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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1) -- 擎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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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背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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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彻底遏制了知识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为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

随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反对“反冒进”斗争,批评周恩来、陈云(中共历史上的“国际”派领袖),同时也间接触动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反对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转一个在党内从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毛泽东批示中说: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

“其中关于(6届4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子,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

反冒进斗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1957年10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15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为此,在反对刘、周、陈的“右倾”之后,毛泽东收回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亲自走向第一线,抓钢铁产量和建立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但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欲反左纠偏,调整大跃进的失误。但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历史上曾与毛闹别扭的人)先后上书和发言,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对党的方针路线(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路线)作根本性的反省。这样一来,对于大跃进的得失之争就转变成争夺旗帜和最终决策权之争(彭、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关于决策权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作出反击,免除了彭张的职务,将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毛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乘风破浪,高屋建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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