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1) -- 擎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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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使大跃进中的决策失误不能得到纠正，因此经济形势严重恶化。

在此形势下，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准备系统研究经济理论，①实际也是向政治局承担了大跃进中经济领导失误的责任，从而把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重新委托给刘、周、陈、邓。

①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1959.9.15）

同年12月30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1年以后，刘、陈在经济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调整方针，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等“大跃进”的方针全面向后退却。刘周陈提出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①其基本思路是缓和党内和社会内矛盾，恢复秩序，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刘、邓在政治上试图为由于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右倾”的干部平反。这些作法，当时毛迫于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保留的。

①1960年8月，周恩来主持发生《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方针和政策。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与要求进一步追究中央经济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林彪、陈伯达从政治上对毛给予支持，提出必须坚持和高举毛旗帜。而刘、邓、彭则认为，反思大跃进错误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后再度发生类似的错误。（在此次会后，彭德怀向中央上呈“万言书”，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一提法，把经济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问题，实际上彻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对外则展开了批判苏共的斗争（组织和发表了“九评”）。然而，对于这些势必导致党内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方针，虽然在全会上得到通过，但在高层并没有得到多数领导人内心中的真正认同。①

①1962年2月，王稼祥上书中央，要求调整中央对外、对苏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这就引起毛的愤怒。他觉得大批干部靠不住了。因为他相信，至少“在农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人手里”。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资”的当权派。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展开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中的方向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