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2 -- 碎片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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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

关于“援建”项目的费用问题，情况比较复杂

华虎：看了楼下关于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话题说点我的感受

煮酒正熟：上周看碎片兄此文时

锦候：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不是无偿援助

上面这个列表可能有漏的，先请见谅。

在上个帖子之后，得到了大家不少有益的讨论。此外华虎兄弟也新开了一个贴子看了楼下关于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话题说点我的感受

但我想，我所想强调的内容，可能依然还没有很好地使自己被大家所理解。

我不想否认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或者理性一些说“技术贸易”）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我更没有任何动机去在个案层面上争执苏联专家的作用。我所想强调的是，这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支持，完全是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背景下做出的，它在国家层面上归根到底是一次利益交换。中国当时选择了投靠苏联，得到了这些利益交换。而在中苏关系崩溃之后，中国也同样得到了从资本主义阵营的“技术贸易”，甚至这些技术贸易在“中美建交”之前多年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可见“利益交换”的驱动力是多么地迫切。

后面这些信息，虽然依然不能使我们做出完全足够有信心的假设——即50年代如果中国投靠的不是苏联阵营而是美国阵营，或者只是“貌似”保持中立的话，那么中国将会从资本主义阵营得到怎样的工业支持——归根到底是因为历史是无法做假设的。但是它能为我们的这个逻辑提供了支持。

简单点：我所反对的观点有两个，第一，在50年代的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中，苏联对中国是“无偿援助”。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在国家层面上和技术官僚层面，苏联是完全理性或者“近乎完全理性的”。我们对苏联的支付，不仅仅包括金钱、原材料，而且还包括几乎彻底的政治支持，甚至应该把领土问题以及我们牺牲在朝鲜上英烈们的生命计算在内。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包括东欧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嘎然而止，其果断坚决，简直可以跟89年事件之后西方世界的撤退有一比，甚至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点，我反对这种说法：即苏联的“援助”，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它极大地忽视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当时在工业领域的巨大的物质投入和精神上的专注。苏联的所谓“援助”，不仅仅是我们花钱、政治支持和在领土问题上温和、在战场上牺牲人命换来的，而且也仅仅是当时整个大工业建设中的一小部分。同时，大量的关键性的技术、设备，我们都是在当时或之后没有苏联人“援助”的情况下建设成功的。那么，我的逻辑是，即便50年代没有苏联的所谓“援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也将会进行下去，只是一个影响速度问题和局部领域的技术困境的问题。而事实上，无论就中苏关系破裂后，还是89事件之后，敌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也都没有锁住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子。

通过反对这两个点，我的结论是：一，正如邦德兄弟所提出的，面对50年代苏联“援建”这一问题，“我们尽管对此可以感恩，但是没有必要戴德”。说我们感恩，是中国人对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们的情感；说不能戴德，是因为我们要清楚这背后的大背景。在国家以及技术官僚这些层面上，苏联是完全理性，或者“近乎完全理性”（加上煮酒兄所讲的狂热因素）。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基础的奠定以及工业的快速地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意志，即这个国家集中了几乎尽其可能的人力物力要实现快速工业化，而人民也几乎是万众一心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中去。这一点，无论是对于50年代的苏联“援建”，还是对于7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向我们打开技术贸易之门，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中国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下面，我们来一条一条地说。希望这是我这一系列最后一个贴子，不然耗时就太大了。

首先，我从来没有在个人（苏联专家）的层面上否定过“中苏友谊”，但我认为，个人层面的友谊不能影响我们对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正如我所说的，在我所接触的老工程师老专家当中，的确有不少人由衷地说“当初苏联人是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当初苏联人是真的无保留地想要教给我们技术”。煮酒老兄所说的“共产阵营既年轻又富于理想主义。年轻，意味着热血冲动；理想主义，意味着不那么现实和计算。”这些我都赞同，我也说过，“我也很愿意感激这些真诚的国际共产党人，并且我承认，在后来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打交道过程中，这样的个人并不如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那么多。”虽然，我们其实也是得向这些共产主义战士付钱的，除了相当于中国同等职位的薪水外，中国还得支付他们每人1500-3000卢布每月补偿，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这一职务的工资的2-5倍。加上中国同等职位的薪金，有文献说苏联工程师的薪水相当于他们在国内工作的5倍。

当然，我也不能否认后来的资本主义阵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例如我在某个泵体研究所遇到的一个西方来的老专家，为中国的研究所已经帮忙了多年。我到那里的时候和工程师、试验工们一起吃食堂，他也同样和我们坐在一起，用毛糙得能扎手的一次性筷子，桌子上由于清洁工人手不够还堆着前面人剩下的垃圾和剩菜，他就多年都这样，没多少报酬也没有怎样的生活环境。旁边的工程师告诉我说，第二天这个外方专家就要去北京，总理要给他们授奖。第二天看当地的报纸，果然他就在授奖的外方专家之列。就单说明确的“雇佣关系”吧，奇瑞老尹当年的德国师傅，是工艺方面的专家，现在被老尹请来帮忙，天天和技术工人们呆在一起。花了个费用还得自己跑财务室，“可怜巴巴”地侯着报销，完全把自己当安徽一旮旯地出来的工程师没什么区别（当然，他的衬衣总是洗得很干净）。常年忘我工作，某年老婆说你回来过节。老专家想想没办法，的确得回去一趟了，于是想了个方法，让自己的学生扛着摄影机，自己在生产线上操作一遍，把每一个动作都拍下来，让自己不在的时候学生们可以跟着学。

这样的忘我的外方专家，我不知道在今日中国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当初每一个苏联专家的情况。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想强调的是，人们往往在根据自己和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或者根据相关的传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但在对大历史的判断中，个人的热情是否能够超越国家意志？苏联专家个人的行为和做法能否超越苏联当时技术与工业管理当局的想法？如果观点只是“那些苏联专家真是无私地帮助我们”或者“我遇到的苏联专家真是好啊”，我丝毫不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问题，相反我个人在工作中所接受到的信息也很支持这种说法。但是把这种说法推广到国家层面上，那我们就必须得非常谨慎了。

事实上，中国人判断事物容易受感情因素作用，分不清细节与整体，是一贯的传统。在沈志华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其实苏联专家中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随手的反右派运动中，这位工程师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赶出北京...到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该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揭发出来，他又因此而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只是希望，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判断，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能够认认真真地回去做客观的思考与分析，把个人层面上的因素和整体因素缕顺，认真地考量这些“援建”的项目中各方所担当的角色和贡献，而少受一些个人层面上感情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才能更成熟起来。

正好比华虎兄弟所说的，关键是不是人家愿意带你玩。没错，这点非常重要。但华虎兄弟指出的偏偏不是苏联专家在1950年代的例子，而是一个自己和德国人的例子。我想华虎兄弟应该不是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援建中国工业时的当事人，所以这个德国指的应该不是50年代的民主德国，而是70-80年代之后的事情吧。所以，在个人层面上“人家带不带你玩”，它的取决因素不在于两个国家的政治层面上是否存在“伟大的友谊”，而是取决于具体制度中对利益的考虑、双方个人交互的环境、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以及对方个人层面的品质吧。这一点用在50年代苏联专家上同样适用，那些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来到中国，他们个人热忱地帮助我们，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尽量地教给我们东西，更多的不是因为两国“伟大的友谊”，而更多的只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理想主义和个人品质。这一点，相比较今日在中国获得“友谊奖”的外方专家们，又何其相似呢？我想，今天我们总不会因为老尹师傅的原因，而说德国人无私援助中国的汽车工业吧。

扯了半天个人层面上的东西，自我感觉已经说乱了，赶紧扯回来。

那么，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管理当局的层面上，苏联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考量呢？赫鲁晓夫除了个人“狂热”的因素之外，他是怎样冷静而且“斤斤计较”当中的利益关系的呢？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已经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利益交换说了不少。这里我们就把焦点放在50-55年中苏之间曾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一系列合营企业上。这些合营企业的建立以及失败，足够典型地说明了当时苏联援建中国工业的动机和他们自己内部所设定的规则。

这些合营企业为什么会建立，对于苏方来说，是有足够的动机的。因为合营企业所经营的都是战略性的资源，如石油、矿产、有色金属的开采以及初级加工等等。对于中方来说，也是有动机的，一则是当时双方政治同盟，二则是希望培养自己的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但是这些合营企业为什么会破裂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些企业里面，苏方人员不信任中方人员，不重用中方人员；相反，他们排斥中国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而且并不是把中国人员当学生看待，而是把中方人员边缘化。原因我想大家都不难想象。

周恩来报告毛太祖后，毛太祖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转而跟赫鲁晓夫交涉。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合营公司终结，但苏方依然要求中方偿还自己在其中所有的投资，大概是当时4亿多美元。也就是说，两兄弟本来一起搞企业最终散伙了，一方要求另一方完全补偿自己的投入，也就是说所有的支出都产生在了中国一方。其实费用都是其次的（虽然4亿美元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后来基本上以原材料和农产品偿还，包括后来自然灾害期间），最关键的是在这一些大项目中苏方的做法与动机，当“援建”一旦不是以单纯的设备出口或者提供专家咨询服务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而是以有组织性的行为出现时（即管理当局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像在专家服务时，只能是事先为这些专家提供范围规则），苏方的行为更趋向于纯粹的利益交换，而不是“伟大友谊”。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友谊，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上。

实际上，就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给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而言，苏联也是诸多兄弟中最不厚道的一个。东欧各兄弟向中国输出的成套设备116项中完成了108项，单套设备88项中完成了81项。而苏联人则是成套304项中只完成了149项，单套64项中只完成了29项，大喊一声“中国人的不好，兄弟们扯呼”。苏联人就撤完了，留给我们一堆烂尾楼工程，贷款还不能少付了。

可见，个人的情感在国家利益和管理当局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尽管我个人依然对那些共产主义战士充满敬意。

唠唠叨叨写了这么多，下面看来还得续上一个，就说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人自己的投入才是快速工业化的首要原因。

可能有错别字。

• 【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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