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戊戌变法与8#8——康梁怎不殉道 -- 不打不相识

慈禧太后的三次亲政。第一次是和恭王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从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中夺取政权，垂帘听政，第一次亲政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死，慈禧太后第二次亲政，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归政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幽光绪皇帝出而“训政”，这是第三度公开掌握政权，一直到死（1908年）。“在光绪亲政后，由于珍妃导致母子失和，西太后一改初衷，仍旧干预政务，当然这也是「后党」挑拨怂恿使然。这种干预逐渐强化，至她六十大寿，也就是甲午战争时期，达到变相垂帘听政的地步。德宗终于摊牌了;他透过为西太后所信任的庆亲王奕劻，向西太后表示，如果不能让他放手办事，他宁愿请西太后主持国政，不愿担负亲政的虚名。结果西太后让步；当然，相对地。德宗也提出了保证：第一、绝对尊重西太后;第二、特别重大的事故会报告西太后，请求同意。”

慈禧太后贪恋权势是不假，年轻时孜孜汲汲政权抓的牢牢的，也有挑战自我的意思，平了“洪杨”，大小政务天下督抚甚至恭王都玩弄于股掌之上。到老了再无人和政事能有激起雄心，难免英雄寂寞。在保证自己安全、能掌握特别重大问题最后决策权和重要人事考核权的前提下，从繁重的具体政务中脱身出来，悠游林下，安度晚年，不难理解。“在光绪大婚、亲政以前，西太后移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决心交出政权。颐养天年，确实具有诚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分，毛公春秋鼎盛就提出要退居“二线”，尼克松来就要和主席谈谈“哲学问题”。还有邓公晚年的例子，他们相同之处都是对掌握政权有自信心，精心安排好了，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戊戌变法史事考》的作者茅海建对光绪帝同慈禧太后的权力关系讲了一段很精当的话：“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与“负责”相应的就是权力，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有权力，但至少在形式上对整个国家机器却没有权力，这个形式上的权力在光绪帝手中，而其来源就是“名分”，或者用茅教授的话说就是“体制”（他在本书别的地方也用过“名分”一词）。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决定改由她而不再是光绪帝来审查军机四章京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的意见，在猜想慈禧太后这样做的动机时，茅教授谈到了体制：“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第81-82页）这个“名分”直到政变完成之后仍旧起到了某种作用。《史事考》写道：光绪帝“依旧做朱批，不过只是例行，不见实际内容。他也亲自参加皇朝的各种仪礼，接见召见和引见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注目下，他空有皇帝的名号，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第160页）我想，从权力的角度说，他的这个名号确是“空”的，但从“名分”的角度说又不是“空”的。后来，废立一事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江南官绅那么强烈的反对（与这些官绅对清廷的“尽罢新法”只有微弱批评形成很大反差），“君臣之义已定”一语传播得那么广，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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