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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从文革和四清的区别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左倾错误的区别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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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刘少奇在四清和文革中的左倾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同志来之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刘少奇同志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

同时敢于动用 “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以至于彭梅秀在一年以后死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善于搞 斗 争、善于 整 人的一面。

1963年2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并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

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同志听到毛主席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和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

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波同志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刘少奇同志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主席,开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这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刘少奇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少奇同志对文革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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