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1) -- 擎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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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生活看，1962―1966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

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196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

［国外有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中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其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似乎已表明不那么完美。一些“四不清”的个案被揭发出来，其根源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对政治生活的侵蚀。］

5、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

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