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象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每天听到的都是一种声音，一个信息，那么我的判断力就受到了操控，说难听点就是被洗脑了。这种时候，一旦信息放开，我的判断可能会飞快变化。真正的民意，民众真正的价值观和一个国家真正的政治文化，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不会飞快变化。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 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 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的，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