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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2 -- 碎片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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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苏联援华工业中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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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资料

    在帮助中方建设各个项目时,苏联也提供了各种工厂设计图纸、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设计和其他技术资料,这些是建厂和生产所必需的。除了“156项工程”之外,至少还有几百个大企业也需要苏联提供设计和工艺资料。有些不在合同中的技术资料,如果中方提出来,苏方也可以提供。比如,按照合同规定,苏方只须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设计资料。当中方想要仿造吉斯157型越野车时,苏方提供了这种车的产品设计图纸。

    苏联的很多设计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是通过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商和转交的。到1966年,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开了15次会,苏方向中方提供的资料达6536种。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资料(表4)。

    表4 1949—1957年中苏两国交换技术资料统计表

    交换的技术资料 苏联给中国的(套) 中国给苏联的(套)

    基本建设设计 751 1

    机器设备制造图纸 2207 28

    工艺过程说明 688 55

    总 计 364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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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方面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到一九五九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各国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提高中国工农业的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生产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相互提供技术资料时,采取的是互相支援的优惠办法,不按专利对待,仅仅收取复制资料的成本费用。”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论战复信中说,苏方帮助中国建设了198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向中国提供了 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该信强调,当时还在对中国的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苏中关系》一书指出,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实际上无偿送给中国24000套科技资料,其中有1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图 。

    中苏合作所交换的技术资料有大项和小项之别,大项由小项构成。这有可能是造成统计数字差别很大的一个原因。统计范围的不同也许是出现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包括军事技术资料的。

    技术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文件。接受了苏联的产品设计、工艺和其他技术资料,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苏联的技术标准和工业标准。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技术资料中就包括各种标准。比如,机械工业的技术标准多数是参考五六十年代苏联标准制订的 。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中国还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和期刊。仅在1951年中国就得到了苏联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院和苏联其他各科学机构出版的32000册书刊。1952年,苏联免费提供了近5000种书籍,其中许多列入了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同年,中国出版了756种、860万册苏联书籍的中文译本。在以后的几年里,苏联书籍以更大规模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

(三)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

    通过援建项目的成套设备、工艺资料和其他技术资料,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量具刃具、动力设备、发电设备、矿山机械、采油设备、炼油设备、汽车、履带式拖拉机、仪表、轴承、开关、整流器、胶片、重型火炮、坦克、坦克发动机、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东欧国家仪表、无线电零件等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另外,还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机床、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铁路机车、电工器材、兵器等产品的设计或制造工艺资料。其中,大多数产品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类型与规格,或者即使有,也很落后的。

    1956年周恩来说:“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些设计机构扩大规模。比如,1951年7月,鞍钢在原有设计室基础上组建了设计处,从各厂调来专业技术人员和翻译。1952年别雷卡茨率领的苏联设计专家组来鞍钢执行合作协议,同时开始培训鞍钢的设计队伍。1954年鞍钢设计处更名为鞍山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开始自行设计一些项目。

    到1957年,中国设计院所已经能设计建设一些大型的、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程,比如年产240万吨的煤矿、100万千瓦左右的水电站、65万千瓦的火电站、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7.4万吨的重型机器厂、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氮肥厂、年产10万吨的造纸厂、日处理 2000吨甘蔗的制糖厂。应该看到,在设计能力的提高过程中是付出了代价的。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了设计和施工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为了争取时间,有些工程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并在建设过程中试制机器设备,导致了工程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多。

    鉴于中国设计和制造能力的提高以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中苏商定“二五”时期苏联援华项目时,中方承担的设计和制造任务已经比“一五”时期增加了许多。在1958年确定的47个苏联援助项目中,已经有37个项目是中国自行设计而由苏联供应主要设备,44个由苏联提供技术资料。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厂矿设计能力和机器设备制造实力。在1959年商定的78个援助项目中,中方利用苏联的设计资料和技术资料,承担了大部分勘察设计工作和大部分配套设备制造任务。这时,中国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比较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设计队伍;设计赶不上施工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可是,设计工作进步速度也不平衡,土木建筑设计进步得快一些,工艺设计进步得慢一些。设计机构尚不能设计某些特大的、技术最新的和特别复杂的工程,在缺乏技术经验的领域还需要苏联的技术援助。比如,1958年11月中苏商谈援助项目时,原提由中国设计几个有机合成厂,经过初步交谈,中方认识到自己设计有困难,工艺流程、设备单子和详细的产品方案都还搞不大清楚。为了争取时间,中方对这类项目拟采取以下3种方式解决:(1)苏方有定型设计的,即采用定型设计;(2)无定型设计而苏方在建成已有同类型工厂的,即重复利用苏方设计;(3)既无定型设计,又未建有同类型工厂,即拟委托苏联设计或聘请专家小组来中国帮助设计。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人只能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独立进行工程和产品设计,做成了一些好的设计,如5万吨合成氨新系列、大庆油田、马鞍山车轮轮箍厂等项目以及12000吨水压机等产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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