为了获取尊敬，也是为了与拥有集体生活建筑的修道团体平起平坐——虽然她们的地位始终不稳。

其他修道团体也通过成立类似于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的教团取得了正式组织的地位。这其中最令人惊讶的范例就是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或者说白衣修士会。*19* 加尔默罗会的起源是耶路撒冷拉丁王国附近迦密山上的非正式隐修士团体，这些人很可能是1187年穆斯林首次夺回耶路撒冷之后上山避难的难民。后来整个王国土崩瓦解，致使他们无法在当地立足，于是他们向西穿越地中海回到了欧洲。到达欧洲后他们必须向戒心十足的官方教会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们就以极其巧妙的方法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富有异域风情的出身。他们声称自己的团体起源于先知以利亚时期，这位古人与迦密山也是大有渊源。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了唯一一个将自身历史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教团，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源自拉丁语文化东方定居点的教团。即便在当时，加尔默罗会也难免被人耻笑，多明我会尤其对其很不客气。虽然多明我会的领导人的确在1247年参与制定了新教团的规章，从而将加尔默罗会转化成了另一个行乞修士团体，但是多明我会与自己的小兄弟之间还是发生了好几起地盘之争。有一件事尤其令多明我会感到不满：加尔默罗会以全新的创意宣布他们当中有人看到了圣母显灵的异象，异象的具体内容与之前多明我会某会士看到的异象非常相似。在这个异象当中，圣母向白衣修士赋予了与黑衣修士相同的权力，对于白衣修士服饰当中披在肩头的肩衣（scapular）进行了赐福。现在普通信众也可以穿着肩衣并获得随之而来的各种属灵特权。多明我会修士随即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两个异象的雷同之处。*20*

尽管存在这样的怀疑，还是有许多影响力很大的人物选择了相信加尔默罗会的说辞，确保了该教团得以在托钵修士圈子里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派系存续下去。他们一直顽固坚持自己与以利亚的联系，这一做法也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因为他们保存着在迦密山上冥想的集体回忆，他们向西方引入了对于野外自然界的热爱。当年西多会曾经率先养成过这种审美观念，但此时早已遗失了。早在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之前，加尔默罗会就充分意识到了野外自然的审美价值。1270年加尔默罗会总院长尼古拉斯.盖利克斯（Nicholas Gallicus）首次为自己的修会进行辩护时满心喜乐地写道：

“我想告诉你孤独生活的乐趣。风霜雨雪的美丽，群星璀璨的天空，完美和谐而有序的行星，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去思索无限的奇迹……我们的生灵姐妹们在孤独中奋力争先，用她们的抚摩充溢着我们的眼耳感官。他们的无言之美地在沉默中呼喊，邀请我们去赞美奇妙的造物主。”

为了享受这种超凡的乐趣，加尔默罗会后来专门请求他们的赞助人为他们提供大片荒地，不是为了开垦放牧，而是用于培养心性：可以说这就是最早的野生花园或神圣主题公园。*21*

其他创建教团的努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意大利的使徒教团（Order of Apostles），该教团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由由盖拉尔多.塞加雷利创建，就像方济各会一样也以促进使徒式的贫穷生活为初衷。但在1300 年塞加雷利被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当做异端送上了火刑架。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恶毒的偏见，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塞加雷利与方济各非常相似。塞加雷利一开始也获得了多位意大利主教的支持，与其他异端也没有什么联系。问题在于他动手太晚了，修士教团创立的时代已经临近了尾声。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看来，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竞争者。1274年的里昂会议决定，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之后成立的各种宗教生活和行乞修士教团都要遭到镇压。虽然许多方济各会会士也会在彼此之间愤怒地讨论这次会议收紧宗教活动范围的决定是否正当，但是使徒教团的成员们却干脆采取了积极对抗的立场。1290年使徒教团成员遭到了罗马教皇的集体性谴责。之后不久教会就开始用火刑对付他们了。

塞加雷利和他的教团并不是唯一的倒霉鬼。尽管方济各本人与多位红衣主教交情不错，甚至还与一位教皇成了朋友，但是他的追随者当中依旧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处于十三世纪宗教生活的地下世界，而不是官方体系的一部分。他一手发起的运动后来也陷入了分裂。有些人希望重组教团，使之更接近多明我会；也有一些“属灵派”（Spirituals）希望能拒绝一切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脱离有序社会。他们的论据是耶稣与使徒没有私人财产——扎根于福音书当中的这条真理令很多人深感头痛，使徒保罗是第一位将这一点当成问题来对待的人。属灵派承接了上个世纪意大利南部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教诲。此人笃信神秘思想，认为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主宰。他还认为圣灵主宰的第三个时代将在1260年开始，届时全世界都将投身于修道生活。*23* 约阿希姆的预言令许多人异常兴奋：在他去世五十年后的1254年，眼看1260年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有一位超级热情的方济各会会士在巴黎宣布，约阿希姆的作品已经取代了旧约和新约，成为了启示录当中预见的“永远的福音”（14.6）。毕竟1260年也是自我鞭笞运动最早在欧洲出现的年份。约阿希姆的思想直到现当代依旧吸引着流派众多的基督徒与前基督徒，包括W.B.叶芝与D.H.劳伦斯。只要听一下那首味如嚼蜡的摇滚歌曲《水瓶宫时代》，就能感受到那位十二世纪西多会修道院院长心中的愿景，这首歌曲可谓是新时代降临理念的最后回声。

更加宽泛的属灵派越来越深地与教皇、法国国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战斗搅和在了一起。最终意志坚强且行事手段并不总能令人钦佩的约翰二十二世被迫在1318将属灵派谴责为异端。四名属灵派成员因为坚称基督终身赤贫而在马赛身受火刑而死。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对于教士阶层的财富以及权力很有影响。有一位最为极端的属灵派团体的领导人宣称自己效忠于殉教的盖拉尔多.塞加雷利，甚至不惜通过暴力运动来对抗教会。他们的抵抗运动在官方史官的笔下遭到了添油加醋的记述并且招致了野蛮的镇压。逃脱了毁灭厄运的方济各会士们继续为了如何阐释教团创始人对于贫困的消息而争吵不休。这一点成为了方济各会集体生活的特色，即使是那些从方济各会分离出去的教团对于这一点也依旧各有话说。甚至关于方济各的画像也会引发争议。特别强调贫穷简朴的教团会要求画师将方济各描绘得特别憔悴枯槁且衣衫褴褛。方济各会士的演讲仍然能对群众造成极其不可预知的结果。1514年至1515年之间，一批标新立异的方济各会士的布道在匈牙利掀起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愤怒的暴徒并没有攻打穆斯林，而是转向了贵族和士绅阶层，因为他们在对抗穆斯林的战争中领导无方。在这场匈牙利最严重的社会动乱当中，对抗双方都不惜将自己的对头活活插死。这一幕与方济各当初的温柔信息的确有些距离。*26*

尽管多明我会最终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派系，但是整体而言这个教团的确最大程度地驾驭了十三世纪欧洲的宗教能量。就像多明我会一样，方济各会也与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两家教团都惯于将自己的修道院修在人口密集之处；因此如果要判断某个中世纪中期定居点的重要性与富裕程度，只要看看附近有没有行乞修士就行了。与大多数修道教团不同，行乞修士欢迎普通教众前往他们的所在地，进行属灵咨询与讨论。他们通常会将餐厅修建在靠近街道的位置，过路人很容易就可以走进来与他们交谈。他们的教堂建筑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制式。教堂本堂（nave）是除去一切障碍物的布道大厅，通常就是一间单独的宽敞大屋，可以容纳大量人群听取布道。民众对于托钵修士布道的热情很高，这意味着这种“厅堂教堂”风格蔓延到了行乞修士群体之外，在欧洲遍地开花。这种教堂只有一座本堂，或者配备多个等高耳堂（aisle）的本堂。区分各部分的拱廊则由细长安全的柱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