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现代报纸的技术是随着民主制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党体系一起成长起来的，基本上不受国家干预。我们之前看到了记者们如何奋力争取议会报道的权利，也看到了印花税法案与乔治王时代审查制度的持久影响，还看到了二次大战当中政府与报界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广播业完全不同于报业，对国家的依赖程度极高。电视与电台一开始都要依靠有限的波段资源，而政府则有权控制并分配波段。而且电视与电台面世时正好赶上国家权力最强且全社会对于政治操纵最为疑神疑鬼的时代。因此政客们从一开始就涉足了电视的发展。BBC的前身根据1863年的《电信法案》于1922年成立，就像邮政系统一样由邮政大臣掌控，这一职位由内阁成员担任，如今只剩下了头衔。电视刚刚发明出来时官方对其下的定义是“通过电波传输对运动或静止的人或物体以可视形式进行的表现”，立刻就落入了政府的掌控之中。

但是广播行业很快就显示出了仆强主弱的架势。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竞争掰开了政客对于广播行业的控制之手并极大地提升了广播节目总量。就好像当年的议员们面对爆炸式发展的报业最终不得不放弃对其加以控制的打算一样，如今他们也几乎就要放弃对广播行业的控制了。他们十分痛恨这一点。因此关于BBC以及ITV新闻业的著作往往没写几页就会转向广播从业者与政客之间的争斗与冲突。一般来说双方开战的原因都是针对国家大事的播报——苏伊士运河危机，北爱危机，福克兰群岛，伊拉克，等等；有时也会涉及政客们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广播记者们都坚守着二百多年前约翰.威尔克斯以及其他激进报业人士争取而来的言论自由。在上述每一起事件当中，政府都倾向于鼓动爱国主义情绪并主张自身权威来进行回应，就像乔治王时代的大臣们一样。区别在于今天的大臣代表民主权威而不是君主权威，而他们的实际管制权力也更大，因为电视需要依靠议会的批准才能播出。十八世纪晚期的下院不能干预报纸销售或者报社所有权易手，而二十一世纪的下院则可以也的确经常直接干预BBC的资金、体量与地位，以及商业广播的所有权与管理规章。但是这一点也正在发生变化。数字革命之于广播正如印刷机械化与廉价纸张之于报业一样，使之越发脱离政客的实际控制。政客们面临着一个很可能即将到来的全新广播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像报界一样分化多元、偏见横行且咄咄逼人。他们会对此感到害怕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股力量可能最终将会摧毁残余的议会权威。

不过一开始正是议会令英国在电视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早在二战之前，BBC就获准利用当时十先令的电台收听许可费来补贴“电台-图像”的早期发展（六十年之后BBC在线也依靠电视收看许可费的补贴确立了自己在网络新闻方面的优势地位）。但是英国电视的独特地位并不是单靠资金建立起来的，也是议会妥协与克制的产物。在纳粹统治德国，法西斯横行意大利的时候，英国议员们眼睁睁地电视这种新兴媒体成为了一小撮人手中打晕整个国家的宣传大棒。可以说他们就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担忧集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只不过没有奥威尔那样大张旗鼓或用心专一（考虑到日后苏联电视台如何经费拮据且不受信任，英国的议员其实有些多虑了，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议会依然满脑子都是公共服务的观念，依然为了来自美国的“粗俗消费主义”危险而忧心忡忡。因此他们采取了全世界仅此一家的妥协措施，自从该措施出台开始就广受抨击，但却一直延续至今。

简而言之，议会将为电视行业制定保持公平中立的规则并担任电视的最终监管机构，但监管力度极低，基本不干涉电视台的日常运行。1936年，由议员组成的乌尔斯威特委员会在回顾BBC的最初十年时这样说道：

“显然，为了防止这种能将政治观点表述送进七八百万户家庭的媒介遭到滥用，很有必要进行十分谨慎的保卫工作。广播的控制者可以代表某一个政党或某一派思想进行长期不断的宣传……（并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理念。”

各个政党全都清楚，假如政府可以干涉广播的日常内容，那么执政党就可以操纵广播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由于在英国的政党体系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属于执政党，但同时也希望能在另外某些时刻属于在野党，这项不干涉条款符合所有党派的长期利益。因此BBC的立身之本就成了皇家特许状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要通过政治辩论来决定是否续签特许状。五十年代商业电视登陆英国之后也遇到了由独立电视管理局负责的类似管理结构。两者之间可能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见商业电视台的新闻的确自成一派——但是商业电视台也必须遵守同样限制着BBC的政治中立原则。这套文化传承了下来。六十年代晚期格拉纳达电视台《世界在行动》节目总编大卫.普莱怀特（1）颂扬英国广播体系“不像美国体系那样只顾卖东西，也不像俄国或者布拉格体系那样充当国家的工具”。议会的确用链子拴着电视行业，但是这根链子长得很，电视不仅能保护政府大臣的利益，也能保护反对党。

在犬儒主义的腐蚀性潮水四面环绕政治话题的今天，我们尤其应当回顾一下英国当年做出的妥协——一个既不由国家掌控也不靠私人经营，而且总不至于脱离民主体制影响范围的广播行业——这一手政治高招已经造福了整整两代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剩下来的时间里，英国电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胜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者其他民主国家。甚至就连美国这个称霸全球的英语大国也没能像当年压倒英国电影行业那样压倒英国广播行业。自然，美国电视节目从来都在英国广受欢迎。英国人就像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对迪斯尼趋之若鹜。从《我爱露西》到《老友记》，美式情景喜剧为英国观众开启了一扇诱人的窗口，通向一个更为明媚富裕乐观的世界。《朱门恩怨》与《荆棘鸟》之类的剧情片也有相同的功效。此外美国人在罪案剧方面从来都更胜一筹。

但是英国的广播行业塑造了一套英国人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特质。阿兰.伯奈特（2）与丹尼斯.波特（3）的戏剧，《加冕街》与《东伦敦人》之类的长篇肥皂剧，埃丝特.兰森（4）温馨而略带傻气的消费指南，《流行音乐榜》，《神秘博士》，冷峻粗粝的《Z飞车》（5），拐弯带刺的《不死不散》（6），还有完全无法翻译成外语的英式喜剧例如《罗伊一家人》（7），《绅士联盟》以及《办公室风云》……如果没有这些节目的话，我们英国人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电台的情况也不逞多让。梅尔文.布拉格（8）时期甚至今天某些时候的《本周伊始》总能令美国嘉宾合不拢嘴：“我们可不能在电台里讨论莫扎特，柏拉图，巴勒斯坦局势和基因研究——在我们那边可不能这么干。”人们对集权式广播的恐惧已经消散了，但是英国广播行业依然从事着许多美国同行所不为的工作。前文当中讨论过的《今日》节目，广播3台的古典音乐，还有很多其他协力塑造了当代英国文化生活的节目。法国人把钱花在了补贴本国电影业方面。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更占便宜。

更重要的是，正是英国的新闻支撑并发展了英国的国民性。在一开始，英国广播新闻反映了业已成型的后帝国时期保皇派福利国家社会，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的广播新闻在画面上或许有些死板，语调听上去也有些不自然，但是只要一眼看上去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如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塑造了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一样，英国新闻也被塞浦路斯、撤离非洲以及北爱局势所吸引着。国内新闻也侧重于国家大事——议会开门仪式，首相讲话，裁军与潜艇下水，协和客机首航，查尔斯王子受封威尔士亲王，等等。通过日常新闻与广播，社会巨变与各种难题，凶残的谋杀，惨不忍睹的火车相撞，声势浩大的罢工与乱花迷眼的超短裙，还有摇滚歌迷与机车党之间的群殴，这一切吸引了整个英国的注意力。从罗伯特.道高尔（9）到休.爱德华兹，从里奇.勃山凯特到特拉弗.麦唐纳，正是这些电视主播的面容与声音保障了这个国家的连续性。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里，这就是英国的立场。我们这边的美国新闻总比世界新闻要多，因为美国新闻更生动，更重要，而且直接说英语。但是伦敦与华盛顿所各自看到的世界并不尽然相同。

英国避免了政治利益彻底操纵电视新闻的局面，这一现象在意大利十分突出，在美国也越发严重。美国的FOX公然支持默多克的政治立场，但是FOX的英国表亲天空台则由于英国电视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而不至于如此。相对年轻的政治中立传统已经在英国立足生根了。这并非因为英国记者比其他国家的记者更加正直，而是因为英国议会有意建立了一套充满张力的体系——BBC收看许可费制度保住了政客的发言权，商业广播公司也因此受到制衡，但是日常的广播内容依然自由。有很多人——例如极端右派的政客与左派学术界人士——都认为广播新闻绝对中立的想法既幼稚又不切实际。新闻难道不总是反映深层价值并总会为特定人群——大都市自由派精英或者大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吗？公平难道不是过度乐观的启蒙运动神话吗？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就算这一切真的只不过是神话，至少大部分英国人都愿意相信其真实性。

这里有必要用三重红墨水下划线着重强调一下这套体系运转得多好，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当代英国的政治历史几乎只剩下了BBC——有时也包括其他广播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英国有意使得以议会为代表的民选权力机构与广播行业成为了紧张角力的对立双方，因此设置了一套专门产生冲突的体系。这是一个两大上层集团相互做对的故事，一方以威斯敏斯特与白厅为据点，另一方则驻扎在白城，波特兰宫以及其他堂皇气派的广播中心。政客们将一项收税权赋予了BBC，并对抗税者以拘禁相威胁，同时还对商业电视台的所有权与盈利进行管理，通过这些手段政客们将自身的一部分权威借贷给了广播行业。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借助广播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尊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了。英国社会就像其他国家的社会一样正越来越遭到富裕享乐的主宰，娱乐与购物越发得势，而意识形态则越发淡化。提供成瘾性流行文化的广播行业开始发展起来。议会费心费力只为让选民打起精神，政府大臣们一边在官僚体制的深处挣扎一边还要奋力提供有效且受欢迎的公共服务，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型电视公司的老板们并不需要选票来支持自己的自负，而是仰仗收视率与金钱。每当BBC的收视许可或者特许状还没到续签的时候，BBC管理层往往会将政客们的抱怨当做无理取闹，无非是一帮私心太重的门外汉们在哭天抹泪而已。

从另一面来说，政客们就好比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恐惧不已地看着自己创造的媒体怪物失去了控制。政府与BBC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历次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不错，甚至就连本书开头提到的赫顿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是由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所导致的，那一次BBC取得了胜利。冲突背景是BBC与议会达成的战后协议，这份协议反映了议员们多么害怕广播会令他们失去话语权。今天看起来这份协议可谓令人瞠目，但是在1945-1946年的谈判中，BBC同意一旦常规政治广播节目再次开播，这些节目将不会讨论任何议会正在辩论的话题或者任何在未来一两周将要宣布的政策——换言之就是几乎一切常规主流政治内容。BBC之所以接受这一限制是因为担心执政党会干脆禁止政治节目的播出。BBC与政府通过一系列辅助备忘录确立了这一协议。1948年的备忘录写道：“BBC不得在任何议题得到两院辩论之前十四天时间内对其进行讨论或单方面论述……（并且）议题处于立法过程中时不得邀请议员参与节目讨论。”但是考虑到各位大臣们借助BBC电台在刚刚过去的黑暗战争岁月里进行了如此大量的爱国宣传，政府真的已经准备好将BBC排除在政治圈之外了吗？当然没有。大臣们希望广播能为他们服务，尤其是在他们打算向全国讲话的时候。因此协议又做出了如下承诺：“政府应当能够时常使用无线手段发布大臣演讲，这些演讲可以是对于议会批准的立法或行政提案的纯事实性阐释，也可以是呼吁国民配合燃油经济或者征兵活动等国家政策的号召性宣传，因为此类政策必须依靠公众的积极配合才能生效。”

自然，这是BBC与战后工党政府签订的协议。托利党早就对BBC满腹疑心了。他们认为传媒界在1945年大选中与他们作对，BBC在1950年与1951年期间与他们为敌。丘吉尔相信共产主义者已经渗透了BBC。1951年托利党再度掌权之后，他们拒绝了贝弗里奇委员会提出的为BBC签下未来十五年特许状的提议。假如这项提议得到通过，那么直到六十年代中期BBC都将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相反，托利党将特许状的批准周期定为了六个月，而且为了扶植BBC的商业竞争者而设立了独立电视管理局。这里的关键字是“电视”，电视的时代终于降临了。此前很多年里BBC电视台一直蜗居在伦敦北部郊区的亚历山大宫，这座半废弃的圆顶建筑冰冷霉腐，环绕着落满尘土的雕像，遍地都是老鼠。现在BBC电视台终于在白城展览馆旧址拥有了自己的总部，此外还买下了英国高蒙影业公司位于附近的工作室。

1950年大选结果得到了电视播出，主持人是理查德.丁伯比与当时非常年轻的大卫.巴特勒（10）。有一百万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政治电视的时代降临了英国，几年之后又来到了美国。BBC提议为各个政党提供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居然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之后不久BBC推出了《新闻内部》节目，尝试进行政治讨论。节目的长期嘉宾有诸如工党的迈克尔.富特与保守党的鲍勃.卜斯比这样的议员，有A.J.P.泰勒这样的名嘴，还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记者。这套人员组成与今天的时事谈话节目已经很相近了。从一开始BBC就发现，广播媒体对于离经叛道之辈特别有利，无论他们来自左派还是右派。这些人更坦诚，更清新，说起话来也比一味效忠本党的主流议员们更有趣。1950年，托利党向当时的BBC主管、“口述语言类节目总导演”乔治.巴恩斯（11）抱怨了一通，于是巴恩斯同意安排一位更沉闷的主流议员上节目。结果观众们纷纷关上了电视，就像今天一样。

任何一个政党现在都无法否认电视的重要性了。1951年大选中BBC再次为各个政党提供了各十五分钟的广播时间，这次他们都同意了。依然不信任BBC 的丘吉尔本人并没有参加广播活动，而且重返唐宁街之后也坚决拒绝进行广播，因为他很讨厌广播传媒的“机器人组织”抢走下院的风头。但是其他人都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1953年的预算报告就在唐宁街十一号得到了广播，为了拍摄这期节目，BBC事先耗费了整整一天的准备时间安置笨重的摄像器材，还调用了一半的外景拍摄资源。摄制人员的情绪近乎崇敬。正如当时某BBC重要人员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一位电视访谈记者能受邀前往唐宁街，“……观众们将会看到，他的受访者所处的环境明明白白地显示国家将权力托付到了此人手里。假如他看上去态度生硬无礼，就会失去观众的同情。”就连丘吉尔最后也稍微作出了一点让步。1954年BBC为他的八十大寿拍摄了一期特别节目，事后丘吉尔同意录制一段自己观看该节目的影像。观看期间他情不自禁地流了几次眼泪，影片结束后他还简短地点评了几句。

这就是1956年安东尼.艾登与保守党政府面对苏伊士危机时的英国广播界。所有人都很清楚电视的重要性，刚刚过去的大选中这一点刚刚得到证实。托利党上层很不喜欢BBC，但是现行协议限制了BBC不得报道议会当前事务，大臣们也受制于协议只能通过广播谈论事实性全国话题而不能谈论党派政治。这种对峙局面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苏伊士危机改变了这一切。艾登是出身三十年代的政客，一位反绥靖主义者，一开始就站出来反对越发危险的希特勒。纳赛尔在他眼里就是另一位独裁者，而且此人还扼住了苏伊士运河。此时已经不是1938年了，更谈不上1939年，但整个英国依旧遭到了挑战。不顾美国阻挠，决然对纳赛尔下手的艾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为英国站了出来。他相信，BBC也会和自己站在一起，或者为他助威。但是BBC方面的观点很不一样。当时艾登要求向全国就苏伊士问题发表公开讲话的权利，BBC也给了他两次发言机会。但是BBC也意识到入侵埃及的行动严重分裂了英国，并感到自己有责任反映这种分裂，而不能单纯担任政府的喉舌。最后反对党党首休.盖斯克也通过广播对艾登进行了回复。唐宁街对此很不满意。根据格蕾丝.温代姆.戈迪的记述，就BBC看来，在整个危机期间，无论是艾登还是麦克米伦“都不屑于关心任何辅助备忘录或者任何使他们难以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利用电视通告全国的规则。”

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插了进来。时任澳大利亚首相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正在伦敦参加关于苏伊士运河前景的会议。他公开支持艾登，因此唐宁街觉得很可以靠他来为政府争取支持。于是BBC接到电话称孟席斯爵士“目前有空”。BBC的回答很礼貌：不，谢谢。这下艾登气炸了肺。唐宁街十号的新闻官员威廉.克拉克打电话警告温代姆.戈迪，首相“对于BBC十分生气，认为BBC拒绝孟席斯进行广播的做法无法原谅。克拉克先生恐怕首相在盛怒之下会采取过激行动并对BBC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换言之他威胁要摧毁BBC的独立性。根据另一位BBC高层的说法，当时的财长基尔穆尔勋爵已经得到指示要准备好接管BBC，“使之服从于政府意志。”后来克拉克还披露艾登曾打算直接控制BBC海外广播，并迫使其允许大臣们随时进行广播发言且不给反对党回应的权利。但是BBC坚守住了阵地。最终美国人对英国实施了金融打击致使入侵英军不得不撤退，因为苏伊士危机而身败名裂的不是BBC而是艾登本人。苏伊士危机之后，政府直接威胁要接管BBC或将其置于大臣直接管理之下的举动成了不可想象的政治禁忌。后来BBC又与政府达成了进一步协议，确保了反对党回应大臣广播发言的权利，从而彻底杜绝了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苏伊士危机的重要意义在于划清了政客影响广播行业的权力极限。自然，在商业广播发展起来之后，政客们想要控制广播行业就更不容易了。另一方面的争斗随即取而代之。历届政府与广播从业者针对哪些内容可以广播而展开了劳神费力且恶意充盈的斗争。最重要的交锋总会发生在制造分裂且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危机期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全景》节目在五十年代遭受的争议。六十年代，BBC总导演休.卡勒顿.格林（12）因为喜剧节目《本周情况就这样》当中的粗鲁用语而遭受了许多来自保守党的愤怒指责。这档节目自1963年11月推出以来没过几周，收视人数就从起初的350万人一下子跃升到了1000万人。托利党议员抱怨这个节目“如此偏向极端左翼群体，社会主义者与绥靖主义者”。由于来年就要进行特许状续签，这档节目终究还是被撤了下来，对外公布的借口是为大选报道让路。

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期间，由于主要政党拒绝就这一震撼威斯敏斯特与舰队街的丑闻进行广播辩论，广播记者们几乎掀动了一场叛乱。罗宾.戴为《全景》在下院门外的雨中安排了一场荒唐可笑的访谈，明摆着告诉观众们真正要紧的事件发生在摄像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麦克米伦这位早期电视政治名人下台之后，接替他的下一任首相是一位依旧处于前电视时代的埃里克.道格拉斯.休姆。1963年10月，内部备忘录在焦虑的BBC内部往来传递，抱怨BBC的广播主持（当年约翰.汉弗莱依旧默默无闻，杰里米.帕克斯曼也还只是个孩子）对待休姆以及其他政客的态度就好比“咬人脚后跟的恶狗”，而且BBC的采访风格也“过于千篇一律地尖刻逼人”。不过这种程度的自省并没能安抚保守党。他们认为自己在1964年大选中堪堪败给哈洛德.威尔逊以及工党的原因就是BBC十分刻薄地利用灯光技巧使得接受采访的休姆在荧屏上看来好似骷髅。大选之后BBC专门私下里向保守党进行了一番演示才洗脱嫌疑。通过各种不同角度与强度的灯光组合，休姆及其顾问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在何种灯光的照射下他看上去都好似骷髅。

威尔逊的炉边谈话广播风格一度十分奏效，但是他的上台也只不过为政府与BBC带来了一段不太长的蜜月期。威尔逊试图空降《全景》节目，为自己争取一期不受质疑反驳的现场广播，借此十分小心地模糊BBC广播与政府大臣广播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就是劫持BBC的权威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工党大臣们没过多久就断定BBC是个一心反对工党的阴谋集团，与此同时左翼听众则不住地抱怨BBC立场不公平。当权的工党要应对来势汹汹的学生抗议，而《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对于红狮广场学生暴乱的拍摄一经播出就成为了经典。此外关于罢工投票与罢工的镜头也越来越令工党下不来台。上述这一切，加上越战与日后北爱冲突的镜头，使得工党确信电视是英国国内一股危险的新生力量，而不仅仅是用来挑逗昏聩托利党的拉风武器。工党开始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广播力量，同时新一代更加谙熟媒体的托利党人也在爱德华.希斯的手下成长了起来。

威尔逊一去职，火气十足的青年激进分子大卫.丁伯比就制作了一期名为“昨日之人”的《全景》节目，讨论前工党大臣们的个人财务安排。这期节目直截了当地质疑这些人如何还能过得下去，还质问在报纸上连载个人回忆录的威尔逊借此究竟收了多少钱，使得威尔逊大为光火——他坚持中止访谈，从画面上就能看出丁伯比已经激怒了他。但是尤其令工党担忧的是BBC对于流行音乐、图像以及高超摄像手段的运用——这些手段对于政客权威与地位的攻击似乎就像赋予休姆一副骷髅尊容一样严重。工党对于BBC越发严重的不信任终于在威尔逊的第二届任期期间导致了一份党内文件的出台，文件倡议废除BBC与独立电视管理局，另成立一个通信委员会取而代之，委员会成员都是“民选代表——工会成员，地方政府成员以及议员”。在逐步取缔收看许可费与广告之后，这个新机构将会负责“众多分散式电视节目单位”的节目制作，从而“反映英国各个部分的创造性才能”。这套“英国电视可以通过工会委员会与地方政府的制作而得到改善”的理念如此不着调，最后落了个无病而终活活囧死的下场。

BBC在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是始终挥之不去的收看许可费威胁，议会里的争吵，还有与托利党后座议员大动肝火的见面会。这些问题当然都很严重，但是根本无法与八十年代相提并论。此时BBC与撒切尔政府爆发了真正的激烈冲突。当时引起舆论动荡的依然是《全景》与《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而不是电台里的《今日》。BBC曾经决定采访爱尔兰国家解放军，正是他们用汽车炸弹在威斯敏斯特门口谋杀了撒切尔的密友艾瑞.尼夫；BBC曾经拍摄过北爱巡查队在边境线上公然拦截汽车的过程；BBC还在节目当中将马丁.麦克吉尼斯这样的极端分子描绘成了普通的居家男人，正是这些爱尔兰的“麻烦”成为了双方擦枪走火的引子。撒切尔和她手下诸如诺曼.泰比特之类核心大臣相信自己正身处一场非黑即白的反恐战争当中，不容许任何中立行径。几乎就像苏伊士危机期间一样，BBC以及其他广播公司必须采取毫不动摇的爱国立场。当年报道爱尔兰冲突的记者们都记得自己如何为了找到不至于最终冒犯冲突参与双方的语言而费尽曲折。爱尔兰共和派将英国记者视为敌人，后来的统一派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英国记者的工作环境既危险又充满敌意。同时白厅还将他们视作拉偏架的和事老。与苏伊士危机不同，这次英国国内没有哪个主要政党不同意首相的看法——广播界的孤立感比起苏伊士危机期间要更为强烈。

福克兰群岛战争带来了与北爱危机一样的问题。当时创办不久的《新闻之夜》节目由在措辞当中使用“英军”而非“我军”令撒切尔火冒三丈，同样令她愤怒的还有关于英国特勤组织的争议性报道以及凯特.阿迪对于美军借助英国军事基地起飞轰炸利比亚的报道。此时令她头痛的《今日》节目也冒了出来。撒切尔的大臣们反复公开警告成BBC偏向左翼，不爱国，不受控制，必须得到处理。托利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收视许可费的威胁性演讲。在支持撒切尔的新任主席马马杜克.胡赛（14）授意下，BBC管理层解雇了被撒切尔当做众多早期冲突罪魁祸首的时任总导演阿拉斯戴尔.米兰（13）。到处找工作的制片人总是特别讨厌。但是撒切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BBC的节目内容。她一直在试图改变英国文化以及英国人对于个人主义与赢利的看法。而BBC就这样堵在她的视野当中——一个人浮于事、自大自满、反市场化且自命清高的反面典型公共机构，耻于言利，眼高于顶，咬着自己那套自由派世界观不松嘴。她经常斥责BBC员工太多但干得事又太少。她曾经指派某委员会研究收看许可费制度，满心指望委员会能建议将其废除并以广告赞助取而代之。结果委员会却认为许可费应当增加，只是增幅要比BBC的预期更小，这个结论气得她大发雷霆。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偏袒BBC的商业竞争对手ITV，还在默多克一开始计划借助卫星电视打破“BBC垄断”的时候提供了热情的支持。与艾登不同，撒切尔即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直接控制BBC 的问题。但是将BBC 私有化并拆分开来的想法在八十年代逐渐有了市场。

对于BBC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危险的时期，因为BBC赖以为立身之本的政治协议似乎已经失效了。政府当初之所以对BBC采取大撒把态度是因为从实际角度考虑执政党议员早晚有一天也会成为反对党，因此采取放任政策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共识——我们不会找广播行业的麻烦，因为这样不公平，而且将来有一天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但是八十年代的工党看上去就是一帮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对于许多托利党大臣来说，上述协议的前提根本不值一晒。如果说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英国，而且BBC挡住了他们的前进道路，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其搬到一边——将其私有化或者拆分开来。当然并非所有托利党大臣都这么想。对于老一代托利党来说BBC是英国特质的组成部分，需要紧紧盯住，但是不能将其拆散。

首先以代理总裁身份，随后又以总裁身份将BBC带入更加活力十足的后撒切尔时代的人是约翰.伯特。他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位十分严肃且道德感强烈的人。许多记者都因为他实行了一套系统化且高度抽象化的新闻与时事节目思路而痛恨他，当时流行的思路更加奔放，不太可靠，不过也更有趣。但是他说服了托利党相信BBC终于以他们所认可的、效仿市场的哈佛商学院风格运行了起来，借此挡住了极端托利党人的威胁。到头来拯救BBC的很可能是竞争对手。在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的经济形势下，ITV一想到有可能被迫与其他电视台分享广告来源就吓得够呛。而且大多数报业集团都不打算在电视行业取得重要地位，对于唯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玩家——鲁伯特.默多克——也心存戒惧。因此无论激进的托利党智囊团如何筹划，无论撒切尔打定了怎样的主意，想要分解BBC的举动都得不到多少支持。与此同时，刚刚登台的四频道以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节目令托利党看到，想要成为赤色分子的同伙未必非得加入BBC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