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初探—欢迎批评，骂人也可只要有理 -- 老绵羊

题记

内容摘要

一、研究途径：理性选择理论

二、改革新思维：改革动力学

（一）政治过程论

（二）政治惯性

（三）改革的核心——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

1.当前中国利益格局

2.改革的目标：利益分配

（四）改革途径殊途同归论

（五）改革成本论

1.改革成本的分类

2.时间——成本曲线

（六）如何选择改革的最优途径

三、变被动监督为主动公开——改革的最佳模式

（一）信息公开的理论分析

（二）信息公开的优势

（三）信息公开的落脚点——财务信息公开

（四）信息公开的实施步骤

1.全国性互联网技术支持

2.改革人才流动和经验扩散

（五）信息公开的配合政策

1.公民论坛

2.激励机制

（六）信息公开的有效实践：应急事件处理信息公开

题记

最近读马斯泰罗内的《欧洲民主史》，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1848年发生了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其直接原因是1847年粮食歉收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但是根本原因却是由于政府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群众之间、政府与臣民之间的严重的分裂和对立。对比我国现在的社会现实，考虑到我国的基尼系数，我们很可能已经具备的第二点，如果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危机，后果可能不堪想象。

既然社会秩序面临危险，就必须从总体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以便铲除现存弊端的根源。

内容摘要

因为比较长，就给时间宝贵的人写一个摘要。

由于政府行政不规范性程度高以及中国人缺少纪律性，研究我国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方法，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展开分析，通过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

要意识到改革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分配方式，匆忙的引入先进制度，极有可能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任何物体都是有惯性的，人类社会也是一样。这种惯性既是一种思维以及心理上的惯性——当人们习惯了一种事物的时候，它的存在似乎就成为一种自然及合理，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惯性——固有的组织形式和利益结构会自我维护甚至自我强化。在我国，因为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官僚结构，这种政治惯性就变得非常的大，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极大的推动力才能成功。

中国社会主要分为三个群体：中央政府和垄断央企；地方政府和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的市场力量——这些市场力量包括地方性国有企业和与政府关系良好的甚至是官员本人的亲友所经营的私营企业；普通民众。改革也就是改变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可行的改革方案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和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绝对数量没有明显缩小的情况下，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地方性利益集团对民众抽血式的掠夺，在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有效提高底层工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使普通百姓可以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红利。这其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将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投入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使人们在“有钱花”的基础上“敢花钱”。

改革途径殊途同归论是指从逻辑的角度讲，各种改革措施如果能够全面深入的贯彻执行，都可以取得社会需要的效果。

改革的成本分为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改革的成本随着时间变化是一条先赠后减的曲线。我们选择改革的途径，就是要比较这条曲线上的改革攻坚的成本和改革成功之后的新机制运行成本。

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时候，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尽要可能小的改变现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二是要尽可能小的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和政府结构。三是要避免追究个人或集体的历史问题。四是既要能够发挥群众的力量，又要维护政治稳定，不能过分煽动群众情绪。

满足这些条件的改革方案就是包括详细财务信息公开的政务信息公开。

从理论上讲，满足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存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时候，那么就会必然产生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解决的方法就是政府信息公开。

“主动”一词代表了诸多含义，公正、自省、包容和问心无愧，当政府敞开胸怀主动公开心行政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的时候，“执政为民”“利为民所谋”等中央反复强调的执政观念也就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了。

政府各部门大大小小的事务也都与金钱挂钩。抓住了钱的问题，就是抓住了所有问题的核心。如果能够把政府部门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都理清楚，不但可以监督资金的流向，而且可以清晰把握政府部门各项事务的脉络，将极大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财务公开制度可以使政府在公开财务信息的同时，也公开了各项事务，公开了其履行职能的过程。

以政府信息公开为根本推动力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全国性互联网技术支持和合理的人才流动和经验扩散。需要建立公民论坛和相应的激励制度等配套措施。

我国从应急事件处理的信息公开实践中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按照同样的心态、魄力和方式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改革，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公开制度，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就开始走上了坦途。

一、研究途径：理性选择理论

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有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分析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中的异同，总结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演进规律；历史研究法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把握一国政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规范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立场，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展开分析，通过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进而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实证研究方法则是利用数理工具，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总结出实践性的理论和经验。

在中国，这几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对于历史研究法，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对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很难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恰当的答案。

对于实证研究法而言，因为中国特殊的情况，现实案例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无法保证，使得实证研究先天不足，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理论进展，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对比较研究法而言，一部分学者坚持政治科学的共性，认为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国外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坚持“中国特色”，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现实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能照搬国外的政治理论，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实际上，不论是“共性论”着还是“特色论”者，都在相互攻击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人类社会和政治科学的基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科学，但是我们不能把西方的政治科学理论“套”在中国身上而得出这样那样似是而非的结论。我们应该在最基本的政治学假设的共性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中国的政治理论。

所以，最佳的研究范式应该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方法，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展开分析，通过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

中国目前的政治学研究集中于偏重静态研究宪政制度分析和偏重经济关系特别是财政税收关系的行政机制研究。比较而言，注重动态的、心理的博弈分析的理性选择理论应该是更有效的研究途径。我们研究政治理论，不紧要基于生产力的状况，基于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现状，更要关注人的精神的变化和需要。体现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理性现则理论可以指出社会的变化的方向。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科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理性选择理论从各级各类政府及其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取向出发，注重对各类政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理性互动进行研究。政府官员和政府自身同样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有自身特殊利益追求。政府官员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小集团利益及个人利益的代表。这种利益取向上的“三重代表”身份，促使各级各类政府都会不同程度的追求自身利益。

特别要强调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 “人治”的政治传统，使得政府行政不规范性程度非常高。中国特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特殊的官僚金字塔型结构，致使主要行政首长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利益就显的分外的重要。制度的规范就是为了约束个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政府行政不规范性使得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人”可以随心所遇的按照自己的意志为自己谋取私利，不管这种“理性”的选择是否会危害他人。领导的命令可以很轻松的冲破规章制度的层层阻碍——或许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阻碍。这种情况下宪政制度研究即使能够给出制度和政策建议，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理性选择途径就成为最佳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的缺少纪律性，有是非观念而无道德标准，总是喜欢规避规则寻找捷径，喜欢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现在一些地区流行的“标准化建设”，主要作用只是写出一份文件并把之存档，很少有人把这些程序化规定真正当会回事，所以这些规章制度也很少被真正的落实执行。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德国的中国外事团队办理出入关手续，每个人都要办理。德方职员把每一个表拿出来，让随行人员填好，办理完结之后再拿出一张表来给下一个人。中方的人员就觉得这样做看起来“很愚蠢”，和德方交涉，希望能够一次性拿出足够表格让大家一起填，省时间又方便。德方职员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因为“规定”。这种事情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遵守规定差不多都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在缺乏纪律文化的中国，宪政规范研究即使给出答案也很难是成为有效解。

二、改革新思维：改革动力学

（一）政治过程论

我们研究政治科学，是希望构建某种良好的社会制度，并且给出构建这种制度所需要的条件。但是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直接从这种制度一下子跳到另外一种制度。我们今天不断的在谈论“民主”与“法治”，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人们可以平等的共处，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民主和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许多条件，需要强大的推动力，进行复杂的多方利益博弈。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平衡。我们现在就处于一种纳什平衡中，如果不能让所有的人同时改变自己的策略构建新的平衡，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在别人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改变自己的选择。而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整个社会的整体瞬间突变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希望新的制度会“很轻松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建立。我们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推动社会变革的产生。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改变已有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互动都是不同群体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和斗争。

目前的政治现实是，依靠体制内特权而获利的群体——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全部政治权力和绝大部分经济权力，特别是该群体内生的以及因不断被“吸纳”而进入该群体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媒体、学界乃至行政机构和暴力机构。我们现在需要做得核心是用政治限制“精英阶层”“权贵阶层”对人民的掠夺。在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根本性的改变目前的利益分配结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被取消，他们的不合理的收入被没收并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给普通人民——增加社会福利、提高收入水平、获得资产分配等。

但“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去做这种看起来“损己利人”的事情，也不会允许别人这么做，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会让既得利益集团陷入法律和道德的深渊中，而他们是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不管这些利益合不合法，他们都不会主动的把这些利益让出来——这不符合理性人的逻辑。而且中国的文化中也没有把“要留给儿孙后辈”的财产拱手送人的文化传统，亿万富翁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资产捐出来做慈善失业，这在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而且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即使“既得利益集团”中那些有良知、有远见的人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分配给大众，也是行不通的。不说他们内部的问题，单单是他们让出自己的利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们之前的利益不合法，等于向人民交代了他们自己有问题。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中，这样做的下场将是悲惨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游戏规则来改变利益分配方式——如地方政府民主化，实行党政分家和地方行政首长直选制度；发动人民性政治运动；开展“廉政风暴”等政治斗争等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可能的结果就是政治动荡、经济瘫痪以及社会动乱，或者是改革流于形式，像微风一般轻轻吹过，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我们能做的是在先不改变目前的社会结构的方式下采用温和的措施现行改变利益分配方式，并逐步建立政府行政的规范性，在利益分配方式变的更加公平合理的之后推动进行体制改革，最终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我们希望的社会变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这样，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阻力都会小很多，改革的可操作性就会大幅度增加。可以说选择了温和解决方案，就是结束关于理论原则的辩论，使旨在解决冲突的法规得以实施。我们不一定非要从理论上实现什么制度目标，解决社会冲突，就是最佳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改革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分配方式，匆忙的引入先进制度，极有可能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改革既然是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建立改革的动力学模型。

（二）政治惯性

任何物体都是有惯性的，人类社会也是一样。这种惯性既是一种思维以及心理上的惯性——当人们习惯了一种事物的时候，它的存在似乎就成为一种自然及合理，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惯性——固有的组织形式和利益结构会自我维护甚至自我强化。各种政治现实，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不论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还是致命阻碍，都有其惯性。政治惯性的一个成因就是多方博弈结构。按照博弈的纳什均衡原理，多方博弈中没有人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选择——即使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没有所有参与者的一致行动也是难以实现的，而大范围的集体一致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因为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官僚结构，这种政治惯性就变得非常的大，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极大的推动力才能成功。比如说挥霍浪费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普遍性的集体行为的时候，它就具有了几乎无法靠个人力量来改变的惯性。

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30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像一个巨轮，在滚落中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向着一个悬崖飞速冲去。这个时候，巨轮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前面的悬崖，要避免越来越近的悲惨命运——摔得粉身碎骨，想站出来阻止这种自杀式的前冲。但是，他如果妄想凭借自己的一人之力阻止巨轮的行进，下场只有一个，就是被巨轮碾的粉碎。于是他只好等着，虽然早晚都是死，但是晚一些比早一些好，而且说不定因为巨轮够大，摔下山的时候能砸到别人身上，也许还能苟活。这就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现实。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但是理性的选择让他无法站出来做些什么。

那么该怎么办呢？回到那个巨轮的例子，我们不是要站在巨轮前面，妄图阻止他的前行，而要给巨轮上装上一个刹车装置，让巨轮自己慢慢的停下来。我们要采取一个温和的管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行政廉政化，让新的管理机制使整个政治局面有序快速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