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病斋札记 -- 古城老农

1.

　　孟良崮之役，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战殁。蒋公痛心疾首，老泪纵横，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初见此言，以为蒋公讳疾之辞，战已败，将已死，军已覆，犹曰“劣势”，犹曰“乌合”，则不知何者为优势，何者为精锐矣。偶然一念，又不尽然，蒋公治军，重将领而轻士卒而尤轻民众，以等级森严上下分明之部伍为严整，而共军官兵不分，兵民莫辨，无所谓长官马弁，一律呼之指战员，总司令朱德，一老伙夫而已，陈毅、粟裕，不过一二老兵而已，无张师长堂堂仪表，凛凛威风，如何不视之为“乌合”也哉？然而共军之威力优势，正在此“乌合”，此恐蒋公终生未解之迷也，勿论麦可阿瑟矣。

　　谈兵者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曰“兵贵精不贵多，精兵一旅，可胜百万乌合之众”，然而蒋公重将领精士卒，国军反大败于共军，是遵何理哉？盖兵之精也，精在其神，不在其表，而国军之精，共军之乌合，皆其表也。徒有其表之精兵，仪仗队而已，可以壮观瞻，不足以争生死也。

　　2.

　　陈亮言：“子房为高帝谋臣，从容一发，动中机会，而常超然于事物之外，此岂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于危世，不求闻达，三顾后起，而拳拳汉事，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管乐功利之学，盖未能造此室也。天资之高，目力之异，卓然有会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耳。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经营讲画，不遗余虑，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其经世之志耳。魏征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从容议论，有过必救，有善必达，虽礼乐之未暇，而治体盖已略尽。”

　　陈亮此论，百世莫易。子房学于鬼谷子，而终非阴谋之徒，孔明学于管仲乐毅，而终非功利之辈，贾生学于申韩，而无其残忍严刻，魏征学于纵横，而终非苏秦张仪之随意雌黄。此数子者，性本忠厚，学虽始于异端，而行则合乎仁道，孔子曰：“殊途而同归”者，此之谓欤？以管仲之小器，而夫子如其仁，况此数子之泽被广而遗爱深乎？至于华歆、谯周、汤斌、郑孝胥之流，虽耳闻圣人之教，口诵圣贤之书，而终为名教之罪人。天道甚广，不可绝也；天道甚严，不可窃也：知此，则可以知学，可以知人，可以知天道矣。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前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形。”

　　读明人说理，知此言非无根自大之辞。清人于有明学术，诋毁太过，以为“荒陋”，一代有一代之风气，自有一代之学术，以为有不足可也，以为无一可取则尽诬一代人矣。明人无清人考据之学，然清人亦无明人性情之学，妄分高下，只见其坚持偏见耳。

　　4.

　　1949年，大陆革命成功，郭沫若将入北京，触景生情，吟成一绝：“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当时登载于《人民日报》，中共将士，稍通文墨者，无不传诵，以为心声。

　　郭氏平生，亦可由此观也。“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者，1927年之民声也；“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者，1949年之民声也；“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者，1965年之民声也；“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者，1976年之民声也。皆传诵一时，然前后互印，则进退失据，人且以此垢郭氏之反复。

　　语曰“天听自我民听”，虽然而有不尽然者，民听随时变迁，若不求之于天理，证之于肺腑，则为随波逐流而已矣，虽文之曰与时俱进，无益也。鉴于郭氏可知矣。

　　5.

　　刘安祺上将云：学问是人家经验，经验是自家学问。此亦可谓知言，善读者，书籍可读也，生活可读也，天地之大，草木之微，无不可读，皆可以有所领悟。唯庸人或守章句，或矜经验，而自以为道尽在此，坐井以观天，反怪天之不大，其妄可笑，其愚可怜。

　　6.

　　《玉照新志》卷六：“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米钱，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所急，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令札付岳氏而已。”

　　岳飞被杀后，家产抄没，子孙流放。名为流放，实际还不如监禁，不但没有行动自由，衣食也毫无保障，只能每天向人借贷钱米，却还有利欲熏心的官吏为邀宠权贵，连这点生路都要断掉，一心置之死地。岳霖后来在《赐谥谢表》里说“形骸沟壑，痛固无穷；妻子蛮夷，鬼亦不食，与言及此，流涕涟如”，确非夸大，而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焘，日月照临，察臣之父初无他肠，怜臣之父没有遗憾”，犹为痛切。

　　人尽言秦桧之恶贯满盈，然而秦无意杀岳云，而高宗赵构竟杀之，秦无意灭岳氏，而漳州知府愿灭之，则人心之险恶，岂尽在元凶罪魁耶？一戾念起于方寸，蛇蝎不如，呜呼，可不畏哉？

　　至于秦桧，杀岳飞行和议则志得意足，于其子孙则无余怨，非必灭其族而后止，或者其天良尚有所畏忌乎？

　　秦桧得漳州知府之牍，非但没有采纳，反而札付岳氏，于此可见其狡。以秦之老奸巨滑，自然深知岳飞一案并无过硬证据，仅属莫须有，经不起时间考验，迟早有翻案的一天。以秦桧当时之权势熏天，灭岳氏一族不过举手之劳，然而秦氏不愧奸中翘楚，不仅没有把事情做的太绝，反而借机向岳家示意：老夫与岳飞之争，事关国家，非为私怨，水火不能并存，但于你们，并无株连之意。

　　此举后来果然有效，待完颜亮南侵，高宗禅位，孝宗为岳飞昭雪，秦岳两家，地位顿时颠倒，岳霖岳珂斥骂秦桧，却并不与其子孙为难，而秦氏后人，至今繁衍，号为大族。

　　林彪曰：“绝则错”，惜乎知其言而不知其意，父子抛尸异域，真知此言真昧者，其秦桧乎？

　　7.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约是这样的意思：欧美之资本主义，苏联之修正主义，旧中国之封建主义（简称“封资修”），乃当时中国所能继承学习的几种文化体系，但积弊均多，无一差强于人意。既然无现成模式可以参照，于是一律打倒（破），在这批判的过程中，自然就有新文化的精神诞生。

　　不过，这也并非毛主席的独家发明，鲁迅早已付诸实践。鲁迅于古今中外，几乎无不讽刺，于是梁实秋愤愤然不平，责问鲁迅将一切“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却究竟该如何是好呢？鲁迅正是一位破字当头的榜样，而也正在其无所不破中，已有一种令毛主席心仪赞许的“硬骨头”精神立于其中了。而这也并非仅是毛主席个人私好，观于为鲁迅送葬之人群，及覆盖遗体上之“民族魂”字样，可知是当时许多人的共鸣了。毛主席以鲁迅为文化革命旗手，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诚有以也。

　　愚更有一言，非仅立在破中，而且破在立中，船山先生毅然卫道，卓然壁立万仞，而读其书，则力排佛老异端，痛斥败类之儒，又无时不见其破。庸人不察，言破也，则肆无忌惮，言立也，则墨守规矩，其不足以言立，亦不足以言破，自暴自弃而已矣。

　　8.

　　自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以后，仿效者接踵不绝，其中不乏高手名家之笔，殚精竭虑之作，而无一可以与之媲美。固然因魏晋人物之风度已绝，后人纵模仿而终不得其神韵，亦与其文采，不无关系。世说之笔，洗练至极，纯系白描，决无冗词，与精彩无关之处，宁缺不补，而后世之作，纵屡经删削，较之世说，仍嫌烦巨。譬如画龙，世说只点一睛，扬长而去，后人不免绘角绘爪，虽非描鳞，亦无添足，终无其潇洒，以焦弱侯之学博笔健，尚不能及，况他人乎？

　　9.

　　韩世忠有词两阕：

　　临江仙

　　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

　　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宋史》云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观于此词可知矣，“劝君识取主人公”，尤为佛家口头禅。世忠本鸷勇敢为之人，而晚年一若厌世出俗之僧，天其特吝赵宋，不产英雄哉？有英雄出，则摧折备至，使其灰心丧气，而后畏不可一世之天骄，怨长乱喜祸之天意，天何冤哉。

　　宋高宗赵构《渔父词》

　　序：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

　　（其一）

　　一湖春水夜来生。几叠春山远更横。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

　　（其三）

　　云洒清江江上船。一钱何得买江天。催短棹，去长川。鱼蟹来倾酒舍烟。

　　〔其四）

　　青草开时已过船。锦鳞跃处浪痕圆。竹叶酒，柳花毡。有意沙鸥伴我眠。

　　〔其五）

　　扁舟小缆荻花风。四合青山暮霭中。明细火，倚孤松。但愿尊中酒不空。

　　〔其十〕

　　远水无涯山有邻。相看岁晚更情亲。笛里月，酒中身。举头无我一般人。

　　〔其十一）

　　谁云渔父是愚翁。一叶浮家万虑空。轻破浪，细迎风。睡起蓬窗日正中。

　　〔其十四〕

　　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

　　〔其十五）

　　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

　　绍兴元年，靖康之耻辱未远，建炎之艰危犹在，父兄之仇未报，百姓之生未安，而高宗之词，闲适逍遥如此。此岂可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者乎？不必待秦桧之信用，可知其所谓中兴为偏安矣。

　　9.

　　读金雄白著《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五册罢，怃然有感。此人此文，事实应无夸匿，感触宜属真诚，不可以巧言令色视之，然犹不可以事核文直许之，须放眼近代变迁，折衷天理人情平之。

　　古中国者，文士之国也，日本者，武士之国也。延及近代，遗风犹烈，在日本则强横暴虐，勒索无厌，在中国则饶舌理论，应付乏术。观于汪政权之组成，多为文人，纵周佛海稍有权术机变者，亦幕府之雄耳。文人口舌笔墨之能，不过赞誉诟骂以哀怒动人而已，然而盗亦有道，其道一言以蔽之，不讲情理而已，赞之不喜，骂之不畏，感之不动，求之不应，惟利是图，唯力是视，而文人之伎俩穷矣。托名保存国家元气，借口抚恤黎民哀苦，则唯此曲线救国一术耳。

　　然而堂堂中华数千年绵延不绝，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皆可卓然自立，岂必匍匐人下求生哉？蒋公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毛公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而汪氏不知此也，天渊之别，由此而判，毁誉之异，由此而决。

　　周作人悼林柏生诗：“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犹悻悻不平，呼冤喊屈，较之数千万罹难同胞，数百万捐躯将士，其果然冤屈乎？何其自恕宽而自怜厚也。

　　陈同甫言文人以文章行宜立身，船山先生言无学不可为文人，皆针砭膏肓之言也。若无高人之行，过人之学，徒然舞弄笔墨，而自衿曰文人，文人之败类而已矣。

　　10.

　　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近代别具一格，近人谈文学，则必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为各代重点，而钱氏以诗文为文学正统，虽于元明清无异。他人侈谈之小说戏曲，几无措辞，则以为非文章之正道，不言而喻。

　　钱氏论陈亮，曰：“论学亦袭二程之绪余，而故为权谲；论政不出三苏之窠臼，而益自夸大。头出头没于苏程二氏门下，欲以兼综，而未有真实见地以自名一家。及其发为文章，有东坡之容易，异东坡之警发，早熟而老未成，畅达而语多肤，看似持之有故，其实按之无物；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乎？”

　　如此论陈亮，愚期期以为不可。如曰陈亮“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则近矣，而陈亮与杜牧，各有长短，非仅其流亚而已。至于以为陈亮见识不出苏程，文章不及苏轼，近乎诬矣。陈亮为永嘉一派健将，其学也，则独树一帜为治思想史者不敢忽视，苏轼所不及，其文也，则辞高调响为慷慨激烈者所偏爱，与苏轼山峰对峙，未见其劣。

　　11.

　　毛主席在朝鲜战争后说：“帝国主义知道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不好惹了，惹翻是不好办的”，在毛主席的辞典里，组织的重要性也仅次于人民（群众）。

　　任何社会里都是有一定组织的，但是组织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传统封建中国，社会是围绕着个人、家族、朋友而组织的，第一组织不够严密，第二组织不够庞大，血缘关系、亲密程度越远，组织性越差，甚至游离于组织之外，而现代化的社会，是组织性远为严密强大的。日本比中国早现代化，就是比中国早组织起来，与现代化了的日本相比，传统中国的组织性就很差，象一盘散沙，总是被动挨打。现代化的日本，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侵略机器，比机器更厉害的是它还是有机的，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功能，把机器的一个零件弄坏了，机器可能就坏了，但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把它的哪怕最重要的零件弄坏了，它也仍然可以照常运转。朝鲜人刺杀了伊藤博文，也无救其灭亡：对于一个组织起来的现代化的社会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不重要的，可以替代的，就是把日本天皇刺杀了也没有用。要战胜这么一个组织起来的军国主义，只有从整体上将其打倒或者拖垮。

　　要想与已经组织起来的对手抗衡，只有自己更加严密的组织起来。分裂的德意志，只有在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战胜法国得到统一；落后的俄罗斯，只有在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抗衡德国（沙皇俄国与苏联的差别就是组织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就体现在一战与二战沙俄与苏联的不同表现中，一战的德国没有使用主力就打垮了沙俄，而二战的德国挟全欧洲大陆之力却被苏联迎头击败）。蒋公是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手段——黄埔军校、国民党（包括里面的CC派、蓝衣社等小组织）、军统等特务机构、青红帮、三青团——来组织中国，这里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所有组织都是围绕蒋公个人这个中心，对于黄埔师生，他是校长，对于国民党，他是总裁，对于蓝衣社，他是领袖。毛主席则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而中共的组织之密，纪律之严，也是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毛主席无论怎样受处分被冷落遭批判也不脱党，就是他深知一旦离开中共这个组织，任何个人都会变得无足轻重，陈独秀等人就是显例。这个道理，有的古人都懂，但他们往往把这归于“势”，毛主席也是人，并非三头六臂，倘若脱离组织，几个警察特务就可以把他摆平，所谓“一力士之擒耳”。

　　中共对于组织的力量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之所以反***功，不仅因为它是邪教，言行怪诞，更因为它有自己的组织，举动诡异。中共或许可以容忍反对的个人，但绝对不会允许反对的组织存在。

　　组织起来的代价是个人自由的削弱甚至剥夺，这势必遭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对，当这种离心力大到足以破坏组织时，就会出现崩溃瓦解，因此，过于紧张的严密组织可以救急，却难以持久。传统中国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但这种改弦更张的操作难度很大，张久则绝，欲弛不可，弛久则废，欲张不能。而更巧妙的方法可能是如英美那样，以自由的名义组织起来：内部听任一些自由主义存在，但决不放纵到损害社会组织性的程度，此之谓：“英美之道，亦张亦弛。”

　　12.

　　《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者，以一统为大也。以一统为大，则以分争为小矣。

　　汉武帝言“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谷梁传以为“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公羊传以为：“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左氏无传。

　　董仲舒为公羊学师，汉武帝听其说，灭南越、征朝鲜、破南粤、平闽粤、定夜朗，以“大一统”也；北征匈奴，远出朔漠，以复高皇帝之仇也。

　　13.

　　谚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初不知其所谓。后于郑州打工，其家养猴一只，狼狗两条，狗体形壮硕，性情凶猛，生人不敢近。而唯于此猴，畏惧帖服，猴无聊时常戏弄两狗，狗偶尔不胜烦辱，咆哮暴怒，而猴则上下腾跃，前钻后跳，间隙则拳击撕咬，狗无奈猴何，只得悻悻躲避远去。每饮食，则猴必先尝，饱后狗方敢近前，不敢争也。

　　由此观之，俗语必有来由，或者山中无老虎，则猴子称雄于群兽矣。

　　1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言古人君之难，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於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于黄宗羲而言，这或为悬想虚构之谈，而证之近世，可知事有甚于此者焉。自从晚清开埠，列强逼迫，国家有瓜分之势，民族有亡种之忧，观投身政治者之结局，举其大者而言：李鸿章心力交悴而死，袁世凯众叛亲离而亡，吴佩孚横死北平，蒋介石亡命台湾，汪精卫死而坟墓发，毛泽东殁而妻侄囚，此皆叱咤风云为一时之雄者，尚且如此，其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者数不胜数，则曰“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者，岂尽诬哉？

　　政治非经商，厚利不可得也；政治非慈善，美名不可沽也，唯小人以从政为发财扬名之捷径，而其政可知矣。

　　15.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善是道之继，也就是道的发展、变动，性为道之成，也就是道的完成、总结。善体现道之阳，性反映道之阴，道既有发展变动，也有完成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缺一不可。只言继，则为凌空蹈虚，有亢龙之悔，其善不终；只言成，则为停滞保守，致玄黄之血，其性亦穷。

　　学者有善继者，触处即发，天才莫遏，亦有善成者，博综群书，无所不窥，然而彼此或有抵牾焉。故纪昀总纂四库，而于船山则曰连篇累牍、横生枝节，船山别开生面，于段成式则曰夸新侈博、玩物丧志，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人与洋人较，则国人善成而洋人善继矣。凿深索隐，得意自鸣，标新树高者，洋人之长也；博采众家，综合百科，折中长短者，则国人少胜焉。

　　16.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堵胤锡临终遗表云：“伏乞皇上简任老成，用图恢复；如国家大事有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发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败可虞！祖宗有灵，实鉴临之！臣死矣，不胜余撼。”

　　船山《永历实录》：“通政使毛毓祥、给事中李用楫与同邑里，相知闻，以私意蛊胤锡，屡有论荐，廷士皆不悦。会公宴，金堡被酒，厉声曰：‘公复湖北，而弃湖北者亦公也；督师复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与督师誓援江西，顾引忠贞营入粤，蹂内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闻天下，一旦所为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见曹志建，况天下乎？’胤锡无以应。”

　　堵胤锡与金堡，皆船山故交，而堵与金堡不睦，几同水火，观船山文字，似仍有右金而左堵之意。呜呼，船山后亦言堵公“当世伟人”，或者饱尝艰辛，方知堵公实事之难做，非金堡高调之易唱也。永历朝廷，有大臣之才识者，堵公一人而已，而何腾蛟、李元胤、瞿式耜阻挠掣肘，使其郁郁而死。以南明之势，虽和衷共济尚恐无济于事，而乃内讧如此，真堪叹息，此段周折，唯顾诚《南明史》分析详实，可为堵公雪数百年之冤。然而顾作之失，则在于李自成余部过于回护。综各家之言，查当时情形，则堵公为收服忠贞营各部，不免有所妥协，而在念念不忘崇祯之仇者如金堡视之，则交接流寇，有伤清誉矣。

　　明末之患，小人勿论矣，即以君子而言，则有门户、声气、成见之弊焉。于李自成有成见，可恕也，而于忠贞营何苦耿耿于怀？彼为李自成用则其鹰犬，为我用则我之爪牙，何必横加凌蔑，示天下以不广也？汉光武之精兵，铜马之寇也，曹孟德之猛士，黄巾之贼也，岳鹏举之劲卒，湖湘之盗也：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明以大义，严以纪律，皆可以驱使以立功名。而徒然坚持门户、驰骛声气，彼此为难，使满人坐收渔利，可胜痛哉？天道无私，而晚明之号称君子者，立党派分水火争是非，悖逆天理而祸及宗社，得误国之名非诬也。

堵公于戎马葱茏之中，尚且偷闲访觅船山兄弟，其后，船山苦守深山数十年，继往圣绝学，开湖湘风气，堵公可谓知人。堵公含辛茹苦，性命荣辱置之度外，唯欲缝补危局，而不掺一己之私利私欲于其间，识大体，顾大局，晚明之督师阁臣，非死于锋刃，则辱于名节，唯堵公病殁，盖天亦怜其苦心孤忠，不忍使凶死乎？

堵公有游南岳诗一首，此或者其访船山时之所作乎？

冒雨游方广中道喜晴

危磴垂萝人经少，盘蹊觅路鸟声呼。

满头薄雾通天气，一背初晴负画图。

万壑中间云树暗，四山层簇雨莲孤。

千年涧里潺潺水，流到人间听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