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看完电影回来读朋友的博客，惊闻以前的一个好友也成了崇毛者，有点吃惊，但又不真的吃惊。一切不从个体经历而从宏大概念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都是潜在的崇毛者，而该同学向来是个宏大概念爱好者。崇毛与否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有鼻子有眼会哭会笑会思考会喜悦会疼痛的只能是个人，放弃这种个体立场，将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承受的痛苦看作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代价，或者认为一个专制者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带来的痛苦可以因为他对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承诺而被原谅甚至被崇敬，换言之将个人视为工具、视为手段，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的起源。

“群体性事件”未必就是坏事，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则罢工游行，已经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今年3月去法国旅行，就赶上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凡尔赛宫的工作人员罢工，害得我大老远赶去，门都进不去。

正是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这些安抚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来看，它还仍然只是“授之以鱼”而已。它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真正要预防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反复重演，还需“授之以渔”，这里的“渔”是什么呢？就是允许民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府建立制度性对话。

显然，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对话双方。一方自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但是“另一方”是谁呢？遗憾的是，在几次大规模暴力型群体性事件中，在对话的“另一方”，我们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群众”，他们往往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可以说，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中对话的困难，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公民组织，政府不但能在自己和“黑压压的群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从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是一个组织，除非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因此一般来说会克制成员的过激行为。只有当一群人可以迅速“人间蒸发”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才肆无忌惮，从而引发杀人放火的悲剧。正是因此，政府应当宽容那些温和理性的民间组织，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及时有序的释放“健康信号”，而且它可能成为民间声音温和化、理性化的一个机制。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习惯于将“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权”对立起来，说什么“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而言论结社自由则是知识分子们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中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却说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很多普通人正是要通过表达的权利去争取生存的利益。其实，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没人爱“折腾”，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出现，多半是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而造成的诉求非制度性表达。与其“授之以鱼”，在矛盾爆发之后采取种种安抚性措施，不如“授之以渔”，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让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可持续地与政府对话，在细水长流的互动中化解矛盾。如果说“鱼”是利益，那么“渔”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保障的利益诉求，就象碗里被施舍来的饭，吃了上顿很难保证还有没有下顿。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