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关马戛尔尼磕头的一些相关文章 -- foundera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 葛剑雄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到去年正好二百年了。

我取来了两本书对着读：一本是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其中收录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以下简称《聘案》)，是民国时从清朝军机处辑录的档案汇编；一本是英国人斯当东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Sir George Staunton：An An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以下简称《纪实》)的中译本。读完后，说不出是可笑，可气，还是可叹，但还是有不少话要说?D?D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一页。

文革后期听说过一件事：文革高潮中百业凋敝，但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却一枝独秀。原来这是一位“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友人”，他胸佩宝像(毛主席像章)，手持宝书(《毛主席语录》)，入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前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毫不逊色。与这样一位友好人士做生意，自然要先算政治帐，不要说少赚钱，就是赔钱也是对世界革命有利的，所以此人不久就发了“世界革命”财。

我本是以为日本人毕竟与中国“同文同种”，接受革命影响特别快，现在才知道这专利至少要归于二百年前的英国人。当时英国迫切希望能打破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消除英国对华贸易受到的限制，争取能在北京派驻常任使节，但他们深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使臣是不可能进入北京的，更不会得到重视，所以找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D?D向乾隆皇帝祝寿。由于外国船只能停靠广州，英国人又找了一个很得体的借口：英国国王的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特使的船只将在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纪实》38页)他们通过东印度公司人员正式将信件递交给两广总督郭世勋，但不等中国方面批准，船队就从万山群岛北上。这一招果然有效，郭世勋明知这样做不符合惯例，但事关向皇帝祝寿大事，岂敢怠慢？所以立即上奏。

乾隆得讯后，果然龙颜大悦，于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二十日(农历，以下同)下达圣旨：“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并命令浙、闽、江苏、山东督抚，“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此，马戛尔尼一行被清朝方面正式当作专程来向皇帝祝寿的“贡使”了，他们的船队成了“贡船”，所带物品成了“贡物”，接待他们也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之所以要天津和各地预作准备，就是为了保证贡使和贡品能在皇上万寿前赶到北京。

尽管如此，各地官员还是没有深刻体察圣心，遇事拘于常规，以致皇上不得不一次次亲自过问。可是圣意多变，弄得臣子们诚惶诚恐，无所适从。

五十八年六月，当英国船队经过舟山群岛时，曾与镇海总兵马联系，要求派熟悉至天津航线的引水，马派出两人后就让船队开行，宁波知府克什纳也无异议。浙江巡抚长龄以马、克二人“不待咨覆，擅令开行”，上奏折要求对他们“严加议处”。乾隆见“素尚晓事”的长龄竟然“冒昧若此”，觉得这批督抚“非失之不及，即失之太过”，办事“殊属过当”。“外洋各国如至海口滋事，私自遣人前来窥伺，即应孥究。今英咭利国差人进京具表纳贡，系属好事”。长龄竟不加区别，实在糊涂。最使乾隆担心的是，长龄还将此事通报了江南、山东、直隶各省督抚，要是“各海口纷纷截查，致令该夷官误疑为盘诘拘孥，心生畏惧，成何事体？”看来，乾隆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把贡使吓跑了，所以严令在“该国探船”经过时，“行止听其自便，不得稍涉张皇，致令外夷心生疑惧，此为最要”。

六月十七日，乾隆估计贡使不久可到天津，又对接待的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征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六月二十日，根据山东巡抚吉庆报告，英船已在十四日到达登州庙岛洋面，“经登州府及游击上船犒赏宣谕，贡使情愿敬赴山庄叩祝”。乾隆又指示：“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况现在天气炎热，贡使等起岸后自天津来至热河，尽可令其缓程行走，以示体恤。”“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

第二天，又传来了英船在登州上岸的打算，乾隆表示准许，“但其贡物甚大，且极细巧，拨船尚恐磕碰，则用车拉运更易颠簸，必须人夫抬运，方为妥协”；并要吉庆赶到登州“亲为照料”，选择好“稳便”路线，“即饬沿途驿站，并飞咨梁肯堂、征瑞速为预备。所有正副贡使品级较大，酌与肩舆(轿子)，其随从员役止须与车乘”；令吉庆送至直隶交界，与梁、征接替。同日，军机处又致函山东巡抚，要求打听清楚贡品的具体尺寸，以便决定是放在北京，还是运往热河。

二十二日，乾隆令军机处指示征瑞向英使传谕“大皇帝因尔国王差尔等前来祝嘏，曲加体恤至意”：“尔等如瞻觐情殷，或携带表文及轻小物件先赴热河，以便于初十边到热河，值万寿日叩祝，更合礼节。”其余贡物或随后缓行，或留在北京。

二十五日，乾隆认为沿途及天津已对英使颁赏牛羊米面等物，到热河后还要与其他贡使一并赐宴，所以指示征瑞“其自天津登陆时不必再加筵宴。”“盖款接远人之道，固不可稍事苟简，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待，隆其礼节，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其轻忽。征瑞于应接款待之间，务宜加倍留心，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柔远，此为最要。”至于对英使及其随从的供应，完全可以宽裕，从官项中开销。

二十七日，乾隆传谕梁、征，由于英使从天津换小船至通州上岸，时间充足，所以全部贡物都可运至热河。“该贡使等航海远来，经过天津，地方官设筵款待，亦礼节所当。如该督等接奉此旨，该贡使业经过津则已；如尚未过津，仍著就近先行筵宴。”“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要变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他再次叮嘱他们要“留心款接，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以示怀柔而符体制”。估计梁肯堂接到上谕时，已来不及安排在会见英使时宴请，所以连忙将筵席送至船上，令英使“始终不明白”“总督大人为什么采取这种特殊方式待客”(《纪实》266页)。次日(原书作二十九日，按内容应为二十八日)，乾隆见征瑞关于二十三日上船与英使会面的报告上没有说明具体“行礼情形”，指示他们立即上报。前天才说过“不必加以勉强”，这时却说：“外夷遣使入贡，其陪臣与天朝臣工相见，礼节自有定制。即如阮光平系安南国王，其与同知王抚棠接见时礼貌尚极恭敬，何况马戛尔尼等不过该国使臣，而征瑞系钦差前往照料，该使臣进谒时自应倍加恭敬。”“若过为优礼，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所轻忽，关系甚重。”

于是在梁肯堂与征瑞在天津会面英使时，增加了一个新的礼节，《纪实》云：“总督引导特使通过大厅顶端一个阴暗深处，据云那里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敬礼。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对之鞠一深躬。不可理解的是，总督单独一人在大沽接见特使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这种礼节来。”(272页)

可是到二十九日，乾隆接到征瑞报告，说由于英使坚持要平行相见，怕上船与他们会见“有失体制”，准备派一位属员上船；又下了另一道上谕，指责“所办又未免太过”“殊属矫枉过正”，说自己前一道谕旨“原不令该盐政自居尊大，与远人斤斤计量”；又说：“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梁肯堂若亦计较至此，更成笑话。外省习气，非过则不及。况该使臣航海远来，至一年之久始抵天津，亦当格外体恤，岂可以此等相见礼节与之较论？殊非怀柔远人之道。若该盐政如此拘泥，不能体会联意，转难向汝等降谕矣。”三十日，乾隆在翻译出的“贡单”中发现了钦差字样，下令军机处一律改为“贡差”或“敬差”，并要征瑞将底稿也改正。“此事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咭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

七月三日、五日、八日的上谕都是指示“贡品”如何装运，装在何处，但随着接见时间的临近，乾隆的注意开始转向具体礼节。在八日的上谕中，乾隆责问道：“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便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候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皇帝不惜亲自为臣下设计诱导英使拜跪叩首的方法，真是用心良苦。八日，乾隆在接到征瑞关于“贡使等十分恭敬”的报告后，仍不放心，怀疑他“恐不无代为粉饰”，“传谕征瑞留心察看，该贡使究竟是否实系恭顺，抑或不免稍露矜傲情形，女据实具奏，以便该贡使到时酌量接待，不必回护。”当天又通过军机处致函工部尚书金简和侍郎伊龄阿筹备接待英使一行“在圆明园、万寿山等处瞻仰，并观玩水法”，“进城时敬瞻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官、宁寿宫之壮丽。所有水法等处届期预备”；还要他们预告疏浚昆明湖，以保证湖水充足，贡使乘龙船游湖时“临时不至有误”；圆明园观看演龙舟前也要“留心修饰”。

十二日，根据征瑞报告：“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乾隆十分得意，传渝：“该使臣等奉伊国王差遣，远来祝厘纳赍，其敬奉天朝，自系出于至诚，断不敢稍愆礼节，致蹈不恭之咎。今该使臣等经征瑞告知，途次敬谨学习跪拜，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对英使也显得格外关怀，恐他们“不习劳苦，于乘骑不便”，要征瑞“沿途照料，缓程行走，即于八月初间来到热河，亦不为迟。”但当天军机处通知征瑞，由于“该贡使到后，亦须先为学习礼制，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所以应在七月二十八九日到达。

但实际上，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对征瑞的用心，英方是完全明白的，《纪实》写道：“过去俄国使节关于觐见礼节也曾有过争执，钦差虽然完全知悉，但他仍然对英国特使可能无条件迁就他的要求抱有此希望。假如办得成功，这将是他的一大功劳。……他除了自己出马而外，还通过经常和特使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从旁劝说。这些官员在这件事上确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委婉地向特使解释，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外人按照当地国家的风俗办事，对外人有利。他们假装认为特使已经同意行磕头礼，他们对特使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做充分演习。”(321页)自然，英国人不会想到，这一切竟都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指示。在北京时，英使通过征瑞向当朝首相和申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敬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文件交给征瑞时，“他似乎并不反对信中内容，答应立刻转递”。(325页)但到达热河后，征瑞突然将文件退还英使，显然他和和申都不会有胆量向乾隆转达这样的要求。直到英使向和申面交备忘录时，和还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在英使的坚持上才表示考虑后再答复。次日，征瑞又带两名官员来劝英使无条件行跪拜礼，英使明确表示谒见乾隆时只能与谒见英王时一样，行单腿下跪礼。当天，英国人发现“承办事务的下官员突然把使节团的伙食标准大大降低了”。

其实这也是乾隆亲自过问的结果，八月初六的上谕说：“此次英咭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久，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上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申等当面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今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著留京王大臣(亲王和大臣)在中左门之东值房收拾三间传见。王大臣等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杌凳，令其旁坐。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王大臣等当面传旨赏给，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仍著征瑞照看。其正使臣求进贡件，已谕知征瑞不必收接代奏，候其在寓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征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但英使远航朝贡的事早已尽人皆知，乾隆大概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竟有如此难题，而此时如再驱逐英使，或不让他觐见，丢面子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最后只能允许英使按本国礼节觐见。而且他大概也感到这样的结果张扬出去，对自己在臣民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并不有利，所以第二天又给留京的王大人发了一道上谕：“今该使臣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该使臣祝庆先行回京时，王大臣等毋庸传见，仍令在馆舍住宿，所有京中各处前拟令其瞻仰处所及筵宴赏赍事，俱俟回銮后再行降旨遵行。”由于乾隆始终将英使来华的目的当作祝寿朝贡和兼作买卖，所以在英使拒绝以属国使臣地位拜跪叩见后就不再有兴趣了，十八日和十九日他两次下谕，安排结束英使的活动，准备尽快打发他们上路，英国国王派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三十日，乾隆下达了最后一道上谕，对英使的返程安排作了指示，也对这次“祝嘏瞻觐”作了结论：“此次该使臣等赍到该国王表文，并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已颁给敕谕，明白详晰驳斥。此等外夷本属无知，今不准其所请，未免心怀怨望。虽经过省分，见天朝体制森严，断不敢妄滋事端，但所欲不遂，沿途或观望逗留，别生枝节，亦未可定。此次派出松筠及接护各提镇大员，原为催趱弹压，俾贡使等知所畏慑，趱程前进。所有经过省分，营汛墩台自应预备整肃。倘松筠等有稍需兵力弹压之处，即应听檄调遣俾资用。”

当年英使对这位82岁的皇帝身体之健康、精力之旺盛叹为观止，我们今天阅读这数十道上谕时也不能不佩服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精力，但不禁要问，一个拥有一千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四亿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花如此多精力关注的究竟是什么？看来既不是中国与英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其他关系，也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更不是中国的国力在世界的地位，而是这位大皇帝自己的声威和天朝的体制。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指示之下，从首相和申、钦差、总督、地方文武官员，直到一切经办人员，都只是乾隆一人操纵着的工具，必须无条件地随着他多变的旨意不断改变自己的言行，纵然有再大的能力、再深的见解、再好的建议也是无济于事的。不知什么原因，在读这些上谕时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很自然地回忆起了改革开放以前某些重要外宾来访时的情况。

二百年前中英两国的这场较量，表面看来似乎双方不分胜败，或者说都失败了：乾隆终于没有能使英国使臣下跪，英国也没有获得派代表常驻北京的许诺。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英国人已经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而清朝却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一无所得。不仅如此，这还使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西方国家开始平等外交的机会，给以后数十年的中外关系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痼疾。

乾隆以前的中国皇帝是只有内政，没有外交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世界的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毫不例外地服从他们，向他们称臣纳贡。至于一些过于遥远或野蛮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他们来统治，而是这些地方没有资格，是那里的人没有作天朝臣民的福气。而任何外国或外族，只要没有和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朝廷中只有典属国、鸿胪寺，而不会有外交部；首都也只有蛮夷邸、藁街、四夷馆、蕃馆，不会有国宾馆。中原王朝与一切外国外族的关系都只是皇帝与臣子的关系，自然没有平等可言。幸运的是，高山、大海、沙漠、草原将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隔开了，使它成了东亚大陆最强大的也是唯一的文明中心。而在工业化以前，其他文明中心的武力，如东征的十字军、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军队，没有一次能进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尽管曾经不止一次征服过中原，最终却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同样不幸的是，当沙皇俄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以东，葡萄牙和荷兰的舰队已经航行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并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和中国推进，天朝的皇帝和绝大多数臣民却毫无知觉，在自己紧闭的大门内继续做着天下之中的美梦。如果说，乾隆五十八年前中国人对英国的无知还可以推向客观原因的话，英使来华以后就只能怪自己了。英国使团的两艘军舰和一艘供应船经过十个月的远航，顺利到达天津，这本身就是英国航海实力的显示。英使带来的礼品中有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和剑刀片，也有加配了全套装备、拥有一百零十门重炮的英国最大的军舰的模型，还有显示英国的科学和工业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工艺品、日用品、工矿产品、图片、画像等，但这些送上门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的重视，只是当作蛮夷的贡品而藏诸深宫，普通民众是无缘见识的。《纪实》说乾隆曾在圆明园参观了全部礼品，并对军舰模型很感兴趣，“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辞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406页)；大概只是作者的夸张或一厢情愿的推测，至多只是乾隆一时的兴致，因为在他留下的数十道上谕中没有任何涉及了解英国国情的内容。要是乾隆和大臣们稍加留意，中国人对英国坚船利炮的认识完全可以提前四十八年，而不必等到鸦片战争。

如果说，以前将外国都当成属国的做法还没有受到直接的抵制的话，英使的立场已经给了中国明确无误的信息?D?D英使认为中国皇帝与他的国王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能用与对待国王相同的礼节来觐见乾隆，根本不是因为西洋人的腿不便于拜跪。他还提出了对等的原则?D?D中国一位与他级别相同的大臣对英王像拜跪，他就能向乾隆拜跪。一方面，大臣们无法驳斥他的要求，乾隆也不得不接受他单腿下跪的英国式礼节，另一方面却又把这解释为皇帝的宽大为怀，不与远夷计较，英国人的腿无法弯曲的神话也继续流传。所以半个世纪后还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皇帝建议，由于洋人的腿关节不能弯曲，中国军队只要以长竹竿为武器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而最终答复英国国王的“敕谕”够得上是一篇自欺欺人的奇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朕光宅四海，统御万邦。远至迩安，泽既覃夫中外，薄来厚往，恩尤偏于怀柔。嘉兹恭顺之忱，式赍宠绥之命。(依然以世界各国的主宰者自居，视英国为下属。)尔英咭利世居西隅，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因响风而慕义，始献赆以趋廷。谓前者八旬未预延厘之庆，今值万寿来伸祝嘏之诚。荐陈备列夫多仪，利涉远逾乎万里。是谓一心以向日，敢云惟德之动天。(本来没有资格列为藩属，远道来祝寿，诚心可嘉，但这也是皇帝的功德感动上天的结果。)既召使臣，俾遂觐扬之愿；偕兹藩服，同沾燕赏之荣。轸念勤劬，按日优颁饩廪；远虞匮乏，计年宽给糇粮。爰逮使还，聿彰禀告，所有锡赍珍绮，俱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王其祗受。(已与其他藩属一样对待，考虑使臣归途困乏，已供应大批给养，还破格赏赐你许多珍宝。)於戏！曰寿富，曰康宁，联惟自强不息；有民人，有社稷，王宜敬事永无愆。其悉不宝远物之怀，永副同底太平之化。故兹敕谕，毋替钦承！(我会自强不息，享受健康长寿；你应该好好治理国家，不要懈怠；要理解我不希罕远方宝物的胸怀，希望你永远接受我们达到天下太平的教化。特意给你作了指示，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不错，英国后来是当了侵略中国的强盗，但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还只是宣扬英国的富强，争取中国的友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是一次和平的外交活动。

当一个外人以朋友的身份来访时，一定要让他以下属的地位接受赏赐；而当他以强盗的方式来掠夺时，却不得不全部满足他的要求。作为主人，难道不应该承担历史的责任吗？作为后人，难道不应该记取这惨痛的教训吗？遗憾的是，我们在谴责西方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在英国的炮弹落到中国领土上之前，中国皇帝也是以不平等的“敕谕”对待英国的，尽管两者的实际后果并不能类比。与中国方面的无知和自我封闭相反，英国却把这次出使当作了解中国的最好机会，所以组成了包括政治、军事、法律、测量、绘图、航海、医学、化学、天文、植物、商业、工艺、翻译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在使团回到英国后的三年(1797年)，《纪实》的第一版就已在伦敦出版。这本相当40万字中文的书详细记载了使团在中国的见闻，在当时无疑是英国乃至西方其他国家公众了解中国的最新资料，其他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自应更多。从《纪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在沿途都作了周密的调查、测量、绘图、记录，中国的行政、职官、军事、刑法、户口、面积、物产、贸易、宗教、风俗、家庭、城市、交通、风景、植物等都有闻必录。如路过古北口长城时，对驻军和城防都作了仔细的观察，对城的构造作了特别详细的调查。(345?D352页)在祝寿的旗号下，英国军舰在广州、舟山群岛、登州、天津间海域自由往返，还得到中国的引水和供应，由此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无疑有利于英国军舰以后对中国的进攻。当天朝大皇帝俯允其“向化之诚”而破例大开国门时，自然是想不到会给他孙子道光皇帝和后代留下后患的。

为了显示天朝无所不有的富厚，并深信英国人来中国无非是为了获得赏赐，所以乾隆一再指示供应和赏赐从优。使节船到达大沽口外时，由小船送上的礼品就有：牛20头，羊120头，猪120头，鸡100只，鸭100只，160袋面粉，14箱面包，160包大米，10箱红米，10箱白米，10箱小米，10箱茶叶，22大篓桃脯，22大篓蜜饯，22箱李子和苹果，22大篓蔬菜，40篮黄瓜，40大包莴苣，40大包豌豆，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以后不须英国人开口，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245页)从《聘案》所载长达数页的赏单上可以看到，从英王到使团的最低级士兵，每人都有一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有赏，离开时还宽给一年的给养；其价值大概远远超过英国的“贡品”了，真做到了“薄来厚往”。为了搬运使团的礼品和行李，出动了90辆马车，40辆手推车，200多匹马，将近3000人；以后为使团从北京至热河，北京至广州，沿途动用的民夫、军队、官员，包括迎送的供应、布置、仪仗耗费的物资钱财更不计其数。有时使团成员想自己买东西，东西买到手后，钱又退回来，而卖东西的小贩却被中国官员施以体罚(389页)；在北京和各地都是如此。船队中1200吨的印度斯坦号还被容许免税购回中国的丝茶等货物，使英国人大获其利。所以就是在经济上，英国也没有吃亏。

这倒不是乾隆的发明，从秦皇汉武开始，中国的皇帝都是如此的。隋炀帝让外国人在洛阳自由吃喝其实并非例外，只是因为规模搞得太大，后来又亡了国，才被作为劣迹载入史册。尽管皇帝们都把外国人当下属和奴仆，但在接待他们时却格外优待，并且都是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难怪八十年代前我们接待外宾时还颇有天朝遗风，即使在勒紧裤带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有亏待过洋人。尼克松访华后那一阵子，曾听到某商店为迎接外宾而百货充盈，一位不知趣的顾客居然想趁机买紧俏货，结果成为形势报告中的反面教员。不过有一次我带学生去虹桥机场迎接外宾时，倒在机场商店里买到过一副市上无货供应的尼龙手套，自然是沾了洋人的光。

站直了，别下跪

　　若要谈论中国文化，是不能回避“下跪”这一奇怪的礼节的。记得我所景仰的鲁迅先生在作于1934年的《洋服的没落》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从这篇文章中看，先生是将“下跪”等虐行的发明权断然归到了

我们民族的头上的。对于这一点，我孤陋寡闻，学识才浅，委实不敢妄加附议。不过，虽然这样，有一点我却可以确切地判定，即：我们中国人的确自古就是一个爱下跪的民族。

　　不用遍阅古书，就会发现中国人要下跪的场合和要跪拜的对象实

在不少。譬如：见了皇帝老儿要跪，见了父母要跪，见了大官人要跪；女子见了丈夫也要跪，甚至有冤屈要告状也要向官员们下跪。这样在世界独一无二的“下跪文化”，不知道一些整天嚷嚷着要“复兴中华文明”的当代“国学大师”们是否有人愿意拿出时间来专门研究发扬光大一番，那样的话我想一定会整理出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为“国学研究”增添新的荣耀。

　　可别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下跪还真的有很多鬼名堂，说它已经形

成了文化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例如，号称为“六经”之一的《周礼》就在其《春宫?太祝》里面对下跪有精妙的论述：“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我不是“国学大师”，弄不明白这“九拜”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是我知道这“九拜”全部是抹杀个性、培养奴才、制造不平等地位的“软刀子”，与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观念格格不入，在21世纪的今天应全部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但是，“九拜”在“下跪文化”里面毕竟还是冰山一角，更加荒

唐走板的是竟然有人将“毒疮”奉为“梅花”而津津乐道。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位“下跪文化”的奇人。此公“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气血多滞，拜则肢体曲伸，气血流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跪拜竟然能够利于养生！这实在可算是此公的一大发明。

　　其实，“下跪”下到了养生的程度，绝不只有这一例。清代徐一

士所撰的《一士谈荟》里就记述了清朝两位大官的此类怪行。全庆是翁同??的老师，进士出身，两度入揆，“其养生之述颇奇，乃以磕头为妙法。自云每日磕头一百二，起跪四十次”。受其师影响，翁同??晚年被朝廷贬官。他回到常熟老家后，竟然“每夜必在书房行三拜九叩头次乃卧"。说实话，翁同??乃咸丰六年的状元，在那个时代也不算昏聩无能之辈，却在实践"下跪文化"方面这样兢兢业业。可见"下跪文化"在阉割人格、培养奴才方面是多么的行之有效了。

　　当然，如果仅仅将下跪理解为培养奴才的礼仪，那也是小看了"

下跪文化"的为害程度。"下跪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演绎的最为荒唐走板的事例发生在乾隆年间。1793年，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庞大使团，意欲和我们的大清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统治者竟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妄自尊大地要求马戛尔尼入乡随俗，在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下跪"礼，成为一段著名的历史公案。可惜，英国人并不买账，宁愿这次交流成为"聋子的对话"，也没有做一回我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下跪文化"的实践者。

　　古人毕竟已驾鹤西去，但是出乎我的预料的是，"下跪文化"在

当代中国仍然是死而不僵，许多人还在盲目地"跪、跪、跪"。记得某新闻媒体曾报道过为了给一个"当代青天"送行，当地数百人一起下跪的新闻。群众跪送的当然是一位好干部，但是采取下跪这种落后愚昧的形式，太令人慨叹了。毕竟我们生活在21世纪，表达朴素的感情也用不着来这一手呀。这一次你自主地给别人下跪，下一次别人就可能叫你下跪。膝下有黄金，有尊严，别不拿自己的双膝当回事。

　　中国人啊，"跪、跪、跪"地跪了几千年，现在总该到学会堂堂

正正地站起来的时候吧？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的名字《站直了，别趴下》。在此，我想借用这种语式寄语我的同胞："站直了，别下跪"。

●周英杰

英国外交使节拜见乾隆帝

　　1793年，乾隆帝在夏季避暑地的热河离宫，同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会见，英国希望与清缔结通商条约和树立国交，但乾隆帝拒绝所有要求。这时马戛尔尼被要求行三次磕头的“臣下之礼”，他仅单腿跪下，问候一下就了事。

鸦片战争时期的国防一瞥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是生活每况愈下。更严重的是武备极端废驰。

鸦片战争爆发两年了，皇帝竟还不知英国在什么地方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已腐败不堪。军官不理营务，克粮冒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许多人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就城的八旗兵，“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外省军队，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勇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严重现象；若遇检阅操演，骑兵便临时雇寻马匹，水勇雇寻渔户冒名顶替。至于沿海水师，也大都老弱无用，战船多半是薄板旧钉钉成的，遇波即破。这样腐败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正当清朝衰落之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19世纪上半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也相继发展起来。他们为争夺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扩张。英国的炮舰和走私船，也出没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和侵略。

1835年，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和一半。英国用蒸汽机装备海军炮舰，陆军使用先进的后膛装弹的来复枪和火炮。那时候，英国成为“海上霸王”。英国军舰横行世界，到处进行殖民侵略。

那时候，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皇帝和多数大臣闭目塞听，愚昧无知。

早在乾隆时期，英国派倒霉使者马戛尔尼来中国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曾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学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罕！”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闭目塞听。虚傲自大，不愿意了解西方情况，所以到了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朝统治集团对敌情的无知，达到了尺人的地步。中英交战两年了，道光帝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他派人审问英俘，竟提出了这样可笑的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两江总督牛鉴对英国火轮船，开始“疑其轮系用牛拉”，而有人将实情相告，仍然“疑信末决”，直到亲眼见到“火轮机关”，才“叹而信之”。

用女人的尿桶去抵抗敌人

1842年8月，中英两国代表在南京议和。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D?D《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0日，清政府代表来到英舰“皋华丽”号上，同英国政府正式会议。在谈判桌上，清政府代表对英方提出的条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而是全部接受。英方十分得意，乘此让他们参观舰上的炮位，以炫耀武力。清政府代表参观后立即上奏道光帝，声称英方火炮“非兵力所制伏”。

而在此之前，大兵压境，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对手了解多少呢？让我们将事件回溯到24年前，亦即1816年，当时执政的是道光皇帝的前任嘉庆皇帝。一天，他接到一份关于英国商人在广东经商不守天朝法纪，在方官员想对他进行处理的奏折，这位嘉庆皇帝忍不住对这个一百年前乾隆也同样感过兴趣的英吉利王国产生了兴致，他向大臣孙玉庭询问到：

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在当时的朝廷里，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老臣了，他率直地回答道：“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

何以见解？

孙玉庭答道：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买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中国富彼国才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无法活命。

君臣仰面大笑不止。

清朝的一位老将更绝，他对付英军的招数更加邪门了。大概是这位老将平时看《水浒传》、《封神演义》、《杨家将》等小说入了迷，所以他估计洋人的奇淫怪巧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西洋妖术，他首先找到当地的巫师商讨对敌的对策，巫师告诉他敌阵中确实有使妖术的人，制服英军首先应消除他们的妖术。杨信芳信以为真，说：“外夷妖术最忌讳的是妇女的尿，所以妇女的尿桶可以作为制胜敌人的武器，打开尿桶的盖子，将尿桶正对冲着敌船，妖术即刻可破。尿桶愈多愈好。”

因此被清政府派到广州去接替琦善后，发出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征集妇女的尿桶。

洋人的腿关节无法弯曲，中国军队只要

用长竹竿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

还有一个这样的笑话。

也是一百多年前，那个迂腐自大的乾隆皇帝曾想要求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人马戛尔尼行磕头朝见礼，但这位“英使”认为中国皇帝与他们的英王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能用国王的礼节来觐见皇帝，根本不是因为西洋人的腿不使跪拜，他的对等跪拜原则也是中国方面无法反驳的，中国方面却把这解释为皇帝的宽大为怀，不与远夷计较。

于是英国人的腿无法弯曲的神话继续流传，以至于半个世纪后还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皇帝建议，由于洋人的腿关节无法弯曲，中国军队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

其实，即使是后来主张禁烟的林则除，他在与义律、颠地等人下面打交道以前，也和进行里的许多大臣一样，认为英军“腿足缠束紧密，不能跪拜，屈伸皆所不便”，几经交手，方才知道英人“以其坚船炮利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再加上落后的武器，这场战争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了。虽然也有少数象林则除那样较为得力的将帅，能勇于“开眼看世界”，追赶先进潮流，积极了解国际形势，大胆启用民众，积极准备迎战，但毕竟他们的势力在朝廷里不占主流。

难怪清未维新派著名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会怒斥清朝的腐朽统治，大声病呼：“口中国不亡，无天理；中国亡了，无地理……”

警醒深思吧，国人！

一段最刺伤民族感情_却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故事。

一七九二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庞大使团来华，成员包括科学家_数学

家_艺术家和医生数百人，礼品有科学仪器_绘画_军品和车船模型六百

箱。

没想到，一上岸，这些人全被视为前来叩寿进贡的"贡使"。乾隆给大不

列颠国王一封诎书，那上面说_

你请求派一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

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

一准许_天朝抚有四海，应有尽有，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示知，等等。

二十四年后，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再次来华。这次更惨，只因阿美士德不

肯向嘉庆皇帝双腿跪拜磕头，竟被驱逐出境。

利欲熏心_心急火燎的英国商人，一方面有力地提醒英国议会_任何高尚

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有什么结果_另一方面，就干起了极不高尚的

勾当_向中国大量偷运鸦片。

中国，尽管贫弱不支_腐败不堪，却从来不失君临天下的大帝国风范。

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尽数销毁了英国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将总监义

律轰到了大海上。

英国远征军十六□军舰迅即北上，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接著便是清廷

一连串惨败，一连串让步，一连串不平等条约。

阿Q式的满清朝廷，捱了一顿打，并没醒过来。负责外交事务的两广总

督叶名琛(音真)_一律不见外国人_以致于叶名琛这个名字_在英文中竟成

了"死不交涉"的代名词。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再陷天津，咸丰皇帝

看到英女王国书上有"朕"的字样，还忿然朱批_"夜郎自大"，传令迎头痛

击，全歼丑类，又将英法谈判代表团一行三十九人全部投进监狱。当三

天后联军打进北京_咸丰逃往热河时，三十九人中已有一半被狱卒折磨致

死。联军焚烧了咸丰皇帝的豪华别墅圆明园。

又过了十几年，清廷才在列强压力下，放弃了外国来宾跪拜磕头的规

矩，接受各国公使觐见，也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

噢中国，你这个被马克思形容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你

再也不能像以往同化周遭"蛮夷"一样，同化掉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不速

之客了。

这些西来的金发碧眼者，到底是你的克星呢，还是信使_是敌人呢还是朋

友_

中国啊，你不应忘记，两百年前，利玛窦_汤若望等西方使者一度来到你

身边，以科学和信仰，如微风和细雨，款款沐浴著你，你却轻率地关上

了门，沉溺于自大自闭之中。直到这一次，列强以坚船厉炮，如狂风暴

雨，彻底荡涤了你，叫你再也关不上七零八落的大门了_

噢，昊天上帝_你为什么非要打开神州之门，强迫她拥抱世界，却全然不

顾她咬牙切齿_恨之入骨的感情呢_你为什么软硬兼施_乃至恃强凌弱，非

要从沉睡中打醒她_从骄傲中降伏她，哪怕她一百年愤愤不平_二百年耿

耿于怀呢_难道你非得将西天真经包裹在隆隆炮声中，伴随著羞辱和泪水

为中国洗礼吗_

如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当中国终于走出黄河_汇入大海_即将展翅翱

翔于蓝天的时候，回头望去，那珠江的炮火，塘沽的硝烟，满清皇帝的

刚愎自负_愚昧无知和一败涂地，一切羞辱仿佛都带著一丝神秘_一份天

意，向今天的腾达和明天的希望招著手。

一八四○年的炮响_送来的不仅是鸦片和强权_还有中国人见所未见_闻所

未闻的科技文明_民主自由和基督信仰。

这三样东西_由浅入深地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经济器物层面_政治制度层面

和宗教信仰层面。

保守派全盘拒绝上述一切_如乾隆_慈禧和毛泽东。洋务派只要经济器物_

如曾国藩_李鸿章和邓小平。变法派效法政治制度，如康有为_梁启超和

胡耀邦_赵紫阳。真正从信仰层面进入了西方文明根基的人并不多_也不

曾形成什么派，如基督徒徐光启_洪仁□和孙中山。

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_一个完整的一体化文明，在传播时会被分离成科技

_政治_艺术_宗教等成份。这时，各种成份的传播力_通常与其价值成反

比。也就是说_越是不重要的成份_越受欢迎_越是重要的成份_越被排

斥。比如科学技术就比宗教信仰传播得快速而广泛。这种对最小价值成

份作最大最快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中一条不幸的定

律。

不幸地是，至今中国仍在这条不幸的定律下痛苦地徘徊著。炮舰_不平等

条约与传教士之间扯不清的瓜葛，藉著隐隐作痛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

加重了这个不幸的徘徊。

“聋子的对话”

1792年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任务是：一是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的谈判，获得以往各国用计谋或武力都未能获得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二是利用访华的机会，探测中国的虚实，广泛搜集中国的有关情报，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英国政府为了达到使华的目的，对使团的组成进行了极其充分的准备，经费给予充分保障，组成人员、乘坐的舰船和携带的武器、礼品都经过有目的的精心挑选。特别是正副特使人选，更是慎之又慎。特使马戛尔长期从事外交活动，他曾在印度担任要职，后来又出任英国驻俄彼得堡公使，还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但未就职；副职斯当东也有在印度办理殖民地外交的丰富经验。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借口是为乾隆补祝八十大寿，所以清政府对英使来华也特别重视。乾隆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并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入。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特意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招待使团的饮食规格很高，并预先规定了使团回国时特赏给可供1年食用的粮食。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25日，马戛尔尼使团800多人从英国朴次茅斯军港乘海军军舰“狮子”号启航，带着价值13000余镑、代表当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大批礼物，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次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赶到天津接待。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即前往北京，到京住了一个月左右，使团主要成员便赴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了乾隆皇帝。在北京，中英双方就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清朝自视“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接待官员要求使团行三跪九叩礼，使团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拒不接受。使团到达热河后，争执还未解决。乾隆极为不快，立即改变接待的规格。最后，双方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英使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的礼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万树园以庄重肃穆的典礼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英王的书信，乾隆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使团参加了八月十三日乾隆生日庆典后，返回北京。

清政府认为英国代表团来华仅仅是为了进贡和祝寿。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表面上的应酬结束，应该涉及自己来华的真正使命了，于是在返回北京后，便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四，请于广州附近拨给一同样小地方，让英国商人居住且自由来往；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至广州，请代免关税或减税；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得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另外，使团还希望能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使团。英国使团提出这些要求后，急切地等待清政府派人与他们谈判，而乾隆在避暑山庄针对代表团提出的要求，给英王写了复信，即《赐英咭?国王敕书》，信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全部要求。九月初三日，马戛尔尼使团被迫离开北京，从广州乘船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中英关系史上政府间第一次接触的重大政治事件。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中西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使清朝君臣们认为“中央帝国”与异帮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能岁岁来朝、俯首称臣。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因此将马戛尔尼使团视为来自英格兰的朝贡者，使团运载礼品的车船都被插上“英吉利贡使”字样，而且要求英国特使向乾隆皇帝行磕头礼。在欧洲人眼里，马戛尔尼使华的遭遇暴露了清廷对外部世界惊人的无知。

马戛尔尼使团希望通过与清政府谈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的使命没有顺利完成，但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却意外地圆满完成。使团成员对来回沿途的航道、军事要塞、民情风俗，都经过精确测量，作了详细记录，并通过与清朝大小官员的接触，了解到清王朝危机四伏、走向衰落的各种情况，为英国的鸦片贸易、武装入侵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

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明力的例子。”（《停滞的帝国》前言）

为什么这场“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面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原因,中国人把华夏文化作为普天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以华夏为天下中心，以外的人为蛮夷的观念根深蒂固。“华夏中心论”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有何时关联?这一观念与认识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有何影响?

（资料来源：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吴吉远等著《清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

基本理论

1. 近代中国社会

1.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矛盾和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中华文明，不仅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使封建社会形态发展成结构严密、相互依存的一个超稳定体系。至明代，中国文明虽然仍跻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已步履迟缓，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荷。相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政治、文化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而言，此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18世纪中期英国的蒸汽机和棉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开端，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和德国，西方各国相继发生和发展了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它的特点是以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操作，以近代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这就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欧美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使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力空前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不断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开拓商品市场和掠夺工业原料。为此，西方列强到处开辟航线，强迫别国与其缔约通商，甚至不惜以武力强占他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古老的东方大帝国――中国，被西方列强视为猎取的目标。

从1840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其中规模大的有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外，西方列强还多次侵略中国西北、东南、西南等广大的边疆地区。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大块领土，勒索巨额赔款，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特权，最后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这样，就使中国逐步丧失了领土和主权，丧失了民族独立，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1840年6月，英国以中国严禁鸦片贸易损害了它的商业利益为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武器的落后，加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忍辱接受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而告结束。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2、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4、中国对英国的进出口商品所收关税税则须同英国商定，即所谓的协定关税；5、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法国也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它们不仅取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的一切特权，而且美国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法国则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关税、司法、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破坏，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转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1856年10月至1860年11月，为了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英法两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结束前后，清政府被迫两次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第一次是1858年6月，清政府先后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4、扩大领事裁判权，中外民众争讼事件由中外双方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会审”；5、对英赔款白银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6、减低关税。第二次是1860年10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九龙司割让给英国；对英、法赔款各增至白银800万两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也采取武装威胁和外交讹诈的手段，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掠夺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去了中国西北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外国势力遍及沿海、深入内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了影响：第一，外国侵略者凭借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各种特权，把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使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地方。第二，中国的城乡手工业在外国资本的打击下，因失去市场和原料而纷纷破产，农民也因战争负担过重而失去土地，这就使中国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活跃起来，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大量涌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更多地传入中国，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洪仁?\的《资政新篇》，都说明西方文化正在冲击着传统文化，人们的观念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总之，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在不断加深。

甲午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1894年8月至1895年4月，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政府最终屈辱乞和而结束。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3、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4、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5、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帝国主义列强便在中国掀起了以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瓜分狂潮。其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强租了旅顺、大连，把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了威海和九龙半岛，把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并进一步向华北、华南渗透；日本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则在1899年提出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要使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对各国开放，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八国联军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1900年6月，英、德、俄、美、日、法、意、奥等西方列强，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大举侵略中国，即“八国联军之役”。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英、美、德、俄、日、法、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共12款，附件19个，主要内容有：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再加上地方赔款2000万两以上，总数超过10亿两，并规定了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2、拆毁北京至大沽沿线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军事要地，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许中国驻扎军队；3、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禁止中国人在区内居住；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清朝地方官吏对所属境内的“违约行为”，如镇压不力或不及时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其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通过扶植清朝傀儡政府，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清政府也彻底转化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中国社会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在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也逐渐演变为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清政府控制的加强，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渐被西方列强掌握，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依靠攫取的种种特权，对华的商品输出又迅速增加。在扩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也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主要有贸易商行、银行、轮船航运业及各种工业企业。资本主义各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方面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由完全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

早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为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就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和措施，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遭到顽固势力的极力阻挠和破坏，结果中国社会二十年间事局巨变，却仍旧没有发展、革新的新希望。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冲击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双重压力，在此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当权官僚以“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为指导思想，开始着手兴办制船造炮的军工企业，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始是以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标志。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第一个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办江南制造总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运动由以“自强”为目的的兴办发展军用工业，转变为以“求富”为目的兴办和发展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兴办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77年，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李鸿章倡议郑观应主持的上海机器织布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虽然这些民用企业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在经营管理方面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终究意味着中国已出现新兴的生产方式，民族资本工业随之出现、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已有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企业约有72家，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火柴、印刷、五金修造等行业。其中1872年广东南海侨商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以及群众性的抵制洋货的运动，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族工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时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尤其是自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以来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各种企业，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但毕竟跨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的一步。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顺利的、充分的发展，不可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半封建状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具有畸形发展的特点：第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不是由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而是直接从国外输入机器、技术而创办起来的。第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西方资本入侵而产生的。与外资经营的企业相比，民族资本企业投资少，规模小，以轻工业为主，因而难以与外资企业竞争。且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族资本的发展往往后劲不足。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分布比较集中，发展极为不平衡。大多数企业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第四，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面临西方列强的特权优势及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压迫，发展缓慢曲折，无法在中国社会占据优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逐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近代中国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帝国主义列强全面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受到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的诸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第二，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结合，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原先是皇帝和贵族专制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第四，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五，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1.2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逐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自此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百余年间，虽然经历了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等不同时期，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既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完全的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即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突出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在深刻揭露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罪恶的同时，预见了中国社会演化的趋势。他们认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但已经腐朽的“半文明”国家，在与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抗中必然要死去；同时，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破除了保持中国社会旧秩序的前提条件，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解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将在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崩溃、瓦解。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分析和预见。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双向演化”的趋势。这一“双向演化”使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近代新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存在着虽不相等但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即民族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微弱的、部分的、但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新事物，伴随而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强烈要求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支柱，中国历史才由此最终打通了前进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到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多次论及了近代中国及其性质，并在1912年使用了“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这样的词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两个方面的科学分析，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启示，并最终引导他们科学判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1921年中共一大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原则制定的党的纲领，还没有提出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共二大的宣言在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陈独秀使用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中共三大的宣言将中国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以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1929年2月，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此后，通过与党内在此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认识的辨析，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基本阐明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9年，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系统、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确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的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这个科学理论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向往

龙应台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 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乾隆)说完，吃一口茶又问和?|，“那玛格尔尼你是怎么和他说的，他就从了？”

　　“啊！回主子！”和?|不防忽然问到自己，怔了一下忙答道，“他是个化外顽徒。奴才想，和这种人说孔说孟讲三纲论五常，永远是个不懂，所以一头玉帛子女将息着他，一头暗地打听他们风俗――原来这国人都爱打赌的，我就说我都带你瞧瞧，我们的宫殿城池、帝阙文物、仪仗威仪比你英国强不强。不如你，你就别磕头；比你强，就是值得你顶礼膜拜，你就得磕头。这么着带他绕紫禁城看，又看了圆明园，又亲眼见蒙古王爷在午门外望阙叩头，我说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血统身份比你怎么样？两天转下来，他软了，说愿意双膝下跪，只是他有腰病，小时得过什么病，脖子弯不下来，磕头就连身子屁股都翻倒了。我说这一条我们主子将就得你，我们军机处刘墉是个罗锅子，皇上也没因为站得不直黜罚他！”

嘿嘿，不知道究竟是谁妄尊自大，对，下跪从今天的观点看是不好，可什么事都得放到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讨论不是？你到我的国家来，连给皇上跪一下都不肯，要是以后做生意出了争执，我还能指望你遵守中国的法律吗？

“入乡随俗”难道错了吗？？？现在哪个外交使团不遵守这条戒律而又能把事情办成的？

晚清的中国确实闭关自守，落后愚昧，可并不代表什么都是错的。看问题要用脑袋思考，不是用屁股。

一、《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斯当东 著 叶笃义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二、《乾隆皇帝与马嘎尔尼》 秦国经 高换婷 著

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破 门 篇

西方的科学、工业和文化突飞猛进，清廷却一劳永逸地赶走了西方的使者，重新关上大门，操起文治武功的看家本领，悠然自得地沉溺於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昏昏欲睡的“太平盛世”。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道：“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挡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立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努力，清廷却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1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说：“中国极像一个陷入重围之中的筑有围墙的城市。在城市中心，天子继续以君权的威仪在统治，拒绝承认其他民族的统治者是平等的。由於到北京来的使节都不愿以任何方式承认这种自封的最高权力，中国就继续留在由欧洲国家和奥托曼帝国这样的亚洲国家所组成的外交关系的世界之外。”2

畸形关系

在一切官方交往中，中国均以“蛮夷”称呼西方人，直到1860年中国彻底战败，在西方国家的坚决要求下，这个称呼才停止。

十八世纪末，“夷商”只能在广州透过中国洋行代理商务。一七五九年，清廷规定：“夷商”只能在五月至十月来广州经商，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上街买东西，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才可游公园，不准直接见中国官员，只能由洋行代转呈文，不准顾用中国仆人，“夷妇”不准进广州，不准打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3

英国：寻求突破

一七九二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率领一个庞大使团来华，成员包括科学家、数学家、艺术家、医生等数百人，礼品有天文地理仪器、绘画、军品、车船模型等六百箱。英王的国书称：

英人在海外不谋疆土，只求贸易，交换知识，互通有无，尤其向往中国，特派各类人材前来， “如大皇帝用其学问巧思，或做些精巧技术，只管委任他们。但求大皇帝加恩。”4

马戛尔尼希望与中国达成如下协议：允许派驻中国使节，颁布税则，禁止随意加税，允许商人居住广州，开放天津、舟山贸易，划出舟山附近小岛供英人居住存货，宗教自由，等等。5

中国：拒绝平等

没想到，马戛尔尼一到中国，即被视为“贡使”，前来觐献“贡物”。只因蛮夷愚顽不化，故允许单腿跪拜皇帝。然後，乾隆皇帝下诏书曰：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国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著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表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章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抚有四海，对奇异珍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令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故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乾隆第二件诏书曰：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是西洋各国没有的必需品，故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至於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圣明帝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夷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辽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的赏赐优待，也倍於他国。现再次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6

乾隆令人带领马戛尔尼一行纵穿中国本土，以便叫他目睹中国的富庶、强大、太平盛世。马戛尔尼看後说：“中国王朝像一只破船，也许不会马上沉没，要漂流一些时候，随後在岸边撞个粉碎，在旧底子上决不能重建起来。”7

再寻求与再拒绝

二十四年後，英国经过更充分的准备，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再次来华。清廷仍以“贡使”待之，令其跪拜磕头。阿美士德同意像马戛尔尼一样，跪下一条腿。觐见那天清晨，阿美士德赶了一夜路来到宫门，理藩院尚书突然说，非得双腿跪拜磕头不可。於是阿美士德拒绝觐见。尚书就禀报嘉庆皇上，说阿美士德病了。皇上传令召见副使，副使也坚持单腿跪拜。尚书又回禀皇上，说副使也病了。嘉庆皇上又惊奇又气愤，下令驱逐英国使团，并晓谕英王：以後再也不要这　老远遣送使节来华了，徒烦跋涉，倒不如倾心教顺，即使不来朝见，也堪称“向化”了。最後嘱咐“俾尔永远，故兹赦谕。”8

战争：唯一有效

1830年，递给英国下议院的一封请愿书说：必须将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对华贸易置於长期、合理的基础上，然而，“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9

1834年，英国任命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广州商务监督。他一到广州便直接致函两广总督卢坤，这样不经洋行代转的作法，是违反清廷法规的，立即遭到拒绝，令其离开广州。律劳卑不服，卢坤便中断了贸易，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律劳卑则擅自指挥两只军舰打入珠江，遭到68只清舰的封锁。十七天後，律劳卑在本国商人的压力下撤退，不久死於澳门。

这件事有两个後果：它使清廷发现，只要大胆封锁，就可制服英商。它又使英国发现，要挑战清廷的畸形贸易制度，必须有应急的作战计划。10

鸦片与林则徐

鸦片自唐朝传入中国，十六世纪列入药材类征收关税。嘉庆皇帝时时停止进口，列为禁品。

利欲熏心的英国商人，无法通过正常贸易打入中国市场，便通过贿赂和走私，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变逆差为顺差。11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他合理又合法地收缴并销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令商人们具结保证下不为例。然而英国监督义律（Chartes Elliot）坚持两点：没收鸦片要有补偿；违法商人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审讯。於是，林则徐一步步将义律赶出广州、澳门，直到海上。这时英国外交部通知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 英国军舰没有驶入珠江。然而，当英国得悉清廷打算永远禁止通商，王室和国会两党都激动起来，决心用武力打开中国紧闭的大门。12

“中国朝廷从来没有像十九世纪初期那样的刚愎自负，自以为高枕无优。然而强制的时刻临近了，且是无可避免的。“13

正像上帝允许丑陋的犹大将耶稣送上了救赎人类的十字架一样，打破神州自闭自虐之门、将她迎进新天地的伟大历史进程，竟以鸦片贸易这件最卑劣的事为引子而达成了。

1840年战争

1840年，道光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对英国的照会做出反映，英国远征军十六只军舰已经占领了定海。

原来林则徐等人竟以为英国军人的服装笔挺严实，一旦倒地便无法再起，故没有陆战能力。直到英军抵达天津，直逼北京，道光才慌忙屈服於英方压力，彻掉林则徐并发配新疆充军，派琦善与英人谈判。

双方签署了《穿鼻条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两；外交平等；重开广州通商。

道光闻後大怒，逮捕了琦善，另派奕山率军作战，大败。英军随即占领了广州、厦门、宁波，清廷改派奕经率二万精锐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英军打垮。英军占领上海，沿江北上，攻陷镇江，直逼南京。道光不得不无条件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两；两国平等，公文来往使用平等款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洋行代理制度；议定公开税率。

美、法等国纷纷效法，与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14

1857年战争

“清政府虽已战败，但天朝大国的幻觉仍然使它对外国商品和技术抱排斥态度。”15

“自林文公（林则徐）被革後二十余载，世局如故！”16

十多年後，英法等国要求就修定条约、扩大通商举行谈判。负责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律拒绝接见外国人。法国公使布尔隆在广州等了四年，美国公使史派克前後等了六年，都没见到叶名琛。另一名美国公使马歇尔1852年到任时请叶名琛指定日期递交国书，直到1854年离任，连个回信也没有。17叶名琛这个名字，在英文记述中成了“死不交涉”的代名词。18

1956年，法国传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被处死，另有一只香港船上的英国旗被清兵扯下来。英法以这两件事为藉口，再次用炮火轰击中国之门。

1957年底，英法联军到达广州，要求叶名琛十天内出面谈判。叶名琛依然故我。联军随即攻陷广州，活捉了叶名琛，遣送到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死在那里。19

联军北上，在大沽登陆，进逼天津、北京。清廷只得议和，签订了《天津条约》，除赔款、修改税则、更多开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交换常驻使节，外国人可赴内陆游历、通商、传教等。20

1859年换约时，英法公使乘军舰径闯大沽。重修过的大沽炮台一阵猛轰，英舰四只沉没，六只重伤，狼狈逃窜。

1860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摧毁大沽炮台，攻陷天津。咸丰皇帝看到英国女王的国书中文本上有“朕”的字样，朱批道：“夜郎自大！”然後传令“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然而英法联军节节逼近，京津之间战略重镇扬村失守，清廷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英国 公使要求先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清廷认为这分明是节外生枝、羞辱皇上，断然拒绝，并立即铐押收监了英法谈判代表、首席翻译巴夏礼（Harry Parks）一行三十九人，咸丰皇帝亲自宣布对英法声罪治讨。21

三天後，英法联军攻占京郊八里桥。咸丰皇帝仓惶逃往热河。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欣释放了巴夏礼一行，但三十九人中已有二十名受尽狱卒折磨死在监牢里。22一怒之下，联军焚烧了清朝皇帝的豪华别墅圆明园。奕欣在《北京条约》上签字，除承认《天津条约》全部条款，又增加赔款，割让九龙，外国使节得以觐见皇帝，新开天津、南京、汉口、镇江为通商口岸等。随後，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俄国却乘机渔利，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瑷晖条约》，侵吞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走出第一步

直到一八七三年，同治朝廷在列强的压力下，才放弃了外国来使必须跪拜磕头的规矩，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前往英国道歉的专使郭嵩焘，留在伦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後又陆续遣使英美各国。在倍感屈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中国勉强进入国际社会。23

天地大变局

国门破开之际，民间流传的一本小书《消闲演义》话道：

为此一场兵祸，遂弄得海氛迭起，遗毒百年，堂堂华夏，竟被外人窥破，把我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看得一钱不值。24

中国人羞愤、张惶、躁动。

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天地大变局来临了！这不是契丹、女真一时入侵或武力扩张，乃是一种天根浑厚的文明洪流滚滚而来，冲刷激荡著另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根基为之震撼。25

中国人再也不能像吞食同化周遭“蛮夷”一样，吞食同化掉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不速之客。中国人不能不羞愤，不能不惶惑，又不能不羞答答、惶恐恐、气愤愤地一步步跟著人家走，走出自己的封闭、落後、愚昧，走进一个充满创造生机的近现代世界。

这些金发碧眼者，到底是中国人的克星呢，还是信使？是敌人呢还是朋友？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切似乎仍在继续。中国人的羞愤和戒惧、效法和惊喜都在继续。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天地大变局仍在继续！

昊天上帝彷佛在说，是我，也唯有我，叫你的敌人像你的朋友一样来帮助你，叫你的朋友像敌人一样来痛击你。是我，也唯有我，叫你的克星成为幸福的信使，叫信使成为你--原本封闭落後、自残自虐、自以为义、顽固不化的中国的克星！

--------------------------------------------------------------------------------

注释：

《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14页。

《欧洲与中国》，赫德逊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3页。

《中国人史纲》，柏扬著，下册918页。

《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中国历史通览》，周一良等著，上海东方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780页。

白话译文参考《中国人史纲》下册920-921页。

《东亚：现代转变》，费正清等著，第77页。

《1644-1800中西关系纪实》405页，转引自《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兰比尔.沃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7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卷，第185页。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7-188页。

《近代中国史纲》49-51页。

《中国人史纲》下卷926页。

《欧洲与中国》242页。

《近代中国史纲》64-76页。

《中国历史通览》783页。

左宗棠序魏源《海国图志》。转引自《从经世到启蒙》，李双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年版第66页。

《中国人史纲》下卷941页。

《剑桥中国晚清史》265-266页。

《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美）兰比尔.沃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中国历史通览》783页。

《中国人史纲》下卷944页，《近代中国史纲》146页。

到底死了多少人，是死於处决还是死於狱卒，甚至，到底死没死人，说法不一。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说“26人被处死”（280页）。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说“20 人死亡”（74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说“死了20人”（146页）。张玉法《中国近现代史》说“备受虐待，死亡过半”（台北华东书局1979年版54页）。李守孔《中国近代史》说“备受虐待，死者五人”（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版）。柏扬《中国人史纲》也说死了五人。然而，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如周一良等《中国历史通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只字不提死人一节；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史新编》、黄山书社《中国近代史》连英法谈判团被囚禁一节也不提；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通史纲要（近代部分）》甚至说英法拒绝和谈（年版66页）。本书只能取中，据郭廷以、张玉法、兰比尔.沃拉之“死20人”说。

《中国历史通览》794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吴廷嘉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近代中国史稿》，郭廷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香港：文化的冲突与百年陷落

-----纪念香港陷落一百五十周年后的回归

　　在美国与西方世界再次沸腾在以“围堵”还是“接触”对待“即

将到来的与中国冲突”争论声中，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就要回归

中国，一百五十年的恩怨告一段落。诚如《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办事

处主任尼格拉斯(Nicholas D.Kristof)在《FOREIGN AFFAIRS》上撰

文所说：历史上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繁荣、更先进、更文明，西欧

只是在近五百年才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落后是

不可避免的，但现在中国可能又走上恢复过去那样宏伟的道路。

　　在世纪之交，更应从中西深层文化的角度反思这段耻辱的历史，

因为一个民族忘记他的前车之鉴，就不能保证在未来不会重踏覆辄。

　　外交观念：两种不同的原生文化

　　学者们往往把中西冲突的近代史，往溯到一八四零年代的“鸦片

战争”，而屈辱的根源只是“腐败的晚清朝廷”。事实上两种文化的

真正冲突、争端，早在此前的二百年前已经开始。公元一六三七年，

即明朝崇祯十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华，两个巨人首次见面，双方无法

想象对方的背景，在毫不了解之下，彼此都想象对方为微不足道的“

野蛮人”，从不知所??，而不甚客气，到一事无成。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

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数千年的历

史经验表明，除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骚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

国家能够真正向他挑战过，四周只有一些“藩邦小国”按期“朝贡称

臣”，外交使节只有“贡使”、“藩臣”和“夷人”等侮辱性称谓。

在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中，只有先后“朝代”之别，没有平等“国家”

之分，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她的传统外交文化中，与

外邦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皇天恩赐，是天朝大国的宽厚仁慈，泱泱气度

，所以她自始至终不曾设置“外交部”，也没有与外国平等交往这一

概念。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马

格而尼为首的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

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

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

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必须向大清皇

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

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

礼节的争执，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

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

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

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团来访一些

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

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的全部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

化历程，创造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

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

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

这里想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大门。他们勾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

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

方法，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

国的贸易总和。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

、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中国此时的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来辉

煌的基础上，按照她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英国的这套

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

发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

京交涉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

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

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

种政策的形成有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

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与外国一再交恶，往前再数

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的乾隆

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

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

，原则把对外通商?晃?十二大类计定规则，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

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更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等既一无

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

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

策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规律，但问

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性自

大和盲目憎恶，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支持，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

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在所

难免。

　　男女平等：近代思想与封建观念

　　中国农业生产依靠父兄强力劳作而形成的父系社会中，“男尊女

卑”的观念自古有之，在三千年前的孔圣人都认为“最难养，唯女人

和小人也”，到了清代则达到一种封建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

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严禁外国妇女来华的禁令颁布于乾隆三

十四年(1769年)，其后世代相传，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变本加厉，

据《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

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在《防范

夷人章程八条》中明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

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也”，据史家王之春在他的“夷事”中记载

：“是秋一大班挚一洋妇来粤城，时东裕洋行司事谢志安为置肩舆出

入日久之　然自大，翻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闻立拿究，治安死

狱中，大班辄架大炮洋馆外，以自卫，大吏恐激变，乃遣通事谕令撤

兵炮，令洋妇回国，于是洋行具凛，托以大班患病，妇乳为引，请挨

稍愈遣之”，为了使外国妇女居华，洋人只有把自己的太太说成“乳

妈”必须每天给他喂乳治病，才得以暂缓，这样的例子还可列举很多

，如一八三一年，因有三个“夷妇”到澳门参观英国商馆，大清朝廷

即以立即停止贸易相威胁，限令她们这些“不吉利东西”即刻退出中

国，当时竟有封建愚儒甚至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

会弯曲，跟“人”不一样，是半畜半人----

　　当时英国承袭欧洲文化的男女平等传统，盛行所谓Gentleman(绅

士风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志就是对女士的尊重和礼貌。按照英

国绅士文化：与女士并行男人要拿行李；进出屋室要男人开门、关门

，让女士先出、先入；大家就座女士优先，男士让座；对女士温柔体

贴，不能打骂；向女子求婚要下跪、吻手；两个男人为女人争风吃醋

，而不惜决斗相惨，败者死伤，胜者得到爱人。所以当英国人面对清

朝这样古怪的禁令，他们的感受可想而知。这种“女性文化”的巨大

差异，以及后来“林维喜命案”暴露的大清国内私法与国际公法之间

，“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别，而导致国际冲突。

　　商欠制度：自由经济与官商道德

　　工商贸易中商户之间的相互赊欠现象，在清朝时被称为“商欠”

，这种纯粹商业活动在古今贸易中都十分普遍，但在大清朝廷处理与

外商的这种关系时，却变成一种“事关国体”政治问题，并以中国传

统的儒家文化中对所有事物“道德说教化、伦理纲常化”，来取代法

制处理商业问题，“商欠”就变为了风化问题。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司事洪任辉自宁波赴天津，向清朝廷控告所谓的

“商关陋弊”，内容之一就是广东商人“资元行”的黎光华，拖欠东

印度公司的“货本银五万元”。乾隆皇帝亲自朱笔批阅：“事涉外夷

，关系国体”，并当即命福州巡抚赴粤严肃查办。于是问题严重了，

他到粤后发现商欠问题何止一家，还有商户汪圣仪拖欠英商本银10380

两。查办的结果竟是黎光华的家产被查抄，按股均还；汪圣仪按“接

交外国例”治罪，而另一位名叫刘亚匾的商行，还因“欲借外国资本

谋私利，甘为作词唆诉”，有违伦常，而被处死。

　　据《鸦片战争》第一卷记载：当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上奏的《防

范外夷规条》明文规定：“禁借外夷资本”。而后并再度奏请皇帝：

“嗣后内地居民，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尚敢故违，将

领借之人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罪，所借之银追查入官”。此

后朝廷还“按例”处置过裕源行、泰和行借贷港商高利贷380万之事

件，为了杜绝屡禁不止的商欠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竟搞了一

个“公行制度”：对进出口货物每银一两抽“行用”税三分，作为“

公行基金”专作对外商赔偿，为了显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

，到了最后，这种陋规烂习竟达到“国家赔偿”的荒唐地步，即当行

商无法赏还商欠时，朝廷竟让地方官和粤海关垫付，把纯粹商人与商

人之间的经济行动，变成政府与个人的纠纷。另外朝廷还专门主持过

几次大的“清欠”运动，但结果清了欠，欠了清，每次最终受害人都

是中国商行，人为地破坏中国弱小的民族产业，让外国坐收渔利，在

不知不觉间，已主动做著丧权辱国的坏事。

　　可悲的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还在今天的大陆泛滥

。至今占大陆企业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在必然亏损的发生时，统

统由“国家承担”，而欠了清，清了再欠的大量企业间的“三角债”

，也由“国家赔偿”。这种把纯粹商业活动变成政治行为及意识形态

的蠢行，可能只有中国才有。

　　聋子的对话：文化理解的误区

　　一八三一年，英国政府在自由商业精神的冲击下，废除了东印度

公司长达两百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商业贸易变成充满活力的私人活

动，体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商业竞争精神，这无疑是一社会进步的表

现。原来中英间的半官商关系解体，使习惯于官商行为的清朝官吏不

知所措。一八三零年，两广总督李洪宾得悉东印度公司即将解散的消

息，托英商代信回去，要求英国派“官人”负责处理中英贸易，于是

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律劳卑为首的“驻华商务代表”，要与中国建立

一种“和平、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清代通史》记载：“临行前女

王手敕诰诫，以亲睦中国为言，谓凡英人与华人及其他外人有争议时

，当妥为调处，务使两者和平解决。若与中国官员有争议，宜持温和

态度，万勿大言恐吓，或随有军事行动。至于服从中国法律与习惯，

尤为切要”。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也以特别训令，告诫律劳卑二事：

一、一般情况下行事以中国法律为准绳，外交法权不得随便行使；二

、尊重中国规定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之法规。

　　可怜的是，如此中英修好的机会，却因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理解，

变成一场引发中英最终以战争摊牌的悲剧。英国认为：应中国官员要

求而派遣的“官人”律劳卑，理应成为中国承认的英国正式外交代表

，所以临行前外交大臣还叮嘱律氏：“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

知中国总督”，然而中国官吏按照祖例章法竟然认为：律氏来华就象

从前高丽、越南、缅甸、西藏进贡使臣一样，是来朝见天朝大国，即

使后来知道律氏的商务代表身份，也把他当成与从前无别的商欠“讨

债官”，所以等律劳卑按国际外交方式向两广总督卢坤递交正式国书

时，卢坤对他嗤之以鼻。卢坤在向大清皇帝奏报中说：不知律氏“有

无官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

，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正是在这样严重不平等的关系下，??

?ξ幕?误解使双方的接触，驴唇不对马嘴，两个巨人的对话，成了一

对都坚信对方是“野蛮人”的聋子。这样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外交代

表官邸遭到查对，律氏被清朝官吏一度扣为人质，后逐出国外，以至

连气带病，疫死在澳门。

　　零和游戏：除了战争别无选择

　　清廷对律氏的“胜利”，使大清更兹生了她天朝大国的傲慢，道

光皇帝和卢坤总督愈发坚信：在中国与夷人发生冲突时，只要将洋人

的商馆封锁，将夷族外交使臣扣作人质，这些夷族就会服首听耳，少

惹麻烦，互不相干，让世界上唯一的中央大国继续安享他的太平盛世

。在一八三九年以后，中国与外国发生的历次商业纠纷和外交冲突中

，清廷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对付洋人行之有效的“惯例”，她从

来不曾想过，这种以“无知的私法”处置国际外交会带来什么后果，

也不曾回忆，中国古训中也有遵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公

约。

　　据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史》记载：英国政府和在华商人从

律劳卑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

国政府和其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甘受其辱及对不公平的歧视性

待遇逆来顺受，这样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到损害，而且会引起对我们

威信的怀疑”，虽说中英战争的引爆点是林则徐的禁烟，但中英之间

由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却奠定了必然战争

的基础。

　　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一八四零年四月，英

国议会朝野各派辩论对华战争时，执政的辉格派内阁成员托马斯在回

答反对派的质询时说：那些被困在中国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接

受失败、曲服和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强迫过虐待其子民者交付

数量惊人的赔偿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的护国将军发誓要使英国

人享有从前罗马帝国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从来没有败过的国

家；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被敌人围困，被汪洋大海和陆地隔绝而孤立

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托马斯的话精确

地体现这个正在上升时期的西洋帝国，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负的

霸权心理。

　　汉学家佩雷斯特在他的新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中

，深刻地解剖道：“面对这个对外无知、不思改进而又态度傲慢的中

央帝国，英国越来越不耐烦了，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

弱还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寻找属于先验范围

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达到过的完美是一个正

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正在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

同一思想领域，他们越往来，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相互伤害的不

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冲突撞击，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世界第一”。

　　这样中英之间处于一个只剩战争的“零和游戏”，其他选择被一

一排除。

　　鸦片战争：商业精神与帝国主义

　　一八三八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达到大清不能忍受

的地步，使大清军队瓦解，财源枯竭，国民堕落。道光皇帝任命湖广

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迫令英国

商人交出鸦片二万多箱，在虎门销毁，并按照惯例把英商和英国商务

代表扣为人质。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从全世界各角度来看，林则徐的

禁烟运动都是一场伟大的正义之举，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所必

不可少的正当行为。但是，此时中英这两个不同世界日积月累的矛盾

与冲突，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个适时诱因使那场必然的战争终

于爆发。

　　今天中国学者提起鸦片战争，第一个解释就是：帝国主义的野蛮

侵略，但西方学者至今仍称之为“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对于

英国纵容其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当时一位英国商人在英文《澳门日

报》上辨护道：这种商业行为“不见得就是做了邪恶的事，因为我们

若不拿这些盈利，其他后脸皮的人就拿去了”。他认为英国政府支持

鸦片贸易，是担心否则它“将会落入亡命之徒，海盗和掠夺者手中，

而不是一个资本家团体”，他认为如果中国不禁止的话，“鸦片只是

一种豪华的用于款待客人的合理社交用品”。不管这种解释多么荒谬

，但它的“商业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英军打到北京，逼大清

皇帝谈判时，提出的目的也是“要回被林则徐扣查的鸦片钱”。在英

国最后战胜大清，字斟词酌地书写《南京条约》时，做为战胜方的目

标竟然是慎重地向战败方要求“贸易平等”。

　　对于这一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徐继畲在他的《瀛

环志略》和对友人的信中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

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欲，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售卖其货物为其

宗”。

　　然而中国对外界不知不识，无能腐朽，落人之后的现实，被西方

列强盗用，而弱肉强食，其性质就不能单纯地归为“资本主义精神”

了，这里更多的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精神”，对此魏源在他的《海

国图志》中一针见学地写到：“夷人不行教而行贾，假行贾以行兵，

兵贾相资，随行岛夷”。

　　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海上霸权常常给那些掌握这种霸权的民

族以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欺凌别人。英国为

达商业盈利而不择手段，把非法、肮脏的鸦片生意以持强凌弱的形式

强输入中国，并以强凌弱，得寸进尺，侵袭掠夺，就是罪恶的帝国主

义精神和野蛮的世界霸权行径的典型体现。

　　香港回归：又一次冲突的开始？

　　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零年中英战争爆发后，英军打不过林则徐，

就沿海岸线北上，又在厦门失败后，便拣中国最软弱的地方进军，攻

陷浙江定海、天津太古口，糊涂的清廷竟“查办”了她仅有的国家栋

梁林则徐，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此后英国又两次

伺机强掠了九龙、新界作为“扩展租界”。

　　就象英人看到葡萄牙割据澳门，才萌生攀比心理强掠香港一样，

香港的割让在国际间形成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此后引发了西方

列强一次又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世界上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从

此堕入一个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战争暴乱、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的深

渊，至今仍挣扎在文化误区和觉醒的边缘。

　　一九七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承认，当年就“取消香港

殖民地地位案”在联大备案。一九八零年代邓小平以强硬的姿态，与

英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此时已是事过境迁，英国正变成一个“日

落帝国”，一九八二年双方达成协议，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国归还中国

的香港。

　　上一个半世纪，英国人的资本主义的商业和竞争精神，使这个西

欧岛国压过先前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和富有冒险精神、发现新大

陆的西班牙，及最早盘踞中国澳门的葡萄牙，把它触角向全世界蔓延

，并与迅速跟进的西欧各国一起，打破了人类的社会数千年缓慢进化

史，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然而那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几千年历史创造

的辉煌的农业文明中，一成不变，没有危机意识，不思改革。法国著

名汉学家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感叹到：如果那个比

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造纸术、指南针和舵的国家，同那

个刚刚发明了蒸汽机，并开始训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优势溶合起

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信息和技术必将使双方的进步，相互补充源

源不断，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埃?　Ｈ欢?，历史无法回返，

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今天香港的回归，不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加强，民族自信心

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象征，预示著这个古老民族的复苏。同

时，她与西方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外交接触、种族融合与文化理解等重

新定位问题，又一次突现出来。在中国强调“亚洲价值”与西方不同

而抱残守缺、韬光养晦时，在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惊恐声中，中

国能否在接下来的一世纪与全世界完美接轨，还需拭目以待，但跟一

百五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是，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内

涵，其内在本质的差异和彼此理解的误区，依然蔓延扩大，是否无可

避免地酝酿下一次的冲突？在这个世纪之交放眼下世纪，谁将赢得下

一次的百年争端？

　　记住历史就能知道未来。

本文发表在1997.3期《当代中国研究》

再谈《走向共和》创作之粗糙

姜　鸣 -------------------------------------------------------------------------------- 　　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应如何把握，这是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历史剧当然要允许虚构的成分，但这里有个尺度问题。我想结合《走向共和》，提出以下看法，不知是否能找到共识。 一、涉及历史上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的时候，不能虚构 　　月有阴晴圆缺，戏有真伪幻化，此事古难全。但历史题材作品，即便虚构，也应当遵守所表现时代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和交往礼仪，在虚拟环境里营造出真实的气氛，这是体现编剧学识功力的起码要求，所以要创作某个时代的作品，就先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起码要先读读大事记。如果不遵守这一条，那李鸿章也可以穿着T恤衫玩电子游戏机了。 　　在《走向共和》中，这方面的漏洞实在太多了。如剧中称呼奕？为“军机魁阁”，就属生造概念。实际上，清代称首席军机大臣为“揆首”。又如剧中人说：康有为“有皇上的奉衣带诏”，也是虚构术语，康有为在海外宣传保皇，使用的是假的“衣带诏”，而不是假的“奉衣带诏”。再如科举，剧中人说：“我等……即将入京殿试，乃天子门生是也。”按照常识，这批考生都是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须考取贡士，再经复试、殿试，获得进士功名。由于殿试由皇帝主持，进士可以夸耀为“天子门生”，但举人是不可以的。 　　 　　清代吸取前朝教训，限制太监卷入政治运作，皇帝上谕，由军机大臣传旨，一般在每天早上见起时由皇帝授意，以“军机大臣奉皇帝面谕，字寄某人如何”的方式传递。在清末，外地的还直接发电报，用不着由太监对着大臣喊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更不会派小德子出京去传旨。这种太监传旨的状况，是明代以前才有的。 　　二、在编织历史故事时，不要随意滥用真实人物的名讳 　　用真人的名字去做全不相干的事，或给他安排张冠李戴的职务和经历背景，这个手法，在当代题材文学作品中，作家一般是不干的，比如人们不会编派许世友当清华大学教授，与宋子文一起官费留学西班牙之类。而在距离我们稍远的近代史上，同样也要谨慎，不能放手恣意而为。 　　李盛铎和张謇都是晚清名人，一个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的榜眼，一个是光绪甲午科(1894年)的状元，两人不在一科及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俩拉在一起呢？而且还把张謇说成是癸巳科(1893年)状元，而这一年根本没举行会试。 　　又如孙中山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参加者中出现了身穿水师军官服装的程璧光。此人原是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甲午战争中，就是他向日本海军提督伊东佑亨递交北洋海军投降书的，后被遣返归里。广州起义失败的剧情纯系虚构，但是否有必要让这样一个人物来掩护撤退呢？ 　　剧中瞿鸿？是从江苏布政使、学政任上，到保定参加慈禧的考试“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得最佳，入军机的。实际上瞿鸿？1899年3月6日以礼部右侍郎出学差，任江苏学政。1900年10月31日任左都御史，次日改工部尚书，1901年5月26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的发迹与慈禧考试无关(根本无此考试)。瞿鸿？的地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对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虚构履历毫无必要，况且学政根本是不能兼布政使的。 　　三、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常识，不宜随意虚构 　　作为历史剧，在演绎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违背常识，随意虚构史实或历史场景，是不严肃的，有害的，甚至会误人子弟。 　　剧中有五大臣1906年出洋考察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与他们的一通对话，居然说：“一百年前，首次制订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写进了总统任期不能超过四年两任等内容”。众所周知，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小罗斯福还做到四届总统，在其死后，美国人才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限制总统任期。 　　剧中刚毅还说：“昨天太后召奴才进宫说闲话的时候，也说起礼仪之事。说是圣祖康熙爷，当年为了洋人不行我大清叩拜之礼，一怒之下，将洋人全部赶出我大清……”这是把乾隆年间的马噶尔尼使团做由头瞎说了。我不明白，如实说乾隆爷如何拒绝英国国王的通商请求，难道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云？ 　　剧中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受伤，在接着的谈判中，伊藤博文说：“辽东半岛贵国可以不割，但利益必须让，澎湖列岛割与不割可另案谈判，这两条都可从马关之约中去除。”这是严重歪曲史实。剧中签定《辛丑条约》时，李鸿章对奕？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王爷，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哪，我来吧。”这等于告诉观众，参加议和谈判的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奕？其实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试问这样的文本西方国家外交代表会承认吗？至于说《辛丑条约》规定要杀174个中国大臣以谢罪，也是纯属虚构。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个最有影响的不平等条约，编导为了塑造李鸿章的人物形象，随便篡改其内容(包括签字人)，这是不可以的。 　　四、历史真实一定不如虚构来得生动吗？ 　　对于上述篡改，作者辩解说，艺术虚构是为了让作品好看。假如历史事实在演进时过于散漫，这也算是一种搪塞的理由，但对于有真实记载可做依据，本身也富有戏剧冲突的场景也去胡编乱造，就会使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历史演变本身的生动之处，只要真能深入发掘，往往远胜于常人想象；只是这种从历史深处的发掘，比起天马行空的虚构，要吃力得多，也需要更大的功力。 　　这里试举一例。戊戌变法是以发布翁同？起草的“定国是诏”开始的。此后第四天，翁被开缺。这是一个大疑案，也是变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剧中光绪问翁：“翁师傅是属马的吧，明天是翁师傅的七十大寿……”光绪送了一把太后赏赐，他本人又写上“翁师傅”三字的折扇给翁同？。翁不解：“时值天凉，太后赐这个，不知何意呀？”事实上，翁同？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肖属虎，68岁。按阴阳历换算，1898年的生日为6月15日，恐怕也无须叫做“时值天凉”。 　　其实翁同？那几天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日记中都有清晰记载。他6月14日中午从城里赶到颐和园参加军机处值班，心情平静，全然不知紧张的政治谋划正在背着自己进行。次日早上，翁同？起床后向空叩头，纪念自己的生日，接着他去军机处值房看折办公。到了叫起的时候，太监通知说，翁某不要进去。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独坐着，看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据考证是光绪亲笔，而不是军机大臣代笔)，命将其开缺。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上，李鸿章来看他，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军机章京都来告别。中午，光绪皇帝驾出，翁同？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从此，翁同？离开了颐和园，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正是这天上午，光绪接见了康有为。这样真实生动的场景，为什么不能成为创作的基础，非要统统摒弃，然后虚构出太监捏着嗓子，对着撅起屁股磕头的满殿文武喊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 　　五、不能因为观念和情感的需要，任意歪曲历史 　　一部严肃的历史剧在叙述重要事件时，不能借口文艺创作的权利，掩盖、伪造或歪曲历史真相，而使之顺从于观念或情感的需要。这也应成为共识。 　　《走向共和》是从讲述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展开剧情的，但讲述的情节基本都是虚构。毫无疑问，颐和园工程是清末政治走向腐败的一个标志，同1874年恭亲王率领王公和大臣们抵制圆明园工程上马的精彩斗争不同，到1886年颐和园工程启动时，整个官场的反对降到最低的程度，而阿谀奉迎却大为上升。无论光绪、醇亲王、李鸿章，还是翁同？、张之洞，都没有积极劝阻，还起劲参与筹集资金的活动。但编者显然在这里运用了双重标准。 　　“海防捐”不是为颐和园筹资发明的，而是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为筹集海防经费而设立的“开源”手段，这是得到清政府批准的合法行为。翁同？主持的户部，订有专门规则，在全国广为推行，直至甲午战前。所筹款项，一部分被挪用于园工，但大多数还是用于海防，比如旅顺口船坞，就使用了海防捐的资金，这个船坞，现在还在使用。回避这些事实，把主要责任放到翁同？个人头上，并作为本剧主要卖点反复渲染，这样做妥当么？ 　　但与此同时，编者故意回避了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海军报效案”。1888年，醇亲王通知李鸿章，复修颐和园经费不足，要他设法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工程使用。在李鸿章的发动下，各地督抚积极响应，超额认购，总数达到260万两，仅张之洞就报效了100万两（剧中改成了捐给北洋海军100万两）。为了避人耳目，将此称做“海军经费”。在李鸿章向各地督抚的通信中，有许多有趣的言论，比如他对张之洞说：“此为功力，岂可测量？”但一涉及到编剧偏爱的主要角色，就宁愿“割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上面谈的，其实只是对严肃的历史剧提出一些希望。多少年来，历史学界和相当一部分观众都希望能有好的文艺作品，来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灿烂历史画卷。我们等待得太久太久，以至有人以为，要真实严肃，故事就不会好看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但我相信，这样的好作品终究会问世的。 附：戚其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戚其章认为，《走向共和》以展示正史的面目出现，却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这比“戏说”历史的危害要大得多，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正史去读，要警惕这部电视片造成的负面影响。 　　戚其章说，《走向共和》的历史视线很长，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很多，每个问题都应当认真把关，这不是一两个专家能够钻研透彻的，面对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不能草率从事，要集中有关专家集体研究，才能把握好分寸。他以“翁李关系”为例说：“‘翁李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电视上表现的似乎是历史情节，实际上离开了历史真实，张冠李戴、捕风捉影的成分很重。剧中北洋水师所需60万两银子购买新式快炮，这份报告是丁汝昌上报李鸿章的，根本没有报到翁同？那里，与翁同？无关，却给翁同？戴上了克扣军饷的千古骂名，这是非常不严肃的，我已经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反映。而且‘翁李关系’也并非是剧中表现的水火不容那样，实际是‘和而不同’，翁、李二人政见上有同有异，私交上一直保持得不错，这从两人的信件往来上看得明明白白。”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李鸿章老于官场，他的见解未必错，但处理问题却多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仅仅从一些文献资料中断章取义就会做出不正确的判断，所以要察其言，更要观其行，要切实考察历史事件。 　　戚其章还认为，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对历史上的问题要全面看，看主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走两个极端，实事求是是最起码的原则。戚其章说，近代史上“恶传”的史料很多，稍有不慎就会颠倒是非。1962年上演的《甲午风云》，引发了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为澄清这段历史，历史学界有一场非常严肃的争论，就是要用真实的史料还历史以真实。现在上演的《走向共和》将引发的不是对一两个人的评价问题，涉及了近代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包括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 　　他最后特别强调，对近代史的研究尤其要采取审慎严谨的态度，因为这段历史至今还和我们现实的历史紧密联系着，要看到一部历史里蕴涵着一个国家的国魂。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特别要去发现历史中爱国主义的因素，这对研究近代史特别重要，从这一点看，《走向共和》挖掘得显然不足。

太阳王与康熙大帝

从贺拉斯和维吉尔时代起，欧洲人就已想像地球上存在一个“中华伊甸园”。天文学家托勒玫更在他绘制的世界全图上确定神话般的“蚕丝之国”位于大亚细亚的印度之东。到14世纪，《马可?波罗东方游记》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充满智慧”的中华帝国。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步马可?波罗后尘来华，经十八载磨难终靠其自鸣钟奇术跻身明万历朝廷。他能屈尊向中国皇帝行“磕头”礼，将孔孟之道同天主教融合，促使朝臣徐光启皈依基督，取教名“徐保罗”，并与之合著《几何原本》等，从科技方面推进中西交流的进程，被莱布尼茨誉为“时代最重大的事件”。1610年，利玛窦辞世，明神宗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继承其职，维系与欧洲知识界的持久联系。满清入关后，汤氏不仅没有被贬，反而取得了相当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不幸，他于康熙初年下狱，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接替其钦天监监正一职，完成了《康熙永年历法》。

历来，罗马教廷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使命，都是由葡萄牙人所垄断，到17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四插手，教皇任命的赴“中华帝国”传教士几乎全部换成了法国人。路易十四对中国怀有极浓厚的兴趣，登基伊始即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他模仿中国建筑艺术，在彼造了一座上彩釉的“瓷宫”，名播遐迩。1684年，柏??理神父从北京返法，首次携带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凡尔赛宫廷亮相，一时人人称羡。两年后，暹罗王的使节朝拜路易十四，进献的礼品主要为中国瓷器、漆器和玉器，令法兰西人愈加向往北京。这时，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致函中国清朝康熙大帝，显示法兰西的强盛和他个人的势焰辉赫，企图建立一个“凡尔赛----北京轴心”。在信里，“太阳王”提议由法国王室资助，向清廷派出一个耶稣会士使团，以密切两国关系。继之，科尔贝奉御旨召见克莱蒙学院教授冯塔奈神父，任命他为该使团团长，并明确指示：“诸君是为了让那些异教徒皈依耶稣基督，故吾侪希望此行勿失良机。”

这个法国传教团除冯塔奈外，还有布韦?张诚，德?维司得鲁，勒贡特?塔沙尔，共6位神父，都是著名的数学家。他们一行乘船从布雷斯特港启航，费时三载有余，途中塔沙尔神父留在暹罗，其他五人安抵北京。康熙帝隆重接见了他们，挑选张诚和布韦留在宫廷，其余三位分到外省安置。

张诚和布韦迅速掌握满文，当上康熙的师傅，用宫廷语言给中国皇帝上课，每天上下午各两学时，传授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和哲学等西方文化知识。最让清人信服的，是他俩从法国在印度的商埠里弄来了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顽疾，顿时声誉大振，备受宠幸。张诚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二人住进了皇宫附近的豪宅，过着“黄金时代”的舒坦日子。当时，中俄边境冲突让清廷伤透了脑筋。张诚和布韦施展他们的外交才能，让中俄两国于1689年在涅尔琴斯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按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动议，该条约存有拉丁文、俄文和满文三种文本。

当然，张诚和布韦等并没有忘记他们来华布道的根本使命，而是利用他们对康熙帝的影响与清廷礼部尚书抗衡，争取清王朝颁布了正式承认在华天主教堂的勒令。不过，康熙对“西洋人”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预见到西夷有朝一日会对清王朝构成威胁。

居今溯昔，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团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加深了法国人对中国“开明专制政体”的良好印象，有助于他们自己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酝酿了尔后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暴”。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罗马教廷谴责他们“离经叛道”，倒是不足为奇的。

路易十四年间，耶稣会士布韦神父敦促法国专门装备了五百吨位的船舶“海王后号”，两度远航中国。第一次由德拉罗克骑士当船长，于1698年3月6日从拉罗舍尔出港，当年11月2日在广州珠江抛锚。这一回，船上有九位耶稣会士和两位画师，其中有驰名的意大利艺术家乔万尼?格拉蒂尼，都是为前往清朝宫廷效劳的。“海王后号”第二次出航是1701年2月，由弗罗热任船长，于当年5月抵达黄浦江，又转经澳门，1703年8月17日返回布雷斯特。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上的海上远航，画家乔?热拉蒂尼留有回忆录《“海王后号”船远航中国游记》，该书颇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于1859年译成英文。

继热拉蒂尼乘法国“海王后号”来华之后，另一位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神父于1715年冬到达北京，成了康熙的宫廷画师。这位耶稣会士善于将中国传统写意与意大利绘画的形象凸起相接合，同另外七位中国画师一起创作了长60余米的四卷《木兰图》，生动呈现出清帝在其夏季驻跸之所避暑山庄以北“木兰围场”狩猎的壮景。他绘制的《春郊试马图》等珍品堪称中西美术融合的结晶，给帝王宫廷带来了些许温存和人情。因此，此君得到奕亲王和尔后乾隆帝的垂青，终岁应命作画不辍，还特地为增修圆明园设计了一整套琼楼玉宇的构筑方案。

同时，通过耶稣会士在华使团的活动，中国的文化艺术也传播到法兰西，影响了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舍和“法兰西画派”的复兴者约瑟夫－玛丽?维安，促进了洛可可艺术的繁荣。弗朗索瓦?布舍称得上一个典型的“中国迷”。从17世纪30年代起，他就以绘“中国场景”享有盛名。到40年代，他为贝桑松博物馆画了一系列“中国形象”，还有《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渔场》和《中国节日》等等，其艺术造型搬上了法国，乃至伦敦的舞台。在阿尔图瓦公爵的婚礼上，喜爱中国艺术的演员们竟然能按布舍的绘画构图，奉献出一场“中国芭蕾舞”。布舍的崇拜者圣依沃写道：“布舍先生特别喜观中国情趣。对他感兴趣的人们不免担心，倘若画家继续刻意在这方面钻研下去，一味去描绘那种中国形象，其轮廓势必会失去惯有的典雅和美妙。”至于约瑟夫－玛丽?维安，他专为罗马狂欢节画了一幅《中国使节肖像》，活现出一个中国人的气度，预示着一种新的，超脱耶稣会士境界的中国风格。

事实表明，路易十四与康熙建立的“凡尔赛-北京轴心”是历史上中法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与之相比，英国与清廷的交往就大为逊色了。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奉英王之命来华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他到热河行宫朝见乾隆时态度傲慢，不肯按清廷礼节给中国皇上“磕头”，惹怒了满清当局，致使其派公使长驻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自己灰溜溜地返回朴茨茅斯，最后去南非好望角望洋兴叹。马嘎尔尼的一位随行外交官归结英国绅士此行，悲哀地说：“我们像乞丐似的到了北京，被当成囚犯，最后犹如窃贼一般归来。”

可见，英法两国同是为了推行“自由贸易”和“人类共荣”等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观，但手段不同，在清廷得到的回应也不一样。若论到当时法国财政总监蒂尔戈男爵想到派两个他们自己在法国本土培养的中国教士来华，那从策略上就更胜英国人一筹。欲知其中差异的起源，得读法国来华传教士金尼阁所著《耶稣会在华开教史》，亦可去参观眼下为中法文化交流年在凡尔赛宫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康熙王朝》，以拓展人们的思路。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