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病斋札记 -- 古城老农

　41.

　　经济学里讲成本，会计说的成本只是经营成本，而所谓机会成本的概念也不清楚。实际上，对于一个个人或者企业而言，很麻烦而又难以估量的的是另外两种成本：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进入成本是准备进入某个行业或领域而进行的无法获得正常回报的投入，退出成本则是一旦退出某个行业或领域而造成的额外损失。一般人们难以进入或者退出的原因，就是这两种成本太大，难以承受。资本市场的发达，交易成本的降低，之所以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两种成本。

　　42.

　　林彪说：“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它是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

　　林彪对社会科学主张不一定需要完整系统学习，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可能还不够，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分成一些彼此可以独立开来的体系的，数学里，数论与代数、几何就是可以分开的。他的观念里，还是把自然科学理解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其实并不是。

　　43.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把孙大圣视为除妖降怪的象征，假借他人之形以害人者谓之妖，白骨并不可恨，变化为少女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才可恨。

　　不过，有真则必有假，有仁义则有假仁假义，有君子则有伪君子，有科学则有伪科学，有共产党则有假共产党，有孙大圣则有假美猴王，惟妙惟肖，难分难解，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尚难分辨，况肉眼凡胎乎？毛主席以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料有六耳猕猴者也乘势而起，称造反，说革命，借端生事矣。

　　44.

　　《宋史.张咏传》：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来谒。阍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邪，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别去。后一月而咏卒，年七十。赠左仆射，谥忠定。

　　《戴高乐将军之死》里也记述一位法国元帅，戴高乐将军的老战友，晚年给将军写信说：亲爱的将军，在我死之前，我想再见你一面。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知与不知，交情深浅轻重，岂在见面多寡哉？

　　45.

　　陈望衡以为中国文化特点为“崇阳恋阴”，愚以为见道之言。譬如草木，所崇者天日，故不畏艰险，执意上长；所恋者水土，故扎根盘固，叶落飘归。

　　不知崇阳，深藏于土而不出，非腐烂则冥顽；不知恋阴，飞扬于天而不下，非怪妄则空虚。

　　崇阳而不知恋阴，则为行空之天马；恋阴而不知崇阳，则为难雕之朽木。

　　46.

　　《孔子家语.六本》：子夏问于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诎，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

　　此语可为中庸之注脚，孔子能信能反，能敏能拙，能勇能怯，能庄能同，合而用之。俗儒求一“中”而固执之以为中庸，不为迂阔，则成乡愿。

　　47.

　　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

　　才堪惊艳人堪慕，理正词严大义陈。

　　皇天未许斯文丧，不在儒林在杏林。

　　偶然读清代名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大惊且喜，自初逢船山先生以来，未曾有也。其文说理精辟，立论严密，往往出语震人，细读豁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当之不让。较之有清一代所谓文章高手大家者，非但未见其劣，反有戛戛独高，鹤立鸡群之感。

　　文人多不学无术，既无根柢，又少历练，只以口舌伶俐，笔墨顺畅，驰骛声气，互相推奖垢詈，乃至立党标名，洋洋自大。观其声势，固将以为雄才伟人，读其文章，方知不过强噪不舍而已。虽然，毛主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清代文士之作，汗牛充栋，而百姓置若罔闻，任其虫蠹尘埋。徐氏之书，虽无著名作家之头衔，亦无无知后生之推戴，乃不胫而走，以至寻常百姓人家，往往珍藏。如曰斯文在兹，岂过高不当之评哉？

　　睹一徐氏画像，神采风度，凛然如生，殊非清人气象。而其临终之时，仍纵谈阴阳往复之理，谈笑而逝，非真堪破生死之关，断不能此。此等修为，纵异端亦当敬服，僧人所谓“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者，亦如此也夫！

　　48.

　　黄帝作《内经》，则黄帝本医生；神农尝百草，则炎帝本药农。赵宋之前，医药不分，则炎黄二帝，统为医者可也。

　　由此观之，上古之际，医药亦重矣，而炎黄以治病之道治国，其由来尚矣。盖医政之道，皆通天彻地之学，非偏执一端可奏效，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也。

　　中华三代以上，号称圣人者，几未有若他民族擅长杀伐之英雄：伏羲、祝融，皆发明家；夏人之祖大禹治水之工；周人始祖后稷乃种植之农；若擅长打斗之蚩尤、后羿，皆不足以为领袖。唯殷人之祖成汤，仿佛一长于战胜之军事家，故三代之风，唯殷人尚武好战。《诗三百》，有杀伐之音者，《秦风》与《殷颂》而已。

　　尧舜垂拱而治，禅让无私，孔子称焉。然尧舜似无实学，仅以言行垂训，后世独尊儒术，则后世竞于文字，争于道德，荒废实学，不讲物理，非三皇五帝之至德也。

　　49.

　　毛主席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佛家则以为爱恨喜怒，皆人自取，证得菩提，烦恼都消。

　　爱恨固然并非无根，却也不是全都自觉。年少识浅，气盛心躁，喜怒尤易为人操纵，亦有心机深险者激怒取悦，从中谋私。唯养气明理，不轻动于喜怒，喜则诚喜，怒则诚怒，悲则诚悲，怨则诚怨，非浮动于物议者也。

　　世上不少哀怒因人者，不知其哀怒所从来，此之谓心死。

　　50.

　　徐灵胎言国运关乎疾病，非尽妄谈。国兴则气盛，民气亦旺，小病不伤，大病难死，譬如精壮年少，血气方刚，虽中刀枪，血肉模糊，终可痊愈。国衰则气衰，民气亦衰，小病则伤，大病不起，譬如龙钟老迈，气息奄奄，一有跌挫，百药莫救。

　　国运盛时民多气盛之病，好用清凉之物；国运衰时民多气衰之病，好用温补之药。观乎民俗之所好，则可察民气之盛衰。

　　洄溪先生平生最恶人参之类温补之物，盖有恶乎世俗衰暮之气，欲有以振作也。

51.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此言非知道者也：草木不因天高而不长，江河不因海深而不流，人不因学海无涯而不学。不长之木，谓之枯木；不流之水，谓之死水；不学之人，谓之愚人，皆自弃于天地者也。

　　52.

　　六味地黄丸源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于北宋钱仲阳《小儿药证直诀》，不过，一直以为专治肾病之用，并未泛滥。明末赵献可著《医贯》，阐发“命门”之说，以为两肾之间有命门，乃元气所出，人命所系。凡人病弱，皆源于命门有虚，只需以六味补阴虚，八味补阳虚，自然元气充沛，身康体健。

　　此说一出，则六味地黄丸无异仙丹，服之有病可治病疗疾，无病可延年益寿。然而赵献可人微言轻，流布未广，清初吕留良选评时文（即八股文教材，即如当今李阳之疯狂英语乃一时显学者也，雍正赦曾静而追罪吕留良，盖亦因其名高望重，fans众多），负有盛名，对赵氏之说极力推崇，乃风行天下。后徐灵胎疾其虚妄，撰《医贯砭》逐条痛斥，以为《医贯》乃“亡明之妖书”，而叹吕留良“造孽之多”，于是此风稍息，而《医贯》一书亦不复盛行。

　　近年以来，补肾滋阴之说又复流行，而六味地黄丸又成新宠，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销售额达到10亿，生产厂家数百，知名品牌众多，专以此谋生致富者，不知凡几。药商犹不知足，仍斥巨金广告宣传，以期扩大市场，且有补肾宜早之说，惟恐有人以年青不食。

　　命门之说，吾不知其确否。其书名涵义，盖欲以命门贯医，且欲贯生，所谓“以一贯之”之意。晚明学术，心学禅说之风盛行，唯好以简单为高妙，拈一两字，便欲尽天下之理，赵氏发此说，亦风尚使然，徐灵胎以为“亡明妖书”者，以此也夫。

　　纵人有命门元气，则补之不如养之，养身之物，无过五谷，岂有以药丸养身之理哉？呜呼，无事服药，岂是人身之益？国民好补，岂是国家之福？吾甚惧哉。

　　53.

　　人问章太炎其学问何者第一，太炎自称中医第一。

　　愚以为太炎此言非以中医妙手自夸，乃重医学之辞也，盖以医学为学问根本。

　　医者不可不学群经，学者不可不知医理。

　　中华学术，医为本源，伏羲造针灸，黄帝作内经，神农尝百草，三圣一脉相传。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则前儒言之凿凿矣。毛主席恶后世国学，舍本逐末，辗转传抄，叠屋架床，愈学愈蠢，窥一秘本，即号绝学，乃不辞焚书之名，而独重中医，亦有焚烧芜枝败叶养护根源之深意焉。

　　54.

　　徐灵胎云：“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则医道为天地秘之泄，造化权之夺，非天地之秘造化之权，犹非天地造化者也，此绝不可混淆。天地有公有秘，造化有道有权，以秘为公，以权为道，断乎不可。

　　因其秘而知其公，因其权而悟其道，此则学医之正也。故学医者始于治病，进而卫生，进而养生，进而顺生安死。犹之乎学易者始则占卜，进而穷卦，进而明理，进而知命不惑。

　　55.

　　《西清诗话》：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白鹰诗：“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谲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有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官之。

　　此乃无赖书生标榜自重之辞，张元不窜西夏，李元昊岂息事厌兵之人哉？而阿骨达、铁木真、努尔哈赤，又谁教之耶？此等文人，既无能自致富贵，又不甘自守贫贱，乃行险侥幸，不惜反噬父母之邦，且以此为敲诈之资。韩琦号称名臣，受其恫吓，此其所以为弱宋欤？姚嗣宗大言不惭，其后一无可称，使逢汉高唐宗，驱逐久矣。

　　56.

　　易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微也。微者可大，大者可微，此理老生常谈，不足贵也。见微知著之难，在于辨微，火同微也，有势将燎原之星火，有炎炎待息之余烬；气同弱也，有初生之婴儿，有垂死之病夫。而且不仅然也，星火有时而熄，死灰有时复燃，婴儿有时早夭，绝症有时复起，此辨之难也。

　　57.

　　苏轼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人生在世，食五谷则难免有病，游社会则难免有灾，无病无灾，纯属妄想。至于 “无灾无难到公卿”，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类，占尽便宜，毫不吃亏。人言苏轼为坡仙，而苏轼亦自诩李白，吾观苏轼，俗不可耐，乃俗人之魁首耳，岂有丝毫仙风道骨哉？

　　58.

　　船山之父武夷先生，中举进京待选，有中贵人索贿，乃慨然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何为此乎？”遂归乡不出。

　　然而今日茫然四顾，且无田可耕，无子可教，方知人之狼狈，有甚于古人者也。

　　59.

　　非以国家为己任者不可以从政，非以他人之子如己子者不可从教，非以他人之身如己身者不可行医。盖行政任教行医，关乎人者极大，不可儿戏，不可轻忽，不可畏缩，不可卤莽，不可因喜怒赏罚，不可因毁誉进退，如痴如愚，如此方可以为社稷之臣、人伦之师、济世之医也。

　　60.

　　贾充敢于为人弑君，乃以博一生富贵，既未正明典之刑，亦未成卸磨之驴，可不谓幸欤？

　　然而曹髦挥兵攻相府，司马宙且望风避窜，若非贾充大声疾呼，则司马氏殆矣，方其与曹髦争生死之际，可谓奋不顾身矣。语云“富贵总向险中求”，贾充之富贵，固以项上人头合家性命博取。后世无聊之人，既不敢以性命博富贵，专好以名义非议诟骂，甚无谓也。

　　61.

　　语曰：“医者，意也”；又曰：“易者，意也”。

　　医学是一种思想，易学也是一种思想。可知是极为重视思想的，而不是说“医者，技也”、“易者，技也”，可见古人从未将医学和易学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此非抄方郎中算卦先生所知者也。故徐灵胎云：“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难经经释.序》）

　　62.

　　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者，故君子不可不慎；有谬以千里，差之毫厘者，故君子不得不辨。

　　有大奸似忠者，有大伪似真者，亦有大俗似雅者，而苏轼是焉。

　　苏轼之诗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呜呼，人之雅俗，岂在居室之有无竹也哉？孔明之躬耕，嵇康之锻铁，陶潜之种豆，无伤其雅，苏轼之遍栽兰竹，吟诗填词，无救其俗，唯其人而已矣。

　　毛主席说林彪“形左实右”，愚以为苏轼“形雅实俗”。王朔说金庸是香港一大俗，愚以为苏轼乃古今一大俗，不过金庸只风靡一时，犹不如苏轼之流毒千年也。

　　63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於太阴，寄心於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残谤而多哀惧，故形於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予久持此论，後见近人张君若需《题陈思王墓》诗云：“《白马》诗篇悲逐客，惊鸿词赋比湘君”，卓识鸿议，瞽论一空，极快事也。

　　子桓日夜欲杀其弟，而子建乃敢为《感甄赋》乎？甄死，子桓乃又以枕赐其弟乎？揆之情事，断无此理。义山则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曰：“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後漳河隔梦思。”又曰：“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又曰：“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又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文人轻薄，不顾事之有无，作此谰训，而又喋喋不已，真可痛恨；作诗者所当力戒也。

　　屈平之于楚，曹植之于魏，皆宗室之臣，国之兴亡，痛感心肺，不容自已，亦人情也。其诗赋也，亦皆以美人香草为辞，而人不诬屈原而诬子建，则亦有由焉。曹植自爱之心胜于爱国，自忧之心过于忧君，而逞才自现之情始终不息，未如屈原之痛心疾首而忘身者也。故其诗文，华而不实，博而寡要，虽喋喋不休，非但曹丕父子置若罔闻，且召后世无聊文人造谤诬蔑，人求荣之心盛而得辱，岂不哀哉？

　　64.

　　汉诛韩越而强，明族胡蓝而盛，晋骄贾石而亡，宋厚高石而弱。唐太宗虽无杀戮功臣之名，而侯君集已死于谋逆，太宗亲征高丽，李靖病重不能从，太宗乃曰：“努力，司马懿病笃，乃立功魏室”，李靖叩头请从行，而殁于军，则太宗固含菹醢之心，特未如汉高明祖之显著耳。

　　盖功臣也者，不祥之物也，以杀人之力，冒死者之功，犹不敛抑，反自矜伐，犯阴阳之忌，触鬼神之怒，无知之愚民妄加推戴，怀私之佞人争相攀附，擅作威福，鱼肉百姓，其召祸不亦宜乎？使功臣而无祸如晋宋，则祸且及于国家百姓，鬼神之不可欺，如此其赫赫哉。

　　65.

　　阮籍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传诵千古，吾甚怪焉。刘项是否英雄，姑且勿论，然而阮籍战战兢兢，毕生避祸避辱，终不免为司马昭撰《劝进表》，不免于辱，则斯言岂阮籍所宜言哉？所谓大言欺世，以此为最。使阮籍生于秦汉之间，更不知其所能为，若言魏晋之间无英雄，遂使阮籍成名，更为允当。

　　66.

　　中医之言“辨证”，非辩证法之所谓辨证也。辨者，犹言分析，证者，犹言推理确认。所谓辨证施治，即分析确认病理，而后用药。盖有症状相似而不同病者，有症状迥异而同病者，症状百端，病因千奇，如不深明确认其病理，仅凭表象臆测，心无定见，或妄施药石，或以药试病，或敷衍塞责，而多枉杀不当死之人。

　　辨证之用，其仅医哉？天人之际，无不须辨证者者也。名物极多，非博学不能辨；真理常微，非深思不能证。有似是而非者，有似真而伪者，有似同而异者，技有精粗，学有醇疵，同善也，而有大小，同恶也，而有巨细，皆待人辨证而后知。船山先生曰：“刘向、贡禹，经术同也；诸葛、司马，方略同也；二程、三苏，议论同也；不可以与贤者同而奖匪人，不可以与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谢安石风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虚枵以致败，谢宁静以立功，或以江左风流为乱阶，而谓此中之无人，亦皮相而已矣。”船山之学，于辨证处下力极多，得益处亦多，医者辨症辨病，船山辨人辨事而已。

　　如不能用辨证，其医也，庸医而已矣，其学也，末学而已矣，其政也，偷政而已矣。

　　67.

　　张子房椎秦皇于博浪，勇过刘项，不让荆轲，而屈身为汜下老人结履，其勇过人，其量亦过人，斯乃可谓人杰。孔子曰“能勇能怯”，言此也夫？

　　阮籍佯狂任诞，百般诡饰，而司马昭知其不甘亲附亦不敢违抗，洞见其心，则阮籍一切伎俩，掩耳盗铃耳，世人皆知而自以为巧，其愚乃不可药。张子房岂有阴谋秘计哉？王韩信、侯雍齿、销六国之印，皆正道直言耳。汉高祖见诸将纷纷私议以问，子房答曰“陛下不知邪？此谋反耳”，明白洞达，毫无隐曲。高祖奴役群臣，而独于子房不失客气，

　　其智似不可测，亦何不可测之有哉？

　　68.

　　吕思勉言晋人好名之弊，曰“恶知夫能立德则无慕乎外，学问犹以为粗，事功犹以为末，虽有盖世之勋，不朽之言，湮灭而无传于后，而无所憾乎”。此言也，正魏晋名士之所宗尚，而启八王之乱，召五胡之祸，使神州陆沉百年邱墟者也。

　　德者，得也，所得者何？得道也。道者，兼阴阳，合名实，无所不容，岂有绝外事、粗学问、末事功之道哉？纵有亦道士闭关修神仙、僧人面壁参禅悟之道耳，此与魏晋名士之饮酒清谈，实出同源，以空虚为深湛，以遗世为高洁而已矣，迹不同而其实一也。

　　吕思勉本名士，习尚熏染已深，欲求名士之弊，难矣哉。

　　69.

　　凡治恶毒之疾，常用恶毒之药，以毒攻毒也。然而治疥癣则用蛇蝎，治梅毒则用汞砷，盖疥癣为热毒，故以寒毒之蛇蝎攻之，梅毒为阴毒，故以热毒之汞砷攻之。攻之不当，非但不收奇兵之效，反有助虐之灾，死不旋踵矣。

　　70.

　　道圣于孔子，然而孔子后学者于六经之外不复深求，而大道隐；医圣于仲景，然而仲景后医者于方剂之外少所探究，而医术荒；诗圣于杜甫，然而杜甫后诗人于绝律之外少所尝试，而诗风堕。

　　拘泥固守，则圣人且为后学者之患，况他人乎？

　　71

　　与闲人争是非，虽是亦非；与高人争得失，虽失亦得——惟其人也。

　　于乱世论荣辱，虽荣亦辱；于盛世论功过，虽过亦功——惟其时也。

　　72.

　　李中梓言人以虚死者“十有六七”，徐灵胎言“千无二三”，此皆临证丰富，非道听途说，又皆诚实君子，非刻意捏造。故所谓病有常态，治有死方者，多拘泥不知变化者也。

　　73.

　　“鸡鸣高树颠”，汉乐府之成句，陆机借用之则见功名之士，陶潜借用之则见隐逸之士，唯其人不同，虽文字无异，气象自不同。

　　74.

　　朱熹曰：“看史只如看人相打，人相打有甚好看处？同父一生被史坏了！”

　　若人只喜欢凑热闹看人打架，诚然无聊无益。然而历史不仅杀伐，纵有杀伐，亦不同常人私斗。若天下鼎沸，犹瞑目不视，未见其高明，至于家国兴亡，亦漠不关心，则何异乎行尸走肉？

　　即便常人打斗，如能排解，亦或见义勇为，较之充耳不闻，远远躲避者，其贤不肖不亦远乎？

　　75.

　　山河破碎万民死，

　　君子小人俱可怜。

　　争到明亡闯灭后，

　　还请清主辨奸贤。

　　豫亲王多铎入南京，降臣诉马士英奸恶，多铎大笑曰：“奸臣！奸臣！”

　　龚鼎孽诉冯诠为魏忠贤义子，冯亦反诉龚降于闯，争讼于多尔衮之前，多尔衮笑曰：“有过者不可责人”，两置不问。

　　明人好名争名之习气，深入骨髓，然其争执，仅博多铎、多尔衮之一笑，岂不哀哉？

　　宁完我是否大清忠臣，愚不得而知，然其为大清功臣则无疑。死谏请诛陈名夏，陈死而标高争名之风息，树党相攻之祸绝，岂非大功于清室乎？至于康梁起，沽名立党之风方复起。

　　76.

　　龚鼎孽每言：“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顾眉则曰：“彼能为孙孝威，吾自能为葛嫩。”实则龚本不能死，顾亦不能为葛嫩。君子求诸己，小人责于人，自曝其短，越描越黑而已。

　　77.

　　“学海无涯苦作舟”，此乃流俗之谬论。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则其乐可知矣。圣人之言，炳如日月，学海无涯，当以乐为舟，或者说以兴趣为舟。

　　若以学海为苦海，不得已强焉就学，其不“回头是岸”者，鲜矣！以学为苦，以苦为学，若慧可之断臂，苏秦之刺股，非不勤苦，终窜入于异端。

　　或曰：然则颜回之穷困、匡衡之凿壁、孙康之映雪，非苦学者乎？答曰：此数子正自深得学中之乐，故不觉其苦，他人但见其苦，而不知其乐也。

　　唯不知学者之乐，故以俗人之好恶测学者之甘苦，乃成乎小人之邪说。

　　78.

　　唐前列女慕樊班，

　　宋后名媛羡易安。

　　国运总随风尚改，

　　何须搔首问苍天。

　　79.

　　越南、阿富汗、伊拉克战乱数十年，人民横死以百万计，而不见其人口之少，瑞士、瑞典承平数百年，无烽火饥寒之忧，富庶安康，而不见其人口之多。

　　天地自有生人之道，非浅见所可测者也。

　　80.

　　英法诸国，放弃了帝国，却继承了帝国的文化。帝国主义重在扩张，要求其文化有包容性，而民族主义重在防御，所以有排外性。以民族主义文化求扩张，或者以帝国主义文化求退缩，皆属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