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汪精卫的一首诗：言不由衷还是双重人格 -- 不速之客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

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

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

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

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

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

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

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

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

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

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

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

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

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

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

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

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

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

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

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

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

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

"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

"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

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

"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

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

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

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

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

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

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

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

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

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

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

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

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

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

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

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

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

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

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

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

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

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

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

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

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

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

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

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

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

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

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

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

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

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

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

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

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

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

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

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

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

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

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

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

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

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

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

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

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

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

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

'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

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

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

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

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

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

"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

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

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

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

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

铭"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