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阿奎那创作这段赞美耶稣基督的弥撒颂词时，大多数拉丁语欧洲居民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恶化。将人体比作面包与酒、食物与饮料的象征主义此时产生了苦涩的反响。从1200年起将近两个世纪左右，北半球的气候总体而言越来越冷。欧洲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粮食分配很不平等：有权有势之辈自然温饱无虞，平头百姓则只能忍饥挨饿。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增长的欧洲人口对于有限的农业资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此时的新局面也使得他们身陷苦难。试图将这样的焦虑背景与宗教信仰进行联系难免有风险，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必须纳入考量。但在十三世纪，一种具有显著西方特色的信仰模式开始大行其道。这种信仰模式专注于上帝积极干预受造物的人性侧面，并且更加人性化地展现了关于基督和圣母的人身事实。的确，早在上个世纪这种对于上帝的个人化探求已经显露了端倪。 十一世纪的伟大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不仅以逻辑和辩证形式热情地思考过上帝之美，还写下过另外的言词：“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慈悲，我的救恩……我的愿望多么贫瘠，你的爱又是多么甜蜜。”事实上，在他死后几十年以内，人们开始首次运用“meditatio”这个拉丁语词汇来描述此类文本。早在安瑟伦生前，他的冥想录早已经广为流传，而且这些作品在他死后一个世纪还激发了大量仿作（大部分仿作都将他的姓名安在了新文本上）。*30*

然而在1200年之后，人们开始在这种寻求上帝的模式当中以更大的力度来关注涉及基督生平与死亡的具体细节。新的主题就此出现：以阿奎那为集大成之体现的多明我会针对基督的受难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阿奎那构建了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心服口服），认为基督承受十字架钉刑时遭受的肉体痛苦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人所遭受过的任何痛苦都更加强烈。这个特殊的神学发展可能有很多动机。正如玛利亚崇拜在十二世纪的发展那样，面对阿尔比派的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可能也会注意到洁净派将物质实体与神性向隔离的作法。即使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另一种可能也还是不容忽视：多明我会试图在神学方面打压竞争对手方济各会。在多明我会看来，方济各会倾向于过度强调方济各与受难基督的相似性，以至于方济各自己的身体上都再现了基督的圣痕。因此很有必要强调一下，就算方济各本人也无法与救主相比。*31* 然而这样的考虑也只不过是更普遍现象当中的一点涟漪。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对于自己的肉身存亡越发担忧，这些为基督教崇拜和思考创造了新观点的不同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人听到：；例如科尔尼隆山上的茱利安纳修女就曾经一马当先地在圣餐礼当中推行了远比从前更加物质化基督圣体崇拜。而且除了多明我会修士之外，还有以方济各为榜样的历代方济会布道人与神学家。

方济各对于上帝的寻求有着新的视角。安瑟伦、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亚略巴古的丢尼修都像柏拉图一样将上帝视作“不动的原动者”。但方济各并不将上帝视作自有自足的神圣存在，而是一个人，他的主人。方济各反复将上帝称作“主上帝”（Dominus Deus）。主与他的选民签订了协议——即立约，就像当年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立约一样。上帝会采取积极行动，而不是自在无为。*32* 上帝最重大的行动就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成为基督耶稣，一个真正的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将基督当作上帝来热爱与崇拜，方济各号召他们看到基督平凡与人性的一面，从而使得人们能更好地热爱并崇拜作为上帝的基督。正是方济各制作了第一个圣诞马槽并为其搭配了只有在次经当中才提到的牛和驴，将其作为教堂里的崇敬对象。

一部十四世纪早期方济各会士的作品应和了方济各本人的个人观点，这部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得到了大力效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这部作品归功于方济各的门徒，意大利神学家文德。但是今天人们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实际完成时间比文德晚两代人，作者是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德.考利巴斯（John de Caulibus）（因此这部作品的作者经常被称为“伪文德”）。他撰写这部《基督生平沉思录》（Meditation on the Life of Christ）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方济各会的女性支会贫穷顾蕾娜教团当中的一名修女思考基督的尘世生活。这部作品的形式是一系列目击者报告，当中穿插着评论和劝诫。这一切内容全都富有想象力地超越了福音书的叙述范围，借以激励读者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效仿基督。福音书的叙述并没有打算包括关于耶稣的一切，这个事实令德.考利巴斯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填补福音书的空白。举例来说，以下就是他对于救主诞生的扩充版描写：

“水落石出之时终于在周日午夜来临了。圣母站了起来，走到一根柱子跟前坐下。但约瑟一直坐着，满脸郁闷，因为他没能提供更舒适的分娩条件。他站起身来从马槽里捡了些干草洒在圣母。然后他就转过身去。于是神子就这样完好无损地离开了圣母的子宫。刚才他还在子宫之内，接着他就离开子宫落在了母亲脚边的稻草堆上。他的母亲立刻俯下身去抱住了他，温柔地拥他入怀。她把他放在她的大腿上，并依据圣灵的指示用水为他进行洗礼，与此同时天堂令她的胸部充满了奶水。然后，她把他用面纱包裹起来，并把他放在了马槽里。”*33*

这部默想作品有着很强的画面感，（文本手稿也经常布满插图），因此它对于新近兴起的个人化近距离宗教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刺激。这种风格试图借助绘画或雕塑表达视觉化的现实——这种做法与西方传统大异其趣，与东正教艺术的程式化传统更是相差甚远。

方济各会的灵修风格——方济各的圣诞马槽所主张的对于日常生活的颂扬——为西方传统当中第一批以个人身份留名青史的艺术家之一提供了灵感，此人将他的个人愿景投射进了自己的艺术成就当中，他就是人称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乔托在十三世纪最后几年承揽的平生第一批委托工作之一就是监督并领导亚西西大教堂内部敬献给圣方济各及其圣祠的系列壁画。稍晚些时候，乔托又在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绘制了即将被德.考利巴斯付诸文字的耶稣诞生场景。与德.考利巴斯一样，他的视野同样投射到了圣经原文以外：这套画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但画作本身绝非对于日常场景的单纯抓拍。乔托的耶稣诞生为我们的默想提供了一位隐身外部观察者与信徒——例如某位阅读经文的贫穷顾蕾娜教团修女——眼中的场景。他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注视儿子的热切眼神，但她的儿子注视她的目光同样热切，根本不像刚出生的婴儿。牛与驴使劲将头探向马槽，牛的目光也牢牢盯着圣母。这幅画面详细展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的人际关系，只不过圣母与圣子头上的光环以及我们对于圣经故事的了解将我们拉出了自身经验之外并推向完全由爱形成的关系，而这层关系正是基督教救赎故事的核心。*34*

我们只要读一下德.考利巴斯关于基督生平的默想，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些作品的叙述特别关注基督尘世生活的两极，即出生与受难。他之所以做出这组选择只是为了呼应同时代方济各会的讲道内容。基督的降生与受难拔高了玛利亚的位置，因为基督通过她才降生人世，而基督最终受难时她也心如刀绞。这种玛利亚崇拜也是十二世纪流行灵修主题的新发展——但这里又添加了新的元素：自十三世纪后期开始，玛利亚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位仁慈却又疏离的君主，世界各地皇太后与女王们的榜样，而是成了一位心碎欲死的母亲。事实上从十四世纪初期开始，欧洲各地就开始普遍描绘“悲悯圣母”（Our Lady of Pity）的形象或圣母怜子图（Pieta），画面上的圣母双臂怀抱着刚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儿子的遗体。*35* 基督的艺术形象也首度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气派的国王或者安详的好牧人，而是成了“忧伤之子”（Man of Sorrows），钉十字架的伤口暴露在外，他的面部也痛苦扭曲。强调痛苦的风格经历了宗教改革，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新教兴起时期，这种风格的关注重点是基督之死以及他通过受难为人类赎罪的事迹。

对于基督受难的不断展示也造成了不幸的副作用。纠结于基督受难的信徒们难免会将目光投向那些圣经叙事当中的罪魁祸首群体：犹太人。方济各会很快就明确指出了这条联系。这种做法使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沉重起来。希波的奥古斯丁曾宣称，上帝之所以允许犹太人历尽劫难而始终不灭绝就是为了警示基督徒。因此他们应该获准基督教世界维持自己的群体生活，虽然不能像基督徒那样享有完整的公民权：直到上帝打算终结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让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因此犹太人一直都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获得容忍的非基督教群体，但他们的地位总是非常脆弱，被排除在权力或主流财富创造活动之外。这种限制的结果之一就是驱使大量犹太人转向了放债生息（高利贷）的活动。由于对于希伯来圣经不甚透彻的了解，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当的确为犹太人带来了财富，但肯定不能让他们更受欢迎。*36*

的确，方济会并未一手创造出犹太人与受难的联系，也没有率先对其进行炒作。在方济会之前至少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关于圣周的礼拜词就一直在渲染强调受难星期五当天的戏剧性情节，许多人也从礼拜仪式的情感体验当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37* 然而悲剧依然是悲剧：爱之使徒的继承人方济各正是在中世纪西欧日益增长的仇恨犹太人情绪的主要支柱之一。在这种氛围下，英格兰率先在1289年发动了西欧第一次大规模排犹活动，在1289年，帮助爱德华一世国王的议会拒绝替他偿付战争债务，除非他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国境之外。其他统治者随后纷纷效仿。这种反犹恶意伴随着人类事务所特有的繁芜风格，奥古斯丁也曾经对其进行过不冷不热的鼓励。好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坦诚相待总算还能制衡这种恶意。但骚扰或迫害犹太人的冲动的确成为了西方基督教的持续性特征，直到二十世纪的一系列惨祸之后，西方基督教才开始直面这个问题。*38*犹太人并不是唯一沦为替罪羊的群体：正如前文所见，在时世艰难之际，麻风病人与同性恋也可以充当阴谋反对基督教社会的反派。

除了犹太人以外，另一组新兴的阴谋家也在十四世纪初登台亮相了，也就是撒旦与他在人间的女巫爪牙。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一直因为诸如方济会属灵派之类的各种教会敌人以及捣乱分子而焦虑不已。他总结归纳了此前五十年里大量关于魔法和巫术的学术争论。1320年，他指派了一个神学专家团队来考虑是否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将恶意召鬼视为异端。此前的神学家们对于这个富有争议的主张一般都表示反对，他们更倾向于将魔法、咒语以及与魔鬼的会面当作魔鬼的障眼法，无非是唬人的伎俩。在教皇指派专家团之后又过了六七年，他发布了一份名为《高塔谕令》（Super illius specula）的教令，宣布任何魔法行为或接触魔鬼的行为究其本质而言都属于异端，因此应当由宗教裁判所来处理。这个理念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大行于世。眼下教会的纠察机构还没有针对女巫全力开动，但一个多世纪以后，在一帮偏执难耐的新兴公关人士的协助下，西方教会和它的新教接班人将会发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女巫迫害活动。*39*

现在我们不妨换换口味，再看看中世纪西方灵修的另一个极为不同的侧面：个人神秘主义的强化。这个现象在宗教性隐居妇女群体当中尤其明显。就像更加个性化的基督教故事解读在西方基督徒群体当中的兴起一样，这个现象也是有先例的。最有名的十二世纪的女性神秘学家就是鲁伯斯堡修女院院长宾根的希德格。就像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一样，她也记录了自己见到的异象并预言了世界的终结，不过在时间上要比约阿希姆早一代人。她的著作涵盖了多个不同领域，这种做法即便对于当时的男性学者而言也很不同寻常，更不用说修女院院长了：这其中包括宇宙学，医学，音乐创作，此外还有神学。希德格的发言与写作正好赶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修道院里的女性就像男性一样可以轻松获取学术资料。在她生平期间，最早一批大学正在形成，这些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将会聚拢西方拉丁语文化当中绝大多数的智力活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女性会如此受到这种独立于正式智识培训的灵修模式。这种模式依靠心灵与想象力来探寻上帝的隐藏性，并不受经院主义教条化命题或对抗式辩论的约束。这种神秘主义逆转了西方灵修传统的优先侧重点，转而向东方传统靠拢。西方传统重视对上帝的积极知识以及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的积极主张，而东方传统则更重视沉默与他者性。这项传统产生的最著名著作之一是一套创作于十四世纪的匿名默想文本，名为《不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作者可能是一位英格兰的乡村牧师。这部作品比阿奎那更进一步，引用了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的言论。这位神秘且不乏颠覆性的东方灵修祖师曾经这样说过：“最神圣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未知而得知的。”*40*

神秘主义的其他层面将神秘主义者从教会的集中化冲动当中解放了出来。绝大多数传达神秘主义体验的著作使用得都是欧洲各地的方言，而不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语言的拉丁语——例如《不知之云》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因此这些文本专门指向了那些不懂拉丁语或者拉丁语水平不高的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们触及了东正教十分熟悉，但从未得到过西方教会同等官方支持的灵修主题。神秘主义者在男性教会等级体系之外与上帝会面，而且这些人尤其喜欢借助比喻或想象与上帝发生身体接触。这一时期神秘主义著作的特点是强调人类的脆弱特性。这些主题不仅仅吸引女性。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神秘主义著作之一出自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拉丁语文本。此人是某位文盲贝干诺派修女阿格尼丝.布兰比肯（Agnes Blannbekin）（卒于1315年）的灵修顾问兼书记员。不妨将这部文本视为两人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属灵股份制合作。这位行乞修士在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记录了二百多条阿格尼丝见到的异象，其中大量使用穿脱衣服的比喻来形容人与上帝的接触。（在她的天堂里遍布着赤身裸体翩翩起舞的修女和修士）。这部手稿在十八世纪首次付印就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文中可供吐槽之处略多了一些。例如她对于割礼宴情有独钟，以至于在想象当中吞咽了基督的包皮。阿格尼丝的异象充满了转换成符号的日常观念。在一条异象当中，基督在她面前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变身，从主教变成了厨师，接着又变成了药剂师和杂货店主。*41*

在这个官方基督教与方济会属灵派相互冲撞的时代，此类神秘主义毫不奇怪地吸引了许多来自宗教裁判官的敌视关注。神秘主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由个人自由选择滋生而来，而个人自由选择对于教会而言根本无关紧要。当时最知名的贝干诺派神秘主义者是玛格丽特.波蕾特，她将自己神秘主义体验写成了一本法语著作，《纯洁灵魂之镜》（The Mirror of Simple Souls），结果她被打成了自由灵异端，于1310年她在法国身受火刑而死。烈火焚身与万古流芳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德国多明我会的埃克哈特大师在旅居法国期间是波蕾特的熟人。他也同样被指控为异端，在宗教裁判所针对他的审讯还未结束时就死去了。但因为他的作品最终逃脱了彻底谴责的厄运，因此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埃克哈特以德语写作，文风活力十足且层次繁多。他引入了如下理念：人们可以与“这或那”的具体事物拉开距离并实现“安宁”（Gelassenheit），人的；魂可以在一切真实事物的“根基”（Grunt）之上与上帝相会，并且与神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彻底投入“无名上帝的无底深渊”。“生命不可能达到完美，直到返回发源之地为止。在那里，生命就是‘太一’（one being）。在生命死亡时，灵魂就在根基之上接受了太一，而我们也可以享有与太一同在的生命。”人们尽管可以说（埃克哈特也的确这么说过）“上帝通过灵魂的最高部分生出了唯一的圣子。”*42*

在可接受程度的天平上与波蕾特遥遥相对的另一位妇女是瑞典的布里姬，这位十四世纪的瑞典贵妇创立了一个专门接受妇女和助理牧师的修道教团，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教团的许多具体细节都来自她见到过的一个异象，在异象中基督很体贴地用瑞典语与她交谈。许多北欧各地与布里姬同属上层社会的贵族与君主都十分钟爱她的教团，他们对于教团的慷慨捐款体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虔诚程度。但有一点仍然值得注意：尽管女性灵修活动如此繁盛，但是自从1300年以来两百年间被册封为圣徒的妇女可谓寥寥无几。其中一位就是布里姬，另一位则是她的同代人锡耶纳的凯瑟琳。这两个人的册封都极具争议——实际上布里姬的册封过程整整重复了三次才得到通过。

布里姬与凯瑟琳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破格提拔，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因为在她们去世几代人之后这么做符合基督代理人的利益。这两位女性的预言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她们坚称在十四世纪初从罗马搬到阿维尼翁的教皇注定要返回到圣彼得的城市。长期看来，这条预言的实现为她们在教皇面前加分不少。*43*回到罗马的教皇很有理由对于此等断言心存感激。在这个时期，教皇在教会当中的主张遭到了严峻挑战，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还将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各个派系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西方教会的故事也将进入新的领域。但是在探索这片领域之前，还有另一个需要讲述的故事。我们将返回东方，返回东正教教会。东正教教会从未经历过类似十二世纪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那样摇撼西方教会的运动。而且东正教教会也没有形成教皇国，而是在新环境当中以新形式保存并促进了当年罗马帝国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