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1) -- 擎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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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

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因此，《23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

但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中央部门中的“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出加上的，从而对“中央”二字作了限制）。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时下定撤换刘少奇的决心。①

①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党委会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虽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