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97年台湾经济回顾 -- foundera
1997年，在猪口蹄疫和亚洲金融风暴等意外事件的冲击下，台湾金融市场和外贸受到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岛内投资和消费增长较快的带动，经济增长率（GDP）达到原订6.72%的指标。预计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台湾经济增长将低于1997年的增长水平。发展概况与特点
1997年台湾经济总体发展状况尚可，大致呈现金融层面波动较大，而生产层面较为稳定，内（需）热外（需）温的特点。
（一）总体经济保持了相对高增长和低物价的稳健发展。
在上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复苏的基础上，1997年台湾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6.89%、6.34%、6.9%和6.7%，从而实现了全年经济增长6.7%的原订指标，实际上达到6.81%，不仅在亚洲“四小龙”中名列榜首，在亚洲也排名第二。人均GDP为13，490美元，较上年增长5.61％。消费物价上涨率为0.9％，为近十年来最低，失业率维持在2.72％的相对低水平上，全年股价加权指数上扬18％。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年初猪口蹄疫事件和年中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其经济基本面较为正常。国际收支经常帐近十年来持续顺差，外债仅有1亿美元，外汇存底年中曾高达900亿美元，金融市场开放较为谨慎，外资占台湾股市的比重仅3%，外资最多日交易量仅占其股市日交易量的1．4％，这就使得国际金融投机商机炒作的机会不大。二是岛内投资增长较快。台湾在前两年经历了泡沫经济所导致的不景气后，1996年下半年经济开始进入复苏阶段，在高科技产业和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带动下，岛内投资增长较快，其中民间投资增长12．63％，较上年增长11个百分点，政府投资和公营事业投资则从上年的负增长分别提升至 6.18％和 5.83%，这为台湾避免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漩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外贸易增长缓慢且顺差大幅下降。
由于1997年世界经济景气好转，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经济持续上扬，台湾对外贸易总体上摆脱了上年不景气的阴影，但其间受猪口蹄疫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势头尤其是出口增长势头受挫，如 1?11月，对日本出口由于动植物加工品出口的大幅滑落而出现13．6％的负增长，对东盟国家贸易顺差也因出口减缓而出现30.3％的负增长。据台湾“经济部贸易局”的统计，1997年台湾进出贸易为总额2,365.2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87％，其中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1,144.37亿美元和1,220.91亿美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2.99％和5.26％，全年贸易顺差为76.54亿美元，较上年顺差147.04亿美元减少了70.5亿美元。至12月底，台湾外汇存底为835.02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1997年台湾对外贸易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美贸易顺差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日贸易逆差继续扩大。1997年台湾对美国出口增长10.01％，而从美国进口却增长了16.37％，因而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多年以来首次出现8.29％的负增长，顺差额仅为63.23亿美元，较上年的68.94亿美元减少了5.71亿美元。同期，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为 173.21亿美元，较上年的 137.98亿美元增加了 35.23亿美元，增长率高达25.53％。
2．出口贸易以亚洲地区为主，进口贸易则以发达国家为主。1997年台湾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排名分别是：美国、香港（含转口祖国大陆）、东盟国家、欧盟国家和日本，它们占台湾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4.2％、23.2％、14.46%、14.0％和9.7％，尽管美国仍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台湾的出口重心已从欧美移至亚洲地区，台湾对亚洲地区的出口比重远远高于对欧美的出口比重。同期，台湾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分别是：日本、美国、欧盟国家、东盟国家和韩国，它们占台湾总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5.5％、20.1％、15.4％、11.8％和4.4％，日本仍为台湾第一大进口市场，而台湾从日本、美国和欧盟三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61.0％，其中主要是投资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表明台湾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程度较大。
3．电子、资讯等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在台湾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产品出口额为1,195. 22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为97.91％。农产及其加工品出口额为25.5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为2.08％。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产品出口增长6.3％，而农产品出口为19％的负增长。在工业产品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达62.83％，较上年同期增长9.6％，其中电子、资讯和通信产品为出口大宗且增长幅度最大，电子、资讯和通信产品合计占出口总额的32.8％，分别较上年增长15.64％和12.44％，这表明电子资讯产业已成为台湾的主导产业。
4．进口全面高增长。按进口贸易结构分，1997年台湾资本设备、农工原料和消费品三大类进口分别出现18.47％、9.19％和16.29％的高速增长。在三大类进口商品中，农工原料仍高居榜首，进口额为771.31亿美元，其余依次为资本设备217.46亿美元、消费品155.58亿美元，分别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7.4％、19.0％和13.59％。农工原料进口仍高居榜首与台湾资源贫乏有关，这一状况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将难以改变，资本设备进口增长最高则与投资势头旺盛不无关系，而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当局向美、法等国订购的战机和军舰集中在1997年交货付款。
（三）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997年，在台湾当局提出把台湾建成“科技岛”的方针政策推动下，台湾高科技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资讯电子业仍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的排头兵，全年产值为35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9.7％，其中电脑网路产值增长10.9％，通讯产业由于交换机大幅衰退仅增0.5％，而软体及服务业则增长了22.6％。在资讯电子诸多产品中，监视器、主机板、电源供应器、桌上型扫描器、掌上型扫描器、键盘、滑鼠、机壳、集线器和数据机等十项产品的产值仍居世界首位。资讯电子业的出口额约占台湾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5％，高居各类出口产品的首位。
在继续保持资讯电子业（PC）生产及市场占有率优势的同时，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还与美国网威（Novell）公司联合成立台湾网路技术发展中心，使台湾在岛内可获信息产品认证权，以加快信息产品开发和上市的步伐，逐渐由目前以“代工”（OEM）方式为主向自行研发制造为主方面转变，提高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自主性。同时，台“经济部工业局”制定了“培养小微软计划”，加强半导体（IC）业的研发生产能力，以世界最先进的0.25微米晶片和中文软体为主攻方向，拟在2000年之前培养20家在国际上具有“专长领域竞争力”的台湾软体公司。
为了进一步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台湾当局将最具发展潜力的生物科技与航太工业也列为重点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科技园区的新的规划布局，使台湾将形成北、中、南三大核心科学园区为主干，拥有多个技术性工业园区的科技岛格局。同时，通过减免税收和向民间开放“国家实验室”等措施，积极鼓励民间参与发展高科技产业。在官方的推动下，民间企业出现了投资科技产业的热潮，如台积电、联电、华邦等8家企业宣布投资1.6万亿元台币，建立8座8英寸和20座12英寸晶圆生产线。科技产业投资热潮又带动了股市科技股的大幅上扬，从而刺激了相当一部份传统产业转投资科技产业，如统一集团、远东集团等都制定了庞大的科技产业投资计划。
（四）金融业发展有惊无险
7月初由泰国引发而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台湾的汇市和股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受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影响，台湾外汇市场于7月中旬出现了强烈的台币贬值预期心理，岛内大量厂商进入汇市买汇以保值，投资台湾股市的外资也因担心台币贬值导致获利缩水甚至亏损，纷纷汇出资金。同时，一些外国投机商伺机炒作汇率的意向也非常明显，对台湾汇市形成了几波冲击。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从7月28日27.9元兑1美元逐渐下贬至11月的31元兑1美元。另一方面，在汇率贬值压力之下，由于汇率的变动及台当局干预的影响，又造成市场资金趋紧，短期利率攀升，股市受到资金动态抽离的影响，于9月初开始大幅下跌，股市加权指数从10,200点跌至10月初的8,380点左右，然后围绕8,000点左右上下波动。
为减轻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避免台湾可能出现的危机，台湾当局相继动用了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入外汇市场护盘，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为股市注入大量护盘资金的财政金融措施。这些措施对遏制金融情势的急剧恶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关键因素是台湾经济的基本面较东南亚国家健康，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加之国际社会的干预使亚洲金融危机的恶化趋势得到控制，台湾才免于被拖下水的灾难。1997年12月31日，台币兑美元的收盘价为32.6：1，全年贬值幅度为18.72％；股市收盘指数为8,187. 27点，全年股市指数上涨18.08％，与东南亚国家和韩国汇率平均贬幅高达35％左右和股市一蹶不振的情况相比较，1997年的台湾金融状况还算不错。
（五）侨外商在台湾投资大幅增长，台商对外投资仍较活跃。
鉴于上年侨外商在台湾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情况，1997年台湾当局在侨外商投资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如大幅放宽侨外投资出资形式、转投资、投资股市上限等限制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使得侨外投资有较大的增长。据台湾“经济部”统计，1997年侨外商在台投资件数为683件，投资金额为42.66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了36.6％和73.4％。从投资结构来看，侨外商在台投资以电子电器、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国际贸易为主，合计约占整个侨外投资的70％以上。
1997年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核准的对外投资（不包括对祖国大陆投资）件数为759件，投资金额为28.93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61.48％和33.62％。台商在海外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保险业（以控股公司为主）、电子资讯业、国际贸易、运输业和服务业，主要投资地是维京群岛、美国、新加坡、巴拿马及香港．台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约占对外投资总额的78％。
（六）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不尽人意。
纵观1997年台湾对外经济活动，台湾当局主导的“经贸外交”成效不大。为了巩固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1997年台湾“经贸外交”重点放在中南美洲上。台当局利用巴拿马急于开发运河工业区的机会，9月份由李登辉亲自率领包括大量工商界人士在内的代表团出访巴拿马等中南美国家，掀起了对中南美洲的“经贸外交”攻势，承诺向巴拿马运河改造工程进行融资，与中南美洲五国签定了经贸合作协定，并向新成立的中美洲发展基金输入80％的资金，等等。台湾在中南美洲的“经贸外交”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一方面，台湾并没有得到它所期待的政治效益，中南美洲国家在联合国为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声音比往年减弱。另一方面，台湾民间企业对当局鼓动的中南美洲投资反应冷淡，就连一贯紧跟当局的张荣发也借故没有随李登辉前往巴拿马，结果是真正加大对中南美洲投资的寥寥无几。同样，台湾与南非、柬埔寨等国的经贸关系也因政治缘故遭到重创。当然，在一些真正具有一定经济合作基础的方面，台湾对外经济合作关系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鉴于台湾海外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的现实，经合组织（OECD）首次派员到台邀请台湾签署多边投资保证协定，这无疑将加强台湾与经合组织的联系。另外，台湾与德国、新加坡恢复了部长级的经济合作商谈，与美国波音公司签定了长期生产合作备忘录，由台湾汉翔公司与波音公司合作生产600架MD?95客机尾段；与加拿大CS公司签定了建立联合进行海外石油勘探的策略联盟协议。
（七）财政状况仍未走出困境。
近年来，由于资本利得免税项目过多、土地增值税未能按市价计和社会福利支出不断扩大，台湾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大，这一状况在1997财政年度也未得到改善。据台湾“行政院”统计处公布的数据，1997财政年度赤字达6,100亿元台币，较上一财政年度赤字增长了52,5％，财政支出的赋税依存度仅有54.8％，亦即每100元的财政支出中只有54.8元来自税收，其余部份要靠举债、出售“国有”资产或赊借等办法来支付。1997财政年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收支短差，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为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短缺，1997财政年度台湾发行公债1,173亿元台币，累积至1997年7月，台湾尚未偿还的公债余额已高达23,200亿元台币，未来几年将是偿还债息的高峰期。自7月1日进入1998财政年度后，由于台湾公营事业民营化的释股步伐加快，以及台湾经济景气不衰，证券交易税、土地税、所得税和营业税都有所增加，1998财政年度第一季度税收较上年度同期增长了21.6％，多少给长期不佳的财政状况带来了一点缓解气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负巨额债务并面对着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因素很多的台湾财政也并非短期内能得到根本改善。
（八）两岸经贸发展阻力重重。
1、祖国大陆税收政策的调整使台商投资面临调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祖国大陆于年初对外资减免税政策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对外资企业进口办公设备的免税。由于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多属于中小企业，取消进口设备免税增加了成本负担，导致这类投资的萎缩，台商必须进行加大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产业技术层次的调整，才能适应祖国大陆投资环境的变化及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这种变化和调整完全是经济规律使然，其间出现暂时的波动也是正常的。从台商近年来在祖国大陆投资项目规模不断增大的趋势来看，台商在市场竞争规律的引导下正在自觉地进行调整，可以说台商投资发展势头并未因祖国大陆税收政策调整而减弱，台湾诸多有关民意调查也显示，祖国大陆市场的获利前景仍为广大台商看好。
2、台湾当局的政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两岸经贸发展势头。出于顽固坚持分裂中国的政治需要，1997年台湾当局进一步推行其“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于7月15日实施重新制定的《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严格禁止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保险业等项目，并限制单一投资项目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对台湾股票上市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制定了“投资金额累退制”的规定，即资产净值越大的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累计金额比例越低。同时，要求所谓“违规”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商向当局“自首”登记，否则一经查出将进行100?500万元台币的处罚。显然，台湾当局上述一系列政策，旨在阻止台商在祖国大陆进行投资规模和层次的调整，并且公开阻止了台塑、统一等大企业在祖国大陆的大型投资案，这必然导致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增长的减缓。
当然，台湾当局倒行逆施的大陆经贸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岛内广大工商界人士已对当局“戒急用忍”的政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在台湾工商界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台湾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岸经贸交流难免出现间或的曲折波动，但其继续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二、经济政策的调整
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台湾当局在“亚太营运中心”发展规划、公营事业民营化、税收等方面进行了具 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政策调整。
（一）把“亚太营运中心”发展重点调整到“制造中心”上。
由于“亚太营运中心”第一发展阶段进展缓慢，台湾当局在1997年7月开始的第二发展阶段，对整个发展目标作出了重大调整，改变原来并列发展“六大中心”的策略，提出以“制造中心”为核心，发展台湾成为科技岛的亚太营运中心新构想。同时，确定以信息、生物科技和航太等新兴科技产业为“制造中心”的支柱产业；以民营企业为发展科技产业的主导力量；以科技产业（园区）南移推动科技岛的形成。为此，台湾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参与发展科技产业的政策，对加强中南部地区的科技产业部局进行了资源配置的规划。台湾当局通过“把亚太营运中心”的重点调整到制造业上来，使之从偏重国际化服务功能转变为以岛内投资建设为主，以改变近几年来岛内投资意愿不振的状况，同时也含有削弱“亚太营运中心”与两岸经贸的关联性，遏制台湾经济对祖国大陆日益增大的依赖趋势的用意。
（二）以“全民释股”加速“公营事业”民营化步伐。
台湾自1989年推动“公营企业”民营化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成效不彰，民营化进度远远落后于原订计划，给日益恶化的财政造成很大负担，阻碍了经济自由化的发展，并不断遭致社会舆论的压力。因此，在1996年底“国发会”上各党派达成加速“公营事业”民营化决议基础上，1997年台湾当局改进了“公营事业”民营化的释股方式，以全民释股方式避免以往大财团大量收购股权来垄断公营资产的倾向，并规定“公库”必须购买一股特别股，以此享有否决或限制企业重大事项的10大特别权利。同时，为确保攸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的公共服务性，如港务局、航空站、高速铁路、铁路局等，实行公有民营的方式来提高经营效益。为了避免加速民营化可能对生产性投资产生资金排挤效应，台湾当局出台了股权出售多样化的规定来减轻资本市场压力。这些政策措施对调动民间参与“公营事业”民营化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实行“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台当局提出了“建立低赋税无障碍投资环境”的政策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方案。该在年底获得“立法院”通过，并于1998年1月开始实施。所谓“两税合一”即企业缴纳的营利所得税，在企业股东缴纳分配盈余的综合所得税时可扣抵应缴纳的综合所得税，企业每一年度的盈余未作分配部份，将加征10％的营利所得税，如对盈余未作分配部份进行再分配时，同样可由股东扣抵这部份已缴纳的10％的所得税。“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主要是解决营利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重复课税的问题，新的税制与发达国家的税制相衔接，大大减轻了企业经营成本负担，有利于提升岛内厂商和外资的投资意愿。据台湾“财政部”估算，实施“两税合一”的第一年，对台湾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达到0.25％，五年后的贡献度将达到2%。
三、1998年台湾经济展望
展望1998年台湾经济发展趋势，台湾不同部门作出了不同的增长预估，最高者为台湾“经建会”的6.7％，最低者是台湾“中央银行”的6.2％，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则在6%以下。从台湾内部因素来看，“行政院主计处”19 9 7年11月公布显示的景气信号仍呈绿灯，景气领先指标综合指数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根据经济景气循环一般规律，这表明台湾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可维持正常水平。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缘故，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台湾1998年经济发展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考量因素。
如果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进一步恶化，台湾经济无疑要受到更大牵连，其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当然，从目前的情势来看，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援助，以及有关各国的协调和互助，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在减小。但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1998年台湾经济发展有着难以令人乐观的重大影响，正象台湾“经济部长”王志刚所言，“未来将是辛苦的一年”。
首先，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都将减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97年底降低了对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将1997年10月公布的4.3％的平均增长率下调至3.5％。台湾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世界经济增长的减缓势必也将影响它的经济增长。
其次，东南亚国家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致使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大为降低，台湾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难免因此大减。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已大幅贬值，这也会使台湾出口欧美市场的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削弱。日本、韩国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也将对台湾产生类似的影响。而台币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贬值，无疑将导致1998年进口的增长。
当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也存在一些机会，即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所连带的生产成本下降，对台湾增加对该国家的投资尤其是生产外销产品的投资有利。
因此，台湾经济在1998年最大的忧患是出口增长的减缓或停滞，外贸顺差的进一步减少，受其影响台湾经济很难达到1997年的增长水平，其增长率将大致在5.5%一6.5％之间。
1997年两岸关系
1997年的两岸关系总体上看比较平静，依然处于“冷和态势”，两岸政治僵局未能突破。下半年，两岸虽围绕政治谈判问题空中喊话明显增多，但双方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仍无交集点。岛内各界要求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大，但台湾当局仍坚持其僵硬的大陆政策，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展望新的一年，两岸关系的发展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将有可能在继续缓和的基础上出现某些新的进展。
影响1997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1997年是祖国大陆极不平凡的一年。2月，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举国上下无不悲痛；7月，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举世瞩目；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确立了高举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路线方针，全国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经过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考验，中共向世界展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宏大的政治格局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也证明了祖国大陆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农业连续大丰收，在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人民币坚挺不贬，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增长，“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在外交上，祖国大陆更是成就斐然，1997年被国际上誉为“中国外交年”。江泽民主席正式出访美国，揭开了12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的序幕。两国领导人共同声明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元首定期会晤制度；美国政府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表明中美关系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已开始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日关系“开始摆脱危机局面”，成功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亦进入改善与发展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中俄两国已经建立起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与东盟组织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年内，中国还与巴哈马、圣卢西亚和南非正式建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新秩序的重建，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和增强。
1997年，台湾岛内则可谓“多事之秋”。首先，台湾岛内政局围绕“修宪”、“冻省”的斗争闹得动荡不安，国民党内中生代卡位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基层组织严重松动。年底县市长选举全面改写地方政治版图，民进党一举实现“两个突破”?D?D得票率和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过国民党，使国民党面临空前的执政危机。与此同时，民进党内各派系围绕执政路线、大陆政策和产业政策及党内主控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新党的内斗也赤裸裸地搬上台面。其次，社会治安持续恶化，重大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致使民间积怨日深，爆发了李登辉主政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并因而导致连战“内阁”全面改组，李登辉的民间声望剧跌，给台湾政局的发展以极大的冲击。台湾工商界公开质疑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对外关系更是难有作为：台当局重返联合国的行动连续五年受挫，支持的提案国和连署国均比往年有所减少；“元首外交”更加困难，李登辉不惜重金参加的巴拿马运河会议，由原定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降为一个一般性的地区会议，连战出访欧洲中途折羽而归；台的“邦交国”数目也再次降到30以下，一些重要“邦交国”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与台当局的关系也开始动摇。总体观之，1997年两岸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1997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两岸政治僵局仍未打破，但两岸关系总体趋于缓和。
1997年9月12日，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不仅重申了“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而且再次郑重呼吁台湾当局：“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规划”。江总书记还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并欢迎除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以外的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祖国大陆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江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舆论及海内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人们都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此举再一次展现了中共和中国政府从民族大义和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决心，岛内舆论对此也多给予积极和正面的评价。
但是，台湾当局对中共最高领导的一再呼吁漠然视之，仍不愿作出积极回应。继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向国际上发布《透视“一个中国”问题》的说帖，再次提出所谓“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概念，向国际社会推销其“分裂分治”的主张后，9月13日，正在萨尔瓦多访问的李登辉针对江总书记在十五大的讲话说：“两岸若要结束敌对状态，中共当局必须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中国’目前是分治的状态，如果中共不承认这个事实，两岸根本不可能谈”，并称“这一步必须站得稳，问题才可以解决”，公然拒绝了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谈判建议。与此同时，台“陆委会”负责人也声称，江总书记的讲话是“务虚的”，台“没有研究出来它有任何特殊的涵意”，两岸政治谈判应在“无预设前提”下进行，“‘一国两制’不适应台湾”等，实际是反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11月8日，李登辉接受美国报刊专访时更称：“台湾就是台湾，我们是独立且有主权的国家”，还说“台湾早就独立，所以没有必要再说”，公开在国际上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论调。在国际上极力推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同时，台当局仍继续大搞“务实外交”，并调整“重返联合国”的策略，开始“投入更多的心力”寻求参加联合国的“功能性周边组织”，设法寻求更多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
在经济上，台湾当局继续坚持“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限制大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并反对与祖国大陆直接“三通”。李登辉多次公开宣称，“戒急用忍、行稳致远是我们现阶段开展两岸交流的原则”，为了“生存与发展”，“基于国家整体的安全、经济的安定发展”，“以目前的情况显示，三通的时机根本不成熟”。“陆委会”负责人亦称，“对于两岸间的三通问题，必须在‘安全、尊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协商，台湾目前并无此考虑”。
在文化教育上，台湾当局无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大力宣扬“我们都是台湾人”和“台湾主体意识”，鼓吹“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主张建立“属于新台湾人的新文化观”，旨在从文化上彻底斩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脐带”联系，为其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去年，台教育部门推出的《认识台湾》（历史篇和社会篇）初中教科书，即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这一政治意图。台当局还极力阻挠两岸文教交流，对采认祖国大陆学历一事紧急踩煞车。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祖国大陆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对台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务实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在如何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也出现某些自相矛盾的言行。如：一方面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又提出“暂时搁置主权争议”、“主权共享、治权分属”、“台湾加大陆等于中国”；一方面继续鼓吹“戒急用忍”，声称“外交要以战止战”，另一方面又提出“新三不三要论”（即连战所谓“不统不独不对立，要和平要交流要双赢”）；一方面声言“政治谈判时机不成熟，应优先恢复两岸两会制度化、事务性的协商”，另一方面也表示不排除同时进行两岸政治性议题的协商等。虽然上述一些较为弹性的谈话不乏策略性用意，但也表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考虑缓和、改善两岸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内部在大陆政策上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向。
（二）两岸经贸与民间各项交流持续增长。
尽管台湾当局坚守“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给台商来祖国大陆投资和两岸经贸往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两岸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局面已基本形成，人为的干扰并不能完全阻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亦有所发展，投资项目规模趋向大型化，投资方向亦向中、上游产业如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从传统的制造业到某些金融领域、基础产业、甚至国有企业，均为台商所看好，一些偏远地区正在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但与前年相比，台商投资项目和协议台资金额都分别有所下降。
两岸实现局部“试点直航”，是1997年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l月，台“行政院”决定开放“外籍船舶及国（台）轮权宜船经营弯靠第三地的两岸定期航线业务”。2月，巴西籍港资“联峰轮”突破台湾当局“须经第三地”的政策限制，由厦门直驶高雄。3月，台“交通部”决定，解除“航政管理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有关两岸海运作业规定”第7条的限制，允许大陆资金50％以上或公司董事人数1／2以上的船舶弯靠第三地来台。4月，两岸各 6家公司商船获准经营厦门／福州至高雄定期定点航线业务，但限于“不通关、不入境”；祖国大陆厦门轮船总公司的权宜船“盛达轮”于当月19日晚上驶入高雄港“境外航运中心”，成为“试点直航”第一家，为两岸航运界写下新的一页。5月，港、台两地就“九七”后两地航运达成共识，悬旗问题得到灵活处理。
与此同时，两岸民间往来仍十分热络，学术、文化、体育、新闻、科技等各项交流持续进行。据统计，全年台胞来祖国大陆约190.4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0.7％，人数创历年最高纪录；同期祖国大陆赴台人员8430人次，较上年增长30.37%。
（三）岛内各界要求调整大陆政策的呼声及对“金钱外交”不满的言论日益增多。
l、工商界要求台当局调整“戒急用忍”政策、早日开放“三通”的声音日渐增大。近年来祖国大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前景广阔，机遇难得，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地区。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占尽天时地利人亲之便，但“戒急用忍”政策却以“安全”等为由，人为阻碍了许多台湾大中型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的机会，令他们坐视商机失去，自缚手脚。为此，引起了台商的强烈不满。台“工业总会”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工商界多主张“戒急用忍”政策应“适度松绑”，以使两岸关系得以维持良性互动。多位著名大企业家更公开发表谈话，批评台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如：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于10月6日发表谈话指出，“戒急用忍政策不是长久的政策，两岸的经贸无法切断”，“已有三万多家台商忍不下去了”，并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在大陆漳州电厂的大型投资计划。紧接着，被视为李登辉好友的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公开强烈批评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和不开放直接“三通”的政策。他认为，“两岸迟迟不能三通，严重损害企业发展的商机，对台湾地区人民有害无利”，所谓“两岸进行三通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说法“毫无根据”。张并明确表示，如果需要，他愿“充当两岸谈判的密使”。身兼台湾地区“工业总会”理事长和统一集团总裁的国民党中常委高情愿，以及其他很多企业家也都或明或暗地表示了同样的批评意见和希望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改善两岸关系的愿望。此外，在台外商如“台北美侨商会”也于9月26日发表了《台湾白皮书》，批评台当局经济政策不当，提醒台注意“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将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前景”，称外国投资者对台湾抱悲观想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两岸关系的低迷”等。
2、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公开呼吁进行两岸“三通”谈判。1995年，许信良曾提出“大胆西进”的政策主张，1996年6月，他重新当选民进党主席，开始积极推动民进党转型，旨在改变民进党的“台独党”、“暴力党”的形象，争取主流民意认同，早日争取执政。1997年9、10月间，许盱衡了国际、海峡两岸，特别是中国大陆形势的发展变化，再发惊人之语，公开呼吁台当局应在WTO的框架下，以政、经分离方式面对两岸直接“三通”问题。许指出：“如果台湾不以三通回应中共谈判要求，将慢慢失去国际社会支持，陷入更大困境”，并表示“民进党愿意接受中共邀请，以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为重心与中共进行对话”。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胜后，许更全面提出其关于两岸谈判直接“三通”的主张。许认为，中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即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立场，更可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政策，这是“很可怕的趋势”，对台湾“相当不利”，“台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而且危机才刚开始”。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下，“台湾接受谈判不只是中共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台湾不可能自绝于外”。基于此种认知，许建议台湾“以三通谈判来代替一个中国的谈判”。许所思所言已经受到岛内社会各界的关注，促使国、民两党人士和台湾民众思考较为理性、务实的大陆政策。
3、岛内一些政、学两栖精英公开主张突破“国统纲领”框架限制，并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新设想。1997年12月间，在台湾政界和学界均有一定影响力的“国统会委员”沈君山、前“法务部长”马英九、前“文建会”副主委陈其南和“国统会研究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五人，联合向台湾当局提议成立“中华两岸联合会”，以此作为“两岸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即作为在两岸建立“永久性政治关系前”处理“过渡性政治关系的机制”，主要任务为“规划与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协商与仲裁两岸非政治性的议题或争议、协调两岸政治性（包括国际活动）的议题”等。他们认为，“当前两岸政治性协商，应该是以建立一种过渡性政治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机制为阶段性目标”。沈君山等五人构想的提出，无论是否可行，反映了部分台湾上层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客观大环境日渐不利于台湾的情况下，已开始思索打破两岸僵局的途径。此外，新党、学术界、新闻媒体等，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后，也不断呼吁台湾当局改变不切实际的大陆政策，与大陆进行政治沟通，以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
4、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行动受到空前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主张“大陆政策位阶高于务实外交”的言论再次浮现。如前所述，1997年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行动屡屡受挫，有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状况自然引起岛内民众对当局不惜重金让“元首”出访、收买“外交”的质疑，特别是当李登辉带着厚厚的“见面礼”出访中南美洲几个“邦交国”的结果与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时，更引起包括民进党、新党、新同盟会、民意代表以及学术界在内的严词抨击。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戏称，李登辉上了年纪还风尘仆仆，努力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精神固然可敬”，然而推动“务实外交”的目的本应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和支持”，而如今台湾的“务实外交”却越发引起“国际社会的抵制和质疑”，“政府”对此“必须认真检讨”。新党质疑当局不惜拿巨额纳税人的钱来从事“务实外交”的效果，讥讽台的“务实外交”是“务虚外交”、“冤大头外交”、“自取其辱外交”。岛内舆论亦多认为，“金钱外交”实徒然浪费民脂民膏。而一些学者、特别是前“外长”钱复等人则再次公开主张“大陆政策的位阶应高于务实外交”。
（四）港台关系成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
1997年7月1日，中华民族一雪百年耻辱收回香港，东方明珠又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式付诸于实践，已经并且必将对台湾社会、台湾当局及未来两岸关系的演变，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一、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加上香港的综合实力更是远远超过台湾，港台关系已变成两岸关系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增进台湾民众对此一政策直接而具体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对台湾民众产生率先垂范的作用，祖国大陆亦将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其三、香港回归使两岸局部直接“三通”的局面已经出现，并意味着两岸关系通过香港已经并且必将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和维护在港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不得不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以因应台港关系的新变化，如：l、完成《港澳关系条例》及其相关子法之“立法”，明定视香港为“有别于大陆其它地区”，确定将台湾与回归后的香港、澳门的关系纳入“国际多边规范”框架内，并明确规定“陆委会”为台湾与香港、澳门关系的主管机构；2、统会驻港机构，成立“香港事务局”，负责驻港机构对外的整体性、政策性发言，同时规定事务性、专业性工作仍由各部会驻港机构处理，“事务局”中的各组将仍以原驻港机构在当地原登记的公司名称对外，但内部各组间的工作统筹、协调要予以加强；3、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称对“香港回归到中华民族”表示“欣慰”，而“台港关系涉及到国家重要利益”，在任何情形下不愿导致台港关系倒退，并表示台湾随时愿就有关台港交流问题，与中共方面进行协商；4、加强在国际舆论上对“一国两制”的反宣传力度，以抵销香港顺利回归对国际社会和台湾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台湾当局的一些政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台湾“与港澳的情况完全不同”，“坚决反对以‘港澳模式’或‘一国两制’与大陆进行统一”等。但显而易见，无论台当局怎样防范因应，均已无法改变台港关系隶属于两岸关系大范畴的定性，未来台港关系的发展只能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无损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提下进行。
三、1998年两岸关系展望
1997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尽管步履蹒跚，没有大的突破，但仍然是在朝向缓和、改善的方向推进。展望1998年的两岸关系，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香港高度自治的进一步验证，以及中美关系与中外关系的进一步改善，祖国大陆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作用将更为增强，因而在两岸互动中的主动权也将会更大。其次，通过近年来的交流与交往，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在逐步加深，互信度在逐步加强，两岸经济互利互补的局面已经形成，广大台湾同胞对发展两岸关系的利弊得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绝大部分台胞开始质疑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和“务实外交”政策，在两岸关系上要求“和平”、“交流”、“三通”、“谈判”、“双赢”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将对台官当局继续推行僵硬的大陆政策产生强大的压力。最后，岛内政局的演变，特别是民进党欲夺取“立法委员”和“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选举的胜利以为2000年“总统”选举奠定扎实的基础，势将进一步淡化其“台独”党纲，进而提出更为“务实、理性”的大陆政策与国民党竞争，这也将促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思考其在两岸关系上的作为，从而有可能在民众最关心的两岸政治谈判、“三通”以及扩大交流等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
与此同时，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各种因素也依然存在。其一、台湾当局仍顽固坚持其“两个中国”、“分裂分治”的立场，拒绝与祖国大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政治谈判。其二、美国仍未放弃脚踩两只船的两面政策，中美关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不少障碍。国际反华势力仍继续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其三、岛内的“台独”分离意识在潜移默化之中蔓延滋长，维持现状仍是现阶段岛内多数人的共识，特别是贴有“台独”标签的民进党在去年底县市长选举中获得大胜，增加了其在大陆政策上的发言权和制衡权。其四、国民党经受1997年县市长选举重挫之后，1998年又面临“立委”选举及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压力，在胜选至上的考量下，其大陆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将以权宜性为主。这些均有可能使1998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复杂多变，继续呈现过渡性的特点。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两岸各自的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相互之间仍缺少起码的信任，因此，两岸互动的过程必将充满复杂与激烈的斗争，两岸关系的改善将难免出现有进有退、时进时退的局面，唯两岸经贸关系和民间各项交流往来仍将持续发展。
1997年两岸经贸
1997年，台湾当局继续推行“戒急用忍”政策，采取多种措施限制、阻挠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是不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两岸贸易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两岸局部“三通”获得突破性进展，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在总体上仍呈发展势头。
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概况
1997年，两岸经贸关系总体发展尚佳。主要表现在：
（一）两岸贸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1997年，海峡两岸贸易不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总额年增长率均高于台湾总体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并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据台“经济部”公布的资料，1997年，两岸贸易额为244．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1％，高于同期台湾外贸总额增长 8.3％的速度．其中，台对祖国大陆出口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达205.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2％，高于总体出口增长率的5.3％；台从祖国大陆进口额为39.l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7.8％，较总体进口增长率11．8％高出十六个百分点。这与祖国大陆统计的两岸贸易发展趋势相当一致。
从两岸贸易商品结构看，受台湾制造业景气持续回升影响，台对祖国大陆进口商品与前几年相比发生显著变化，1997年主要进口产品集中在电机设备及其零件、钢铁、机械设备及其零件、矿物燃料与矿油及其蒸馏产品、木材及木制品等，该类产品进口值合计为20．6亿美元，占台自祖国大陆进口货品总额的52．8％，充分显示了两岸经济与资源的高度互补性。台对祖国大陆出口仍以电机设备及其零件、机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胶及其制品、人造纤维丝及工业用纺织物等为主，占台出口大陆总额的54.7%，基本上是由台商投资所带动。两岸贸易发展所产生的两岸市场的相互依存度也在加强。按台湾统计计算，1997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市场的依存度达到16.8％，对祖国大陆进口市场的依存度只有3．4%，其总体贸易对祖国大陆市场的依存度达一成，即为10．3%。
两岸贸易的不平衡情况仍在持续，祖国大陆仍是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按祖国大陆统计，到1997年底，祖国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累计近800亿美元。接台统计，1997年，台对祖国大陆贸易顺差达166.2亿美元，高出台湾全年外贸顺差76.4亿美元的一倍多，从而有力地支撑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的增加，否则1997年台湾将会产生约90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这主要是由于台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设限及台对祖国大陆投资带动出口增加所致。在台湾1万多种商品分类中，一般地区开放进口的项目达9600多项，而对祖国大陆开放的项目只有5400多项，使祖国大陆产品无法大量出口台湾，而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则因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与台商投资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二）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持续发展。
尽管台当局对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处处设限，严格限制台湾大企业投资，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投资环境更为不佳的情况下，台商仍冲破重重障碍继续前往祖国大陆投资，除中小企业投资持续增加外，大企业也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前来投资或对未来投资预作准备。据台“经济部”统计，1997年，台核准台湾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项目计728件，较上年增长90.07%；核准金额为16.1亿美元，增长31．37％，成为近年来台商投资的一个小高潮。按祖国大陆统计，1997年仍有大量台商前来投资，投资项目为3014项，协议金额为28.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也达 32.9亿美元。与其他地区相较，祖国大陆仍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地区。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台商更看好祖国大陆市场，投资明显增多，而对东南亚投资显著减少。尽管在台当局的限制下，台商大型投资不多，但许多大企业或股票上市公司通过“化整为零”方式前来祖国大陆投资。据台湾报刊报道，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湾股票上市、上柜公司约达150多家，不少公司在祖国大陆有数家甚至几十家企业。
祖国大陆也积极为台商投资提供条件，特别是在台资企业融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中国银行统计，约有1万多家台商投资企业在该行开立帐户，办理结算；近2000多家台商投资企业得到该行的贷款支持，累计为台商发放近60亿元人民币贷款和近8亿美元的外汇贷款。另外，自1994年起中国银行开始承办台商投资企业的专项贷款业务后，到1997年9月末，专项贷款项目累计169个，实际发放贷款额9．2亿元人民币。其中，80％贷款用于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及食品加工等行业的生产性项目，近20%用于国家级的台商投资区和重大台资项目的配套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了台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也带动新的台商投资。
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整体水平仍在提高。电子及电器、非金属制品、食品及饮料、基本金属及其制品、石化制品等居台商投资行业的前五位。尤其是资讯与软体、机械、摩托车与汽车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步伐加快。同时，台商在祖国大陆积极鼓励的农业领域投资也有较大发展，福建、海南、江西等地成为台商农业投资与开发的主要集中地区。8月上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外经贸部等单位正式批准福建省漳州市为国家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这是祖国大陆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到10月，漳州市台资农业项目累计达500多个，投资金额7.5亿美元。
台商除对沿海地区投资不断增加外，对内地与中西部的投资也有所增加。据祖国大陆相关省市统计，广西已是西部12个省市中台商投资最多的地区，台商投资额已超过7.1亿美元；到1997年9月底，湖北省共批准台资企业 1200家 （1997年增加 62家），累计台商投资协议金项为9.7亿美元；河北省已有台资企业800多家，利用合资6亿多美元。
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实力不断壮大，进入收获期，纷纷在祖国大陆、香港或海外上市。如在祖国大陆上市的有上海合纤（上海A股）、灿坤（深圳A股）、豪盛（上海A、 B股），民丰（上海A股）等；在香港上市的有顶新、大福、裕元、大成、永恩、香港水泥（台湾水泥子公司）、港台集团、信星实业、创新集团、骏泰集团与唯冠电子等 10多家，其中从事设计、生产及销售电脑荧光屏的台资企业唯冠公司于1997年6月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高科技台资企业在港上市的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有旺旺等台资企业。另外，还有几十家台资企业计划在香港上市，并成立香港台湾上市企业联谊会，加强在港上市的台资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同时，也有多家台资企业相继进入祖国大陆500大外商投资企业排名榜。
台商投资进一步带动两岸金融业的往来与合作。台湾银行业继续进军香港，以香港为基地为大陆台商提供服务，并为未来进入大陆作准备。继4月份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获得香港银行牌照后，台北区中小企业银行在11月也获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发的银行牌照，至此在香港的台资银行分行已增至6家，其主要功能是为在香港与内地的台商提供贸易、投资融资及参与香港的银团贷款等，因而也促进了香港、台湾与祖国大陆资本的融和。同时，台商继在上海设立财务公司、介入金融业后，台湾多家证券公司也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代表处，为未来更大的发展建立基础。另外，两岸在科技、石化、纺织等产业领域与部门的往来与合作也有较大进展。
（三）两岸局部“三通”获得实质性进展。
直接、全面“三通”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但台当局以“台湾安全”高于一切为由拒绝直接、全面“三通”，阻碍两岸经贸关系更快、更好的发展。然而，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台当局也在某些方面采取变通措施，并在祖国大陆积极推动和香港顺利回归等因素影响下，两岸“三通”在1997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实现了两岸“试点直航”。1996年8月，我交通部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分别公布两岸航运管理办法与两岸货物运输代理管理办法后，加快了实现两岸海上通航的步伐。1997年元月，台湾“海峡两岸航运协会”与祖国大陆“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在香港举行两岸航运问题会谈，讨论高雄港“境外航运中心”与福州、厦门通航细节问题，为两岸“试点直航”作准备。4月11日起，台湾高雄港务局相继批准福建省厦门轮船公司、福建外贸中心船务公司、中远集团厦门远洋运输公司、福建省轮船总公司、福州市马尾轮船公司等祖国大陆公司经营“境外航运中心”业务，即挂有第三地旗帜的祖国大陆轮船可进入台湾所设的“境外航运中心”。同时祖国大陆核准台湾阳明海运公司、立荣海运公司、“中国航运公司”、万海航运公司、南泰海运公司及建恒航运公司等6家台湾轮船公司航行祖国大陆厦门与福州港，经营“两岸海上货物运输”。4月19日，祖国大陆厦门轮船公司“盛达轮”于当日晚 9时进入台高雄港“境外航运中心”；20日，福建外贸中心船务公司“华荣轮＂由福州首航高雄港；24日，台湾立荣海运公司“立顺轮”从高雄港航达福建厦门港，两岸“试点直航”正式启动。尽管台规定祖国大陆轮船所载货物“不通关、不入境”，但祖国大陆轮船抵达台湾港口与台船进入祖国大陆港口本身就是两岸航运史上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实现两岸全面直接“三通”创造了条件。
两岸实现“试点直航”后，两岸航运业务也取得一定进展。海峡两岸航商从事“境外航运中心”营运或试点直航业务因揽货量不足引起的营运亏损情况有所改善。在开航初期，由于散货较少，揽货不足，两岸航运企业均出现减班情况，但自6月份起情况开始好转。据高雄港的统计，“境外航运中心”转运的货量从6月份的11474个标准箱持续增加到8月份的16801个标准箱。据福建省统计，到11月份，两岸“试点直航”轮船公司共营运345个往返船次，运输集装箱10．2万个标准箱。据了解，目前输往福建省临近地区的货物已逐渐由国际航线集中到高雄港，再转由两岸航线进入福州或厦门。因此，高雄港的转口量已逐渐稳定上升，改变了近年下滑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两岸“试点直航”带来的直接效果。
10月初，台“交通部”修正“境外航运中心”作业办法有关条款，21日正式开放母船经营境外航运线，并得延伸至第三地，即外国船舶转运祖国大陆地区输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输往祖国大陆地区的货物经当地航运机关核准，可直接航行“境外航运中心”与祖国大陆地区港口间。11月初，祖国大陆中远集团、中海集团与台湾的长荣集团与阳明海运集团洽谈两岸航运联营事宜，合作内容包括以祖国大陆港口为起点的对外航线、全球性及区域性的国际航线及其双方舱位互租、业务联营等业务。同时，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即中远集团）根据台“境外航运开放母船航行办法”，通过台湾的代理机构向台申请经营自蛇口经高雄、香港、日本前往美国西岸的国际干线运输。同时，台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规划与制订“经贸营运特区设置条例”草案，计划将两岸航运列入。但目前两岸海运仍不能直航，造成两岸航运业每年增加2．8亿美元的营运成本，两岸航运界强烈要求开放直接通航。
二是台港航运达成协议，顺利跨越“九七”。祖国大陆授权的香港船东协会与台相关部门经过多次谈判，就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台港航运问题达成协议，并于5月24日签署《台港海运商谈纪要》，解决了1997年7月l日香港回归祖国后台湾与香港之间的海上航运问题，确保了香港航运中心与台港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海峡两岸航空及电信邮政等交流与合作获得进展。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从法国购买的一架客机从法国经乌鲁木齐、西安、北京及上海四个城市再由石垣岛飞抵台湾，创下台湾航空公司飞机飞行祖国大陆领空的先例。11月，海峡两岸又开通台北、高雄经澳门至南京的“一机到底”空中航线，这是两岸航空客运业的新发展，将进一步简便台商往来于祖国大陆的商务活动。台湾航空公司更积极规划未来两岸航空运输业务，必将促进两岸空运业的开放与发展。另外，除两岸电信及邮政部门高级主管与业务人员访问交流增加及两岸共同参与投资直通两岸的“欧亚海底电缆”外，台湾电信部门还与祖国大陆相关单位达成一项重要共识，投资由祖国大陆主导、多方参与投资的自汕头、上海经台湾、关岛穿越太平洋抵达美国的“中美海底电缆”工程，这不仅是第二条直通两岸的海底光缆，而且将促进两岸电信业的合作与通讯业的发展。
1997年，两岸经贸关系虽取得不少成绩与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隐忧。受台“戒急用忍”政策的干扰，台湾当局不但没有推出重大开放性政策措施，而且将原计划推出的相关措施暂停或延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遏制，尤其是台商大型投资受到明显影响，平均投资规模缩小。按台方统计，1997年，台湾赴祖国大陆投资平均金额为221万美元，较上年平均338万美元下降了34．6%。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平均投资规模呈明显的递减趋势。按祖国大陆统计，1997年，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项目、台资协议金额与实际使用台资金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台当局大力推行“戒急用忍”政策
1997年，台湾当局进一步落实李登辉于1996年9月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限制措施，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继续设置障碍。
一是制订新的台商对大陆投资规范。台当局制订的新版《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自7月15日起正式发布实施。新规定第一次明确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捷运、焚化炉、水利、自来水、下水道、发电、输电、配电、工业区开发等13项重大基础设施列入禁止类项目；将房地产、保险业等2类服务业以及乙烯等17项石化原料由“专案审查类”改为“禁止类”，电动玩具与旅馆等12类服务业由“专案审查类”改为“准许类”；对专案审查类限制更严格，确定了一系列复杂的标准；对股票上市（上柜）企业赴大陆投资采取“投资金额累退制”办法（即资产净值越大，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比率越低）；规定单一投资项目的投资额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等。总之，限制台湾大企业与高科技产业对大陆的投资并禁止对大陆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台商对大陆投资限制在低层次、低水平的中小企业范围之内。另外，台当局在9月份又确定台商赴大陆设立投资（控股）公司须由“投审会”专案审查通过，而通过投资公司在大陆进行的各项转投资案也得向“投审会”申请。
二是要求所谓的“非法在大陆投资的台商”进行“自首”登记。台当局以配合“两岸关系条例”修正为名，要求未报备或报批的“违规”赴祖国大陆投资的厂商从7月1日到9月30日限期补办登记，否则将处以100万至500万元台币的连续性罚金。到9月底，台商补办的投资申请计7739项，金额计29．1亿美元。
三是对前往祖国大陆投资的大企业或主张“三通”的工商界人士施压。王永庆在3月份透露漳州电厂投资案动工的消息后，台湾当局通过各种方式对其施压。同样，张荣发在发表批评“戒急用忍”政策与要求两岸尽快“三通”言论后，又有一部分官员与御用学者对其进行攻击，指其为所属企业抢商机。
四是不断重申“戒急用忍”政策，新“内阁”在对大陆经贸政策上未能有所突破。李登辉于1996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后，就不断受到工商界批评，但台当局以“台湾安全重于一切的考量”，不断重申这一政策，要工商界慎重面对“三通”问题，要考虑大陆投资风险，限制大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大败后，李登辉仍不顾工商界的普遍反对再次重申“戒急用忍”政策，以遏制两岸经贸关系的广泛深入发展。特别是曾提倡“以经贸为主轴”发展两岸关系的新任“行政院长”萧万长，仍逃不出李登辉“戒急用忍”的怪圈，不但没有在两岸经贸关系与直接“三通”方面有所突破，还在为李登辉背书，不断为“戒急用忍”政策辩护，反对现阶段开放“三通”，使得工商界原本对“新内阁”会在两岸经贸关系上有所突列的期望落空。
祖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与巨大的市场，倍受世人注目，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与大企业争相前来投资。祖国大陆市场同样也为台湾大企业所看好。可是台当局反其道而行之，反对与限制大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引起台工商界、在台外商与社会舆论等各界的普遍不满，不断抗议“戒急用忍”政策，强烈要求加快实现“三通”。
工商界反对“戒急用忍”政策最为强烈。在5月份因“白晓燕绑架撕票案”而爆发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中，一些大陆投资台商也返台参加示威游行，并前往“经济部”抗议“戒急用忍”政策对其投资与经营活动造成的困扰。9月中旬，台湾一批中生代工商界人士拜会新任“行政院长”萧万长，呼吁调整“戒急用忍”政策，放宽对大陆经贸政策的限制。王永庆在接受李登辉颁赠的“二等景星勋章”后的记者会上再次直陈“戒急用忍”的种种弊端。10月中旬，航运界大老板张荣发终于向李登辉说“不”，严厉批评其“戒急用忍”政策，要求“三通”，指出“而岸迟迟不能三通对台湾地区人民有害无利”，在岛内工商界与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戒急用忍”政策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工商界人士表示支持张荣发的谈话，认为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要求当局改变僵硬的大陆经贸政策。
在台外商公开批评台大陆经贸政策。
9月25日，台北美侨商会在华盛顿发表“台湾白皮书”，对台湾经济政策、吸引外资政策及对大陆经贸政策等提出批评，指出“政府限制两岸的贸易投资，阻碍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抑制了跨国企业在台湾设据点的意愿”，“如果台湾无法直接、容易地进入祖国大陆市场且取得资源，台湾要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无疑只是空想”，为此建议台湾开放两岸直航及人员、货物的流通。香港台北经贸合作委员会负责人在11月底拜会台“经济部”时，也表示希望尽快开放两岸“三通”和大陆资本进岛。由于台当局仍顽固坚持其错误的大陆经贸政策，一些国际知名厂商开始向台湾说“再见”，关闭在台生产线，撤出投资，将投资计划与营运中心转移到祖国大陆。
部分著名研究机构也纷纷呼吁调整“戒急用忍”政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在10月份完成的两岸产业分工成效评估报告中提出，台湾当局对石化、电子等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业投资大陆不宜再用限制投资的“戒急用忍”政策，不宜设定投资上限，以免错失良机。台“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其向“经济部”提出的“关于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报告中，也建议台当局开放半导体业赴大陆投资。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并为适应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台湾当局也对两岸通商特别是大陆产品进口采取了一些技术性的开放措施。在1996年修订两岸贸易许可办法及对进口大陆物品免签证后，台有关部门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取消4000多项大陆工业品的签证程序。10月9日，台“经济部”又决定自11月1日起实施扩大大陆物品免签证范围，使得免签证可进口的工业品与农产品项目再增加484项，总计无需签证即可进口的大陆物品达到4783项，使准许进口大陆物品5318项中免签证的比例扩大至90%。11月11日与12月11日，台“经济部”又分别开放47项与40项祖国大陆货品进口，至此台当局准许进口的大陆货品项目增至5405项，占总货品项目的54%。但总体讲，台湾对祖国产品进口开放程度仍有限，并禁止祖国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祖国大陆仍无法扩大对台出口，两岸贸易的不平衡局面仍将在较长期时期内存在。
三、1998年两岸经贸关系展望
1998年，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仍将受台“戒急用忍”政策的制约，大的突破较难，但仍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台当局将继续推行“戒急用忍”政策。
李登辉不断重申“戒急用忍”政策，在1997年元月7日又进一步表示“戒急用忍政策越来越重要，没有调整的余地”。新任“行政院长”萧万长近半年来的施政情况也表明，他紧跟李登辉，也一再声称维持“戒急用忍”政策，一直没有新的开创性举措出台，因此新的一年台不会开放两岸全面、直接“三通”，两岸经贸关系也难以有重大突破性发展。但台当局仍面临工商界要求改变“戒急用忍”政策的巨大压力。
（二）台重提“南向政策”以分散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
台当局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重提“南向政策”，高层官员也频繁出访，积极推动台商对东南亚投资，以分散与减少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政局与社会动荡及亚太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台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不会有大的增加，相反祖国大陆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祖国大陆对鼓励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商投资的科技产业与基础设施等所需进口机器设备采取免征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措施，台商投资保护法施行条例也有望在今年正式公布实施，均有利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
（三）两岸贸易仍会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尽管由于台湾、东南亚等周边货币汇率下跌，人民币坚挺，不利两岸贸易，但由于两岸贸易主要是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带动台对祖国大陆出口，而祖国大陆对台出口有限，加上上述祖国大陆对投资高科技产业等的税收优惠措施，也会带动两岸贸易的发展。
（四）台湾当局仍会技术性开放两岸经贸往来与交流。面对各界压力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台当局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仍会采取一些技术性的开放或变通措施，如增加开放祖国大陆产品进口项目、扩大开放两岸经贸人士的往来与交流、进一步放宽两岸金融与保险业合作方面的限制等。如果两岸在今年能够实现接触或谈判，两岸关系获得改善，两岸经贸关系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发展。
1997年台湾政局
1997年是岛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第四次“修宪”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展开激烈较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民党与民进党联手通过“修宪”正式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向“实质独立”之路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修宪冻省”导致了国民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宋楚瑜与李登辉、连战的矛盾公开化，国民党内危机进一步加深；民进党内路线与权力之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年底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使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地方执政实力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进党向执政之路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降，台湾已正式进入“后李登辉时期”，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新党内讧不断，无法突破发展瓶颈。激进的“台独”势力貌合神离，难以整合。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可以预见新的一年台湾政局仍将复杂多变、动荡不安。
一、1997年台湾政局演变的脉络1997年台湾政局的走向基本上是围绕去年底“国发会”后所进行的“修宪”以及随后的县市长选举而展开的。而香港顺利回归与江主席访美成功也对岛内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综观一年来台湾政局的发展，可谓高潮叠起、变幻纷呈，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有：宋楚瑜请辞台湾政坛带来强烈震撼。1996年12月31日，台湾省长宋楚瑜在省议会省政总质询结束时突然宣布要辞去国民党中常委和省长职务，以此表达对甫结束的“国发会”达成冻结下届省长及省议员选举共识的强烈反弹。宋楚瑜此举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台湾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高层包括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对此非常惊讶和震撼。李登辉、连战分别指示中央党部秘书长吴伯雄和“内政部长”林丰正全力予以慰留。民进党批评宋此举乃阻挠“宪改”的“不智之举”，要求国民党不能因此改变“国发会”的共识。新党对宋的处境表示同情。对宋的请辞举动省议会的反应最为强烈。多位国民党籍省议员表示要与宋同进退；1月2日?3日，省议会还召开跨党派协商会议和第十届第九次“临时大会”，作出配合宋楚瑜辞职的“无限期休会”和“筹开台湾省发展会议”等决议。宋楚瑜辞职事件不仅给国、民两党落实“国发会”共识带来重大变故，而且加剧了台湾省及基层与“中央”的对立，使国民党内李、连与宋的权力斗争分开化。
（二）新党发生内讧，整体形象受损。
l月16日，“立委”朱高正、黄国钟举行记者会，指控新党“立委”姚立明涉嫌利用大陆投资案诈财，并抨击新党“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召集人陈癸森、秘书长郁慕明等包庇姚立明，从而引发了新党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内讧事件。随后，朱高正联合“立委”李庆华等炮轰新党中央“寡头领导”，要求调整中央权力机构，建立“党内民主机制”；2月25日，朱高正与周荃因“立法院华山迁建案”发生口角而大打出手。朱与党中央高层的纷争，虽在新党“廉政勤政委员会”作出开除朱高正党籍后告一段落，但内斗并未平息。3月围绕桃园县长补选惨败，秘书长郁慕明与“立委”李庆华等人互相指责。郁指斥朱高正、李庆华等“动辄以改革之名，遂行夺权之实”，声称“如果不能整合，该分裂就分裂”，李庆华则反击郁是“反改革急先锋”。同时李庆华与“立委”郝龙斌、“国代”李新因“立院党团办公室”出借问题也发生激烈冲突。10月，“立委”周荃因不满中央县市长提名策略，抨击党中央，并不顾王建煊、赵少康等党内大老的劝阻，退党参选台北县长。这一连串的内外事件不仅加剧了党内斗争，也严重伤害了新党的形象。
（三）“台湾省发展会议”召开，与“国发会”互别苗头。
3月17日?18日，筹备达两个多月的“台湾省发展会议”召开。这是继宋楚瑜请辞省长后来自省方对“国发会”有关冻省共识的又一次重大反弹动作。与会代表一致炮轰“国发会”冻省共识，声称“台湾省的存在是国家安定与进步的关键”，省府和省议会绝不能废，指斥取消乡镇市长选举是“反民主潮流的作法”。尽管因民进党籍代表全部拒绝参加，国民党当局也低调处理，但“省发会”最终还是达成了包括“台湾省有存在的必要，不可偏废”、“台湾省议会应予保留”等44项共识。“省发会”的结论在国、民两党坚决落实“国发会”共识的情况下，虽对即将进行的第四次“修宪”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由于宋楚瑜高分贝炮轰党中央，加剧了其与李登辉、连战之间的矛盾，而省方无视“国发会”的共识召开“省发会”，也激化了“中央”与省方的对立关系，使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的动员力大打折扣。
（四）白晓燕案引发岛内政治风暴。
继1996年底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命案、民进党中央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奸杀命案等几起重大刑事案件迟迟未破后，4月14日岛内又发生了台北县高中学生白晓燕遭绑架并被撕票一案，在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的关注。由于台湾当局无视民众和社会舆论要求限期破案、严惩凶手，并追究有关行政部门责任、加强社会治安的强烈呼声，激怒了岛内民众的愤恨情绪，在岛内媒体的炒作下，迅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5月4日爆发了自李登辉主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包括家庭主妇、学生等约10万余人自愿参加的群众运动，要求“李登辉道歉、连战下台”；同时新党和民进党在“立法院”联手掀起了“倒阁”风潮。随后在政坛颇有声望的“政务委员”马英九宣布辞职，并不参选下任台北市长。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被迫在就职满一周年之际提前举行记者会，就治安问题向民众道歉，明确宣布改组“内阁”、“修宪”后连战将不再兼任“行政院长”，并公开作出承诺不再竞选连任下届“总统”，此举虽暂时缓解了因白案所引发的达半月之久的政治危机，但事态的发展无疑使李、连的统治权威受到空前挑战，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降，加速了“后李登辉时代”的提前到来。
（五）国、民两党联手进行第四次“修宪”。
5月5日台“国大”正式开议，主要任务是落实“国发会”共识、进行第四次“修宪”。因国民党在“国大”失去了主导“修宪”的3／4多数，不得不与民进党联手“修宪”。“修宪”过程中，国、民两党中央与“国大党团”就“宪改”议题进行了数次谈判、协商，结果两党虽然在“取消阁揆同意权”及“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降低弹劾权门槛”等重大“修宪”方向上达成共识，但在停止五项选举及“公投入宪”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两党协商“修宪”也一度宣告破裂。与此同时，国、民两党内部还分别就“冻省”和“中央政府体制”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最终在李登辉的强势主导和民进党中央的紧密配合下，“三届国大”于7月18日通过了十一条“宪法增修条文”，“总统”权力大幅扩张、“行政院”、“立法院”权力被削弱，并冻结了省级选举。新修条文突出了“总统”在“中央政府体制”中的作用，将原“宪法”偏向“内阁制”的精神修改为偏“总统制”，从而使“五权宪法架构”已名存实亡；冻省则实质改变了原“宪法”规定的包括省在内的四级行政架构，向实质“废省”迈出了重要一步。经过这次“修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架构”正式确定。
（六）国民党召开“十五全”。
8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第十五次“全代会”召开。在“为将来打拼，向历史负责”的口号下，本次会议的主更任务在于进行“修宪”冻省后的党内权力结构调整，确定后李时期的接班部署；并为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赢得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以及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路线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安排。会议选举产生了党主席、副主席和新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令人瞩目的230名中央委员选举中，党中央提名者当选 165人．自行参选者当选65人，排名与提名顺序相差很大，尤其是排在前10名者竟有6人出局，被李登辉刻意压低提名的宋楚瑜则跃升第1名。它表明，国民党在初步建立了“李连萧体制”后，党内权力之争的隐患仍未消除，特别是宋楚瑜的实力展现使国民党高层整合面临重大考验。
（七）县市长选举结束，国民党惨败，执政危机加深
11月29日，台第十三届县市长选举结束。此次选举是在“修宪冻省”后县市长地位和职权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举行的，因而其重要性远甚于以往的历次换届选举。选举中朝野五党以及无党籍人士共有80位候选人角逐23个席位，结果国民党惨败，仅获得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连江在内的8个县，得票率为42．1％，创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民进党一举夺得台湾本岛的12个县市，得票率为43．3％，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都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这一结果表明国、民两党在地方执政实力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进党一扫前年“总统”选举惨败的阴霾，朝全面执政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国民党却成为地方执政上的第二政党，执政危机进一步加深。
（八）拜耳案引发民进党内派系与权力之争。
12月初，新当选的台中县长、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廖永来对外表示拜耳案将由县民以“公投”来决定，引起外商对民进党“反商”的疑虑。对此党主席许信良表示，该项投资案的决定只须举行“公听会”，声称民进党应改变过去有关财经方面的具体问题都由“立法院”、县市长决定的做法，而通过党中央的决定来展现该党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许的这一以党领政的说法立即遭到廖永来所属新潮流系的强烈反弹，召集人洪奇昌宣称该系将不再支持许；该系龙头、民进党中央秘书长邱义仁称党中央不宜介入地方事务的决定权，部分民进党高层人士主张以公听会代替公投是“胡言乱语”，甚至扬言辞去秘书长职务。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等派系也趁机纷纷指责许信良干涉地方事务。党内另一位实力人物、台北市长陈水扁亦称公投拜耳绝不是反商，支持廖永来的作法。这一事件不仅使党中央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联合共治出现危机，而且表明党内派系将呈现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趋势。
二、1997年台湾政局演变的主要特点
综观过去一年来台湾政局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李登辉主导第四次“修宪”，国民党旧的“法统”基本终结，新的“宪政体制”形成，台湾当局向“实质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李登辉主政以来，台湾当局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前三次虽对“中华民国五权宪法”做了大幅修正，但并未触及“宪法”两大核心内容即“中央政府体制”和“国家结构”。自1997年5月以后进行的第四次“修宪”是李就任“民选总统”后提出的，旨在以“民选总统”应有相配套的权力机制、“精简行政层级、提升效率”为名，行“改变宪政体制”、“总统扩权”、“冻省”之实，亦即从改变“中央政府体制”和“国家结构”着手使台湾朝“实质独立”迈进。在民进党的强力支持下此次“修宪”所达成的11条新的“宪法”增修条文在上述两方面作了质的改变，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变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一个凸显台湾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法律依据”即新的“宪法架构”在国、民两党的相互勾结下正式建立，台湾当局在“实质独立”的路上越走越远。
（二）年底县市长选举使国、民两党在地方执政实力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进党朝执政目标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但两党总体实力对比国民党仍占有优势。
县市长选举结果，国民党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都被民进党首次超过；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赢得的8县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连江，在本岛实际只控制了5个县，加上高雄市，其执政人口仅占全台的22．16％，地方税收和总预算分别只占全部的13．31％和24．95％，而民进党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国民党已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二执政党。从整体竞争态势上来看，国民党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执政基础已发生动摇，党内矛盾加深，民进党却走出了1996年“总统”选举惨败的阴影，总体实力和竞争气势都大幅上升，制衡力大大加强，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国民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失去“中央”执政权的危机感。
然而，这次选举只是一次地方政权的选举，国民党的发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因施政背离民意外更有策略失误等原因，从结果来看国民党在得票率上也与民进党仅相差1个百分点，若双方都加上违纪参选者的得票数则国民党在得票率上还会高于民进党，尤其是国民党还掌握着“中央”执政权和庞大的政经资源，以及绝大部分的县市议会、乡镇市长、农渔会、信用合作社等地方基层政权，显然民进党在地方执政权上的大胜尚不致改变国民党总体实力仍占优势的地位。
（三）李登辉、连战与宋楚瑜的矛盾公开化，李登辉的声望急剧下挫，“后李登辉时代”提前来临，国民党执政危机加深。
1996年下半年，由于李登辉、连战挑起“废省”风波，李、连与宋楚瑜之间的矛盾遂浮上台面。去年以来，拥宋的省方势力以各种方式频频表达反冻省的立场。在“修宪”过程中，宋与省方的一系列动作连同地方基层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冻省的强烈反弹一度演变成国民党内“冻省”与“反冻省”势力的对决，给李登辉顺利完成“修宪”增添了重大变数，迫使李登辉不得不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勉强达成了其戮力以求的“总统扩权”和“冻省”的目标。对此，宋楚瑜立即作出不参加党务活动、不参加“十五全”的激烈动作与李、连抗争。为了进一步压制宋楚瑜，“修宪”案刚一通过，李、连就频频放出要批准宋辞职的风声，李登辉更以孙悟空之喻攻击宋楚瑜，一时宋与李、连的关系相当紧张。尽管为因应年底县市长选举，李、连与宋的关系看似有所缓和，但基本上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李登辉不顾党内和社会各界的反对，对自1996年底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治安等问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推动“修宪扩权”和“冻省”，尽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结果不仅激化了党内矛盾，使党中央高层离心离德，更使其形象受损，声望急剧下降。“修宪”结束后李的声望降至历次民调的最低点（仅有37％）。年底县市长选举惨败更是激起了基层对李独裁的强烈不满，选后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中央委员、“立法院”党团乃至乡镇级民代中出现了要求李登辉下台为败选负责、提早交棒的声音。与此相反，宋楚瑜的民间声望不降反升，始终居高不下，保持在八成以上。
一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李登辉的声望和权威受到党内外的空前挑战，其掌控政局的能力正在迅速削弱，特利是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的惨败不但使国民党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更标志着“后李登辉时代”的提前来临。
（四）民进党内的路线之争和权力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派系面临重新分化和组合。
1996年民进党“七大”后，以许信良再次当选党主席为标志，“务实台独派”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民进党开始步入务实的转型阶段。去年以来，为彻底改变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的在野党形象、展现执政能力，以许为首的党中央通过政党合作，积极配合国民党落实“国发会”共识、推动第四次“修宪”，并寻求与国民党共组“联合内阁”；在两岸关系上提倡以“三通”为主要议题的政治谈判；在选举中，淡化“台独”诉求，采取“酷哥辣妹”等媚俗的选举方式，以拓展青年和妇女票源。这些措施无疑因为年底县市长选举的胜利而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许信良的这些转型策略和主张却受到其他派系和党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质疑和批判，使一年来党内的路线之争与权力斗争相当激烈。第一、党内外激进的“台独”势力频频动作表达对民名党转型策略的不满。对于民进党中央向国民党妥协，在“国发会”和“修宪＂中积极与国民党联手合作，激进的“台独”势力强烈不满。“建国党”等纷纷批评民进党已经发生质变，成为“媚俗政党”，鼓吹激进“台独”势力应取代民进党；指称许信良的所谓转型是“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1996年底“立委”陈文辉、陈光复退出民进党加入“建国党”后，又有一些激进的“台独”分子如彭百显、陈永兴、许添财出走。他们在“立法院”成立“建立新国家阵线”，并于年底推出候选人角逐县市长，给民进党的选举布局带来很大的冲击；激进“台独”分子对民进党中央的批判和出走不仅激化了其间的矛盾，对民进党中央推动的转型和政党合作都形成了一定的牵制，也加速了“台独”势力的进一步分化。
第二、民进党内部派系矛盾加剧。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是与激进的“台独”势力的动作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19 9 6年底因反对民进党中央与国民党联手“国发会”进行政治分赃，民进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以许信良、邱义仁为首的美、新两系和以陈水扁、谢长廷为核心的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两大阵营。5月以来围绕“修宪”主导权两大阵营又展开了空前的激斗。以许、邱为首的主流势力迎合李登辉，接受国民党“双首长制”的“修宪”主张，但遭致主张“总统制”的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的强烈反对。陈水扁、谢长廷等人还联合施明德、林义雄等党内实权人物支持正义连线等组成“推动总统制联盟”对抗党中央。首席顾问林义雄等甚至发动连署，要罢免许信良的党主席职务。在随后的七届二次党代会上，福利国连线联合正义连线等派系封杀了党中央提出的党主席扩权案。随着年底县市长选举的胜利，在一片反许（许信良）和拥陈（陈水扁）声中，党内派系呈现出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趋势。
第三、民进党内两个最具实力和政治企图心的人物许信良与陈水扁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白热化。在民进党未来发展路线和竞争策略上，二人各执己见，许主张“联合执政”，陈主张“单独执政”；许主张民进党应成为能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政党，陈批判许的“主流价值”不过是“国民党借长期执政的优势、通过各种媒介建构起来、并以自己的权威加诸于人民身上的东西”，民进党不必转型去代表这样的主流价值，而应该自己创造社会之主流价值。“修宪”过程中陈水扁不仅暗中支持“总统制”，还中途提出“两阶段修宪”几乎使许与国民党联合“修宪”流产。年底县市长选举陈水扁自组“宝岛希望助选团”，与许的中央助选团互别苗头。选举的胜利虽暂时避免了两人之间因路线之争造成的分裂危机，但因陈水扁助选累积了丰沛的人气和人脉，党内的影响力和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力上升，陈通过掌控党的机器为竞逐下届“总统”作准备的企图心日形显露。陈公开表示将考虑竞逐下任党主席，迫使许信良不得不宣布在1998年不再竞选任何党职与公职。选后许、陈之间围绕执政路线、大陆政策、“台独”党纲还进行了数度交锋，尽管在许“激流勇退”下暂告一段落，但许、陈之间为竞选下任“总统”和下任党主席而滋生的权力斗争并未完全消除，由此产生的派系矛盾也未能从根本上得以缓解，而是随时有激化的可能。
（五）新党陷入严重内讧，无法突破发展瓶颈。
新党成立后，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矛盾，发展迅速，特别在经过1995年和1996年的“立委”、“国代”选举后公职人数大幅膨胀，一跃而成为与国、民两党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党，在台湾政坛上扮演着关键少数的角色。但是，自1996年底“国发会”后国、民两党加强政党合作，新党顿时沦为“无用的少数”，加上反李登辉、反“台独”的诉求失去着力点，更使新党面临进退失据的境地，内部各种矛盾日渐显露。过去一年来的内讧事件是新党内部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不仅牵动了新党的所有重要成员，使党内的凝聚力迅速减弱，而且因内斗加剧使其一向标榜的所谓“团结、清廉、民主”形象受损。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党提名7人无一人当选，得票率更是从上一届的3．08％降至1．4％，显示新党赖以为继之形象牌对民众的号召力削弱，群众基础动摇。目前新党内部人心浮动、士气低落，在国、民两党的夹杀下如果不及时进行体质改造、开辟新议题，争取政治资源，很难在短期内突破其发展的瓶颈。
（六）激进“台独”势力的活动转趋活跃，但整合面临困难。
由于香港回归、江泽民主席访美后两岸和国际情势的变化，加上民进党积极推动转型，与国民党进一步合流，使激进的“台独”势力倍感压力，发展面临困境。因此，岛内激进“台独”势力一改沉寂低迷的气氛，频频集会，大造“台独”声势。香港回归前后，“建国党”即伙同民进党联合发起“反对中国并吞台湾”以及进行票选“台湾共和国”“国旗、国花、国歌”、换发“台湾共和国护照”等一系列活动；8月，包括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等10余个“台独”团体召开所谓“台湾共和国运动发起大会”，宣称“台湾应尽速以‘台湾共和国’为国号建立民主、自由、公义与和平的‘台湾共和国”’；接着，“世界台湾同乡会”在台召开了第24届年会，号召台湾民众以“台湾文化建国”；9月，“台独联盟”召开全球中委会，宣称“我们的国家叫台湾！”；9月20日，由“建国党”倡议、30余个独派团体积极响应的独派整合会议?一“台湾独立建国联合会议”召开，呼吁各独派团体为早日完成“独立建国使命”、应“共同行动、建立联合组织、作伙打拼”，从而将香港回归前后激进“台独”势力的活动推向了高潮。激进“台独”势力加紧活动的这些新动向表明其为因应岛内外的新形势，正对其今后推动“台独”运动的方向进行检讨，从各“台独”团体的声明或宣言来看，今后激进“台独”势力将以“为台湾正名”为主要运动方向。但由于各独派团体在整合目标以及“台独”运动路线等方面都存在歧见，激进“台独”势力要完全整合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目前还很困难。
三、结语
过去的一年是岛内各种政治势力内部及其相互间各种矛盾深刻发展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民党执政基础动摇、党内危机加深，民进党正在厚积实力，后势看好，新党等势力内部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展望新的一年，围绕“直辖市长”和“立委”选举、民进党“八大”党中央权力机构改组等重头戏，国民党为摆脱去年底县市长选举惨败的危机、应付新的挑战，势将加强内部整合，但由于“后李时代”党内中生代自主性的提高，必然又会衍生出新的矛盾；民进党内部为实现迈向执政的第二步目标，也将在进一步加强形象转型的同时，进行下一波的政策转型，整合出一套消除民众疑虑的大陆政策和产业政策，但由于民进党内的各种矛盾难以消除，路线与权力之争的隐忧仍然存在，并随时有加剧的可能，可以预见台湾政局总的趋势仍然是复杂多变。
1997年台湾对外关系
1997年是台湾当局“务实外交”遭严重挫折的一年。台湾当局企图用所谓“以战止战”的方式全方位推展“务实外交”，但在国际社会更为普遍地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其为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一、基本情况
（一）台在中南美洲的“外交重镇”根基开始动摇。
97年，被台湾当局视为“外交重镇”的中南美洲地区纷纷亮起“警灯”。一些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顺应国际潮流和祖国大陆发展关系，台舆论惊呼台在中南美的“外交根基”发生动摇，台湾当局为此展开了一系列“护盘”行动：
l、高层官员频繁展开对中南美洲“邦交国”访问活动。“副总统”连战年初访问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从4月起“经建会主委”江丙坤、“外长”章孝严、“新闻局长”李大维等要员分别到中南美洲活动。章孝严7月表示要访问中美洲和加勒比海11国（即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伯利兹、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多米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同时为李登辉参加巴拿马运河会议作安排，但未能如期完成访问活动。9月4日至19日，李登辉进行所谓“太平之旅”的“元首外交”，对中南美洲4国??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拉圭进行访问，此行是台湾当局1997年最重要的“务实外交”活动。
2、通过“经援”拉紧与中南美洲地区国家的“邦交关系”。年内，台湾“经建会”拟定“加强对中美洲国家经贸合作方案”，并提出将其与中美洲7国“混合合作委员会”变为“常设性国际组织”。台湾当局还试图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友邦”参照中美洲7国成立所谓“混合合作委员会”，与东加勒比海5国召开第一届“外长联席会议”，设立所谓“中华民国与加勒比海地区合作发展联盟”。在台湾当局的推动下，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5国与台共同成立“中美洲经贸办事处”。
3月，台湾“外交部”属下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通过对中美洲5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转融资贷款案。此后，台湾当局承诺向巴拿马、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5国各提供1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贷款。对巴拉圭则承诺提供2000万美元农业贷款和79万美元的新桥设计费，并另“援赠”100万美元（用于“农业培训推广计划”）及12架F? 5战斗机，等等。
台湾当局的上述“固本”工作并未起到预期的实质效果，章孝严声称的“相信下年度不会出现断交情形”的预测不久就被打破。在5月和8月间，巴哈马和圣卢西亚先后与台“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台湾报纸报道，巴拿马、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国，亦传出与台关系不稳的“警讯”。上述国家1997年均未在联合国大会上参与提案支持台湾当局的“入会”活动，尤其是李登辉刚访问过的巴拿马、巴拉圭两国，不仅未参与提案，而且在联大发言时亦回避支持台“参与联合国”问题。运河会议则因巴拿马邀请李登辉出席而大为降格，此一重大损失在巴拿马国内引起对是否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的争议。
（二）“元首外交”黯然失色。
在19 9 6年台湾“大选”前后，李登辉曾多次扬言“要走出去”、“再走几个国家给中共看看”。台湾“外长”章孝严亦声称：“未来拓展外交工作必须藉高层出访增加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能见度”。1997年上半年，台湾当局在日本及东南亚国家活动，企图安排李登辉出访，但最后均未得逞。然而，台湾当局仍视“元首外交”为其“务实外交”的“重头戏”，一意孤行。去年9月，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安排李登辉出席巴拿马运河会议，试图利用国际场合与重要的“无邦交国”领导人会面，但美、法、加、日等西方国家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均因李登辉被邀而宣布不出席此会，运河会议规格因此大力降低。这场台湾当局想像中的“世纪盛会”仅被定位为“技术性会议”，而李登辉的“破冰之旅”变成了“护盘之旅”。此行“金钱外交”色彩浓重。据台湾媒体的一则报道，台湾当局的直接花费是259万美元，而其前后承诺的贷款、投资和捐赠等费用加起来则多达100多亿美元。对台湾当局如此“元首外交”，岛内反对声浪强烈，认为其金钱投入与实际收益相差太大，甚至连民进党都提出强烈批评，称此为“失败的务实外交”，当局“必须认真检讨”等。“元首外交”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魅力作用开始下降。
（三）“南向政策”前途未卜。
台湾当局于1994年推出“南向政策”的目的是为分散岛内企业对祖国大陆投资，阻挠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1997年台湾当局又颁布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但是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吸纳劳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渐趋饱和，加之有些国家排斥华人事件时有发生，致使台商对该地区投资意愿不高，“南向政策”处于推进无力状态。1997年初，台湾当局为巩固与中南美洲地区的“邦交关系”，鼓励台商到中南美洲地区投资设厂，对“南向政策”产生了排挤效应。7月，柬埔寨内战爆发，台湾当局被指控卷入柬政争，其驻柬“办事处”被勒令关闭，“南向政策”受到新的挫败。台“经建会主委”江丙坤则在7月上旬访问泰国后称，台将把泰国列为“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此时以泰国为始发点，东南亚金融风暴骤起，使台“南向政策”受到全面打击。一是台提供的贷款“多年收回无期”，二是以东南亚为市场的投资项目陷入困境，三是对东南亚出口大幅下降，四是在这一地区的不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大幅缩水。台舆论认为“南向政策似乎是白忙了一场”。然而，台湾当局的在先保后贬新台币、初步稳住阵脚后，即认为东南亚国家资金短缺等困难，为其以“经援”为手段，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实质关系”提供了机会，因而台湾当局的一些政要于98年之初先后到东南亚国家搞“度假外交”、“私人访问”、“藉经济资源之力带动政治外交的开拓”。但人们对“二次南向政策”的命运多不抱乐观态度。
（四）金钱难以补救非洲“邦交”。
在南非宣布将与台湾“断交”而和祖国大陆建交后，台湾在非洲的“外交地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台湾当局为防止出现“骨牌效应”，在非洲展开了一系列“金钱外交”活动。年内“外长”章孝严先后两次赴非洲访问，一方面力劝南非“回心转意”，或与台“保持最高层级的非邦交关系”，另一方面对非洲地区其它“邦交国”进行“固本”工作。为此在台湾当局付出重大代价。例如塞内加尔总理于10月份率领一大型代表团访台，共带去大小50个项目要求台湾当局进行投资或提供技术援助。在“金钱外交”的作用下，年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乍得和利比里亚先后与台湾当局“建交”或“复交”。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4．4万人口中有12万人赤贫如洗，台利用该国急于向外寻求财经援助之际，答应向其提供3000万美元，虽然台湾当局事后否认有此数目，但圣国总统和外长均称“与台湾合作会有立即好处”。对利比里亚，台湾当局也花了不少心血和钱财，2月邀利国总统泰勒访台，5月向该国捐款100万美元援助其举办选举。
（五）极力提升与美、日等大国的“实质关系”。
除了以参加研讨会等形式邀请美国前高层领导人访台（如前总统布什、前副总统奎尔、前国防部长佩里和温伯格、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等）外，4月初美国的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台，金是台美“断交”以来第一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1997年台美“私下沟通”也出现了所谓“制度化”趋向，例如台“国安会议秘书长”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间的私下接触等。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企图搞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日本政府为降低敏感性，改为签署“日台交流协定”。台湾当局为进一步与日本拉关系，在日本一政界人士的倡议下，经李登辉修改，试图与日本搞所谓“台琉经济圈”，但此一构想要实行起来有其一定的难度，台湾当局未必能如愿。
1996年底俄罗斯在台设立民间办事处后，台俄非官方关系有所进展。亲台的俄国国会议员日里诺夫斯基企图搞“俄台关系法”，但受到抵制，不了了之。9月和11月，台俄签署了“空运通航协议”和“海运通航协定”。1997年双方的贸易额约15亿美元，俄已成为台湾在东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此外，随着民进党在“执政之路”上迈进，近年来其对外活动渐趋活跃。除民进党籍“立委”进行的对外访问活动外，台北市长陈水扁大力推动的所谓“城市外交”活动令人注目。6月下旬陈水扁接待了访问台北的蒙古乌兰巴托市代表团，台、乌两市并于6月20日缔结为“姐妹市”。7月7日陈水扁赴菲律宾访问，在菲国总统府晋见拉莫斯总统。12月，陈又到日本活动，企图在那里寻求缔结“姐妹城市”的可能性。该党主席许信良去年对外活动也增多，10月份许到德、法两国活动，在德国参加了“国际自由政党领袖会议”，在法国则拜会了法内政部和教育部等部门的官员。11月底，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中获胜，其未来走向更受关注。在“美国在台协会”的居间安排下，该党主席许信良12月率团到美国访问，此后许一行还去日本、韩国进行活动。
二、策略调整
1997年，台湾当局为摆脱“外交困境”，对“务实外交”活动进行了重要的策略调整。
（一）降低“参与联合国”的调门，侧重以加入周边组织来寻求突破。
台湾当局去年初对“参与联合国”有过评估，认为已达到“瓶颈”，因而对岛内宣传称：不能以提案国的多寡予以“量化”。对此，台湾当局一方面降低造势调门，调整提案策略，亦即把往年要求联合国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所谓“中华民国的会籍”问题，改为要求对联大2758号决议进行修改，直接向联大决议挑战。另一方面，对联合国的周边功能性组织投入更多精力。4月3日台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以“观察员身份”的入会申请，并于5月初派出由“卫生署长”张博雅为领队的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瑞士宣达团”，进行游说活动。台湾当局企图以此突破联合国周边组织的防线。台前“外长”章孝严称，这种入会申请办法将运用在若干国际组织。
（二）加强对欧洲和东北亚等地区的“务实外交”活动。
由于以“元首外交”为牵引的对美、日等国的“实质外交”的活动碰壁，年内台湾当局加强了对欧洲、东北亚地区的“务实外交”活动，并以“邦交国”为跳板，以达到在“无邦交国”活动的目的。1月上旬台“副总统”连战在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后，转往梵蒂冈和爱尔兰活动；10月他又访问冰岛，并在奥地利进行“过境停留”。4月28日，“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以“度假”方式访荷兰，参加世界台商会活动。5月中下旬，“外长”章孝严再到比利时活动。年内，台还企图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以粮食援助和核废料处理为切入口，进行一些“突破”工作。2月，台湾当局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由，向朝鲜提供2000吨粮食。接着又以“处理核废料”为由与朝鲜拉关系，但终因韩国反对及美国方面的顾忌而被迫停摆。台湾当局对蒙古的政策也有所改变，10月初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孔廉在国民党中常会报告称，在政策上“将外蒙古视为有别于大陆地区的特别地区”，并以“政经分离”方式，推动与蒙古的直接经贸往来。早在该年6月下旬，蒙古乌兰巴托市就派出代表团访台；9月份台湾则派出工商代表团到蒙古考察活动，以探寻发展经贸关系的机会。
（三）竭力在国际社会进行宣传活动，以获取对其同情与支持。
鉴于香港回归对台湾当局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以及经过“台海危机”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更深切地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台湾当局年内加强了在国际上的所谓“反制”宣传活动。继2月22日台“新闻局”发布所谓《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后，5月24日“行政院”又抛出了《中美关系与务实外交说明书》，其目的是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美国进行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的宣传，企图影响美国及国际舆论。5月中下旬，台湾“外长”章孝严访比利时，在欧洲议会外交、安全暨防卫政策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必将再起”的演讲，宣称“一个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绝不在‘一国两制’下统一”，等等。此外，台湾当局还通过各种场合，如参加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以及在外国报刊撰文等方式在国际上极力攻击“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方针政策，为其搞“务实外交”的分裂活动鸣锣开道。
从1997年台湾对外活动可以看出，台湾分裂与“台独”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台湾当局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还在继续，甚至还会加剧。但随着国际社会对信守“一个中国”政策对维持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的认知更加深刻，台湾的所谓“务实外交”必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1997年台湾社会与教育
1997年，台湾社会发展比较平稳，但社会问题仍很突出，尤其是白晓燕命案激起的震撼，极大地冲击了岛内政局和社会民心。在教育领域，1997年台当局在推行“独台化教育”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出笼即是“意识形态独台化”的集中体现。
一、社会发展比较平稳，但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
由于经济保持中速增长，岛内民众生活有所改善，民众生活满意度有所回升，但岛内社会问题重重，尤其是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一）民众生活有所改善，“民众满意度”止跌回升。
经济保持中速增长。1997年，岛内经济增长率达6.81%，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比1996年的5.67％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显示台经济景气已自谷底复苏。
“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收入”持续提高。岛内“国民生产总值”达2852.99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12019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8.51％、7.69％。
民众基本工资有所增加。1997年，岛内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资达38654元新台币，比1996年月平均工资增加约5%，但每月平均工时增加 0.5小时。
物价平稳。1997年岛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1996年仅上涨0.9％，是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趸售物价则下跌0.46%，也是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失业率微幅上升。1997年，岛内失业率2.72％，但认为“找工作并不难”的人由1996年的11％增至1997年的21％，而认为“找工作比较难”的人则由1996年的74％下降到1997年的66％，表明失业率上升对民众生活影响不大。
民众生活满意度止跌回升。由于经济景气复苏，民众生活有所改善，岛内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也有所上升。据《联合报》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几年，民众生活满意度逐年下滑，1996年为63％，是历年调查中最低的一年；1997年民众生活满意度止跌回升，比1996年高出1个百分点；认为生活不好过的民众有30％，比1996年低4个百分点。
（二）社会治安日益恶化，犯罪率不断攀升。尽管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民众对生活不满也有所缓和，但岛内社会问题重重，民众对生活品质的评价仍是抨击多于肯定。尤其是，1997年是台湾社会治安最差的一年，84％的岛内民众认为治安不佳，创历年最高点。香港媒体认为，要描绘治安恶劣，不必再使用“西西里”一词，改用“台湾”至为贴切。1997年台湾社会治安恶化主要表现在：
l、杀人犯罪率升高，白晓燕命案震撼全岛。1997年，台发生刑事案件204577件，每十万人刑案发生率较1996年同期增加约8％；其中杀人犯罪率较1996年同期增加14％。就在人们对1996年底的刘邦友血案、彭婉如命案记忆犹新，李登辉、连战“限期破案”的承诺言犹在耳的时候，4月14日又再度爆发轰动全岛的白晓燕命案。并且，此案三凶犯在长达7个月的逃亡过程中，多次从警察“严密追缉”中脱逃，犯案累累，以致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白晓燕命案是1997年最大的社会事件和新闻，加剧了岛内政局的动荡，使脆弱的民心雪上加霜。
2、扫黑成效不佳，黑道依然嚣张。截至台当局规定的自首宽大日期（1997年 2月 12日），仅 35个黑帮宣布解散，不到黑帮总数（1200多个）的3％；684位黑道分子宣布脱离帮派，不到黑帮成员的 7％。台检警宪调等单位还进行了9波“治平专案”、“迅雷作业”、“专案搜索”三合一专案扫黑活动，但仅检肃 40个帮派和68名“治平专案”对象，传唤593名“迅雷对象”到案，逮捕103名帮派成员，而大部分重要黑帮及其主要成员依然逍遥法外。
3、贩毒、吸毒案持续上升。台当局虽在4年前就正式“向毒品宣战”，但毒品犯罪案件却有增无减，在各类刑事案件中高居第一。“法务部”1997年6月26日公布的数字显示，警方l?5月侦办的毒品案达22111件，较1996年同期增长38.6％，侦查终结的起诉人数达16753人，较1996年同期增长29.3％。截至1997年5月，监狱收容受刑人员中，毒犯所占比例高达55％。累计全年共逮捕1071名烟毒犯，查获604公斤毒品。鉴于台湾毒品犯罪严重，美国《1997年国际毒品管制策略报告》再次将台列入“毒品转运区名单”。
（三）重大灾害、事故频繁，民众损失惨重。
1997年是台湾的“灾害年”，各种灾害接踵而至。自然灾害是自然力所致，但由于处理不当，各党派对灾害的处理争功诿过，相互指责，加大了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此外，人为事故也频频发生。因此，台报称台除是“贪婪之岛”外，还是个“恐怖岛”。重大灾害、事故有：
1、猪口蹄疫蔓延。3月，台北等12县市爆发了70多年未遇的猪口蹄疫，1000多个养猪场受灾，近400万头病猪被捕杀，给岛内养猪业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受其影响，养猪户因病猪被捕杀而受损，肉类加工业等相关产业受影响，当局因对受灾户补贴而财政吃紧，股市因民众恐慌而重挫，对日贸易逆差因猪肉类产品停止出口而进一步扩大。在猪口蹄疫蔓延的同时，1997年台还接连遭受暴雨和台风等自然灾害袭击，可以计算的损失高达数十亿元。
2、重大事故不断。由于人为原因，岛内1997年发生多起重大工程事故。其中，林肯大郡公寓楼坍塌，造成28人死54人伤；“中油公司”相继发生桃园县重油管线破裂、桃园第二脱硫厂气爆、高雄炼油厂管线施工时瓦斯爆炸、输油轮爆炸等多起工程事故，共造成20多人死亡。交通方面也是事故迭出。1997年，机动车肇事件数3162起，死、伤人数分别为2735人、2428人。台 1997年还发生多起空难，其中8月10日国华航空公司客机在马祖坠毁，16人罹难，这是台1997年发生的最大空难事故。火灾也时有发生，全年共有 14829起，死 224人，伤 633人，财物损失26亿元（新台币）。台中县4所中学师生逾千人于3月20日食物中毒，则是近年来最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之一。
（四）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校园暴力事件增多。
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是岛内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1～10月，岛内少年犯罪人数有21039人，平均每隔不到19分钟就产生一名少年犯。少年犯罪具有集体性、多元性、暴戾性、病态享乐性、堕落性及低龄化趋势。其中，少女犯增加速度更快，吸毒、卖淫现象日甚。被称为“净土”的校园也为暴力阴影所笼罩。校园中的性偏差、性侵犯问题也十分严重，传统校园伦理正面临巨大挑战。一些大学男女生公然同居一室，不少中学男生模仿A片（色情片）对女生进行性侵害，校园强暴案更是频频发生，致使假期未婚妈妈堕胎者明显增多。在青少年犯罪率不断攀升之际，学生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岛内调查数据显示，自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三年级，23.5％的学生曾想过要自杀，18.5％有伤害自己的行为，13.7％曾表示要以伤害自己的方法对某人或家人报复。
（五）岛内民众对台当局施政强烈不满，各种抗争活动不断。
为表达对台当局施政的不满，年内岛内民间团体、广大民众自发性组织起来，频频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将矛头直接指向台当局，渲泄长期潜藏的不满情绪。年内发生的主要抗争活动有：5月4日、18日、24日岛内社会团体以白晓燕命案为导火索连续三次组织大游行；7月11?12日以新党、新同盟会、中国统一联盟为主力发动抗议《认识台湾》教科书活动；9月27日6个民间团体发动反对“国大修宪”取消教科文预算下限抗议活动；10月19日“全民改革司法行动联盟”以司法改革为诉求，举行“1019为司法复活而走”大游行；11月12日工会组织发动“ 1112工人秋斗”游行活动；12月中旬环保团体与地方人士反对南投县滨南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引起冲突与流血事件及台中县反对德国拜尔公司建厂等。这些抗议活动具有广泛性、全民性特点，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其中，5月的三次大游行，每次均由100多个团体发起、约10万人参加，这是岛内以往抗议活动中极为少见的。
工商界和舆论界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台当局的不满。工商界要求台当局改善投资环境，提振岛内经济。尤其是过去被视为李登辉“好友”的工商界巨子、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以及有“经营之神”美名的台塑理事长王永庆，身兼国民党中常委的台“工总理事长”高清愿等，都先后抨击台当局“戒急用忍”政策，要求开放两岸“三通”。
岛内社会问题重重，民众不满台当局施政，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台社会控制机制不完善、台当局施政背离民意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社会变迁促使传统文化规范解体，导致社会失序。从社会学理论而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造成新旧价值观念和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这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随着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工商型社会演进的不断深化，台湾社会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价值观念纷至沓来，长久维持岛内社会稳定的旧有文化规范在文化多元的震荡中逐渐解体，并失去有效规范民众行为的功能，加上功利主义的蔓延，台湾社会因之“缺少浓厚的人文内涵与宽容的敦厚气息”，进而“导致人际疏离，冲突加剧”，暴力犯罪、吸毒等多种社会问题应运而生，并伴随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调而日益严重。而社会环境的恶化又波及校园，促使各种社会病态在学校蔓延，加上教育体制弊端重重，导致青少年心理失衡，青少年问题由此越来越严重。
其次，社会控制机制不完善，“公权力”信用不彰。社会变迁要求社会控制机制进行相适应的调整并不断完善，而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调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政治体制由一党专制向政党政治转型，长期以来控制台湾社会的威权政治体制被打破，但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仍不完善，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出现多元化、对立化趋势。一是金权与黑道勾结的痼疾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致使“公权力”信用不彰，对社会的控制力削弱，无法根本改善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二是政党间和政党内部各势力间激烈的权利争夺导致政坛战火弥漫，尤其是“修宪冻省”引发的激烈冲突，不仅削弱了政党这一社会控制集团监控社会的功能，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对抗情绪，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三是行政部门官僚作风严重，决策失误，效率低下，影响岛内经济发展，也降低了台湾社会处理各种灾害与事故的能力。如：由于“农政单位”对早就存在的猪口蹄疫病兆重视不足，导致猪口蹄疫蔓延；由于山坡地开发监管政策失误导致多幢建筑在山坡地的高级住宅崩塌等。
再次，台当局施政背离民意。经济发展、生活品质提升，是岛内民众的根本愿望，但作为社会控制机制主体的台当局却推行“重外交轻内政”的施政方针，不但“务实外交”四处碰壁，日益恶化的投资环境无法根本改善，“国际竞争力”排名下降，社会治安也因重视不足而难以根本改善。背离民意的施政必然遭到岛内民众的反对，“外交优先，民主化优先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质疑”，台“应检讨施政顺序，好好治一治内政的烂疮”的呼声不断高涨。
第四，台当局恶化两岸关系，违背了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两岸关系是影响岛内政局演变、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台当局任何破坏两岸关系的政策与行为，只能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影响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进而冲击岛内经济和社会民心。1997年，台当局领导人置岛内民生问题于不顾，不遗余力地推行“务实外交”，阻挠两岸政治谈判，顽固坚持“戒急用忍”政策，甚至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致使民众要求两岸缓和和“三通”的愿望落空，两岸关系发展严重受阻。
二、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本土化”倾向更加明显
1997年台湾教育改革不断深入，而以“教育本土化”为幌子的“独台化教育”则是台当局推动教育改革的重头戏。
（一）教育改革方案陆续出台。
在落实前几年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上，“教育部”还以“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1996年11月提出的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为蓝本，继续推动教育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招生办法、学期制度、师范教育、教育经费等方面。
1、废除大学“联招”，实行“多元免试入学”新制。统一考试制度（岛内称“联招”）被视为阻碍教育正常化、摧残学生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吴京就任“教育部长”后，极力推动升学制度改革，并于7月9日宣布一年后实施“多元免试入学”制度，主要有“推荐甄选”与“登记入学”两种方式。高中、职高、职业专科学校的“联招”将于2001年废除，实施登记入学、申请登记入学、推荐甄选入学、资优保送甄选等制度。此外，“教育部”还于8月7日决定，部分提出试办大学申请入学计划的院校将从1998年起小规模试办。
2、改革师范教育。吴京称，师范教育将以开放、多元化方式培育师资，岛内的3所师范大学、9所师范学院将改制为综合型大学、教育大学或与其他大学院校合并。9月17日，台“教育部”还决定，从1998年开始，逐步改变集中式师范培育方式，试办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师资“合流”培育，并取消现行由师大培育中学教师、师院培育小学教师的规定，由师大及师院自由选择培育中小学教师。
3、大学实行三学期制。从5月7日起，岛内各级大专院校学制将自新学年开始，由两学期制改为三学期制，并可在暑假增开第三学期课程，使学生不但可以利用假期选修双学位，并可在“大学法”修订后缩短修业年限，提前毕业。
4、缩减教育经费，重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为改变“公立”、私立大学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台“教育部”宣布将逐年减少“公立”大学经费，并在短期内把自筹经费从20％增加到30％，同时将私立大学的补助金从14％提高到20％。年内“国大修宪”则通过了取消“总预算对教科文预算不得少于15％的保障下限”的条文。尽管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经费直接受到冲击的“公立”学校强烈反弹，但“教育部”仍表示在“补助金”问题上将坚持既定政策。
（二）抛出《认识台湾》教科书，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自古以来的联系。
9月，台“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推出初中一年级教科书《认识台湾》，其中“历史篇”、“社会篇”以“落实本土教育”、“认识乡土文化”为名，宣扬“台湾主体意识”和“脱中国化意识”。《认识台湾》的主要危害在于：一是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自古以来的联系，否定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史实。“社会篇”从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开始谈台湾历史，还说“从17世纪开始”，“中国大陆的汉人陆续移来”。“历史篇”则把郑成功“收复”台湾说成是“进取”台湾，称清政府管辖台湾是“清领台湾”。二是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淡化中华民族意识。教科书把岛内民众划分为以“台湾人”为认同的四大族群，宣扬所谓“台湾意识”、“台湾魂”、“我们都是台湾人”，鼓吹“以台澎金马为认同对象”；还把各族人民在台湾传播的中华文化与侵入台湾的西方殖民文化相提并论，统称为“外来文化”；声称只有“四大族群”的语言、文化等才是“值得保存、互相学习的共同文化资产”。三是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观”。教科书把历史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说成是“国际性关系”，声称“中华民国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公开宣称要建立以台澎金马为“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的“新台湾”“国度”。由此可见，《认识台湾》是为配合台当局“独台”政策推出来的，是台当局在分裂祖国道路上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
（三）阻挠采认祖国大陆学历，限制青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采认祖国大陆学历符合岛内民众的愿望，也是两岸关系发展，尤其是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必然趋势。台“教育部”于10月22日公布《大陆地区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承认祖国大陆73所高等学校学历后，国民党务实派、新党、舆论界、教育界及广大学生深表欢迎。但台当局从“独台”立场出发反对实施。“国安局”认为采认大陆学历是“为大陆统战推波助澜”，李登辉则要求“教育部”“不要贸然实施”，“以免引起难以解决的后遗症”；“行政院长”萧万长也立即指示“教育部”与“陆委会”充分研拟，再提报“行政院会”审议。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与激进“台独”势力“建国党”也紧随台当局，反对“教育部”的措施。在台当局的刻意阻挠和“台独”势力的恶意攻击下，采认祖国大陆学历案最终被搁置。
台当局推行教育改革和“本土化教育”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进入90年代，岛内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客观上要求教育能够培养出适应社会变迁、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但岛内各级教育，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学内容与方法，仍基本延袭80年代初期的模式，弊端重重。如：教育体制一元化的僵化作法，阻碍了学校自主权的发挥；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教育品质的提升，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师资培训单一化，影响教师质量的提高；注重学校教育，忽略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等。因而，台当局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调整教育体制，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台“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1995年提出：“为使下一代能适应新世界的来临”，“培养出新时代的健全公民”，“重大的教育改革是必然趋势”；1996年6月，吴京出任“教育部长”后，又提出“突破当前教育困境，让学生快乐地学习”、“追求教育的卓越，提升个人生产力和竞争力”两个基本教育理念。这表明，岛内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是推行“独台”政策的需要。在“独台”的“宪政架构”已经基本成形的情况下，推动“意识形态台湾化”就成为台当局充实“台湾实质独立”内涵的重点之一。于是，台当局策划建立一套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教育政策，妄图通过推出一系列“本土”教材，向岛内青少年灌输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核心的所谓“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根除岛内青少年的“中国意识”，培植他们的“台独意识”，达到阻挠两岸关系正常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目的。李登辉1994年4月间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称，小学教育“要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课程”，1996年5月26日在淡水小学百年庆祝会上又声称，未来教育改革要“从窄的大中华观念中走出来”，培养学生“台湾生命共同体”观念。而《认识台湾》教材正是台当局全面推行所谓“教育本土化”的第一步，目的就是妄图根除岛内青少年的“中国意识”，“要下一代不识中国”。而阻挠采认大陆学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剥夺岛内青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权力与机会，削弱祖国大陆对岛内青年的向心力。
此外，适应与西方教育接轨的需要，也是台当局推行教育改革的原因之一。随着岛内民众接受西方教育机会的增多，岛内不少人的最后学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完成，但台教育体制却给民众接受西方教育造成诸多不便。许多民众和学生批评甚多，要求从教育体制到教育内容与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尽快进入世界科技前沿，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因而，台当局希望通过教育改革，逐步与西方教育接轨，“教育国际化”正是“教改会”提出的五大教改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1997年岛内社会发展稳中有乱。由于导致岛内社会问题的因素依然存在，未来岛内社会将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民众对台当局不满的状况难以根本改观。岛内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未来仍将继续推行下去，但由于教改幅度较大，更主要的是“教育部”、“教改会”和民间教改力量等三者间存在分歧，加上岛内各界对已经推行的教育改革措施褒贬不一，台教育改革能否达到台当局的预期目标，尚有待观察。
1997年台湾军事
1997年是台军事活动比较频繁的一年，也是台军实施“兵力重整”、调整战略部署的重要一年。所谓“兵力重整”，系指台军于1993年制定的“十年兵力整建计划”，准备从1994年度起至2003年度止，在“立体、机动、快速、强悍”原则下，建立一支“量少、质精、战斗力强”的快速反应部队，核心内容为组建“第二代兵力”，逐渐淘汰陈旧、超龄服役的武器装备，通过采购、自制、合作生产、改良等方式，使三军武器全面换装，形成新一代作战力量。所谓调整战略部署，就是在“固守防御”战略的基点上，调整兵力结构，强化防空、反潜、反登陆与陆上机动打击力量。1997年的岛内军事情况呈现军费开支持续增长、“精实案”开始启动、武器外购与自制增加、军事演习与人事调动频繁等特点。
一、军费开支持续增长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一直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每年都要花费数额巨大的经费用来供养和训练军队、添置武器装备。从国民党逃台至八十年代末，台湾每年的军费开支一直占台湾总预算的50％以上。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各界对当局高比率的军费开支大加诟病，特别是反对党在“立法院”大砍军事预算，台湾军事预算在总预算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台湾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并没有因军费开支比例下降而减少，反而是逐年上升。台当局在1997年度12121亿元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国防支出”高达2677亿元，比上年度增长9.65％（见表）。若包括3528亿元的“机密预算”与“特别预算”，台军费开支高达3528亿元，占总预算的29.12％，这还不包括军队的退役安置费、福利支出、科研与教育经费等多种开支。所谓“机密预算”与“特别预算”，是台当局为了减轻在野党在“立法院”审查军事预算时给军方造成的压力，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掩盖其黩武面目，将军费以多种名目分列，从而减少“国防支出”在总预算中的比例。如果包括福利服务支出、科研与教育经费等项目，台湾1997年度的军费开支接近总预算的40％。
二、“第二代”武器装备大量服役
1997年是台军“第二代”武器装备大量服役的一年， 其中以海军、空军武器装备到位最多。
2月26日，从法国购买的“拉法叶”级导弹护卫舰第三艘“昆明”号在高雄左营举行成军典礼，前二艘为“康定”号、“西宁”号。8月14日、12月16日，第四艘“迪化”号和第五艘“武昌”号也先后在高雄左营海军基地开始服役。1月9日，从美国购买在台湾装配的“佩里”级导弹护卫舰第五艘“子仪”号正式服役，前四艘分别为“成功”号、“郑和”号、“继光”号与“岳飞”号。12月16日，第六艘“班超”号加入台海军护卫舰队行列，第七艘“张骞”号也于5月完工下水测试，1998年11月正式服役。5月8日，台海军向美国租借的两艘“新港”级坦克登陆运补舰“中和”号、“中平”号在高雄左营正式服役。
6月，台海军与台中船公司签署建造11艘“锦江”级军舰的合约，中船公司接到订单后立即开始生产。“锦江”级军舰属中型导弹巡逻舰，列入台“光华3号”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主要用于近岸巡逻和突击作战，初期规划建造11艘。
在空军武器换装方面， 4月15日，第一支IDF“经国”号战斗机联队在台中清泉岗举行成军典礼。IDF战斗机是台湾八十年代研发的轻型高性能飞机，1988年造出第一架原型机，1989年完成试飞，1992年开始批量生产，1994年12月编成第一支IDF战斗机中队，1995年11月完成第二支中队装备。1997年3月，第三支IDF中队组成后，台空军便正式成立联队。其任务以近程空防为主，对地攻击为辅，为全天候、多功能战斗机。IDF战斗机计划生产130架，换装两个作战联队。6月份起，第二支IDF战斗机联队也开始在台南空军基地装备。
10月4日，第一支F?16战斗机中队在嘉义成立。F?16战斗机是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种全天候作战武器，计划装备150架。4月份，第一批2架F?16战斗机运到台湾。5月，第2批3架运到台湾。到9月底，共有24架交付台湾空军使用。台空军将该型飞机用于远程防空，它将是台空军未来主力战斗机。
12月 1日，第一支“幻影” 2000战斗机中队在新竹举行成军典礼。该型飞机是台湾从法国采购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战机，计划装备60架。5月份，第一批5架运抵花莲港后，第二批5架、第三批8架、第四批6架也先后于7月、9月、11月运抵台湾。其可用于高空拦截作战，也可从空中对地面进行攻击。“幻影”2000战斗机服役后，台空军便全面淘汰了F?104战斗机，并将它们要么半赠半卖给巴拉圭，要么拆卸武器后供展览旅游用。
此外，还有2架委托新加坡改装的RF?5E单座超音速战术侦照机，以及“天剑”二型空空导弹、“雄风”二型舰舰导弹等“二代”海、空军武器服役，而C?119运输机则于12月底全部退役。
1997年服役的陆军“二代”武器主要是耗资21.8亿元新台币，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改良型防空导弹系统”，其第一批设备于1月初运抵台湾，并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第一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连的战斗配备。第二批设备，包括导弹发射架、车体以及部分电子装备，也于1月底运抵台湾。“爱国者”导弹主要用于台湾高空导弹与飞机的拦截，初期准备部署180枚，在台北县林口、万里及南港三地设有固定式发射阵地，主要任务是防卫台北都会区，计划1998年底完成部署。另外还有一定数量M60A3主战坦克、“雄风”二型岸舰导弹完成部署。
三、人员精简、军事组织调整开始启动
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台湾当局的军事战略由“攻守一体”调整为“固守防御”，原有的军事体制已不适应新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决定逐步调整军事体制，于1994年制定了旨在调整军事体制与结构的“中原计划”。其主要内容为：第一，裁撤、合并部分单位：裁撤“总政治作战部”，改编为“参谋本部”机关下的政治作战次长室；裁撤“参谋本部”计划次长室，业务并入作战次长室；裁掉军管区，保留团管区，并编至陆军军团；政战监察单位纳编至督察部等；各军种后勤司令部性质相同的业务划归同一单位直接指挥；海军取消军区，扩编舰队。第二，部分单位降低官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和“国防部督察部”主任由上将改为中将编，副参谋总长也由上将官阶降为中将。第三，增设作战、培训单位：如“参谋本部”增设“作战司令部”，全省分成多个战区，统归“参谋本部作战司令部”指挥；“通信电子局”编为“通信次长室”；筹建“国防大学”。第四，“参谋本部”与三军总部合署办公：“参谋本部”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办公，三军作战指挥体系由“参谋本部”直接负责，参谋总长承“三军统帅”之命，直接指挥各战区、防卫区；各军种的参谋长由各军种出身的“副参谋总长”兼任。第五、将军事防御区域划分为五个区：即以陆军军团级的指挥制度为范围，将台湾本岛划分为北中南东四个作战区，并外加澎湖作战区，金门、马祖则维持现行防卫区的编制。
“中原计划”出笼后因利害关系，军内反对者众多，军方于1997年初拟定出了新的军事组织调整方案，即“军事组织及兵力规划案”，简称“精实案”。2月22日，台“国防部长”蒋仲苓在“立法院”证实了此一方案。4月2 2日，台“国防部”宣布，该案已获得李登辉的“核准”。
“精实案”以“精简高层、充实基层”为核心，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准备调适期”，主要是针对组织调整，修订相关准则，各单位、组织暂不调整，采取“离退不补”的方式以控制人事，逐渐降低现员，约历时一年；第二阶段为“组织简并期”，各单位按核定精简人数将军官各裁减三分之一，历时也约为一年；第三阶段则为“完成定编期”，完成精简，按新制度、准则运作。具体作法上，将采由上而下方式，调整“参谋本部”及各军种任务，明确划分权责，逐级授权，分层负责，未来“参谋本部”将主管决策，各军种“总司令部”以计划为主，各军团以执行为主。
“精实案”确定后，台军在1997年内实施了第一阶段的精简、调整规划，“参谋本部”与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在台北大直地区“合署办公”已经启动，其他正在展开的“精实方案”有：
（一）进行战略基本单位的调整。囿子岛内战略回旋 空间不足，作战幅员和人员受限，为了提高机动作战与灵活反应能力，台陆军作战基本单位由过去的师改为“联兵旅”型态，作战部队重新编为空中骑兵旅、装甲步兵旅、摩托化步兵旅、装甲旅及特种作战旅。7月，海军陆战队的第六十六师与第九十九师被裁撤，陆战队司令部的编制被大幅缩减；原“空降特战司令部”改编成“陆军航空特战司令部”，下辖空中骑兵旅及两个特种作战旅。10月30日，台军方为首批总兵力达4300余人、车辆541辆的陆军装甲步兵旅、空中骑兵旅，分别在新竹湖口阅兵场和桃园龙潭陆军航空基地举行编成“点验”。新编成的装甲步兵旅以陆军原来的装甲旅型态改编而成，并将原先的坦克营与装甲步兵营混合为特遣队常用编组；空中骑兵旅是以陆军航空兵原有兵力为基础编成，采“分区配置、统一运用”的原则，依命令编成空中侦搜、空中火力及空中突击部队。12月2日，台海军在高雄左营基地举行海军陆战队“登陆战车大队”及“两栖侦搜大队”成军典礼。“登陆战车大队”由原登陆战车团调整改编，是一支宜海宜陆的部队；“两栖侦搜大队”由原来的两栖侦搜营调整编成，可在多种条件下执行陆上搜索、警戒、游击及海上两栖突击、海滩水文侦察等任务。
（二）减少将官人数。台“国防部”1992年度报告透露，台将级军官总人数合计高达652人，校级军官9.5万多人，士官为13.2万人，士兵为24.9万人，官兵总人数48.4万人，官、士、兵的比例为1：2.4：2.6，总计官兵每年薪饷必须花费450亿新台币左右。这么多的将官，不仅造成资金的浪费，还因相互掣肘致使办事效率低下，而且导致因升迁的竞争而引起内部倾轧等结果。为了改变这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局面，台军方已将“国防部督察部”主任、中山科学院院长的军阶由上将降为中将，“国防部”航空发展中心已转为“公营”事业，“参谋本部”人事、情报、作战、后勤、计划等五位执行官编阶以及“总政治作战部”一位副主任已降为少将官阶，“总统府”上将“参军长”及中将“参军”已取消，上将与中将“战略顾问”、中将局长都已大大缩减。年底定案、1998年元旦开始运转的“军务局”，由原来的“参谋本部”总长办公室、总务局和史政编译局合并而成。1997年元旦晋升的中将、少将共100人，比上年度减少14人。1998年元旦晋升的中将、少将共计84人，比上一年度少了16人，比前一年度少了30人。台军方还确定，陆军总司令部兵工署、补给署、保修署三位中将署长降为少将，三个军团的六位中将副司令中有三位降为少将，海军舰队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及台湾军管区司令部北中南东四个师管区中将司令都降为少将。
另外，在军事院校合并、三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试办“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制度”、实施“二年制技术学系”常备军官案、大专兵转服志愿役预官案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四、武器外购与自制均有增加
为了扩大军事力量，弥补不能自行生产所需武器的不足和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台湾当局继续以各种手段，从海外军火市场采购所需武器，而外购武器的来源，仍然主要是美国。
3月10日，美国防部通知美国国会，其已同意向台湾出售54枚“鱼叉”舰舰导弹。这笔军火交易除导弹本身外，还包括零件、维修材料和辅助设备，价值9500万美元。这些导弹将装配在从美国租借的“诺克斯”级护卫舰上。同时美国还同意售台12架超级“眼镜蛇”直升机。
5月，美国防部宣布，售给台湾1786枚“拖式”反装甲导引导弹、114具发射器和相关的训练与设备、M1045A2高机动性的轮式车辆及备件与零件等，价值8000万美元。同月，台湾还与美国签约，从美国购买DMS野战防空导弹系统，台共获得700枚以上的肩扛式“毒刺”导弹，价值20亿新台币。
9月，美国防部证实，台湾为提升其空对地防卫能力，又向美国提出军火采购案，包括13架OH?58D“奇欧瓦”战搜直升机、13具“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水螅” 70型火箭与发射器、弹药及备份零件等，总价值1.72亿美元。
另外，美国还同意再售台湾100辆M60A3坦克。
九十年中期，台极欲发展导弹防御体系。但台湾本身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当局便大力游说美国国会，企求美国协助台军方发展这种军事装备，或将台湾纳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内。1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对行政部门无约束力的“美台反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法案”，要求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调整政策，把台、澎、金、马纳入协防范围之内，但美国国务院表示基于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反对协助台湾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参议院对此亦无兴趣。
除了大量采购美国武器之外，台当局也积极开拓其他武器采购市场。年初，台军方宣布，为广拓武器装备来源，降低对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依赖，减少军品获取风险，决定采“多重管道，分散采购地区”方式，成立驻欧采购组，综合办理对欧洲联盟国家采购武器装备业务。
在进行武器外购的同时，台军方还通过“合作”、自行研制等多种方式，致力于自己生产所需武器装备。1997年，台军事科研单位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1月，台陆军秘密进行“天戟”地对地战术导弹的各种测试工作。该型导弹系“天弓”空地导弹改良型，弹头不大，准确度也不高，但台军方刻意要发展地地导弹，因而不惜花费10亿元新台币的代价进行研制。台军方声称于下半年开始部署这种武器。
3月，台“国防部”决定在美国最大的军火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协助下，投资530万美元，建立M430人员杀伤弹和M918穿甲弹两种类型的40厘米榴弹生产线。未来这些在台湾生产出来的炮弹除供应台军使用外，还计划转销到美国或其他国家。
4月，台湾自行研制生产的“天弓”二型地对空导弹完成战备科目测试，并开始量产，陆续交拨台陆军使用。“天弓”二型导弹将作为“天弓”导弹第六连，部署在高雄林园地区，第一至第五连为“天弓”一型地空导弹，分别部署在台北淡水、高雄大岗、东引、澎湖、大度山。同月，台陆军在台北淡水导弹基地举行代号“神箭37号操演”的年度例行“鹰”式导弹试射，获得成功。试射的导弹是“鹰”式第三代改良型。
6月，“天剑”一型空对空导弹改制为陆基型导弹设计工作完成，该型导弹采用双联装发射架，射程10公里。
8月，台陆军兵工整备中心研制成CM 31型“第二代轮型装甲运兵车”。这种6轮驱动装甲人员运兵车，可浮游运行，陆上时速为110公里，可加装TS90毫米或105毫米等低后座力火炮，是一种高速机动的主战车。
10月，台军方宣称已完成CS／MPQ-78近空防御射控雷达系统舰载型的陆上测试。该系统用在从美国租借的“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上。它原本是对陆上近空防卫的“天剑”一型陆射型所使用的雷达系统。改型后，采分离、机动方式，最多一次可接战20个目标。
12月，台军方证实，“中科院”已完成“雄风”二型空射型导弹的研发，并部署于IDF战斗机上；“天剑”一型空空导弹完成第一批量产，“天剑”二型空空导弹、“雄风”二型岸舰型导弹开始生产。
另外，台空军与汉翔公司签约，准备将IDF战斗机改装成教练机。
不过，台军方于5月宣布放弃研制反导弹系统计划，原因是台陆军获得了美国的“爱国者”弹道导弹以及自行研制导弹制导系统的成本过高。
五、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与人事调动
1997年，台军方除了进行年度“汉光”综合演习之外，还举行了导弹试射、安全防卫、新式武器测试等军事演习。
3月12日至4月8日，在北部地区举行两次名为“神箭37号操演”的“鹰”式导弹实弹射击演习。3月22日至3月28日，在中部地区举行代号为“华山操演”的实兵演飞，目的在于强化作战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系统及军（兵）种联合作战之效能。
5月12日，在台北市等北部地区6县市举行“万安20号”军事演习，演习项目包括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交通管制、避难疏散、灾民收容、战时医疗救护、电力与电信抢修作业等。
6月23、24日，台军方先后在南部地区的台南空军基地、高雄左营军港、屏东恒春三军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了“汉光13号”军事演习，李登辉全程进行了观看。23日上午在台南的演习，主要目标是展示、训练“第二代兵力”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制空方面的F?16战斗机、“幻影”2000-5型战斗机和IDF“经国号”战斗机、E2一T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和“天弓”二型导弹、“鱼叉”导弹、“雄风”II型导弹、M60A3主战坦克、AH?1W攻击直升机、 OH?58D战搜直升机、“雷霆” 2000型多管火箭系统、近空防御射控及防御雷达系统等。23日下午在左营展示海军“二代舰”，包括“诺克斯”级、“佩里”级、“拉法叶”级导弹护卫舰及“新港”级坦克登陆舰、“达观”号测量船、扫雷舰、猎雷舰、导弹快艇和潜艇等。24日在屏东恒春车城乡保力山三军联合训练基地进行的演习，主要为步兵营的实兵操演。这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展示“第二代”武器，对新式武器进行操练，检验换装后各兵种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1997年，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及总政治作战部、“督察部”等都出现了重大人事调整，其中幅度最大的要属海军总司令部、总政治作战部、“督察部”三个单位，其最高主管均换帅。
年初，空军人事进行大调整，陈肇敏任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陈盛文调任空军军官学校校长，王汉宁调任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许家仲升任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傅慰孤调任空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金康柏调升任花东指挥部指挥官。
4月，海军总司令顾崇廉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伍世文调任海军总司令，李杰调任副参谋总长，沈方祥调任海军副总司令。6月，海军人事再次调整，方寿禄调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张文平调任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黄正云调任海军舰队司令部参谋长，陆如龙调任海军总部政战副主任，刘永康调任海军第一五一舰队舰队长。
7月，陆军进行人事调整，童兆阳升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丁渝洲调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霍守业接任第八军团司令，安家钰调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铸勋调任“国防部人力司司长”。
12月，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杜金荣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曹文生接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2月底，另有一批军职人员异动定案，他们是：宋川强调任“督察部”主任，谢建东调任第十军团司令，薛石民调任马祖防卫司令部司令，谢抗建调任陆军后勤司令部司令，高华柱调任“国防部后勤次长”，张林生接任成功岭大专集训班主任，黄云生调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周正之调任海岸巡防司令部兼军管区司令部副司令，崔万灵调任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周康生调任“国防部人力司长”，贾战平调任三军大学陆军学院院长，左耀辉接任中正理工学院院长，张铸勋调任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这批人事调整于1998年元旦生效。
1997年的人事调整有三个特点。一是调整幅度大，涉及到“国防部”、“参谋本部”、陆海空三军总部及总政治作战部、“督察部”、海岸巡防司令部、主要军事院校等，其中有副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三位上将级主官异动。二是政战系统出现大震动，非政战系统出身、受李登辉青睐的曹文生出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打破了过往政战官掌管政战系统的惯例，表现了李登辉通过掌控政战人事来控制军中党务和眷村选票的意图，以及总政治作战部面临裁撤的命运。三是体现了李登辉培植台籍将领的特点，如“国防部”常务次长方寿禄、空军副总司令陈肇敏等都是李登辉刻意栽培的本土将领。
六、开始筹建“第三代”武器装备
台1994年开始换装的“第二代”武器，基本上是西方国家七、八十年代生产，八十年代大量服役的军事装备。但等到2003年这些“第二代”武器全部装配完毕之后，因军事科技的日新月异，它们又将落伍。为了避免武器装备的断代，1997年，台军事部门在忙于“第二代”武器换装的同时，还开始规划2003年以后的军事装备，即筹建“第三代”武器装备。
年初，台湾海军将领透露，台海军正在筹建代号为“光华5号”的1000吨级导弹护卫舰，目标是速度快于“佩里”级、“拉法叶”级等“二代舰”，打击力高于“光华6号”导弹快艇与“光华3号”锦江级导弹护卫舰，目标是具备“全方位战备及打击能力”。
3月初，台军方透露，台正规划“第三代”新型坦克，其发展目标考量到防卫作战所需要，着重于炮火、射控及防护力强，严重在60吨以下。新型坦克的研制工作由陆军兵备整合中心负责，计划2001年完成首辆样车。“第三代”坦克车体的高度和宽度及重量均较现役的M48H坦克低，炮管口径则比 M48H大，它将取代 M60、 M48型主战坦克及M41型轻型坦克，成为台未来联兵旅的主要打击武力。台陆军将它定位为一种适合山地地型，研究发展重点除增大炮管口径、增强火力、提升射控系统精确度外，还包括提高坦克“存活率”。为此，台陆军正积极研发反制“导航弹”系统以及防护装甲的高科技技术。
7月，台海军高级将领透露，台海军已制定了“光华6号”计划，将自行设计、建造大型导弹快艇，以取代现有的50艘导弹快艇，并称已完成有关舰艇的蓝图设计。
在无法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购得潜艇的情况下，台湾考虑建造一个由12艘小型潜水艇组成的反潜舰队。这种重量为200吨的小型潜水艇可以乘载4名组员，配备有先进的声纳、通讯、感应器与鱼雷系统，可以用于近海海岸防御及反潜作战。
9月，李登辉下令台军方筹建短程地对地战术导弹，建立攻击性武器及部队。台“中科院”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地对地导弹的研制与生产工作。
12月，台湾军方决定淘汰陆军的UH1H运输直升机，并确定从美国采购为数达 100架、价值 33亿美元的“黑鹰”UH40直升机，以作为下世纪陆军作战部队使用的攻击性武器。
12月19日，台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沈方枰证实，“中科院”正在研发“第三代”战斗机，并称新式战斗机具备“空战性能佳，武器射程远，又兼具对地攻击与匿踪能力”，作为新式战斗机关键武器配置的“超音速导弹”已完成动力系统的研发。
另外，台军方还透露，为因应未来战争形态，陆军在新一代火炮编装上，将组建“六四”型45管火箭炮、筹建岸对岸“雄风”二型导弹阵地，以增加陆军对舰作战能力。这项计划将在2001年完成。
进入九十年代后，台湾当局从西方国家采购先进武器来实施其“固守防御”战略。“固守防御”战略的具体作法为：尽力建立对付祖国大陆在台湾公然宣布“独立”和外来干涉时从海上武力反分裂时的空中优势，使用海军兵力打破海上封锁，部署空中和海上实力对付来自祖国大陆的两栖登陆行动；以“战略持久、战术速决”为指导，动员后备力量、运用总体战力，借“空中防卫”、“海上防卫”、“陆上防卫”诸作战手段，适时集中优势兵力，以获得长期固守作战的效果。基于此原则与构想，台军的优先考虑是使台海两岸冲突远离本岛，力图维持海、空优势。因此，台湾防卫作战首重制空、制海，两军事投资也是优先用于海、空军，以增进海上、空中作战能力；战略的重点依次为制空、制海、反登陆。为有效执行所谓“防卫”战略，台军事当局还提出了“吓阻战略”。然而，无论是“防卫战略”也好，“吓阻战略”也好，台湾当局实施的军事战略成败的关键，还是它是否信守“一个中国”的承诺，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走分裂祖国的绝路。广大台湾民众清楚地看到“台湾独立”只会引来灾难，因而岛内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支持“台独”。12月8日，台“国防部长”蒋仲苓也表示，台军方绝不为“台独”而战。因此，以军事来保障“台独”不但会增加台湾同胞的负担，恶化两岸关系，而且是绝对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