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1) -- 擎箭天使

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何 新

文革是20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1966―1976之十年间政治风云波诡云谲。近年来，其真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与记述已逐渐显露。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复杂曲折之进程，却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①毛泽东著作和言论，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后，所尝试作出的一个系统性解释。

①本文所据及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报刊及书籍。多数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的回忆录。

文革之爆发，上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制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动力原因。但其主导因素则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斗争。

本文不拟深入涉及其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的更复杂背景，而仅试图就从文革准备期，以及文革进程中的政治斗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这种政治斗争的幕后力量，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内容，这种政治斗争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释为政治派系之争或个人权力之争。这显然是片面和浅薄的。故更深入的历史分析，尚有待于来日。

有人曾说，文化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我相信此文应可以解开这个谜。我写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个人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

上篇 理论准备与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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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①

①据邓力群（曾任刘、陈秘书）讲：“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派，运动的重点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赞成。他讲‘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 说是各讲各的。”（邓力群1981年7月30日讲话）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②

②即所谓“听毛主席的话”与“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中后者对领导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错误以至罪行。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9月15日毛给刘的一信，毛建议刘读《文汇报》一文“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然后写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社会也是如此。”这似乎是隐晦地批评刘当时正酝酿再版的《论修养》一书及彭德怀问题。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认为刘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并提出批孔问题。这一观点姚文元将其写入于当年8月1日发表之两报一刊社论中。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纪“五四”以后第二次大反孔）的先声。

五、社会背景（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②

②这是导致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

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①

①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不是目的，而应当从属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目的。“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②

②毛泽东1967年2月8日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无条件相信抽象的群体“人民”是历史动力。

毛泽东始终崇信群众，蔑视精英。林彪曾发挥毛的这种观观点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迹似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向崇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根源。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仅是要搞掉某些官员，而且要改造整个制度。但是对于新制度，毛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蓝图。他寄希望于群众的自发创造，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众的首创精神。①但是，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却也都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放纵有直接关系。

①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1960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