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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走向共和》创作之粗糙

姜　鸣 -------------------------------------------------------------------------------- 　　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应如何把握，这是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历史剧当然要允许虚构的成分，但这里有个尺度问题。我想结合《走向共和》，提出以下看法，不知是否能找到共识。 一、涉及历史上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的时候，不能虚构 　　月有阴晴圆缺，戏有真伪幻化，此事古难全。但历史题材作品，即便虚构，也应当遵守所表现时代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和交往礼仪，在虚拟环境里营造出真实的气氛，这是体现编剧学识功力的起码要求，所以要创作某个时代的作品，就先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起码要先读读大事记。如果不遵守这一条，那李鸿章也可以穿着T恤衫玩电子游戏机了。 　　在《走向共和》中，这方面的漏洞实在太多了。如剧中称呼奕？为“军机魁阁”，就属生造概念。实际上，清代称首席军机大臣为“揆首”。又如剧中人说：康有为“有皇上的奉衣带诏”，也是虚构术语，康有为在海外宣传保皇，使用的是假的“衣带诏”，而不是假的“奉衣带诏”。再如科举，剧中人说：“我等……即将入京殿试，乃天子门生是也。”按照常识，这批考生都是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须考取贡士，再经复试、殿试，获得进士功名。由于殿试由皇帝主持，进士可以夸耀为“天子门生”，但举人是不可以的。 　　 　　清代吸取前朝教训，限制太监卷入政治运作，皇帝上谕，由军机大臣传旨，一般在每天早上见起时由皇帝授意，以“军机大臣奉皇帝面谕，字寄某人如何”的方式传递。在清末，外地的还直接发电报，用不着由太监对着大臣喊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更不会派小德子出京去传旨。这种太监传旨的状况，是明代以前才有的。 　　二、在编织历史故事时，不要随意滥用真实人物的名讳 　　用真人的名字去做全不相干的事，或给他安排张冠李戴的职务和经历背景，这个手法，在当代题材文学作品中，作家一般是不干的，比如人们不会编派许世友当清华大学教授，与宋子文一起官费留学西班牙之类。而在距离我们稍远的近代史上，同样也要谨慎，不能放手恣意而为。 　　李盛铎和张謇都是晚清名人，一个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的榜眼，一个是光绪甲午科(1894年)的状元，两人不在一科及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俩拉在一起呢？而且还把张謇说成是癸巳科(1893年)状元，而这一年根本没举行会试。 　　又如孙中山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参加者中出现了身穿水师军官服装的程璧光。此人原是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甲午战争中，就是他向日本海军提督伊东佑亨递交北洋海军投降书的，后被遣返归里。广州起义失败的剧情纯系虚构，但是否有必要让这样一个人物来掩护撤退呢？ 　　剧中瞿鸿？是从江苏布政使、学政任上，到保定参加慈禧的考试“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得最佳，入军机的。实际上瞿鸿？1899年3月6日以礼部右侍郎出学差，任江苏学政。1900年10月31日任左都御史，次日改工部尚书，1901年5月26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的发迹与慈禧考试无关(根本无此考试)。瞿鸿？的地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对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虚构履历毫无必要，况且学政根本是不能兼布政使的。 　　三、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常识，不宜随意虚构 　　作为历史剧，在演绎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违背常识，随意虚构史实或历史场景，是不严肃的，有害的，甚至会误人子弟。 　　剧中有五大臣1906年出洋考察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与他们的一通对话，居然说：“一百年前，首次制订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写进了总统任期不能超过四年两任等内容”。众所周知，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小罗斯福还做到四届总统，在其死后，美国人才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限制总统任期。 　　剧中刚毅还说：“昨天太后召奴才进宫说闲话的时候，也说起礼仪之事。说是圣祖康熙爷，当年为了洋人不行我大清叩拜之礼，一怒之下，将洋人全部赶出我大清……”这是把乾隆年间的马噶尔尼使团做由头瞎说了。我不明白，如实说乾隆爷如何拒绝英国国王的通商请求，难道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云？ 　　剧中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受伤，在接着的谈判中，伊藤博文说：“辽东半岛贵国可以不割，但利益必须让，澎湖列岛割与不割可另案谈判，这两条都可从马关之约中去除。”这是严重歪曲史实。剧中签定《辛丑条约》时，李鸿章对奕？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王爷，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哪，我来吧。”这等于告诉观众，参加议和谈判的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奕？其实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试问这样的文本西方国家外交代表会承认吗？至于说《辛丑条约》规定要杀174个中国大臣以谢罪，也是纯属虚构。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个最有影响的不平等条约，编导为了塑造李鸿章的人物形象，随便篡改其内容(包括签字人)，这是不可以的。 　　四、历史真实一定不如虚构来得生动吗？ 　　对于上述篡改，作者辩解说，艺术虚构是为了让作品好看。假如历史事实在演进时过于散漫，这也算是一种搪塞的理由，但对于有真实记载可做依据，本身也富有戏剧冲突的场景也去胡编乱造，就会使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历史演变本身的生动之处，只要真能深入发掘，往往远胜于常人想象；只是这种从历史深处的发掘，比起天马行空的虚构，要吃力得多，也需要更大的功力。 　　这里试举一例。戊戌变法是以发布翁同？起草的“定国是诏”开始的。此后第四天，翁被开缺。这是一个大疑案，也是变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剧中光绪问翁：“翁师傅是属马的吧，明天是翁师傅的七十大寿……”光绪送了一把太后赏赐，他本人又写上“翁师傅”三字的折扇给翁同？。翁不解：“时值天凉，太后赐这个，不知何意呀？”事实上，翁同？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肖属虎，68岁。按阴阳历换算，1898年的生日为6月15日，恐怕也无须叫做“时值天凉”。 　　其实翁同？那几天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日记中都有清晰记载。他6月14日中午从城里赶到颐和园参加军机处值班，心情平静，全然不知紧张的政治谋划正在背着自己进行。次日早上，翁同？起床后向空叩头，纪念自己的生日，接着他去军机处值房看折办公。到了叫起的时候，太监通知说，翁某不要进去。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独坐着，看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据考证是光绪亲笔，而不是军机大臣代笔)，命将其开缺。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上，李鸿章来看他，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军机章京都来告别。中午，光绪皇帝驾出，翁同？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从此，翁同？离开了颐和园，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正是这天上午，光绪接见了康有为。这样真实生动的场景，为什么不能成为创作的基础，非要统统摒弃，然后虚构出太监捏着嗓子，对着撅起屁股磕头的满殿文武喊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 　　五、不能因为观念和情感的需要，任意歪曲历史 　　一部严肃的历史剧在叙述重要事件时，不能借口文艺创作的权利，掩盖、伪造或歪曲历史真相，而使之顺从于观念或情感的需要。这也应成为共识。 　　《走向共和》是从讲述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展开剧情的，但讲述的情节基本都是虚构。毫无疑问，颐和园工程是清末政治走向腐败的一个标志，同1874年恭亲王率领王公和大臣们抵制圆明园工程上马的精彩斗争不同，到1886年颐和园工程启动时，整个官场的反对降到最低的程度，而阿谀奉迎却大为上升。无论光绪、醇亲王、李鸿章，还是翁同？、张之洞，都没有积极劝阻，还起劲参与筹集资金的活动。但编者显然在这里运用了双重标准。 　　“海防捐”不是为颐和园筹资发明的，而是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为筹集海防经费而设立的“开源”手段，这是得到清政府批准的合法行为。翁同？主持的户部，订有专门规则，在全国广为推行，直至甲午战前。所筹款项，一部分被挪用于园工，但大多数还是用于海防，比如旅顺口船坞，就使用了海防捐的资金，这个船坞，现在还在使用。回避这些事实，把主要责任放到翁同？个人头上，并作为本剧主要卖点反复渲染，这样做妥当么？ 　　但与此同时，编者故意回避了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海军报效案”。1888年，醇亲王通知李鸿章，复修颐和园经费不足，要他设法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工程使用。在李鸿章的发动下，各地督抚积极响应，超额认购，总数达到260万两，仅张之洞就报效了100万两（剧中改成了捐给北洋海军100万两）。为了避人耳目，将此称做“海军经费”。在李鸿章向各地督抚的通信中，有许多有趣的言论，比如他对张之洞说：“此为功力，岂可测量？”但一涉及到编剧偏爱的主要角色，就宁愿“割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上面谈的，其实只是对严肃的历史剧提出一些希望。多少年来，历史学界和相当一部分观众都希望能有好的文艺作品，来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灿烂历史画卷。我们等待得太久太久，以至有人以为，要真实严肃，故事就不会好看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但我相信，这样的好作品终究会问世的。 附：戚其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戚其章认为，《走向共和》以展示正史的面目出现，却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这比“戏说”历史的危害要大得多，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正史去读，要警惕这部电视片造成的负面影响。 　　戚其章说，《走向共和》的历史视线很长，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很多，每个问题都应当认真把关，这不是一两个专家能够钻研透彻的，面对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不能草率从事，要集中有关专家集体研究，才能把握好分寸。他以“翁李关系”为例说：“‘翁李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电视上表现的似乎是历史情节，实际上离开了历史真实，张冠李戴、捕风捉影的成分很重。剧中北洋水师所需60万两银子购买新式快炮，这份报告是丁汝昌上报李鸿章的，根本没有报到翁同？那里，与翁同？无关，却给翁同？戴上了克扣军饷的千古骂名，这是非常不严肃的，我已经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反映。而且‘翁李关系’也并非是剧中表现的水火不容那样，实际是‘和而不同’，翁、李二人政见上有同有异，私交上一直保持得不错，这从两人的信件往来上看得明明白白。”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李鸿章老于官场，他的见解未必错，但处理问题却多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仅仅从一些文献资料中断章取义就会做出不正确的判断，所以要察其言，更要观其行，要切实考察历史事件。 　　戚其章还认为，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对历史上的问题要全面看，看主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走两个极端，实事求是是最起码的原则。戚其章说，近代史上“恶传”的史料很多，稍有不慎就会颠倒是非。1962年上演的《甲午风云》，引发了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为澄清这段历史，历史学界有一场非常严肃的争论，就是要用真实的史料还历史以真实。现在上演的《走向共和》将引发的不是对一两个人的评价问题，涉及了近代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包括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 　　他最后特别强调，对近代史的研究尤其要采取审慎严谨的态度，因为这段历史至今还和我们现实的历史紧密联系着，要看到一部历史里蕴涵着一个国家的国魂。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特别要去发现历史中爱国主义的因素，这对研究近代史特别重要，从这一点看，《走向共和》挖掘得显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