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三章　　　人间地狱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在土改农民分得土地以后，农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政权的狰狞面目逐渐暴露出来：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

　　　　由于农场犯人都是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即便有几个积极分子，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管教干部开明，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1958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杞县县委书记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风。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红旗飘飘，人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男人一同挖土石方，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赶英超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任书记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发现任书记眼中闪烁着热泪，流露出一种痛苦和迷惘。到晚上开始文艺演出，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父亲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在中间艰难地、跌跌撞撞地走，当时的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后来父亲他们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帐篷（【注】因为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看上去向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都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19××―1958。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故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挎着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活像马戏团的小丑。我的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真是可恶、又可笑。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也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他们会让“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拒绝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创举――“居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发明。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居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很陌生了。那么，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儿童村”和“老人村”。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1959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是还是饥饿难忍。农场有一个用甜菜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父亲的那枚军功章，就是那时换了吃的。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杞县县委任书记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后禁不住失声痛哭。一天夜里，被这些令人发指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任书记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们打游击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任书记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任书记别再说了。

　　　　1958年，我母亲居住的豫北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先说要“15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7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东西，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那时农村还开展劳动竞赛，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民主”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哭爹喊娘。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无休止的过度劳累之中。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总是叹息着说，好多一同干活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粮食。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河南土话，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招徕横祸，挨批斗。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捏着鼻子哄眼睛。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上级来参观检查时，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一句话决定。当时我的母亲7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2000年，我母亲在电视上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居家并屯”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法西斯集中营真是一模一样。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7岁就得了关节炎，终生折磨着她。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是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外公挖河时，村干部如同奴隶主一般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挖河的奴隶们每天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都结了冰。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但还是必须上工。很多挖河的奴隶因为冻饿和劳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里，死在下工回家路上。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村里老年人讲，那都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死的棒劳力。

　　　　1958、1959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60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1960年。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1930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从苏联――中国――柬埔寨，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1959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1960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了。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六十来岁了，原本身体很健康，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1960年2月，老人就饿死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1960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瞪眼胡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仍然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9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死亡的阴影徘徊在村庄里，死神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如果打得太早，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那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把饭煮糊，这样在锅底形成比较稠密的糁疙瘩自己吃。母亲看到这些椹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亲戚，（我的母亲叫他“船叔”，那么按辈分我该叫他“船姥爷”）当时40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猪饲料回家，由于猪饲料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从那以后，滑县农村多了一条不孝敬老人的恶习，至今未能扭转。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八十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80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90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1960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经常乘人不备往兜里揣一点面粉之类的粮食往家里带。大姨家的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外婆把我母亲送到郑州大姨那里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亲就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1961、1962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11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1962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实际上，豫北的饥荒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100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10万人，有639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枪毙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3000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3000万还是2000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1960～1962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1954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1954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1960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1959年秋后，到1960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1960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1949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还有所放松，然而饥荒竟然是在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人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卑劣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两天没人能熬过去，于是就那么死了。直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三、转机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3000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40%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1961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1962年开始，农村开始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三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1963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1962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

　　　　我的母亲于1965年小学毕业，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好，还戴上了红领巾。可以说，1963年到1966年算是她童年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中国正在搞“抗美援越”，因此我的母亲小学毕业语文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几乎可以改变母亲一生命运的事：那是1965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当时母亲14岁，身高长到了1米65，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是当政审时看到成分是“地主”，于是泡了汤。后来又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下来。

　　　　　　　　　　　　　　　　　　　　　四、在大森林里

　　　　1963年，我的父亲解除劳教释放回家。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回家不久，恰逢铁道部第N工程局（【注】该局系抗美援朝时期的铁道兵部队转业而来，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铁道部第N工程局”，简称铁N局）招收工人，于是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起初，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N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了，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当时刚刚经历过1959～1962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1964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一千多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是这里却成了他们的不归之地。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的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怪，姓ti，写作走之旁加一个瓜熟蒂落的“蒂”字，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ti疯子。解放后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回来，谁知道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父亲的同事。由于受到刺激太大，他显得有些疯疯癫癫的，常常语无伦次，所以人们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他一辈子没结婚，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人也没人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后他回印尼探亲，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并不是真疯。

　　　　　　　　　　　　　　　　　　　　　五、无名英雄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摇动着向前走。刹车装置比较土，是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五个人在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惯性作用轨道车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长急忙拌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已经沤糟了，一下子断了！轨道车就象脱缰的野马走得越来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可是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拾起木棍在后面追赶，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个火车站，我父亲已经看到了车站内行驶的机车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父亲没跳，他想：“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正在行使的火车将会是一场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父亲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包裹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父亲一看机会来了，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轨道车掉道了！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了下来。好在东北冬天积雪很厚，父亲被甩到积雪上居然没受什么伤。一掉道，轨道车就没劲了，又滑行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父亲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后来，单位也来了人了解这件事，了解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了――因为我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在随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却表彰了那个工班长，说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还授予他个英雄称号，但对我父亲的事只字不提。我的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壮举，在那个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父亲，很惭愧地对父亲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的父亲微微一笑，说这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