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戊戌变法与8#8——康梁怎不殉道 -- 不打不相识

政变原因据说是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劫制西太后，而袁世凯回天津后，向西太后最宠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柲密进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拥护西太后出而训政。

这种说法，主要来源有三：康有为《自订年谱》和在香港日本的谈话、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袁世凯《戊戌纪略》。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之词。不仅如此，而且在形势变化，康有为有承认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和康有为串通，永远保守秘密。

康有为：“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

梁启超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接着，梁启超指出光绪皇帝与西后无法“合体”（和解），而凭国内力量讨伐西后又很困难；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阻止西太后训政。”

戚学民的诘难：“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就已确定，但是西后既然大权在握，而且决心废黜光绪，在北京就可得逞(后来的政变就是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远赴天津动手?对此不通情理之处，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据后来的研究，有多重证据表明，此说为康梁的虚构，而非确讯。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戊戌七月初八日，而不是梁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

高阳的诘难：“我要提出一个连康有为于地下，亦无词以解的作伪铁证。康有为《自订年谱》，戊戌八月初六日条下：「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此为康有为信口胡说。反至载沣摄政，康有为「上摄政王书」攻击袁世凯说：「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常有介介」云云，其意在辩白他并未说过「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的话，遂可诿之于袁世凯「无端造出」。但嘱谭嗣同说袁勤王，已为康有为所承认；而谭嗣同对袁世凯如何说法，他并不知道，即不能谓袁世凯「无端造出」。

如假定确有康有为嘱谭嗣同说袁勤王一事：则按诸情理，实非「围颐和园、劫制太后」，不能成事。因为德宗其时如不住西苑，即住颐和园，如住园，则非劫制太后不能获德宗;如住西苑，则非劫制太后不能使禁军放弃抵抗。所以康有为并不能因为未明言「围颐和园，劫制太后」，即可诿责。”

如果杀了慈禧太后依为屏障的荣禄，而不劫慈禧，慈禧能不反击？

杀荣禄就可能吗？

高阳说：荣禄当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下辖武卫五军，袁世凯仅为五军之一，在小站所练之「新建陆军」，仅七千人。荣禄驻节天津，警卫森严；世凯如何能杀荣禄?即今能杀荣碌，其它武卫四军。岂能任今袁世凯带兵入京，而不加拦阻?即今不加拦阻，芦汉铁路行车指挥权，握在英国人手中。岂能听命于袁世凯?即今听命于袁世凯。得以运兵进京，但至京城南面，马家埠而止，而颐和园在京城西北，警卫部队则有步军统领衙门之巡捕五营;由德宗死对头端王载漪所掌握，由神机营改编的「虎神营」，以及颐和园护军营等，岂能不节节抵抗?即今抵抗失败，袁世凯能围颐和园，两太后尚未被劫制，手无缚鸡之力的德宗必已先遭不测之祸。

于此可知，谭嗣同应不会作此建议，否则便是白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无非申明德宗召见袁世凯时的面谕：「你跟荣禄各办各事。」即是进一步讨论如何练成一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而效忠于德宗的新军。

那么荣禄进京告密了吗？高阳的观点：国际上有许多错误的报告，为专家认为客观可靠，以致研究工作误人歧途。如当时日本情报人员报告，荣禄在八月初曾秘密进京，事实上至八月十二日为止，荣禄始终末离天津。因为当时入京唯一的孔道为芦汉铁路，而新闻事业则已相当发达，各报记者，均派有专人在车站记录时人行踪;以荣禄的地位，一言一行，均在记者注意之下;自伊藤博文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天津。以至八月初五日袁世凯由京回津以后，有关天津的新闻极多，随处皆可找出荣禄留津的证据。

有研究者提出，荣禄曾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戊戌变法史事考》的作者茅海建认为，此说不成立。这不但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荣禄作为督抚大员，冒巨大风险微服私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向慈禧太后报告康党“围园劫后”之谋，那么，慈禧太后得报后必会马上采取行动，“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如果为了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又“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为了“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而不必冒此风险（第117-118页）。

【梁启超自承有真迹放大之弊】“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7页。）

【陈寅恪认为有待考订增改】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直言批评他敬重的梁氏："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第148页。）

【杨天石认为说了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杨对比了《政变记》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多有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仍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击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戚学民认为系政治宣传品，而非信史】研究了《戊戊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过程，证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戊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戊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的政治工具。

那么康梁师徒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康梁师徒的密诏说和政变原因说往轻来说就是谋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