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岂曰将将与将兵 -- 喵咪呜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雪青是第一次见爷爷，“爷爷！爷爷！”喊个不停。经历两年非人生活的许光达，一直处在十分冷漠之中，听着孙女的呼喊，心里一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许光达同儿子儿媳见面，一直在监视下进行，儿子想知道爸爸心里想说什么。他掏出一个听诊器，放在许光达的喉头处：“爸爸，我给你听听病。”

许光达看着这个听诊器，马上联想到坦克上的喉头送话器，他明白儿子的用意，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

回到家里，许延滨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为了使这封信尽快到达周恩来的手里，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周总理。6月2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6月3日，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他们又不放许光达走。10点钟左右，专案组派人来通知说许光达去世了。

6月26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消息。

6月3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许光达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待？”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引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

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帅说起过。

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1977年平反，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

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

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会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看到常委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排去苏联学习的。……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学习的学员。……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

叶帅讲完，贺龙和徐向前元帅在表示拥护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后，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

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对曹里怀这位开国中将念念不忘，他曾经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词，内中一句叫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曹是曹里怀，刘是刘震。”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哪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捏造刘震所谓‘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等罪名，於8月20日以空军党委名义上报，经林彪批准於9月12日令刘震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阴谋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点名揪斗刘震。

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又私立专案，对刘震进行残酷审讯。可怜共和国一代上将被装在麻袋中，跌断了两根肋骨。

　　 1969年10月，刘震被押送农场监督劳动，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1年‘9·13’事件後，在周恩来总理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的关怀下，刘震才於1972年6月回京治病。

　 　在一次次的非法审讯中，刘震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贞不屈。

成钧在检查中提到，……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 ……

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回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

“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p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