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二章　　　解　　　放

　　　　　　　　　　　　　　　　　　　　　　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1947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决非善良之辈。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某村有一个地主，穷人来抢财宝时那家人不愿意给，结果那帮穷人勃然大怒，一拥而上把这家人活活钉死在他们家的大门上。

　　　　外公、外婆都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装的大地主，一听这个传闻，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大姨、舅舅跑到安阳、新乡等地逃难。当时时局混乱，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长期拉锯。仅豫北这块地方，就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武工队、杂牌部队、地主武装、土匪老抬等几大势力。外公他们出逃时赶着一辆牛车，带了一些干粮和浮财，结果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车、浮财都被抢走。一家人扶老携幼，终日奔波躲藏，最后竟然落得全家栖身破庙，每日像叫花子一样讨饭。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镇上讨饭。走到半路，碰到国民党抓壮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两个国民党兵在后面追赶，还朝天放枪。幸而前面有个街道拐弯，又是一条岔路，外公沿着其中一条岔路跑进去，看到有个麦秸垛，便一头扎了进去，又用麦秸把自己全身盖了起来。过了片刻，两个国民党兵赶来，一边骂，一边在麦秸垛上用刺刀戳了两下，转头又朝另一条岔路追去。外公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庙里的外婆他们看外公一天不归，以为遭到了不测，简直要急疯了。幸而在此时，外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就这样一路千辛万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乡附近的小河镇，正巧碰到一个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们好几个月。后来，豫北还乡团头子王三祝反攻，共产党武工队暂时转移，局势渐渐平静了下来，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们回到家一看，家里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车都不见了。屋子里的地面也被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穷人在挖掘屋子里是否埋了金银财宝。其实他们想错了，类似于外公这样的小地主，家底虽然厚实，但全都是土地，金银财宝之类的贵重东西，是没有的。

　　　　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回到家里，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组织起来，雇佣了一群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那天夜里，外公被叫到堂兄家里，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外公一听要杀人，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堂兄一见，掏出一把盒子炮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你今天要是不画押，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外公没办法，只得在自己名字上画押。

　　　　外公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让他出钱杀人，特别是都是自己家的亲戚，他自然更是心惊胆战。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连夜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逃走，贫协主席逃生了。后来半夜里枪匪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这实在是一场悲剧，无论杀人的、被杀的，都是姓张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杀的积极分子中，本村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忠厚的老实人。其中一个，被杀前一天还来家里串门，跟外公坐了大半天。被外公救了的那个贫协主席，丝毫没有感恩戴德的感觉，在没收、瓜分外公财产时仍然非常积极；外公后来判刑时，贫协主席也并未对外公施过一只援手。

　　　　此时滑县尚未解放，村子里走马灯似地过不同的队伍：有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来，有时是杂牌队还乡团骚扰，有时则是土匪老抬来抢劫。外公外婆没见过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么队伍，只知道这些队伍一来就要钱要粮，弄得鸡飞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发现院子里睡的都是兵。这些兵跟以前来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起来后打扫了院子，还帮着外婆把水挑满，然后就开拔了。外婆在战乱中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军队，惟独这一支令她感到亲切。直到几十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的情景。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外公、外婆原本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勤俭之家，这四十多亩地产，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他们热爱土地并没有任何罪过。外公、外婆这样的人，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把他们的成分划作“地主”、“剥削阶级”而加以压制和歧视，实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过，外婆的哥嫂是一对恶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俗话说，“龙生龙，凤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也成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样吃喝嫖赌抽大烟，其中一个还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后，无儿无女，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把老头子家的钱往哥哥家里偷，买了不少地。谁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个儿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买地，他们几个就偷偷卖地。后来土改时，赵老太爷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从原来的赵家里被赶了回来。此时外公被抓，外婆家境艰难，于是外婆的姐姐回来后住到了哥哥家里，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这个苦命的女人没过多久就疯死了。

　　　　外婆的哥哥为了吸食鸦片，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精光，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还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不过，外婆的哥哥倒是时来运转，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后，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1981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婆一想起来还常常后悔：要是当时不那么省着过日子买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样吃了喝了，或许这后半辈子还不至于这么倒霉。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不是依据行为好坏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昔日血债。当年雇佣枪匪杀害贫协积极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无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以给人放羊为生，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有两个被枪决，其余几个全都判处20年徒刑，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动改造。我的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8年劳动改造。后来由于外公表现好，减了两年刑期，1958年获释。

　　　　对于外婆这样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来说，家里男人被抓简直不啻是天塌下来一般。那段时间外婆整日以泪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给贫协主席通风报信救了他一命，为什么竟然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外公被抓走以后，外婆每天都要领着大姨，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诉说冤情，但均无果而终。后来，外公被判了刑，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次下了很大的雨，管教干部见他外出采购迟迟不归，就满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8年的刑期减为6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我的外公。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又声如洪钟，也很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1952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之所以住到我们家来，是因为我的外婆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也没什么办法改掉。后来，一个村干部想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村干部顶了回去。当时母亲一岁左右，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亲，那个逗逗。那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整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珍的，比我母亲大两岁，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总是手里拿一个鞭子，见到母亲就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当时前面提到的那个改珍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珍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也都不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等在改珍家门口。改珍看见以后，不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四、兄弟姐妹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小名叫郑八，虽然也姓张，但是出了五服。郑八成分是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弹致残，立过三等功。这样的出身和经历，郑八自然是新政权最欣赏的人物，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来提亲时，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其实他没这个本事。

　　　　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人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大姨死活反感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熟知他为人凶残、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就住在我们家里，队长姓姚，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就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姚队长就谎称和大姨谈恋爱，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因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尉军衔。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单弦《江边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张××（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作为“三种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军报》社，调到湖北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身体一直不好，于1967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动员学生参军，于是二姑就参了军。二姑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林××，原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二人均已离休。

　　　　我的叔叔解放时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被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1985年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完成学业，上了初中。由于1948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2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2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几年就把这笔钱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时恰逢解放军到学校挑人，于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父亲当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6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居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枪毙过人。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害：一夜之间，一个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的，但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以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改成对着心脏开枪。不过对着心脏开枪也有问题，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枪也不死。实际上，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反革命有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了。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有些人甚至都认识。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争辩、哀求，可都没有用。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再复活了；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复员后就留在开封教书。这时，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想来想去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了。此次大姑虽然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六、新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的最初几年，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作威作福的旧官吏；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积极。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一些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也自然没啥牢骚，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直到今天，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开封市各界在体育场里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时年18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1953年以后，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在汉口时，有一次他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接连不断。父亲喜欢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军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很好。可能当时东德生活太艰苦了，结果那四个人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全国各地城市、厂矿、甚至农村去演出。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他还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在部队文工团期间，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惩罚那些异端？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景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因此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农民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何况还管不好？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政权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1955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查处，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逐渐扩展到职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亲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军官，这个人曾经被俘过。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为止。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偷偷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很快父亲的行为被检举揭发了，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脑子比较简单，因此倒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清楚，国民党时期由于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虽说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那就是弥天大罪，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就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1955年冬的一天夜里，绝望的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父亲经历过抗战、内战、镇反，也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紧接着，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苏联发生的对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16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15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原样刊登。于是中国的“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1955年冬天的这一次 “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实际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那么一场类似于苏联在1937～1938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幸运的是，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1957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45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九、“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平静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天天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的未来。人们欣喜，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既然共产党都号召了，我的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父亲当时年轻，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于是，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当时他才22岁，新婚仅仅4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适，于是整他的人又罗织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6年，押送农场改造。

　　　　宣判大会在开封市委礼堂举行。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人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专政”。很多“右派”、“坏分子”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的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却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斗会上最积极的，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仇恨劲头，仿佛这些右派、坏分子就是她们杀父仇人一样。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22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空气太浓，谁也不敢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共产党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整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一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不出冤假错案才算怪事。

　　　　当时大姑所在的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说一句意见，只是说共产党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嘴特严实，就说共产党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好。领导见状也就只得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后来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食堂办得很差，菜洗得也不干净，菜汤上居然浮着一层蚜虫。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见状，开了句玩笑，说：“食堂做的不是菜汤，而是肉汤啊！”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就定为右派，第二天就来人把他押走了，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犯上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共产党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反右”中最令共产党不能容忍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十、“洋劳改”

　　　　父亲服刑的农场以前是关押刑事犯的。1957年反右以后，这里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一开始还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这些“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些穿皮鞋、戴眼镜手表、穿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的“劳改犯”，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

　　　　苦难是检验夫妻之间真正情感的试金石。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然而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通知书。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

　　　　刚到农场的日子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注】和父亲睡上下铺的任××就是原杞县县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当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因对主张实行“民主”而遭殃），于是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后来看管得松了，自由一些以后，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实际上，一开始很多“劳改犯”还心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一贯积极”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经常向管教干部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前N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积极”的人，他长得英俊，又年轻，原本也是正春风得意，结果没把握好，跟上级老领导年轻的老婆搞到一起了，栽了跟头。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前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却不进行政治学习，怎么能够进步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危险的倾向。”一贯积极的陈部长这一番说教，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父亲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还是组织部长？看清楚你自己，你跟我们一样：洋劳改。”陈部长实在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种奚落，顿时楞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