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就算那些常驻伦敦的人们整天也十分紧张。BBC国际新闻主编，救火队大队长约翰.辛普森曾经说过，这份工作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没起什么好作用。“就像一位笨手笨脚的侍者那样，我在身后留下了一连串狼藉不堪的破碎感情关系……我不妨引用瑞斯爵士的话，自称连环诉讼离婚被告。”许多人都可以这么说。惯于走出办公室，惯于游历四方，惯于亲身赴险的人们很难安定下来。《卫报》的维多利亚.布雷顿这样说过：

“驻外记者从来就是同行们的嫉妒对象，家里人的绝望之源，年青一代记者的追寻榜样，成为海外新闻主编的晋身阶梯或者没顶流沙。除去极少数例外情况，成功的海外记者都是恃才傲物的工作狂与自私自利的光杆司令，要么一意孤行，要么一肚子算盘……”

但是她又骄傲地补充道，“新闻行业当中最困难的工作就是驻外记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驻外记者……”要想理解驻外记者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就是关键。一般而言想担任这种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为了驻外岗位在伦敦办公室里花上好几年时间到处游说，也有些人干脆自费跑到国外，不顾章法地往回投稿直到有人付稿费为止。他们的业内地位一般相对较高，而且位于繁荣城市的正规新闻机构也能为他们提供相当不错的报酬，报销各种费用，提供房租补贴，有时甚至还会在子女教育方面伸出援手。对于战地记者与危险地带的消息贩子们来说，这份工作带来了无止境的的兴奋与瞬息万变。但是这些人也往往草木皆兵，争强好胜，横冲直撞，疑神疑鬼，满腹溃疡，有时还难免可怜兮兮。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呢？

因为他们觉得“新闻行业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驻外记者”。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全行业的执牛耳者，比主编或者政论作家更受人尊敬。而且尽管我很不情愿这么说——因为我本人从未干过这份工作——但是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些人全身心投入了新闻的本质，也就是报道。他们斩断了枷锁。而他们所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安全感缺失与疑神疑鬼。驻外记者不像国内记者那样经常能与主编闲谈几句并得到夸奖，他们更倾向于应付重大新闻与严肃话题。他们知道，或者觉得自己知道，这个世界远比伦敦、爱丁堡或者都柏林所注意到的范围更加有趣。南联盟分裂与民族战争，威胁到上百万人的饥荒，甚至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性都会令驻外记者深受感染。国内可能依然弱智无脑地痴迷于《老大哥》节目或者沉闷的托利党党首之争，但是他们这些驻外记者才是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人。

并不意外地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看着沉湎在安定而缺乏好奇心的生活中整天昏昏欲睡的国内观众，实在叫人忍不住抽他们一记耳光，大声将他们吵醒，代表受苦受难的人们发动一场媒体战争。在科索沃，在埃塞俄比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记者们都要费尽全力保持平衡。通常来自某一方的暴行会使得记者无法维持中立立场，并下决心为无声者代言。那些一心想成为海外记者的人——除了拉塞尔以外，还有玛吉.奥坎（3）与奥拉.古林（4）——往往也是感情充沛的人。顺便说一句，英国新闻机构的杰出海外记者当中有许多都是爱尔兰人或者澳大利亚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刚从业就开始旅行，一路辗转来到舰队街或者BBC电视中心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又或许圈外人的反体制本能对于驻外记者来说要比中产阶级英国人所享有的安全感更加有用。

杰出而下场凄惨的《每日快报》驻外记者阿兰.莫海德从英军进入北非沙漠时就开始了战争报道，直到德国最终战败投降为止。这段报道经历使他成为了一时之星。他就是在三十年代离开澳大利亚的侨民。同样也在《每日快报》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詹姆斯.卡梅隆是背井离乡的苏格兰人。在署名记者寥寥无几的年代里，卡梅隆的地位恐怕不是今天任何一位记者所能比拟的。但是激进记者的家谱当中远不只有最著名的名字。曾经见过卡梅隆并对他十分仰慕的约翰.皮尔格就认为威尔弗雷德伯切特（5）——又是一位《每日快报》记者——的非凡职业生涯对他影响深远。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伯切特偷偷离开了办公室，冒着极大风险搭乘火车长途跋涉并带回了广岛核爆现场的第一条新闻。在他的全球独家报道当中，他告诉《每日快报》的读者们，他所谓的 “原子瘟疫”依然在神秘而可怖地残害着无数条生命。尽管《每日快报》将这篇报道宣传成了“面向全世界的警告”，但是却拼错了他的名字（很少有驻外记者会对此感到意外）。美军当局则对他的文章极尽打击贬低。后来他又从“错误的一边”——共产主义北部——对朝鲜与越南战场进行了报道。皮尔格曾愉快地回忆道自己如何引见伯切特与报道过氢弹试验的卡梅隆相互结识并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两位老牌记者当中只要有一个起身上厕所，另一个就会乐滋滋地说道：“这家伙气色不对啊。”

另一位当今时代率先涉足政治的驻外记者是迈克.亚当斯（6），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耄耋之年，隐居在德文地区，但依旧密切关注着中东局势。他曾经是《卫报》驻当地的记者，也在意大利工作过。1968年他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走访了加沙地区。亚当斯说这次走访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以色列当局在当地施行惩罚性宵禁，大规模逮捕，未经审判的拘禁以及强行拆毁村镇等种种行径——今天的巴以局势烈火就是由当年这些火种引燃起来的。于是他向《卫报》发送了一系列具有爆炸性政治影响力的报道。1968年1月25日的第一篇报道开头就不加掩饰地指出：“加沙地区的以色列占领军针对阿拉伯平民采取的措施践踏了1949年《日内瓦条约》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条款。”亚当斯本人在二战期间当过德国人的战俘——当时他是轰炸机飞行员——在这里他借题发挥道：“我在德国的四年战俘生涯中也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德国人对待我的手段根本无法与以色列人对待加沙地区阿拉伯人——其中以妇女儿童为主——的手段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报道激起了一片轩然大波。巨大的压力倾泻在了《卫报》头上。亚当斯后来写道，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当中不仅有公开的政治团体，还有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此外玛莎百货老板马库斯.瑟夫（7）这样的重要犹太裔公共人物也向当时的报社主编阿拉斯特.海星顿（8）直接发来了抗议信件。《卫报》的记者队伍当中也有不少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其中很多都驻扎在以色列。亚当斯写道当时报界与BBC关于当地的报道几乎全部来自《泰晤士报》的莫什.布瑞林特，《卫报》的沃特.格罗斯，BBC的迈克.埃金斯以及《观察家报》的弗朗西斯.奥夫那。这些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驻外记者，因为他们自身就是犹太人且往往拥有以色列国籍，因此以色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母国。他们屈从在了一个期待严格效忠的社会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报纸的主编不会在南非雇佣一位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人担任当地记者，也不会在莫斯科雇佣一位俄国共产主义信徒，但是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在以色列留用了一大批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裔记者，如此不同寻常之举实在令人不得不质疑他们的客观性。”

对于亚当斯来说，他最终与海星顿的决裂发生在1967年以阿战争之后。当时亚当斯撰写了一篇关于伊姆瓦斯镇——也就是圣经当中的以马忤斯——遭到毁灭的文章。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海星顿告诉亚当斯自己再也不会刊登他的中东报道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彻底信任你写的东西了。”十分勇敢且自制的亚当斯说这使他“十分痛苦”，这一禁令后来得到了部分解除，尽管此后在以色列问题上再也没人把他当作可靠的记者了。

近年来最著名的专注记者就是约翰.皮尔格与罗伯特.菲斯克，两人在极少亲赴险境的保守派评论员群体中都是饱受争议的角色。皮尔格的名字如今已经被人当成了动词使用，大概意思是进行倾向左翼的夸张。菲斯克也有幸得到了《旁观者》杂志的类似对待，因为他极力警告伊战的危险并高估了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周边的防御力量。皮尔格于1939年生在澳大利亚，1962年来到英国，十分有幸地在柯德利普领导《每日镜报》走向巅峰的时候来到了报社工作，当时激进新闻报道还受到欢迎而钱还不是问题。他先在较为贫困的英格兰北部干了一段时间并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之后他开始争取海外工作任命。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张行程表，“穿越各个大洲，从里约出发，取道的的喀喀湖穿越安第斯山，然后前往波利尼西亚群岛，再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老挝，印度，再从黎凡特地区进入非洲……”他原本以为柯德利普会将自己嘲笑一通，但是柯德利普却在他的申请背面潦草地划拉了一个“可以”。于是他就踏上了游历世界的旅程，期间养成了一套左翼世界观。他回忆道有一回他发电报询问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报社的回复很简短：“你写，我们发表”。就这样皮尔格走遍了世界上多个动荡热点地区，例如越南、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巴勒斯坦以及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他的新闻稿闪亮耀眼，他拍摄的影片饱受争议，他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引发事端。但是皮尔格对于自己在英国国内的众多批评者尽管可以采取无视态度，因为与这些批评家们不同，他本人一直置身于事件现场。其他记者对于战争与苦难仅仅进行白描式的记述，而在他眼里这都是彰显世界性宏大斗争的证据，斗争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冷酷资本主义集团，另一方则是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

菲斯克最早为人所知是在1969年，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他勇敢地报道了当时的北爱局势。后来他成了支持失地阿拉伯人的最著名新闻业人士。他的职业轨迹与很多人都有相似之处。菲斯克是在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伴随他成长的是查尔斯.加德纳与理查德.丁伯比这样的BBC战时记者的声音——至今他依然能回忆起当年的广播语句。他投奔的第一家报社是《周日快报》，用他的话来说主要负责“追踪报道与女明星私奔的神父”。但是在北爱地区，英军士兵残暴对待当地抗议人群的做法令他大受震撼，就像几年前在英格兰北部的走访使皮尔格转向了激进路线一样。皮尔格得到了柯德利普以及《镜报》的李.霍华德的大撒把式对待，菲斯克也从时任《泰晤士报》主编的道格拉斯-休姆——此人在前文中有过略有些灰头土脸的亮相——那里吃到了定心丸。菲斯克起初因为一篇揭露英军士兵伪造记者证件开小差的文章（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上文中约翰.辛普森在喀布尔会遭到夹道欢迎）与军方发生冲突时也赢得了詹姆斯.卡梅隆的支持。他在葡萄牙短暂驻扎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派往了中东并且在那里扎下根来——他在都柏林还有另一套居所。他对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武装人员在萨布拉与夏蒂拉两座难民营残忍屠杀巴勒斯坦居民的报道是一篇风格黑暗，收放自如，细节详实的批判大作。从那以后，以贝鲁特为根据地的菲斯克就走遍了这片地区，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那样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与投入报道了一起起屠杀、暴乱与离奇失踪事件。

他的批评者们称他为反美喷子。尽管他得到过的奖项比朱可夫元帅的勋章还多，他们依然指责他夸大不实。他的主编莱纳德.道尔则认为菲斯克是他所与之共事过的最专业、最有条理且最勇敢的记者，他总是不吝于在事实身上花费时间心力，对于他的报道也从来不肯轻信。菲斯克自己则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中东多呆过一些年头：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说以色列人没有参与某一场屠杀，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屠杀的发生；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说萨达姆在两伊战争期间没有使用毒气，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受害者的遗体。有些新闻机构的海外分支每隔三年就要轮换一次驻外记者，以免他们“本地化”。菲斯克则坚持认为假如一名驻外记者不懂得他所在地区的语言与历史，记录当地人民的命运时对他们缺乏了解，那么他的报道很可能就会迎合强权。他引用过某以色列记者的言论：“我们的工作就是监督权力中心。”

上述这些人就是逆向传教士群体当中的几名代表。他们并不向海外的当地人讲经传教，而是向本国的国民讲述时事。但是我们想听吗？在我们最为内向自闭的时候，我们可以闭目塞听，完全沉湎于物质享受与名人文化。恰似海岛上的土著，眼看着巨大的帆船缓缓靠岸，满载着全身穿着衣服的探险者，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类世界的其余部分正在发生什么。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rabb_Robins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Tull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ggie_O%27Kan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la_Gueri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fred_Burchett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Adams_(journalist)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cus_Sieff,_Baron_Sieff_of_Brimpton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Hether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