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97年台湾经济回顾 -- foundera

1997年台湾政局

　　1997年是岛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第四次“修宪”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展开激烈较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民党与民进党联手通过“修宪”正式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向“实质独立”之路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修宪冻省”导致了国民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宋楚瑜与李登辉、连战的矛盾公开化，国民党内危机进一步加深；民进党内路线与权力之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年底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使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地方执政实力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进党向执政之路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降，台湾已正式进入“后李登辉时期”，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新党内讧不断，无法突破发展瓶颈。激进的“台独”势力貌合神离，难以整合。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可以预见新的一年台湾政局仍将复杂多变、动荡不安。

　　一、1997年台湾政局演变的脉络1997年台湾政局的走向基本上是围绕去年底“国发会”后所进行的“修宪”以及随后的县市长选举而展开的。而香港顺利回归与江主席访美成功也对岛内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综观一年来台湾政局的发展，可谓高潮叠起、变幻纷呈，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有：宋楚瑜请辞台湾政坛带来强烈震撼。1996年12月31日，台湾省长宋楚瑜在省议会省政总质询结束时突然宣布要辞去国民党中常委和省长职务，以此表达对甫结束的“国发会”达成冻结下届省长及省议员选举共识的强烈反弹。宋楚瑜此举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台湾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高层包括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对此非常惊讶和震撼。李登辉、连战分别指示中央党部秘书长吴伯雄和“内政部长”林丰正全力予以慰留。民进党批评宋此举乃阻挠“宪改”的“不智之举”，要求国民党不能因此改变“国发会”的共识。新党对宋的处境表示同情。对宋的请辞举动省议会的反应最为强烈。多位国民党籍省议员表示要与宋同进退；1月2日?3日，省议会还召开跨党派协商会议和第十届第九次“临时大会”，作出配合宋楚瑜辞职的“无限期休会”和“筹开台湾省发展会议”等决议。宋楚瑜辞职事件不仅给国、民两党落实“国发会”共识带来重大变故，而且加剧了台湾省及基层与“中央”的对立，使国民党内李、连与宋的权力斗争分开化。

　　（二）新党发生内讧，整体形象受损。

　　l月16日，“立委”朱高正、黄国钟举行记者会，指控新党“立委”姚立明涉嫌利用大陆投资案诈财，并抨击新党“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召集人陈癸森、秘书长郁慕明等包庇姚立明，从而引发了新党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内讧事件。随后，朱高正联合“立委”李庆华等炮轰新党中央“寡头领导”，要求调整中央权力机构，建立“党内民主机制”；2月25日，朱高正与周荃因“立法院华山迁建案”发生口角而大打出手。朱与党中央高层的纷争，虽在新党“廉政勤政委员会”作出开除朱高正党籍后告一段落，但内斗并未平息。3月围绕桃园县长补选惨败，秘书长郁慕明与“立委”李庆华等人互相指责。郁指斥朱高正、李庆华等“动辄以改革之名，遂行夺权之实”，声称“如果不能整合，该分裂就分裂”，李庆华则反击郁是“反改革急先锋”。同时李庆华与“立委”郝龙斌、“国代”李新因“立院党团办公室”出借问题也发生激烈冲突。10月，“立委”周荃因不满中央县市长提名策略，抨击党中央，并不顾王建煊、赵少康等党内大老的劝阻，退党参选台北县长。这一连串的内外事件不仅加剧了党内斗争，也严重伤害了新党的形象。

　　（三）“台湾省发展会议”召开，与“国发会”互别苗头。

　　 3月17日?18日，筹备达两个多月的“台湾省发展会议”召开。这是继宋楚瑜请辞省长后来自省方对“国发会”有关冻省共识的又一次重大反弹动作。与会代表一致炮轰“国发会”冻省共识，声称“台湾省的存在是国家安定与进步的关键”，省府和省议会绝不能废，指斥取消乡镇市长选举是“反民主潮流的作法”。尽管因民进党籍代表全部拒绝参加，国民党当局也低调处理，但“省发会”最终还是达成了包括“台湾省有存在的必要，不可偏废”、“台湾省议会应予保留”等44项共识。“省发会”的结论在国、民两党坚决落实“国发会”共识的情况下，虽对即将进行的第四次“修宪”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由于宋楚瑜高分贝炮轰党中央，加剧了其与李登辉、连战之间的矛盾，而省方无视“国发会”的共识召开“省发会”，也激化了“中央”与省方的对立关系，使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的动员力大打折扣。

　　（四）白晓燕案引发岛内政治风暴。

　　继1996年底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命案、民进党中央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奸杀命案等几起重大刑事案件迟迟未破后，4月14日岛内又发生了台北县高中学生白晓燕遭绑架并被撕票一案，在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的关注。由于台湾当局无视民众和社会舆论要求限期破案、严惩凶手，并追究有关行政部门责任、加强社会治安的强烈呼声，激怒了岛内民众的愤恨情绪，在岛内媒体的炒作下，迅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5月4日爆发了自李登辉主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包括家庭主妇、学生等约10万余人自愿参加的群众运动，要求“李登辉道歉、连战下台”；同时新党和民进党在“立法院”联手掀起了“倒阁”风潮。随后在政坛颇有声望的“政务委员”马英九宣布辞职，并不参选下任台北市长。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被迫在就职满一周年之际提前举行记者会，就治安问题向民众道歉，明确宣布改组“内阁”、“修宪”后连战将不再兼任“行政院长”，并公开作出承诺不再竞选连任下届“总统”，此举虽暂时缓解了因白案所引发的达半月之久的政治危机，但事态的发展无疑使李、连的统治权威受到空前挑战，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降，加速了“后李登辉时代”的提前到来。

　　（五）国、民两党联手进行第四次“修宪”。

　　5月5日台“国大”正式开议，主要任务是落实“国发会”共识、进行第四次“修宪”。因国民党在“国大”失去了主导“修宪”的3／4多数，不得不与民进党联手“修宪”。“修宪”过程中，国、民两党中央与“国大党团”就“宪改”议题进行了数次谈判、协商，结果两党虽然在“取消阁揆同意权”及“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降低弹劾权门槛”等重大“修宪”方向上达成共识，但在停止五项选举及“公投入宪”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两党协商“修宪”也一度宣告破裂。与此同时，国、民两党内部还分别就“冻省”和“中央政府体制”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最终在李登辉的强势主导和民进党中央的紧密配合下，“三届国大”于7月18日通过了十一条“宪法增修条文”，“总统”权力大幅扩张、“行政院”、“立法院”权力被削弱，并冻结了省级选举。新修条文突出了“总统”在“中央政府体制”中的作用，将原“宪法”偏向“内阁制”的精神修改为偏“总统制”，从而使“五权宪法架构”已名存实亡；冻省则实质改变了原“宪法”规定的包括省在内的四级行政架构，向实质“废省”迈出了重要一步。经过这次“修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架构”正式确定。

　（六）国民党召开“十五全”。

　　 8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第十五次“全代会”召开。在“为将来打拼，向历史负责”的口号下，本次会议的主更任务在于进行“修宪”冻省后的党内权力结构调整，确定后李时期的接班部署；并为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赢得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以及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路线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安排。会议选举产生了党主席、副主席和新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令人瞩目的230名中央委员选举中，党中央提名者当选 165人．自行参选者当选65人，排名与提名顺序相差很大，尤其是排在前10名者竟有6人出局，被李登辉刻意压低提名的宋楚瑜则跃升第1名。它表明，国民党在初步建立了“李连萧体制”后，党内权力之争的隐患仍未消除，特别是宋楚瑜的实力展现使国民党高层整合面临重大考验。

　　（七）县市长选举结束，国民党惨败，执政危机加深

　　11月29日，台第十三届县市长选举结束。此次选举是在“修宪冻省”后县市长地位和职权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举行的，因而其重要性远甚于以往的历次换届选举。选举中朝野五党以及无党籍人士共有80位候选人角逐23个席位，结果国民党惨败，仅获得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连江在内的8个县，得票率为42．1％，创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民进党一举夺得台湾本岛的12个县市，得票率为43．3％，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都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这一结果表明国、民两党在地方执政实力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进党一扫前年“总统”选举惨败的阴霾，朝全面执政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国民党却成为地方执政上的第二政党，执政危机进一步加深。

　　（八）拜耳案引发民进党内派系与权力之争。

　　12月初，新当选的台中县长、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廖永来对外表示拜耳案将由县民以“公投”来决定，引起外商对民进党“反商”的疑虑。对此党主席许信良表示，该项投资案的决定只须举行“公听会”，声称民进党应改变过去有关财经方面的具体问题都由“立法院”、县市长决定的做法，而通过党中央的决定来展现该党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许的这一以党领政的说法立即遭到廖永来所属新潮流系的强烈反弹，召集人洪奇昌宣称该系将不再支持许；该系龙头、民进党中央秘书长邱义仁称党中央不宜介入地方事务的决定权，部分民进党高层人士主张以公听会代替公投是“胡言乱语”，甚至扬言辞去秘书长职务。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等派系也趁机纷纷指责许信良干涉地方事务。党内另一位实力人物、台北市长陈水扁亦称公投拜耳绝不是反商，支持廖永来的作法。这一事件不仅使党中央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联合共治出现危机，而且表明党内派系将呈现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趋势。

二、1997年台湾政局演变的主要特点

　　综观过去一年来台湾政局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李登辉主导第四次“修宪”，国民党旧的“法统”基本终结，新的“宪政体制”形成，台湾当局向“实质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李登辉主政以来，台湾当局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前三次虽对“中华民国五权宪法”做了大幅修正，但并未触及“宪法”两大核心内容即“中央政府体制”和“国家结构”。自1997年5月以后进行的第四次“修宪”是李就任“民选总统”后提出的，旨在以“民选总统”应有相配套的权力机制、“精简行政层级、提升效率”为名，行“改变宪政体制”、“总统扩权”、“冻省”之实，亦即从改变“中央政府体制”和“国家结构”着手使台湾朝“实质独立”迈进。在民进党的强力支持下此次“修宪”所达成的11条新的“宪法”增修条文在上述两方面作了质的改变，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变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一个凸显台湾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法律依据”即新的“宪法架构”在国、民两党的相互勾结下正式建立，台湾当局在“实质独立”的路上越走越远。

　　（二）年底县市长选举使国、民两党在地方执政实力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进党朝执政目标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但两党总体实力对比国民党仍占有优势。

　　县市长选举结果，国民党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都被民进党首次超过；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赢得的8县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连江，在本岛实际只控制了5个县，加上高雄市，其执政人口仅占全台的22．16％，地方税收和总预算分别只占全部的13．31％和24．95％，而民进党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国民党已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二执政党。从整体竞争态势上来看，国民党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执政基础已发生动摇，党内矛盾加深，民进党却走出了1996年“总统”选举惨败的阴影，总体实力和竞争气势都大幅上升，制衡力大大加强，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国民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失去“中央”执政权的危机感。

　　然而，这次选举只是一次地方政权的选举，国民党的发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因施政背离民意外更有策略失误等原因，从结果来看国民党在得票率上也与民进党仅相差1个百分点，若双方都加上违纪参选者的得票数则国民党在得票率上还会高于民进党，尤其是国民党还掌握着“中央”执政权和庞大的政经资源，以及绝大部分的县市议会、乡镇市长、农渔会、信用合作社等地方基层政权，显然民进党在地方执政权上的大胜尚不致改变国民党总体实力仍占优势的地位。

（三）李登辉、连战与宋楚瑜的矛盾公开化，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挫，“后李登辉时代”提前来临，国民党执政危机加深。

　　1996年下半年，由于李登辉、连战挑起“废省”风波，李、连与宋楚瑜之间的矛盾遂浮上台面。去年以来，拥宋的省方势力以各种方式频频表达反冻省的立场。在“修宪”过程中，宋与省方的一系列动作连同地方基层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冻省的强烈反弹一度演变成国民党内“冻省”与“反冻省”势力的对决，给李登辉顺利完成“修宪”增添了重大变数，迫使李登辉不得不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勉强达成了其戮力以求的“总统扩权”和“冻省”的目标。对此，宋楚瑜立即作出不参加党务活动、不参加“十五全”的激烈动作与李、连抗争。为了进一步压制宋楚瑜，“修宪”案刚一通过，李、连就频频放出要批准宋辞职的风声，李登辉更以孙悟空之喻攻击宋楚瑜，一时宋与李、连的关系相当紧张。尽管为因应年底县市长选举，李、连与宋的关系看似有所缓和，但基本上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李登辉不顾党内和社会各界的反对，对自1996年底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治安等问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推动“修宪扩权”和“冻省”，尽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结果不仅激化了党内矛盾，使党中央高层离心离德，更使其形象受损，声望急剧下降。“修宪”结束后李的声望降至历次民调的最低点（仅有37％）。年底县市长选举惨败更是激起了基层对李独裁的强烈不满，选后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中央委员、“立法院”党团乃至乡镇级民代中出现了要求李登辉下台为败选负责、提早交棒的声音。与此相反，宋楚瑜的民间声望不降反升，始终居高不下，保持在八成以上。

　　一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李登辉的声望和权威受到党内外的空前挑战，其掌控政局的能力正在迅速削弱，特利是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的惨败不但使国民党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更标志着“后李登辉时代”的提前来临。

　　 （四）民进党内的路线之争和权力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派系面临重新分化和组合。

　　1996年民进党“七大”后，以许信良再次当选党主席为标志，“务实台独派”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民进党开始步入务实的转型阶段。去年以来，为彻底改变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的在野党形象、展现执政能力，以许为首的党中央通过政党合作，积极配合国民党落实“国发会”共识、推动第四次“修宪”，并寻求与国民党共组“联合内阁”；在两岸关系上提倡以“三通”为主要议题的政治谈判；在选举中，淡化“台独”诉求，采取“酷哥辣妹”等媚俗的选举方式，以拓展青年和妇女票源。这些措施无疑因为年底县市长选举的胜利而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许信良的这些转型策略和主张却受到其他派系和党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质疑和批判，使一年来党内的路线之争与权力斗争相当激烈。第一、党内外激进的“台独”势力频频动作表达对民名党转型策略的不满。对于民进党中央向国民党妥协，在“国发会”和“修宪＂中积极与国民党联手合作，激进的“台独”势力强烈不满。“建国党”等纷纷批评民进党已经发生质变，成为“媚俗政党”，鼓吹激进“台独”势力应取代民进党；指称许信良的所谓转型是“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1996年底“立委”陈文辉、陈光复退出民进党加入“建国党”后，又有一些激进的“台独”分子如彭百显、陈永兴、许添财出走。他们在“立法院”成立“建立新国家阵线”，并于年底推出候选人角逐县市长，给民进党的选举布局带来很大的冲击；激进“台独”分子对民进党中央的批判和出走不仅激化了其间的矛盾，对民进党中央推动的转型和政党合作都形成了一定的牵制，也加速了“台独”势力的进一步分化。

　　第二、民进党内部派系矛盾加剧。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是与激进的“台独”势力的动作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19 9 6年底因反对民进党中央与国民党联手“国发会”进行政治分赃，民进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以许信良、邱义仁为首的美、新两系和以陈水扁、谢长廷为核心的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两大阵营。5月以来围绕“修宪”主导权两大阵营又展开了空前的激斗。以许、邱为首的主流势力迎合李登辉，接受国民党“双首长制”的“修宪”主张，但遭致主张“总统制”的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的强烈反对。陈水扁、谢长廷等人还联合施明德、林义雄等党内实权人物支持正义连线等组成“推动总统制联盟”对抗党中央。首席顾问林义雄等甚至发动连署，要罢免许信良的党主席职务。在随后的七届二次党代会上，福利国连线联合正义连线等派系封杀了党中央提出的党主席扩权案。随着年底县市长选举的胜利，在一片反许（许信良）和拥陈（陈水扁）声中，党内派系呈现出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趋势。

　　第三、民进党内两个最具实力和政治企图心的人物许信良与陈水扁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白热化。在民进党未来发展路线和竞争策略上，二人各执己见，许主张“联合执政”，陈主张“单独执政”；许主张民进党应成为能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政党，陈批判许的“主流价值”不过是“国民党借长期执政的优势、通过各种媒介建构起来、并以自己的权威加诸于人民身上的东西”，民进党不必转型去代表这样的主流价值，而应该自己创造社会之主流价值。“修宪”过程中陈水扁不仅暗中支持“总统制”，还中途提出“两阶段修宪”几乎使许与国民党联合“修宪”流产。年底县市长选举陈水扁自组“宝岛希望助选团”，与许的中央助选团互别苗头。选举的胜利虽暂时避免了两人之间因路线之争造成的分裂危机，但因陈水扁助选累积了丰沛的人气和人脉，党内的影响力和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力上升，陈通过掌控党的机器为竞逐下届“总统”作准备的企图心日形显露。陈公开表示将考虑竞逐下任党主席，迫使许信良不得不宣布在1998年不再竞选任何党职与公职。选后许、陈之间围绕执政路线、大陆政策、“台独”党纲还进行了数度交锋，尽管在许“激流勇退”下暂告一段落，但许、陈之间为竞选下任“总统”和下任党主席而滋生的权力斗争并未完全消除，由此产生的派系矛盾也未能从根本上得以缓解，而是随时有激化的可能。

　　（五）新党陷入严重内讧，无法突破发展瓶颈。

　　新党成立后，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矛盾，发展迅速，特别在经过1995年和1996年的“立委”、“国代”选举后公职人数大幅膨胀，一跃而成为与国、民两党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党，在台湾政坛上扮演着关键少数的角色。但是，自1996年底“国发会”后国、民两党加强政党合作，新党顿时沦为“无用的少数”，加上反李登辉、反“台独”的诉求失去着力点，更使新党面临进退失据的境地，内部各种矛盾日渐显露。过去一年来的内讧事件是新党内部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不仅牵动了新党的所有重要成员，使党内的凝聚力迅速减弱，而且因内斗加剧使其一向标榜的所谓“团结、清廉、民主”形象受损。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党提名7人无一人当选，得票率更是从上一届的3．08％降至1．4％，显示新党赖以为继之形象牌对民众的号召力削弱，群众基础动摇。目前新党内部人心浮动、士气低落，在国、民两党的夹杀下如果不及时进行体质改造、开辟新议题，争取政治资源，很难在短期内突破其发展的瓶颈。

　　（六）激进“台独”势力的活动转趋活跃，但整合面临困难。

　　由于香港回归、江泽民主席访美后两岸和国际情势的变化，加上民进党积极推动转型，与国民党进一步合流，使激进的“台独”势力倍感压力，发展面临困境。因此，岛内激进“台独”势力一改沉寂低迷的气氛，频频集会，大造“台独”声势。香港回归前后，“建国党”即伙同民进党联合发起“反对中国并吞台湾”以及进行票选“台湾共和国”“国旗、国花、国歌”、换发“台湾共和国护照”等一系列活动；8月，包括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等10余个“台独”团体召开所谓“台湾共和国运动发起大会”，宣称“台湾应尽速以‘台湾共和国’为国号建立民主、自由、公义与和平的‘台湾共和国”’；接着，“世界台湾同乡会”在台召开了第24届年会，号召台湾民众以“台湾文化建国”；9月，“台独联盟”召开全球中委会，宣称“我们的国家叫台湾！”；9月20日，由“建国党”倡议、30余个独派团体积极响应的独派整合会议?一“台湾独立建国联合会议”召开，呼吁各独派团体为早日完成“独立建国使命”、应“共同行动、建立联合组织、作伙打拼”，从而将香港回归前后激进“台独”势力的活动推向了高潮。激进“台独”势力加紧活动的这些新动向表明其为因应岛内外的新形势，正对其今后推动“台独”运动的方向进行检讨，从各“台独”团体的声明或宣言来看，今后激进“台独”势力将以“为台湾正名”为主要运动方向。但由于各独派团体在整合目标以及“台独”运动路线等方面都存在歧见，激进“台独”势力要完全整合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目前还很困难。

　　三、结语

　　过去的一年是岛内各种政治势力内部及其相互间各种矛盾深刻发展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民党执政基础动摇、党内危机加深，民进党正在厚积实力，后势看好，新党等势力内部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展望新的一年，围绕“直辖市长”和“立委”选举、民进党“八大”党中央权力机构改组等重头戏，国民党为摆脱去年底县市长选举惨败的危机、应付新的挑战，势将加强内部整合，但由于“后李时代”党内中生代自主性的提高，必然又会衍生出新的矛盾；民进党内部为实现迈向执政的第二步目标，也将在进一步加强形象转型的同时，进行下一波的政策转型，整合出一套消除民众疑虑的大陆政策和产业政策，但由于民进党内的各种矛盾难以消除，路线与权力之争的隐忧仍然存在，并随时有加剧的可能，可以预见台湾政局总的趋势仍然是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