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没过多久克吕尼的胜利就受到了挑战。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个世界充满了新近涌现的财富，而体制化的教会则是主要的受益者。自然，这一局面致使许多虔诚认真的基督徒心生抵触，并且转而着重强调简朴自制的意义。洁净派就是此类反应之一，但在十二世纪还有很多反应此等情绪的不同例子，不仅局限于修士团体当中。朝圣的人群与十字军东征的军队代表了一路全新的，更广泛的西方基督教属灵实践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大型修道院的贵族风气，庞大庄园和成群仆役作何感想呢？对于许多人来说，本笃修会已经无法完美映射上帝对于人世的意图了。本笃修会并没有消失——它们太强大了，组织也太严密了——但在它们身边出现了多种寻求其他修道路线方向的新兴教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教团很少局限于欧洲的特定地区。西方教会在格里高利改革期间经历了重大变革，而这些新兴教团则体现了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变革特质。

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明确回归了本笃会的根源。这个教团的名称源自他们位于勃艮第西多平原的发源地。一般而言，西多会面对土地捐赠时就像本笃会一样狮子大张口，但他们认为，他们的前辈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与这个罪恶的世界过从甚密，所以他们专门寻求远离人口中心的荒地。对于捐赠者来说，这一点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与长期耕作的农田相比，荒地肯定更便宜。但是西多会往往不惜摧毁现有的村庄来制造荒地。当然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难免经常感到心虚气短。十三世纪二十年代，某位西多会史官在记录他所属的修道院如何在亨利库夫（位于今天波兰西南部）落成时一口咬定，当地村民并未遭到修道士们的驱逐，而是自己离开的，因为当地爆发了一场凶残的仇杀，仇杀涉及的两名凶徒全都“死于彼此之手”。后来的西多会修士则更加无所顾忌地宣称亨利库夫的奠基人当时步入了一片典型的西多会风格荒野。*50* 如此侍奉基督的无情手段标志着西多会引入宗教生活的军事作风。他们展示了在十字军当中也能见到的攻击性。西多会最强大的早期代表是克莱尔沃的伯纳德，攻击性绝对是此人的主要特点之一，他那激动人心的布道对于1145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动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这批十字军开赴东方之前两年，一位前西多会修士以及贝尔纳的徒弟当选成为尤金三世教皇。到了本世纪末，整个欧洲共有530座西多修道院，以西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一结构。就像为其提供榜样的克吕尼教团一样，西多会也是一个国际化组织。但他们有意识拒绝了克吕尼教团的富丽排场，西多会位于欧洲各地的教堂全都遵循同一套简朴风格，没有复杂的装饰，特别是没有任何人物雕塑。不过他们在建筑风格方面依然不乏创新：他们的教堂属于第一批跟随达勒姆大教堂以及圣邓尼斯教堂的主要建筑，从罗马风格圆拱转向了载重能力更强的哥特式尖拱，，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哥特建筑的审美效果更依赖于纯粹的建筑造型而不是大量雕塑的堆砌。在西多会招惹了许多敌人，但他们在属灵层面上的严格自律为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特别是因为他们使得所有人都能享受修道生活的好处。西多会将日常工作交给庶务修士（lay brothers）来完成，这些人只需遵循一套简化版本的修道规则就行了，不必成为西多会的修士。换句话说他们再次向文盲开放了修道生活。

十三世纪末期西多会也陷入了衰退，公众对他们的尊敬大为下降，主要表现就是愿意成为庶务修士的志愿者大幅减少。西多会衰退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取得了成功。西多会以极大的经历与革新精神经营自己的产业，例如正是他们推动了英格兰养羊业的商业发展。他们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在技术层面大有可为，能够创造出日渐飞升的建筑物，从而充分体现西欧地区将教堂当做天堂映像的一贯目标，而西多会的标志性朴素风格也逐渐倒向了赤裸裸的建筑辉煌，并不比其他教堂建筑逊色多少。悲哀的是，在石头上的布道中幸存的宿舍，他们的寺庙之一，在英格兰西部克利夫有一座保存至今的西多会修道院寝室，这篇石头文章悲哀地表明了西多会的最终蜕变。这座巨大的十三世纪房间原本是一个所有修士共同使用的开放空间。但是到了十五世纪，寝室里安装了木制隔断，使得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至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墙壁上安装隔断用的凹槽。一度遭到西多会弃绝的世界就这样蹑手蹑脚地钻了回来，他们的修道院与他们当初大力批判的反面典型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然而，西多会还将反复试图寻找重返最初理想的新方法，特别是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冲击以及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后。

另一个十一世纪晚期的教团在追求简朴修道生活的道路上取得了永久的成功。就像西多会一样，卡尔特修会（Carthusians）的名字也来自他们的首创地大查尔特勒（在英语当中，卡尔特教团的修道院被称作charterhouse）。但是他们的灵感并非来自本笃会的传统，而是对于东方修道活动的重新发现，当年正是这些活动为西方修道院提供了最早的效仿榜样。历代教皇都对他们仰慕不已，并且赐予了他们一句溢美之词，说他们“从未改革，因为从不必改革”（nunquam reformata quia nunquam deformata）。每一个宗教团体都难逃松弛倦怠的诱惑，而卡尔特修会避免松弛倦怠的关键在于他们下定决心让每一位修士都尽可能保持独处，从而拉近他们与上帝的距离。卡尔特修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修道院的围墙内都有一座专属自己的棚屋与花园，仅仅在每天三次的集体祷告活动中才会与其他人见面。卡尔特修会向最早期修道生活形式的回归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教团，但他们一直广受尊重。

卡尔特修会的简朴作风有时就外部权威看来有些过分。十四世纪有一位教皇试图强迫西多会允许健康状况欠佳的修士吃肉，以及在其他方面缓和一下他们的独处生活方式，但卡尔特修会提出了强力抗议，使得教皇不得不同意他们保持自己的行为标准。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好笑的传说，但无非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的编造者可能正是一位颇有些幽默感的卡尔特修士。根据传说里的记述，教皇实际上是被抗议请愿团成员蛮不讲理的健康状况吓住了，因为请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有八十八岁，最年长的成员则九十有五。*51*近年来针对伦敦卡特尔修道院垃圾坑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卡尔特修士的养生之道；修士们的无肉食谱以中世纪标准而言极为多样化，包括鱼，蔬菜和品种丰富的水果——葡萄，无花果，李子，黑刺李，桑椹，草莓，核桃——以及任何修士们在各自的花园里种植的作物。此外，修道院的排水系统也堪称一流。 *52*

不过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多样化修道生活还有另外一个产物，即奥古斯丁运动。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这场修道运动的理论依据并非来自本笃，而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当年为了在他控制之下的宗教群体而制定的（或者被后人算在他头上的）一系列主张与简单规则。*53* 奥古斯丁圣规的诱人之处在于比本笃圣规更为概括简要，从而可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集体生活。每个奥古斯丁修道集体的成员都是生活在圣规（Regulum）下的教士，这种集体生活的成员身份叫做律修会修士（Canons Regular），与非修道主教坐堂和学院的“世俗”教规相呼应。他们的教士职责驱使他们前往各种能为信众提供提供教牧关怀的场所，所以他们对于俗世的态度恰恰与西多会相反。他们专找新开发的城镇落脚，他们将自己的修道院坐落在城堡和豪门大宅旁边，往往直接接管集体生活阵脚大乱的现存大型教堂。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满足了公众对于圣者祈祷的普遍饥渴。他们的社区很少像本笃会或者西多会那样寻求规模或者财富，因此他们提供属灵服务时要价很低：一位家道小康的骑士赠送的一块地皮，一位商人的寡妇赠送的廉价住宅，一位穷人临终前捐赠的几个小钱，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当地教区以及医院里担任教士，为周边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为十二世纪寻求修道职业的男男女女们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多样化选择，人们总可以找到一款最能表达他或她个人信仰的修道集体，或者也可以仅仅在世俗世界的压力之外寻找一个意气相投的属灵友人。比方说，十二世纪末期的英格兰东部有两个城镇萨福克郡及诺福克郡。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两个城镇可谓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在这里坐落着大约80座修道院和修女院，代表8个不同的教团，其中包括本笃会。当地人口分布于1500个教区当中。在英格兰东部的任何地点向任何方向步行一两个小时必然会遇到一座宗教建筑。*54* 如此纷繁的多样性全都统一于同一个宗教冲动之下，但这种冲动在西多会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多会起初的坚定执着与艰苦朴素可能会使人联想到现当代的福音派活动，但是西多会主张当的一个方面却与今天的福音派水油不溶：所有的西多会修道院都敬献给了圣母玛利亚。在格里高利改革的时代，一股浪潮席卷了全欧洲，而西多会正是当时的弄潮儿。

自从聂斯托里派争议以来，西方神学家就在东方教会崇拜“神之承载者”（Theotokos）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他们翻译这个有争议的单词时，一般会直接采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拉丁短语，意思是“上帝之母”（西方人就这样再次激怒了希腊教会）。母亲是一个比承载者更加强有力的形象，此外这个词也很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妇科问题的关注——例如，四世纪的罗马就爆发过此类争端，当时热罗尼莫极力主张玛利亚终生守贞的观点。*55* 此类思想在十一世纪发展壮大，各种情况结合起来，促进并丰富了玛利亚崇拜。对于格里高利改革的参与者们来说，玛利亚是守贞的完美例子，奠定了他们的教士独身制度的新理想，而且这个主题对于修士也有着天然吸引力。再后来，随着洁净派教徒的威胁日益增长，玛利亚似乎也成为了反对洁净派二元论的有力担保人，她证明了上帝不仅仅能将圣灵神圣化，也能将受造的血肉之躯神圣化，因为玛利亚本人就是道成肉身的必需媒介。这个观点的确有问题，因为洁净派教徒也被卷入了日渐高涨的玛利亚崇拜，只是他们坚持认为玛利亚不是肉体凡胎的母亲——毕竟圣经里没有她的家谱。*56*

除了这个令人烦心的扎实论点之外，母性的主题还在继续刺激着西方教会玛利亚崇拜者的神经，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正是独身制度和婚姻管控。如果想让道成肉身的过程免遭罪孽的浸染，玛利亚的性行为必需远离罪孽。于是人们得出了两个结论，而这两个结论将会对于玛利亚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地位造成深远影响。首先，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英格兰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出于他们对玛利亚的热忱而专门进行了协商，之后就开始宣扬以下观点：玛利亚的受孕并不像一般人类那样与色欲有关，因此她的受孕是完美无暇的，不受罪孽的玷污，她的肉体也是一样。这种圣母无原罪说（Immaculate Conception）引起了激烈争议：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是玛利亚崇拜的主要拥护者之一，经常在自己的布道当中宣扬这一理念。但同时他也直截了当地声称，圣母无原罪说只是后人一时兴起的产物，与玛利亚毫无瓜葛。任何人的受孕，甚至包括玛利亚本人在内，都不可能脱离肉体快感。直到反宗教改革后期，圣母无原罪说还在继续令天主教神学不得安宁，甚至在新教徒的不敬态度面前保卫玛利亚的冲动都无法平息这方面的争执。*57*

然而，该学说很有用地与一个目前在东西双方大行其道的信念遥相呼应：玛丽的肉体不应像凡人那样死亡朽坏。这条信念同时也创造性地契合了基督教世界当中一项显而易见且意义重大的缺失：基督教世界当中不存在任何关于玛利亚的葬礼、陵墓或遗体的传统。下一阶段也就得到了顺理成章的发展。十二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莱茵兰有一位喜好神秘主义的修女名叫辛奴的依莉萨。她不止一次地在异象当中见到圣母以肉身形态被接进了天堂。依莉萨的一位教士兄弟满腔热情且文笔简练地记录下来了这番显灵景象。多亏了洁净派的国际联系，在短短几年内这份手稿就成了欧洲各地的畅销书。玛利亚肉身升天（Bodily Assumption）的学说至此完全成熟，将此前几百年流派众多且较为含混的观点汇总在了一起。*58* 由一个半文盲德国女性掀起的神学创新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点表明玛利亚崇拜绝非抽象的神学问题。公众对于上帝之母的急切爱戴才是玛利亚崇拜的燃料

玛利亚的遗体不存在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一点非常有用。因为这一点必然促进人们着力关注她那失踪的遗体的造像。那些手头没有任何重要遗物的教会——在北欧地区尤其常见——只要修建一座圣母像就能后来居上。如果运气特别好，上帝特别青睐，当地人热情特别高涨，或者营销手段特别刻苦，圣母像还会显现神迹并成为朝圣的焦点，使得这座教会彻底咸鱼翻身。这一点体现了朝圣崇拜的某种民主化特质，因为任何教区教堂以及大量修道院都可以安置这样的造像。有鉴于此，圣母的风头盖过一批地位较低的圣徒也就不奇怪了，即使他们的遗物就在眼前。自十一世纪以来，遍布欧洲的教堂纷纷与当地圣徒甚至国际圣徒拉开了距离，转而尊奉圣母。1287年，一位充满活力的埃克塞特主教彼得.坤诺（Peter Quinel）向他的大教区内的每一座教区教堂下令，除了陈列各自主保圣人的画像之外还要陈列圣母玛利亚的画像。*59* 在十三世纪末期，这种做法已经一点争议都没有了。他能够如此满怀信心地期待自己令出必行，证明格里高利七世的理念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座专为上帝荣光而良好运作的教会机器已经问世了。在坤诺主教发布命令的时代，格里高利教皇的工作已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功，并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战胜强大的新兴挑战。下文中我们就要将这些挑战好好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