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公教会当中有两位主教依旧在使用一个古老的拉丁语头衔，这个词原本是孩童对于父亲的小儿语昵称，“papa”，用英语来说就是“Pope”，也就是教皇。这两位主教当中有一位是亚历山德拉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据称是福音书作者马可的继承人，而且绝对是西里尔、狄奥科鲁以及惨遭杀害的普劳德骝的继承人。另一位则是罗马主教，据称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可信程度仅仅略高一点点），此人也是世界上最大单一基督教群体的领袖。“Catholic”一词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不同理解，其中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天主教”，即对于罗马教皇所主持的教会的代称。该教会使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就等于声称自己拥有客观存在的且凌驾于其他所有基督教团体之上的权威。至今为止教皇都完全没有否认过这一主张。*1* 对于“天主教”更为中性化的描述应当是“尊奉拉丁语礼拜式的西方教会”。这个标签的确有些拗口，之所以要这么说是为了表明其他各种教会的平等历史地位，例如东欧与中东的东正教教会（下文中还要详谈）以及亚洲非洲等地的众多教会，这些教会自五世纪开始就决定无视或否认卡尔西顿会议对于耶稣基督本质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看看十四世纪之前的拉丁语基督教究竟是如何在西欧地区繁荣发展起来的，此时一直稳步积累的教皇权威出现了摇摇欲坠的迹象。接下来则是十六世纪的一场危机，期间大部分继承了拉丁语遗产的西方基督教都摆脱了教皇的领导并自立门户，并因此被人贴上了“新教”的标签。尊奉罗马的幸存教会声称至今依旧维持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这位君主主张自己继承了彼得的罗马主教之职并担负着守卫彼得墓地的重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此主张的代价就是使得罗马城里另一位殉教使徒的事迹遭到了逐步边缘化。与彼得相比，人们可以更加肯定大数的保罗就死在罗马城里。这一变化其实是一场基督教重大变迁的组成部分。拉丁语基督教会曾经只是希腊语与闪族语言东方教会的穷亲戚，但是却大体上毫发无损地挺过了伊斯兰教的爆发，此后就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并最终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大信仰。人们不应该忘记这场变迁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

彼得的神授权力是罗马主教手中最好用的资源。自三世纪开始，他们就越发经常地主张自己有权对于更广大教会当中的教义问题进行仲裁。历届教皇当中唯有五世纪中期在位的大利奥教皇才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一位权威神学家，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就召开在他的教皇任期之内。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敢如此夸口。罗马城也从来都不是活跃的神学讨论与争议中心。这条规则只有一个显著例外，就是发生在二世纪后期的神格唯一论争端，当时罗马教会的主要语言还是希腊语，罗马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的联系也依然牢固。从二世纪后期到五世纪期间出现了特图里安与奥古斯丁这两位以拉丁语写作的杰出神学家，但是他们都不是意大利本地人，而是来自北非地区。教皇对于自己在普世教会当中的特殊地位的主张主要来自使徒之墓。自三世纪末以来，这一主张还得到了进一步历史事件的强化巩固。

戴克里先皇帝在三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罗马帝国的重组看似与罗马教皇无甚关系，再怎么说他也是教会最危险的敌人。但是这项举措却对罗马城造成了重大且永久性的影响。戴克里先将帝国政府的真正核心分散转移到了战略地理位置更有利的四个陪都，以便于皇帝应付麻烦丛生的帝国东部与北部边境。这四座城市分别是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的塞尔曼，梅蒂奥拉努就是今天的米兰，奥古斯塔.温德利科伦则是今天的特里尔。后世的皇帝们再也没有在罗马常住过。当教会成为皇帝的同盟与受惠者而非迫害对象之后，古都罗马的世俗权力真空就为罗马主教提供了扩展权力与势力的好机会。到了四世纪末期，各种有利条件的结合使得罗马主教获得了特别的地位，许多希腊语基督徒都前来请求罗马主教为各种不可调和的神学争议进行仲裁。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大利奥教皇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推出的《利奥大卷》。

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提升为官方宗教的举动或许促进了这一过程。罗马城有一个对于他来说很碍事的特色：这座城市里遍布着各种颂扬基督教敌人的纪念性建筑与神殿，对他多有掣肘。尽管罗马早已不再是他的都城，君士坦丁依然为教会在城里兴建了一整套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在很多重要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建筑模式奠定了基础，而在其他方面则特色鲜明不容错认。不管怎么说，罗马城之所以能够令西方基督徒如此心驰神往，这批建筑的堂皇气派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批建筑将会使得接下来无数世代的朝圣者们魂牵梦绕，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详细讨论一下。首先，君士坦丁继承了第二任妻子法乌斯塔的大片地产，这使得他可以在城里兴建一座敬献给救主本人的宏大教堂，这座建筑后来成为了罗马主教的总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很久之后又重新敬献给了拉特兰的圣约翰。后世的许多大教堂都在或奢或简的各种层面上遵循了这座开山之作的建筑规划与形制。但是在刚刚建成的时候，这座教堂在罗马城里并不特别突出，因为城里还坐落着许多其他古代建筑奇观，因此皇帝只得将其他重大基督教建筑项目安排在城墙以外。*2*

这些赠礼性建筑表明了此时的基督教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有一个事实可以很有力地体现这一点：就基督教建筑而言，这一批建筑很少受到后世效仿。比方说三世纪中期被人慢火炙烤而死并因此获得殉教者荣誉的圣劳伦斯执事，用来纪念他的宏伟建筑造型呈U字形，看上去好像截去一端的竞技场。这座建筑实际上就是上面加顶的大型公墓，专门容纳那些希望百年之后能够与这位广受欢迎的圣徒为邻作伴的死者。君士坦丁在罗马时修建的少数几座竞技场形制教堂在功能上也类似于旧罗马社会当中的竞技场，不仅用来举行宗教活动，还是大量基督徒集会见面的场所。当然，之所以选用竞技场形制或许也是为了刻意且得意地提醒人们回顾在基督教获得官方特许之前竞技场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折磨与屠杀基督徒的场所。君士坦丁政权并不惮于提醒罗马城记住众多过往的基督教殉道者，而且传说当中的殉道者数量将注定会大大扩张，远超过实际死亡人数。

有趣且意义重大的是，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关照过同为殉教者的圣保罗，充其量也只不过将他的乡间圣祠草草修葺了一番。但与此同时他却大力提携圣彼得，使其获得了远远超出“异邦人使徒”名头之外的地位。君士坦丁手笔极大地兴建了一座敬献给圣彼得的教堂，也是罗马城里最大的教堂。这座教堂一直存在到了十六世纪，而教堂的重建工作则产生了重大的后果。*4* 就像君士坦丁为圣劳伦斯修建的圣祠一样，皇帝送给彼得的大礼也不是传统造型的长方形教堂、会众集会教堂或总教堂，而是一座用来举办葬礼、白事宴席以及朝圣的巨大建筑，上述一切活动都在彼得的护佑之下。这座建筑的最终造型是一个T形十字，祭坛位于横竖相交之处半圆形的后殿当中。尽管东西方教会后来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十字架形制的教堂，但是在教会形成的初期这种形制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尽管人们经常认为圣彼得教堂的修建计划意在回顾君士坦丁凭借十字架的威力而取得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修建成这个样子完全是意外。T字头上的一横是一开始的建筑，彼得的圣祠就坐落在正中间（这样做的难度很大，因为建筑地点位于山坡上），正对着祭坛与后殿。后来建筑西侧又添加了一座中堂，两侧各有一条走廊。就像竞技场造型的圣劳伦斯教堂一样，这座中堂也提供了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室内空间。*5* 这座中堂的宏伟气势可以通过以下事例想见一二：四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极端虔诚的大富豪帕马丘为了悼念亡妻而在此大排筵宴招待贫民，吃席的民众占满了整座建筑。基督徒的慷慨慈善与罗马世家大族公开彰显地位的活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6*

圣劳伦斯与圣彼得见证了新近成为基督徒的皇帝对于死亡与葬礼的关注，他的态度与救主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战争与死亡似乎是驱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主要动机，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之所以对于丧葬事宜如此操心是因为身为皇帝的他还有另一个头衔：“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个罗马大司祭职位在传统当中主要负责管理丧葬活动，因此君士坦丁可能认为为基督徒提供埋骨之所也是这份责任的一个方面。就算考虑到这种可能，情况依然非常有趣，大祭司的职责包括许多方面，但是皇帝唯独对丧葬工作特别上心。君士坦丁仅仅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会亲自参加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他的许多皇位继承人将这一做法一直保持到了四世纪末。因此教众聚会教堂并未成为皇帝的首要兴趣所在也就不奇怪了。*7* 君士坦丁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了供他自己长眠专用的十二使徒教堂，他的家族则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圣墓教堂，除此之外他还在罗马城里兴建了六座葬礼专用教堂，每一座都足以容纳上千名生前身后的基督徒。这些建筑似乎是送给全体基督教臣民的礼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向基督教教士授予的专属特权。无论皇帝本人有什么打算，他的慷慨都表明了基督教（因此很可能还要算上基督教上帝）长期以来依着特别注重丧葬事宜的恰当承办。*8*

皇帝对于死亡的痴迷同样还激发了另一类建筑的兴起，但是这一类建筑在基督教建筑史上并没有发展多久：这就是环形建筑。环形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一座伟大的非基督教陵寝，也就是哈德良皇帝在二世纪兴建的皇陵——后来成为了教皇的皇宫，也就是圣天使堡。君士坦丁为自己在罗马城外筹划兴建的第一座陵墓就是环形的，不过后来这里安葬得是皇太后海伦娜。与皇家死亡相联系的设计自然也很可以用来充当殉教圣徒的圣祠，因为殉教者通过尘世中的死亡已经为自己在天堂了赢得了不亚于皇冠的冠冕；此外这个设计还可以用来表现每个基督徒在受洗时都经历过的罪孽之死。最著名的环形建筑在四世纪落成于耶路撒冷，环绕着人们所公认的基督坟墓。这是巨大的圣墓“殉教陵寝”（martyrium）朝圣建筑群的组成部分。*9* 后来在圣彼得大教堂边上也出现了两座环形的“殉教陵寝”，用来纪念特定的圣徒。君士坦丁本人还在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附近专门修建了一座环形洗礼堂（baptistery），中心是一座下沉式洗礼盘（font）。在四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是整个罗马教会唯一的洗礼场所。这座建筑今天依旧矗立不倒，不过八边形室内空间里后来增添了一圈柱子，因此远远没有一开始那样宽敞了。*10*

敬献给圣彼得的大规模新建筑对于罗马主教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对于基督教发展的新局面进行了最重要开拓工作的教皇是达玛稣。达玛稣通过一场很不光彩的选举才得以上台，选举期间他的党羽杀死了百余名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此后一连好几年他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不得不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权威而使出各种手段。因此达玛稣力图凸显教皇之位的传统与荣光。*11* 他是第一位在书信当中使用帝国当局偏好的拉丁文的教皇，他积极致力于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改造成基督徒的朝圣之城，在多个圣地出钱资助了许多雕工精美的铭文。铭文内容的感情色彩淡薄，但文笔却很可爱，而且全都出自达玛稣本人。这些铭文强调了各个地点的重要性，一般都包含有不少细节，极大地改善了早期基督教罗马可信史实稀少的窘境。有时候他也会坦然承认自己无甚可说。例如他对于一批骨架曾评价道：“时间未能留住他们的名字或数目。”*12*

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在于重新强调彼得在罗马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个人角色，而不是彼得与保罗的共同角色。此外，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彼得才被人们当成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奠基人而不仅仅是第一任罗马主教。*13* 讽刺地是，已知最早坚称这一点的是一位北非主教。他为了打击当地的多纳徒派反对者而强调北非公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且援引了马太福音16章17-19节的内容，“彼得高于其他使徒，唯独他获得了天国的钥匙，这钥匙要由他交给其他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北非地区才出现了此类想法，时间大约在370年左右。*14* 如此强化彼得的地位倒不只是为了增添教皇的荣光，也是为了有意识地显示基督教的过去与任何传统旧神拿得出手的家底一样辉煌。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们所接收的信仰已经摆脱了暴发户的身份，成为了配得上士绅阶层的宗教。

达玛稣还为西方拉丁教会做出了另一大贡献。他有一位才华横溢但却喜好抬杠的秘书，名叫热罗尼莫。382年他说服此人将希腊语圣经进行一次全新的拉丁语翻译，用来取代此前几百年里流传下来的其他若干的译本，因为其中内容多有冲突之处。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主教一样，热罗尼莫也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与别人打成一片的人，尽管他在四世纪晚期的罗马城里对于好几位虔诚且富有的贵妇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旁观者难免会觉得他有一整套旨在成为圣徒并顺便谋得教皇之位的职业规划。在达玛稣死后热罗尼莫突然搬到了巴勒斯坦，今天的历史记录中已经找不到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罗马的确切原因了。此后不久他写到了自己刚刚中断的罗马生涯。“整座城市都在赞颂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有资格担当最高教士（即教皇）。敬爱的达玛稣也对我颇有好评。人们说我圣洁、谦卑、辩才无碍。”*15* 早年间他曾经尝试前往叙利亚沙漠进行严苛的苦修，借以追求身心圣洁，可惜没有成功。离开罗马之后热罗尼莫在伯利恒附近某个远不如叙利亚沙漠那样条件恶劣的宗教集体当中度过了余年。在这里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工作并纠结于个人恩怨，前者是他的主要品德，后者就有些好说不好听了。

热罗尼莫十分享受学术工作，并且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非常有趣且非常重要的转折。一直以来学术工作都与精英阶层以及财富联系在一起。甚至就连伯利恒的修士们都拥有耗资不菲的助理与文秘体系。热罗尼莫则暗示道，学习与写作就像任何叙利亚苦修士的肉体修炼，乃至于埃及修道群体当中枯燥单调的日常手工劳作一样艰难困苦，需要非同常人的自我弃绝精神。他以带有一丝自怜的笔调如是阐述道：

“假如我用灯芯草编篮子，或者编织棕榈叶，凭借眉头的汗水与辛苦劳作来换取果腹的面包，谁也不会批评我，谁也不会指责我，哪怕我整天胡思乱想满心杂念。但是现在仅仅因为我遵照救主的言语企图存储永不朽坏的食粮，结果我就不得不为了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而开口辩解。我本是除恶之人，现在人们却称我作伪者。”*16*

中世纪造像艺术对于热罗尼莫的描绘存在着古怪的南辕北辙，很能反映他的举动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长期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在西班牙尤其多见，因为在西班牙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财势双全的修道会，对他尤其崇敬）。画像中的他要么端坐在配套设施齐全的书房里潜心读写，一副学者之风，要么就在沙漠里隐居苦修——而他的苦修生涯恰恰未能成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他的身边往往都会陪伴着一头狮子。狮子在画面中的出现完全是个错误，因为画工将他与另一位中东地区的西方教会苦修士搞混了。画工们可能听说过一位人气很高的巴勒斯坦隐士圣徒名叫格拉西莫 ，此人比热罗尼莫要晚一代人。格拉西莫 的苦修事迹非常不俗，以至于人们将一个出现于基督教之前的传说故事安在了他的身上，故事里的善良主人公从狮子的脚爪上拔除了一根棘刺，并因此赢得了狮子的友谊——话说回来，考虑到格拉西莫 一直居住在野外，或许真的有一头狮子与他关系不错。狮子的问题暂且不论，假如热罗尼莫为自己争取圣徒地位的活动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也没能说服未来的作者们相信学者静坐读书与圣西缅在叙利亚沙漠的石柱顶端静坐苦修同样都是自我牺牲，那么耗费了漫长时光来研读且享受古代文本，并将其加以誊抄使之流传后世的无数其他修士们要想理直气壮地自我辩护恐怕会难上加难。到头来，热罗尼莫的主张造福了整个西方文明。*17*

除此之外，热罗尼莫本人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重大学术成果：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圣经注释，还构建了一套从内容到措词都令人眼前一亮的拉丁语圣经文本，在接下来一千多年里一直不容挑战地占据着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这部通俗版拉丁语圣经（Vulgate Version，vulgate一词源自拉丁语vulgata，意为“众所周知的”）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一个半世纪之前奥利金整理的单一希腊语圣经相提并论。不可否认的是，热罗尼莫的通俗版拉丁语圣经是拉丁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基督教到来之间的拉丁语文学当中根本没有类似的作品。这正是达玛稣与新近出现的上层阶级基督徒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希望借重古罗马的辉煌，但却不想与位居其中的传统神祇发生任何关系。在整个四世纪传统贵族与基督教皇帝、主教与政府官员之间都在为了古老的胜利女神雕像的命运而争执不已。这座雕像以及配套的祭坛位于罗马广场上的元老院当中。382年皇帝下旨拆除了雕像与祭坛，又过了十多年，欧根尼乌斯篡位，于是雕像又得到了暂时的恢复。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场极富象征性的冲突，冲突的最终结果则对基督教有利。与此同时，狄奥多西在欧根尼乌斯倒台之后赋予了基督教一家独大的地位。胜利女神雕像在元老院当中消失不见之后，元老们全都心领神会。几乎所有元老全都飞速加入了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