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三青团始末 -- foundera

13 党团合并，寿终正寝

13.1“团长交议”的改组方案草草收场

13.2 党员队伍锐减至上年的1/3，党团合并没有出现奇迹，没有使国民

党起死回生

13.3 组建全副美式装备的“戡建大队”，到上海摆开打虎的阵势，“宁

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呼啸而来，凄然而去

13.1“团长交议”的改组方案草草收场

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接连召开中央干事、监察联席会

议，通过了“团长交议”关于三青团的改组方案。宣称要在蒋经国的主持下，

对三青团进行改造，对团员进行总甄核，重新登记。

《三民主义青年团改进方案》规定改造的宗旨是：“为适应时代需要，

加强革命力量，一扫除革命建国之障碍，达成革命建国之任务，本团应即彻

底改组，充实内部，强化组织，重订方针，展开工作，以为健全之三民主义

青年的革命集团。”“规定改组整理时期为一年，并定于一年期满召开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

所谓“扫除革命障碍”，三青团认为，障碍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破坏统一”，因此，反共依然是三青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为此它制定了配合军事加强反共宣传，加强青年组训，打击共产党在工厂农

村学校机关社团军队等“社会各阶层”的“潜伏活动”，“选拔干部深入共

党割据区域展开政治工作争取青年群众”的反共政策，规定了在国民党统治

区、“收复区”和“绥靖区”的不同的工作方针，此时的三青团，已成为反

共的急先锋。

二是贪污风气。贪污腐败的风气已浸入国民党的骨髓，腐蚀了整个的国

家机器，因而，把反对贪污当作改组三青团的第二大任务，开展一个“反贪

污运动”。提出“展开反贪污宣传树立社会舆论”，“研究贪污所以发生之

原因建议根绝贪污之具体办法”，“号召充任公务人员之团员及青年以身作

则决不贪污”，“调查及检举一切贪污行为”。

三是官僚作风。造成贪污腐败而使国民党丧失民心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官僚作风的普遍存在，因此“反官僚运动”也是三青团改组的又一

任务。它提出“树立严正舆论消灭官僚习气”，要求“各级团员彻底革除虚

伪泄沓之官僚作风树立笃实精进之社会风气”，“公开批评及纠正官僚作风

与一切官僚恶习”，“调查并检举官僚资本”。

由此可见，在改组三青团的过程中，蒋经国已认识到贪污腐败问题是导

致军事上失败，政治上丧失民心的症结所在，规定“有贪污行为者”不得进

行团员登记，并由此萌发了惩治腐败的念头。此外，为消除CC 系的影响，三

青团改组的组织原则规定，“团员兼为党员者，应就其志愿自行认定参加团

或党的组织及活动以免重复”，三青团员不得兼为国民党员。

然而，蒋经国空有一番雄图。

到1947 年初，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战争在军事上连遭挫败，全面进攻被

人民解放军粉碎，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从7 月开始，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反共战争的形势江河日下。

国民党的实施宪政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1946 年11 月，国民党蒋介

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拒不参加的情况下，拉

拢青年党和民社党，召开了由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制宪国民大会”，为独裁

的政府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并在1947 年4 月成立了所谓“三党联合

政府”。国民党统治区内经济上、政治上的危机也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广大青年学生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运动席卷各大中城市，形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政府

于1947 年7 月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方案》，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

纲要》，决心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

财力，以支持反共的军事战争。在三青团各级组织的动员下，征集第二批知

识青年从军，蒋经国组织了以复员的青年军为骨干的“青年勘乱建国大队”，

扩充反共的武装部队。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岌岌不保，内外交困，蒋氏

父子哪有心思对三青团进行改造。因此，所谓“改组”，雷声大，雨点小，

堂而皇之的《方案》成为空文，很快就草草收场了。但是，蒋氏父子也看到，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腐败日益加剧，三青团的势力逐步上升，调和两者

之间的矛盾并以三青团的力量代替国民党，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3.2 党员队伍锐减至上年的1/3，党团合并没有出现奇迹、没有使国民

党起死回生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从形式上来看，蒋经国掌握

了中央团部的要职和实权，但是多数省市的支团却仍然是康泽系的人员所控

制，蒋经国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省市团的组织。此外由于反共军事局势的

急转直下，蒋经国又兼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

忙于开办“勘乱建国训练班”，成立若干“青年勘乱建国大队”，对三青团

的工作采取消极的态度。他派他的亲信俞季虞担任主任秘书，在他的处长办

公室办公，而他自己却极少去，他的办公桌经常是空着的。去找蒋处长的人，

只能见到他的秘书。这样一来，中央团部的干部及各省支团，对蒋经国颇为

失望。地方支团，也乐得各自为政，以致形成机构瘫痪，组织涣散的局面。

适逢国民党要举行所谓“行宪国民大会”的讽刺闹剧即将开场，在1947

年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各地党团为争夺“国大代表”名额，打斗得乌烟

瘴气。CC 系抓住机会，频频向蒋介石进言吹风，痛陈党团对立的危害，强

调日后“行宪”，国民党势必与其他政党竞争，如果党团不能团结一致，纷

争不断，力量相互抵消，则会影响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CC 系建议党团合为一体，党吃掉团。蒋介石经过一番思考，遂决定“党

团实行合并”。

1947 年9 月9 日―13 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

联席会议，其中四中全会会期3 天，党、团联席会议会期两天。出席会议的

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监察，和党、团地方部门的负

责人共580 余人。蒋介石在开幕式上演讲说：“目前最迫切之工作，尤在肃

清武装叛国之共匪，完成国家统一和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而要达到

这一目的，党团必须消除矛盾，合作反共，“党团合并”则为改进国民党本

身的“唯一急务”。

开幕式后，首先由吴铁城作“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强调说明党团统

一之好处。吴铁城称：“五十年来国民党时有整顿，此次之举动，实可造成

新生力量，应付当前环境”。①张群作了政治和外交报告，白崇禧作了军事

报告。

决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个组织合并，统一领导，在国民党

中央设青年部。

会议发表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

议宣言》对三青团的历史作了一简单含糊的总结，声称：1938 年“本党的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产生”，“光荣的达

成了八年多抗战的胜利”。“现在历史上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勘乱建国的

重大责任付于本党，于是有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承认党团统一的目的是

“团结同志，集中力量，统一指挥，重建革命的基础”，以完成“本党目前

最迫切的工作”，这就是“消灭我们唯一的敌人――共产党”。②

但是，党团合并并不是党吃掉团，而是对等的合二为一。会议通过的《统

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本届中央干事一律为本党

本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干事一律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一律为本

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一律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全会通过后，提请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③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这样，在国民

党内资历颇浅、不到十年党龄的蒋经国一跃而晋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蒋经国系的郑彦?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陈雪屏为新设立的青年部

长，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

员为张厉生，郑彦?薄⒐日?鼎、李惟果、袁守谦、胡轨为委员。这个干部训

练委员会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改组的，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让蒋经国通过

训练干部来培植自己的干部，从而得以在党内扩大蒋经国的势力，用三青团

来改造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父子相传由迂回的方式转为公开进行。CC 系

的存在，肯定对于培养蒋经国不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规定：“重新调整各

级组织机构”，“根绝党内一切小组织，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内

造成或参加小组织者，开除党籍”。④下一步动作的锋芒所指，已十分明确。

到这时，怂恿蒋介石实行党团合并的陈立夫惊呼上当，据上海《大公报》1947

年9 且14 日报载：“陈立夫氏于党团统一组织完成后，已向总裁请辞中央组

织部长职务”。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派陈立夫到英、美去“考察宪政”。

但是，对于自视为嫡系正统希望取彼而代之的“太子系”的门徒说来，

党团合并的结局，是不愿接受的。四中全会的宣言一发表，各地党、团之间

就力争夺组织大权打斗起来，故而蒋经国不得不出面制止，在9 月18 日发表

了《告中央干校同学书》，强调“党团之统一为校长之革命决策”，“本校

学生”“应绝对拥护”，“并且要在实际工作中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为完

成基层统一而努力。”“无论各地之环境如何艰难，人事如何复杂，以及问

题如何严重，吾人必须贯彻校长关于党团统一的意志与命令而努力到底”。

蒋经国在书中还深深表示对于他的学生的关怀，“关于各同学之事以及生活

情况，无时不在思念之中，至于工作环境之艰难亦在意想之中，并深表同情。

但国势如此艰苦，吾人除奋斗牺牲外，再无第二条道路可走矣”。最后，蒋

经国以“钢铁越经锻炼、锤打、火烧、琢磨，越是有价值”等语同干校校友

共勉。⑤这说明，蒋经国时时不能忘记助他起家的“干校同学”，直至台湾

的“蒋经国时代”。

可是，党团合并并没有出现蒋介石所渴望的奇迹，并没有使国民党“起

死回生”。会后，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时，仅有1078800 人登

记，比抗战胜利后总清查时的2629975 名党团员减少五分之三。⑥党员队伍

的缩小和锐减，说明国民党已是危在旦夕。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土崩瓦解之时，又重新提出国民党的改造问题。对

于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实行党团合并的后果，蒋介石在1949 年7 月关于国民

党改造说明中是这样评价的，他说：“抗日战争发生以后，为号召青年参加

抗战，乃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和团在抗战时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抗

战在万分艰险的局面之中坚持到底”。抗战胜利“宪法颁行之后，行宪与剿

匪两重重任，皆在本党之双肩”，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持有健全的组织，遵

守严明的纪律，采取整齐的步伐，贯彻中央的政策”，“如果本党不趁此实

行改造，决不能担当如此繁重的工作完成两重艰巨的使命”，“因此才统一

党和团的组织”。“岂意党团统一组织，在实际上，不能达成政治革命性的

改造的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

境”。“这一次党团统一组织，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

因而蒋介石对国民党腐败涣散的状况痛心疾首，他接着说：大陆反共军事的

惨败的原因，并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

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设之所招致。”⑦

13.3 组建全副美式装备的“戡建大队”，到上海摆开打虎的阵势，“宁

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呼啸而来，凄然而去

当国民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团矛盾激化争斗剧烈之时，在国共两党内战

中也连连败绩。解放军在战略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区由于实行土改进

一步得到巩固，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国民党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军事溃败之中，国民党的统治已

进穷途末路。

1947 年7 月，国民党政府为竭尽全力征用其统治区内的人力、物力、财

力，以供反共内战的需要，宣布实行“勘乱总动员令”。规定凡是规避征雇

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

法惩处”；同时规定，限制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

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后方共产

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法令，仅

在1947 年10 月间，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2100 余人被杀害，而

全国被列入黑名单予以逮捕的竟达六万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种恐怖政策和血腥镇压只能激起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

国民党为给独裁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1948 年3 月28 日―5 月1

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

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

介石，极为滑稽地“还政”给同一个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大总统”蒋介

石。这就是他们标榜多年而于此时完成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

这次“国民大会”上，虽然从组织上讲，党团已经合并，但党团争斗的阴魂

依然未散。“团方”代表出于对“党方”的反感，自行其是，各投门路，在

选举“副总统”时，实际是蒋介石同李宗仁的对垒较量中，“团方”的多数

代表，不仅没有按蒋介石旨意，去投孙科的票，而且接受了李宗仁的厚仪，

投了李宗仁的票，加剧了派系倾轧，分散了国民党的力量。

到1948 年秋，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也到了国共两党最后决战的关

头。国民党的大部分正规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

原、华东五个战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已开始发动。

此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的危机也愈加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阶层

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副总统”

李宗仁企图伺机取蒋介石的“总统”职位而代之，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

产党联系，准备倒戈投向人民。蒋介石集团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

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屯积居奇，官吏敲榨勒索，成为普遍现象。

1948 年，上海300 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 余家工厂只有25

％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财政开支只能靠课以重税和滥发纸币来维持。到1948

年6 月，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45656 亿元，当月的财政收入只有支出

的5％，以至印钞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的钞票。到1948 年8 月21 日法

币发行额由1937 年6 月的14.1 亿元增至6636946 亿元。结果是通货膨胀达

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人们的心目中，法币已经失去价值尺度的的机能，失

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储藏手段的机能。人民对法

币完全丧失了信心，谁也不愿意储藏，总想尽快脱手，使法币的流通速度越

来越快，物价越来越高。据上海的统计，上海大米价格每市担1948 年1 月为

150 万元法币，3 月为420 万元法币，5 月为580 万元法币，7 月为2600 万元

法币，8 月则猛涨到6500 万元法币，相当于1 月份的43 倍以上。恶性通货

膨胀给国民党贪官污吏混水摸鱼造成了可乘之机，当时上海有这样的顺口

溜：“守法者死，违法者富，玩法者贵，毁法者富而且贵”。国民党的腐败

己到千疮百孔的地步。

南京政府为支撑残局，挽救崩溃的经济，决定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避

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

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崩溃的灵丹妙药。蒋经国等一些不满国民党

内部腐败风气的人也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吏治，改变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可

憎形象。

蒋介石依照《勘乱动员临时条款》，于1948 年8 月19 日，颁布了“财

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宣布1948 年8 月20 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废止自1935

年开始发行的法币，另发行“金圆券”，以1 元对300 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

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换成“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违者严办；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同时

限制物价，将物价冻结在8 月19 日的水准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管制，

上海是经济管制中心之一。

1948 年8 月19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

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

任，试图以暴力限价，以行政铁腕来解决经济危机。

蒋经国在接受任务之后，决心一显身手，扶将倾之大厦，他信誓旦旦地

表示“共产党、投机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

消灭共产党。”“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的”。⑧

蒋经国名为副职，而实际是主宰其事，俞鸿钧不过是挂个名，蒋经国的

任务号称是“督导”，但是他却直接干预上海的经济行政和市场活动。他带

去了一些旧部和学生，调集“戡建大队”第六队数百人全副武装到上海，编

为直属大队，作为经济管制的执法行动工作队，王升为大队长，听候蒋“督

导”的指挥。这个队的人员都是随身佩戴美制手枪的军官，依照“紧急处分”

的特权，他们可以立即查封商店仓库，没收商品物资，逮捕不法之徒。“勘

建大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布上海各区，设立

了十几个“服务站”，摆下了“打虎”的阵势。

蒋经国在上海复兴公园召开“勘建大队”、“服务总队”参加的万人大

会。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说：“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

理，是由于他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

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罚。”严然要在上海掀起“第三

次革命运动”。蒋经国还大力宣传他的“人民哲学”，“天下没有力量比人

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

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

代价不能成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蒋经国宣布了他的方针：“宁使一

家哭，不使一路哭”。这句话曾成为上海人民广为传播的一句名言。

然而，事情并非如蒋经国所想的那样简单，工作的艰难、经济的混乱、

国民党内部的涣散分歧、党政要员的抵制发难、军事上的失败的严重影响，

在蒋经国的《沪滨日记》中都有如实的描述：

8 月22 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

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

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

就应从“大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

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

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⑨

8 月26 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

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

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⑩

8 月31 日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

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

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责任之重大，以及

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之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现

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

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被人作为攻击之藉

口。”（11）

9 月4 日

上海经济管制工作，虽取得初步成效，但隐忧仍多，⋯⋯今天最可忧虑

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

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

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12）

9 月30 日

济南失守，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之重大事件。因此而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很有可能，共军从济南取徐州，威胁南京，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此，人心又开

始动摇。今天的政府，不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不得安定人心。⋯⋯在今天，

似乎不能不考虑最后的一步棋究竟应当怎样走，否则，一切都不堪设想了。

（13）

第一个向经济处分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财政部秘

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被判刑。

这是对蒋经国惩治腐败官员决心的初次考验。杀鸡儆猴，严刑峻法，蒋经国

使用了中国历史上自李斯以来慑服人心的法则和手段，随后把犯敲诈勒索罪

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毙，把屯积居奇的商人

王春哲以扰乱金融罪名，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64

人关进监狱。蒋经国决心要在上海铲除恶势力，建立法律权威，的确给求治

心切的上海人民以不同凡响的观感。

蒋经国曾雄心勃勃地强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然而，在执行过

程中，则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只能吓唬上海滩上的小民。支持

国民党政府的台柱子，是江浙财团，这个地方势力，很具有载舟覆舟的潜力，

连蒋介石都晓得其中的利害，是得罪不起的。蒋经国初到上海，虽然在国际

饭店同这些“叔叔爷爷”们礼貌了一番，示意这些“叔叔爷爷”们，不要往

他的枪口上碰，但是，真要动用打击赣南恶霸绅士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蒋

经国还嫩了一点。像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杜月笙的二少爷杜维屏和大股票商

王乐耕的被逮捕，一时确实也在上海的百姓中产生了一点刺激效应，但是，

法律大不过人情，拘捕之后，随即被释放蒋经国这种凌厉的锋芒，到“皇亲

国戚”那儿，更是发生不了任何作用。对“皇亲国戚”横行霸道的无可奈何，

蒋经国在《沪滨日记》中，隐约有所透露。他在10 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除了物价不易管制外，再加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倘使此

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案。总之，我必

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14）

“××公司”就是“扬子公司”，蒋经国在日记中不敢指明，这是以宋

美龄为后台，由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经营的全国性大公司、其分支机构遍

布各大城市，上海是扬子公司操纵金融、屯积居奇、大发横财的大本营。“打

虎大队”在查封某些厂商存货，限价发售，一片“打虎”声中，不意接触到

扬子公司超级大量的屯积居奇存货。据说，当时抢手的龙头细布，市面上一

寸也买不到，而扬子公司就屯积了七万疋。“打虎大队”把情况上报蒋经国，

这位“打虎英雄”决定立刻对“扬子公司”采取行动。可正值此际，孔令侃

抢先一步，到南京向来美龄告御状，宋美龄下令侍从室紧急通知上海，任何

人不得动扬子公司的一根毫毛。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为

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问题，临时决定由北平飞上海。“召见长公

子经国，听取有关沪市治安、经济各项工作报告”。

对“扬子公司案”所产生的后果，蒋经国在10 月16 日的《沪滨日记》

写道：“××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

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

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

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

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坚定，要忍耐。”（16）

限价不仅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抢购物资的现象和

黑市的猖獗，事实上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蒋经国也看到：

“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

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限价已无法维持下去。（17）

到11 月2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限价放开，宣告经济管制工作的失败，宣

告金圆券的崩溃。“70 多天的努力，一笔勾销”。

坚决反对放弃限价政策的蒋经国，不得不以慌恐万分的心情，发表了《敬

致上海市民书》，坦白地承认：“在七十多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

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

重了上海市在工作过程中所受的痛苦，我决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

何人身上去，同时也决不因遇着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坚决相信，

自己所指出的‘上海往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今天除了向政府自

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这里我并非想要求得市

民的原谅，而是表明自己对市民应负的责任心，我诚恳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

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痞子流氓来控制上海。”（18）

蒋经国上海“打虎”的行动，呼啸而来，凄然而去。他在《沪滨日记》

最后一页写道：“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

行办公，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

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

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

（19）

对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失败的一幕，“打虎队”队长王升回忆说：

“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同志回来讲话，可是到了六

点钟他人还没有回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

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是最后没办法，限价一放开，

经济全面崩溃，国家这样更加困难了。”（20）

“打虎队”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国民党用政

治手段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措施失败，从1948 年8 月底到1949 年4 月底，

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 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20 亿元，到1949

年5 月竟达679458 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刚刚被废止的法币一

样，变成了废纸。被欺骗了的上海市民，用自己多年的血汗的积蓄，换来了

一堆废纸。所以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照样富。

蒋经国自慰道：“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

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等于交了一点经济学的学费。（21）

但是上海人民为蒋经国学经济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 年后，“打虎”队

长王升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的电视讲话中说：“有一件事必须

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台币为什么这么值钱？是因为中央银

行里面有大批的黄金作了准备。那批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蒋经国先生用他

的人格，取得上海老百姓的信任，愿意把黄金美钞，自动送到中央银行换取

金圆券，所以经国先生永远不忘记上海的老百姓。”（22）王说的上海老百

姓“信任”、“愿意”虽有违于实情，而上海老百姓的血汗奠定了今天台湾

黄金储备的基础倒是真实的。

用暴力限价，用政治强制手段干预经济的作法根本违背经济规律，注定

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金圆券的昙花一现，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的失败，剥去国民党政府

的外衣，露出不堪一击的孱弱之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

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随后接踵而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摧

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垮

台。

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引退，蒋经国服侍在他父亲的身旁，暂归故

乡奉化后，时而上海，时而台湾，时而广州，时而重庆，做逃离大陆的准备。

此时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将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到

台湾。1949 年12 月10 日，蒋经国随他的父亲蒋介石从成都逃到台湾，结束

了蒋介石也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

注：

①见上海《大公报》1947 年9 月10 日。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169、1175 页。

③同上书第1170 页。

④同上书第1173―1174 页。

⑤见《历史巨人的遗爱》第295 页。

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 次会议记录》1948 年7 月15 日。

⑦见台湾《革命文献》第69 辑，第447―448 页。

⑧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3 辑，第176 页。

⑨《蒋经国自述》第167 页。

⑩《蒋经国自述》第169 页。（11）《蒋经国自述》第171 页。

（12）《蒋经国自述》第173 页。

（13）《蒋经国自述》第183 页。

（14）《蒋经国自述》第188 页。

（15）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第56 页。

（16）《蒋经国自述》第191 页。

（17）《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18）《历史巨人的遗爱》296 页。

（19）《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20）《历史巨人的遗爱》第140 页。

（22）王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第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