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 -- 包子1971

答托马斯·温台林1

列·托洛茨基

尊敬的同志！

我想，您的质询与「莫斯科审判案」的民间调查并无直接关联，也无法影响调查结论2。但我仍愿作答，让期待了解托某观点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与许多人一样，您认为「目标决定手段的正当性」的原则是万恶之源。该原则可称抽象而唯理，可作五花八门的解释。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愿意为这一公式辩护。我认为世间并无抽象的好（或坏）手段，手段的优劣也不取决于某个绝对而超历史的原则。凡有助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凡有助于消除人压迫人的手段，堪称大好。宽广的历史意义中，手段的正当只能取决于目标。

是否只要有助「目标」，谎言、背叛、出卖等手段均能使用并可称正当？一切取决于目标的性质。要解放人类，谎言、背叛、出卖就决不算合适手段。伊辟鸠鲁派主张「幸福为本」，论敌便骂他们堕落成猪；伊派回答说：论敌以猪的方式了解幸福之义。这一回答不无道理。

您援引列宁的一段话：革命党有「权利」让敌人在群众眼中变得可恨可鄙。您认为这段话等于替反道德主义作辩护。请告诉我，高尚的道学先生待在何方？哪个政治营垒？依本人观察，全部政治斗争都广泛使用夸大、曲解、谎言与诬蔑等手段。最受污蔑的永远是革命者：马恩及朋友如此，列宁派、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也如此，如今轮到托派。有产者对革命的仇恨；迟钝小资的保守主义；知识份子的自大与傲慢；工会官僚群的本位利益——以上因素联合起来大事迫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造谣专家们时刻不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道德主义」义愤填膺。伪善的愤慨，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您援引的列宁语录，无非是说不再把孟派当作无产战士，并力求使工人群众仇视他们。列宁以特有的激情表达了这一思想，使人有机会从事模糊下作的推敲。以列宁全集和他的一生苦斗为基础，我要声明：这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位最具骑士气质的对手。无论他的话如何夸张偏激，他向来尽力告诉群众真相。改良主义派的反列宁活动，却一直匿藏在永恒道德的真理光辉下，充斥伪善、谎言、诡计与篡改伎俩。

您对1921年水兵暴动的评价大错特错。富有奉献精神的优秀水兵早己效命沙场，在前线与地方苏维埃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守者是自大（「我们是喀朗施塔得好汉！」）、蒙味并无意替革命牺牲的灰色氓众。全国在挨饿，他们要特权。兵变动机是得到特许粮食配给。他们拥有大炮战舰。国内外反动派当即抓住机会蠢蠢大动。白俄流亡者急于声援暴动。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水兵的胜利必定招致反革命。话说回来，叛军的主观意图也充满反动性——它们既反映了落后农民对工人的敌视，也折射了军人对首都「死老百姓」的自大，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纪律的愤恨。因此，起义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由于他们手握军械，只能以枪炮平定此事。

对内战时期的马合诺运动，您的立场同样偏离事实。马合诺是狂热分子与冒险家的混合体。此外，他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后来指引水兵暴动的诸种倾向。骑兵通常是军中的反动一翼。马军总瞧不起步卒。马合诺创立了一支自备马匹的农军。他们不是十月革命唤醒的低贱贫农，而是惟恐丧失产业的体面富农。马合诺的无政府理想（无国家、打倒中央政权），再好不过地迎合了富农骑军的精神世界。另指出一点：马家军对城市及城市工人的仇恨，以好斗的反犹主义为补充。当红军与南方白军殊死搏斗时，马司令游走于红白阵营，试图推行自家独立政策。放手蛮干的小资富农，真以为能让资本家和工人听从自己语无伦次的矛盾主张。对武装富农，必须缴他的枪。我们也这样做了。

您试图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道德论」推导出斯大林篡改伪造学的源头。这是无用功。当革命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而斗争，它对任何事物直呼其名无需捏造。政治谎言工厂的诞生，来自一个事实：当权派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斗争，而被迫掩盖真实目的。不向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寻求答案，而臆造「原罪」理论，这类理论属于教会而非社会主义共和国。

致以真诚的敬意

1937年7月6日

1937年7-8月《反对派公报》N56-57

1 王凡西注：希特勒上台之前，托马斯·温台林曾是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1937年在美国，参加‘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担任委员。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要塞暴动问题上，以及内战中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合诺队伍上，证明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并无不同之处。这封信是托氏的回答。

2原文直译：您的质询与纽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无直接关系，也不会影响委员会的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