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97年台湾经济回顾 -- foundera

1997年两岸关系

　　1997年的两岸关系总体上看比较平静，依然处于“冷和态势”，两岸政治僵局未能突破。下半年，两岸虽围绕政治谈判问题空中喊话明显增多，但双方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仍无交集点。岛内各界要求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大，但台湾当局仍坚持其僵硬的大陆政策，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展望新的一年，两岸关系的发展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将有可能在继续缓和的基础上出现某些新的进展。

　　影响1997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1997年是祖国大陆极不平凡的一年。2月，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举国上下无不悲痛；7月，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举世瞩目；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确立了高举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路线方针，全国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经过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考验，中共向世界展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宏大的政治格局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也证明了祖国大陆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农业连续大丰收，在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人民币坚挺不贬，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增长，“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在外交上，祖国大陆更是成就斐然，1997年被国际上誉为“中国外交年”。江泽民主席正式出访美国，揭开了12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的序幕。两国领导人共同声明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元首定期会晤制度；美国政府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表明中美关系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已开始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日关系“开始摆脱危机局面”，成功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亦进入改善与发展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中俄两国已经建立起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与东盟组织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年内，中国还与巴哈马、圣卢西亚和南非正式建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新秩序的重建，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和增强。

　　1997年，台湾岛内则可谓“多事之秋”。首先，台湾岛内政局围绕“修宪”、“冻省”的斗争闹得动荡不安，国民党内中生代卡位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基层组织严重松动。年底县市长选举全面改写地方政治版图，民进党一举实现“两个突破”?D?D得票率和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过国民党，使国民党面临空前的执政危机。与此同时，民进党内各派系围绕执政路线、大陆政策和产业政策及党内主控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新党的内斗也赤裸裸地搬上台面。其次，社会治安持续恶化，重大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致使民间积怨日深，爆发了李登辉主政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并因而导致连战“内阁”全面改组，李登辉的民间声望剧跌，给台湾政局的发展以极大的冲击。台湾工商界公开质疑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对外关系更是难有作为：台当局重返联合国的行动连续五年受挫，支持的提案国和连署国均比往年有所减少；“元首外交”更加困难，李登辉不惜重金参加的巴拿马运河会议，由原定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降为一个一般性的地区会议，连战出访欧洲中途折羽而归；台的“邦交国”数目也再次降到30以下，一些重要“邦交国”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与台当局的关系也开始动摇。总体观之，1997年两岸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1997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两岸政治僵局仍未打破，但两岸关系总体趋于缓和。

　　1997年9月12日，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不仅重申了“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而且再次郑重呼吁台湾当局：“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规划”。江总书记还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并欢迎除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以外的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祖国大陆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江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舆论及海内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人们都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此举再一次展现了中共和中国政府从民族大义和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决心，岛内舆论对此也多给予积极和正面的评价。

但是，台湾当局对中共最高领导的一再呼吁漠然视之，仍不愿作出积极回应。继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向国际上发布《透视“一个中国”问题》的说帖，再次提出所谓“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概念，向国际社会推销其“分裂分治”的主张后，9月13日，正在萨尔瓦多访问的李登辉针对江总书记在十五大的讲话说：“两岸若要结束敌对状态，中共当局必须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中国’目前是分治的状态，如果中共不承认这个事实，两岸根本不可能谈”，并称“这一步必须站得稳，问题才可以解决”，公然拒绝了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谈判建议。与此同时，台“陆委会”负责人也声称，江总书记的讲话是“务虚的”，台“没有研究出来它有任何特殊的涵意”，两岸政治谈判应在“无预设前提”下进行，“‘一国两制’不适应台湾”等，实际是反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11月8日，李登辉接受美国报刊专访时更称：“台湾就是台湾，我们是独立且有主权的国家”，还说“台湾早就独立，所以没有必要再说”，公开在国际上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论调。在国际上极力推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同时，台当局仍继续大搞“务实外交”，并调整“重返联合国”的策略，开始“投入更多的心力”寻求参加联合国的“功能性周边组织”，设法寻求更多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

　　在经济上，台湾当局继续坚持“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限制大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并反对与祖国大陆直接“三通”。李登辉多次公开宣称，“戒急用忍、行稳致远是我们现阶段开展两岸交流的原则”，为了“生存与发展”，“基于国家整体的安全、经济的安定发展”，“以目前的情况显示，三通的时机根本不成熟”。“陆委会”负责人亦称，“对于两岸间的三通问题，必须在‘安全、尊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协商，台湾目前并无此考虑”。

　　在文化教育上，台湾当局无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大力宣扬“我们都是台湾人”和“台湾主体意识”，鼓吹“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主张建立“属于新台湾人的新文化观”，旨在从文化上彻底斩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脐带”联系，为其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去年，台教育部门推出的《认识台湾》（历史篇和社会篇）初中教科书，即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这一政治意图。台当局还极力阻挠两岸文教交流，对采认祖国大陆学历一事紧急踩煞车。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祖国大陆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对台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务实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在如何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也出现某些自相矛盾的言行。如：一方面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又提出“暂时搁置主权争议”、“主权共享、治权分属”、“台湾加大陆等于中国”；一方面继续鼓吹“戒急用忍”，声称“外交要以战止战”，另一方面又提出“新三不三要论”（即连战所谓“不统不独不对立，要和平要交流要双赢”）；一方面声言“政治谈判时机不成熟，应优先恢复两岸两会制度化、事务性的协商”，另一方面也表示不排除同时进行两岸政治性议题的协商等。虽然上述一些较为弹性的谈话不乏策略性用意，但也表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考虑缓和、改善两岸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内部在大陆政策上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向。

　　（二）两岸经贸与民间各项交流持续增长。

　　尽管台湾当局坚守“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给台商来祖国大陆投资和两岸经贸往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两岸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局面已基本形成，人为的干扰并不能完全阻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亦有所发展，投资项目规模趋向大型化，投资方向亦向中、上游产业如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从传统的制造业到某些金融领域、基础产业、甚至国有企业，均为台商所看好，一些偏远地区正在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但与前年相比，台商投资项目和协议台资金额都分别有所下降。

　　两岸实现局部“试点直航”，是1997年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l月，台“行政院”决定开放“外籍船舶及国（台）轮权宜船经营弯靠第三地的两岸定期航线业务”。2月，巴西籍港资“联峰轮”突破台湾当局“须经第三地”的政策限制，由厦门直驶高雄。3月，台“交通部”决定，解除“航政管理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有关两岸海运作业规定”第7条的限制，允许大陆资金50％以上或公司董事人数1／2以上的船舶弯靠第三地来台。4月，两岸各 6家公司商船获准经营厦门／福州至高雄定期定点航线业务，但限于“不通关、不入境”；祖国大陆厦门轮船总公司的权宜船“盛达轮”于当月19日晚上驶入高雄港“境外航运中心”，成为“试点直航”第一家，为两岸航运界写下新的一页。5月，港、台两地就“九七”后两地航运达成共识，悬旗问题得到灵活处理。

　　与此同时，两岸民间往来仍十分热络，学术、文化、体育、新闻、科技等各项交流持续进行。据统计，全年台胞来祖国大陆约190.4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0.7％，人数创历年最高纪录；同期祖国大陆赴台人员8430人次，较上年增长30.37%。

　　（三）岛内各界要求调整大陆政策的呼声及对“金钱外交”不满的言论日益增多。

　　l、工商界要求台当局调整“戒急用忍”政策、早日开放“三通”的声音日渐增大。近年来祖国大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前景广阔，机遇难得，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地区。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占尽天时地利人亲之便，但“戒急用忍”政策却以“安全”等为由，人为阻碍了许多台湾大中型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的机会，令他们坐视商机失去，自缚手脚。为此，引起了台商的强烈不满。台“工业总会”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工商界多主张“戒急用忍”政策应“适度松绑”，以使两岸关系得以维持良性互动。多位著名大企业家更公开发表谈话，批评台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如：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于10月6日发表谈话指出，“戒急用忍政策不是长久的政策，两岸的经贸无法切断”，“已有三万多家台商忍不下去了”，并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在大陆漳州电厂的大型投资计划。紧接着，被视为李登辉好友的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公开强烈批评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和不开放直接“三通”的政策。他认为，“两岸迟迟不能三通，严重损害企业发展的商机，对台湾地区人民有害无利”，所谓“两岸进行三通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说法“毫无根据”。张并明确表示，如果需要，他愿“充当两岸谈判的密使”。身兼台湾地区“工业总会”理事长和统一集团总裁的国民党中常委高情愿，以及其他很多企业家也都或明或暗地表示了同样的批评意见和希望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改善两岸关系的愿望。此外，在台外商如“台北美侨商会”也于9月26日发表了《台湾白皮书》，批评台当局经济政策不当，提醒台注意“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将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前景”，称外国投资者对台湾抱悲观想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两岸关系的低迷”等。

2、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公开呼吁进行两岸“三通”谈判。1995年，许信良曾提出“大胆西进”的政策主张，1996年6月，他重新当选民进党主席，开始积极推动民进党转型，旨在改变民进党的“台独党”、“暴力党”的形象，争取主流民意认同，早日争取执政。1997年9、10月间，许盱衡了国际、海峡两岸，特别是中国大陆形势的发展变化，再发惊人之语，公开呼吁台当局应在WTO的框架下，以政、经分离方式面对两岸直接“三通”问题。许指出：“如果台湾不以三通回应中共谈判要求，将慢慢失去国际社会支持，陷入更大困境”，并表示“民进党愿意接受中共邀请，以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为重心与中共进行对话”。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胜后，许更全面提出其关于两岸谈判直接“三通”的主张。许认为，中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即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立场，更可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政策，这是“很可怕的趋势”，对台湾“相当不利”，“台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而且危机才刚开始”。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下，“台湾接受谈判不只是中共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台湾不可能自绝于外”。基于此种认知，许建议台湾“以三通谈判来代替一个中国的谈判”。许所思所言已经受到岛内社会各界的关注，促使国、民两党人士和台湾民众思考较为理性、务实的大陆政策。

　　3、岛内一些政、学两栖精英公开主张突破“国统纲领”框架限制，并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新设想。1997年12月间，在台湾政界和学界均有一定影响力的“国统会委员”沈君山、前“法务部长”马英九、前“文建会”副主委陈其南和“国统会研究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五人，联合向台湾当局提议成立“中华两岸联合会”，以此作为“两岸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即作为在两岸建立“永久性政治关系前”处理“过渡性政治关系的机制”，主要任务为“规划与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协商与仲裁两岸非政治性的议题或争议、协调两岸政治性（包括国际活动）的议题”等。他们认为，“当前两岸政治性协商，应该是以建立一种过渡性政治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机制为阶段性目标”。沈君山等五人构想的提出，无论是否可行，反映了部分台湾上层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客观大环境日渐不利于台湾的情况下，已开始思索打破两岸僵局的途径。此外，新党、学术界、新闻媒体等，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后，也不断呼吁台湾当局改变不切实际的大陆政策，与大陆进行政治沟通，以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

　　4、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行动受到空前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主张“大陆政策位阶高于务实外交”的言论再次浮现。如前所述，1997年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行动屡屡受挫，有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状况自然引起岛内民众对当局不惜重金让“元首”出访、收买“外交”的质疑，特别是当李登辉带着厚厚的“见面礼”出访中南美洲几个“邦交国”的结果与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时，更引起包括民进党、新党、新同盟会、民意代表以及学术界在内的严词抨击。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戏称，李登辉上了年纪还风尘仆仆，努力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精神固然可敬”，然而推动“务实外交”的目的本应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和支持”，而如今台湾的“务实外交”却越发引起“国际社会的抵制和质疑”，“政府”对此“必须认真检讨”。新党质疑当局不惜拿巨额纳税人的钱来从事“务实外交”的效果，讥讽台的“务实外交”是“务虚外交”、“冤大头外交”、“自取其辱外交”。岛内舆论亦多认为，“金钱外交”实徒然浪费民脂民膏。而一些学者、特别是前“外长”钱复等人则再次公开主张“大陆政策的位阶应高于务实外交”。

　　 （四）港台关系成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

　　1997年7月1日，中华民族一雪百年耻辱收回香港，东方明珠又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式付诸于实践，已经并且必将对台湾社会、台湾当局及未来两岸关系的演变，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一、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加上香港的综合实力更是远远超过台湾，港台关系已变成两岸关系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增进台湾民众对此一政策直接而具体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对台湾民众产生率先垂范的作用，祖国大陆亦将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其三、香港回归使两岸局部直接“三通”的局面已经出现，并意味着两岸关系通过香港已经并且必将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和维护在港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不得不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以因应台港关系的新变化，如：l、完成《港澳关系条例》及其相关子法之“立法”，明定视香港为“有别于大陆其它地区”，确定将台湾与回归后的香港、澳门的关系纳入“国际多边规范”框架内，并明确规定“陆委会”为台湾与香港、澳门关系的主管机构；2、统会驻港机构，成立“香港事务局”，负责驻港机构对外的整体性、政策性发言，同时规定事务性、专业性工作仍由各部会驻港机构处理，“事务局”中的各组将仍以原驻港机构在当地原登记的公司名称对外，但内部各组间的工作统筹、协调要予以加强；3、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称对“香港回归到中华民族”表示“欣慰”，而“台港关系涉及到国家重要利益”，在任何情形下不愿导致台港关系倒退，并表示台湾随时愿就有关台港交流问题，与中共方面进行协商；4、加强在国际舆论上对“一国两制”的反宣传力度，以抵销香港顺利回归对国际社会和台湾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台湾当局的一些政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台湾“与港澳的情况完全不同”，“坚决反对以‘港澳模式’或‘一国两制’与大陆进行统一”等。但显而易见，无论台当局怎样防范因应，均已无法改变台港关系隶属于两岸关系大范畴的定性，未来台港关系的发展只能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无损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提下进行。

　　三、1998年两岸关系展望

　　1997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尽管步履蹒跚，没有大的突破，但仍然是在朝向缓和、改善的方向推进。展望1998年的两岸关系，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香港高度自治的进一步验证，以及中美关系与中外关系的进一步改善，祖国大陆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作用将更为增强，因而在两岸互动中的主动权也将会更大。其次，通过近年来的交流与交往，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在逐步加深，互信度在逐步加强，两岸经济互利互补的局面已经形成，广大台湾同胞对发展两岸关系的利弊得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绝大部分台胞开始质疑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和“务实外交”政策，在两岸关系上要求“和平”、“交流”、“三通”、“谈判”、“双赢”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将对台官当局继续推行僵硬的大陆政策产生强大的压力。最后，岛内政局的演变，特别是民进党欲夺取“立法委员”和“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选举的胜利以为2000年“总统”选举奠定扎实的基础，势将进一步淡化其“台独”党纲，进而提出更为“务实、理性”的大陆政策与国民党竞争，这也将促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思考其在两岸关系上的作为，从而有可能在民众最关心的两岸政治谈判、“三通”以及扩大交流等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

　　与此同时，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各种因素也依然存在。其一、台湾当局仍顽固坚持其“两个中国”、“分裂分治”的立场，拒绝与祖国大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政治谈判。其二、美国仍未放弃脚踩两只船的两面政策，中美关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不少障碍。国际反华势力仍继续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其三、岛内的“台独”分离意识在潜移默化之中蔓延滋长，维持现状仍是现阶段岛内多数人的共识，特别是贴有“台独”标签的民进党在去年底县市长选举中获得大胜，增加了其在大陆政策上的发言权和制衡权。其四、国民党经受1997年县市长选举重挫之后，1998年又面临“立委”选举及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压力，在胜选至上的考量下，其大陆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将以权宜性为主。这些均有可能使1998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复杂多变，继续呈现过渡性的特点。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两岸各自的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相互之间仍缺少起码的信任，因此，两岸互动的过程必将充满复杂与激烈的斗争，两岸关系的改善将难免出现有进有退、时进时退的局面，唯两岸经贸关系和民间各项交流往来仍将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