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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与康熙大帝

从贺拉斯和维吉尔时代起，欧洲人就已想像地球上存在一个“中华伊甸园”。天文学家托勒玫更在他绘制的世界全图上确定神话般的“蚕丝之国”位于大亚细亚的印度之东。到14世纪，《马可?波罗东方游记》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充满智慧”的中华帝国。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步马可?波罗后尘来华，经十八载磨难终靠其自鸣钟奇术跻身明万历朝廷。他能屈尊向中国皇帝行“磕头”礼，将孔孟之道同天主教融合，促使朝臣徐光启皈依基督，取教名“徐保罗”，并与之合著《几何原本》等，从科技方面推进中西交流的进程，被莱布尼茨誉为“时代最重大的事件”。1610年，利玛窦辞世，明神宗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继承其职，维系与欧洲知识界的持久联系。满清入关后，汤氏不仅没有被贬，反而取得了相当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不幸，他于康熙初年下狱，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接替其钦天监监正一职，完成了《康熙永年历法》。

历来，罗马教廷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使命，都是由葡萄牙人所垄断，到17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四插手，教皇任命的赴“中华帝国”传教士几乎全部换成了法国人。路易十四对中国怀有极浓厚的兴趣，登基伊始即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他模仿中国建筑艺术，在彼造了一座上彩釉的“瓷宫”，名播遐迩。1684年，柏??理神父从北京返法，首次携带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凡尔赛宫廷亮相，一时人人称羡。两年后，暹罗王的使节朝拜路易十四，进献的礼品主要为中国瓷器、漆器和玉器，令法兰西人愈加向往北京。这时，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致函中国清朝康熙大帝，显示法兰西的强盛和他个人的势焰辉赫，企图建立一个“凡尔赛----北京轴心”。在信里，“太阳王”提议由法国王室资助，向清廷派出一个耶稣会士使团，以密切两国关系。继之，科尔贝奉御旨召见克莱蒙学院教授冯塔奈神父，任命他为该使团团长，并明确指示：“诸君是为了让那些异教徒皈依耶稣基督，故吾侪希望此行勿失良机。”

这个法国传教团除冯塔奈外，还有布韦?张诚，德?维司得鲁，勒贡特?塔沙尔，共6位神父，都是著名的数学家。他们一行乘船从布雷斯特港启航，费时三载有余，途中塔沙尔神父留在暹罗，其他五人安抵北京。康熙帝隆重接见了他们，挑选张诚和布韦留在宫廷，其余三位分到外省安置。

张诚和布韦迅速掌握满文，当上康熙的师傅，用宫廷语言给中国皇帝上课，每天上下午各两学时，传授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和哲学等西方文化知识。最让清人信服的，是他俩从法国在印度的商埠里弄来了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顽疾，顿时声誉大振，备受宠幸。张诚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二人住进了皇宫附近的豪宅，过着“黄金时代”的舒坦日子。当时，中俄边境冲突让清廷伤透了脑筋。张诚和布韦施展他们的外交才能，让中俄两国于1689年在涅尔琴斯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按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动议，该条约存有拉丁文、俄文和满文三种文本。

当然，张诚和布韦等并没有忘记他们来华布道的根本使命，而是利用他们对康熙帝的影响与清廷礼部尚书抗衡，争取清王朝颁布了正式承认在华天主教堂的勒令。不过，康熙对“西洋人”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预见到西夷有朝一日会对清王朝构成威胁。

居今溯昔，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团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加深了法国人对中国“开明专制政体”的良好印象，有助于他们自己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酝酿了尔后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暴”。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罗马教廷谴责他们“离经叛道”，倒是不足为奇的。

路易十四年间，耶稣会士布韦神父敦促法国专门装备了五百吨位的船舶“海王后号”，两度远航中国。第一次由德拉罗克骑士当船长，于1698年3月6日从拉罗舍尔出港，当年11月2日在广州珠江抛锚。这一回，船上有九位耶稣会士和两位画师，其中有驰名的意大利艺术家乔万尼?格拉蒂尼，都是为前往清朝宫廷效劳的。“海王后号”第二次出航是1701年2月，由弗罗热任船长，于当年5月抵达黄浦江，又转经澳门，1703年8月17日返回布雷斯特。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上的海上远航，画家乔?热拉蒂尼留有回忆录《“海王后号”船远航中国游记》，该书颇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于1859年译成英文。

继热拉蒂尼乘法国“海王后号”来华之后，另一位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神父于1715年冬到达北京，成了康熙的宫廷画师。这位耶稣会士善于将中国传统写意与意大利绘画的形象凸起相接合，同另外七位中国画师一起创作了长60余米的四卷《木兰图》，生动呈现出清帝在其夏季驻跸之所避暑山庄以北“木兰围场”狩猎的壮景。他绘制的《春郊试马图》等珍品堪称中西美术融合的结晶，给帝王宫廷带来了些许温存和人情。因此，此君得到奕亲王和尔后乾隆帝的垂青，终岁应命作画不辍，还特地为增修圆明园设计了一整套琼楼玉宇的构筑方案。

同时，通过耶稣会士在华使团的活动，中国的文化艺术也传播到法兰西，影响了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舍和“法兰西画派”的复兴者约瑟夫－玛丽?维安，促进了洛可可艺术的繁荣。弗朗索瓦?布舍称得上一个典型的“中国迷”。从17世纪30年代起，他就以绘“中国场景”享有盛名。到40年代，他为贝桑松博物馆画了一系列“中国形象”，还有《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渔场》和《中国节日》等等，其艺术造型搬上了法国，乃至伦敦的舞台。在阿尔图瓦公爵的婚礼上，喜爱中国艺术的演员们竟然能按布舍的绘画构图，奉献出一场“中国芭蕾舞”。布舍的崇拜者圣依沃写道：“布舍先生特别喜观中国情趣。对他感兴趣的人们不免担心，倘若画家继续刻意在这方面钻研下去，一味去描绘那种中国形象，其轮廓势必会失去惯有的典雅和美妙。”至于约瑟夫－玛丽?维安，他专为罗马狂欢节画了一幅《中国使节肖像》，活现出一个中国人的气度，预示着一种新的，超脱耶稣会士境界的中国风格。

事实表明，路易十四与康熙建立的“凡尔赛-北京轴心”是历史上中法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与之相比，英国与清廷的交往就大为逊色了。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奉英王之命来华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他到热河行宫朝见乾隆时态度傲慢，不肯按清廷礼节给中国皇上“磕头”，惹怒了满清当局，致使其派公使长驻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自己灰溜溜地返回朴茨茅斯，最后去南非好望角望洋兴叹。马嘎尔尼的一位随行外交官归结英国绅士此行，悲哀地说：“我们像乞丐似的到了北京，被当成囚犯，最后犹如窃贼一般归来。”

可见，英法两国同是为了推行“自由贸易”和“人类共荣”等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观，但手段不同，在清廷得到的回应也不一样。若论到当时法国财政总监蒂尔戈男爵想到派两个他们自己在法国本土培养的中国教士来华，那从策略上就更胜英国人一筹。欲知其中差异的起源，得读法国来华传教士金尼阁所著《耶稣会在华开教史》，亦可去参观眼下为中法文化交流年在凡尔赛宫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康熙王朝》，以拓展人们的思路。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