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 -- 包子1971

再谈水兵叛乱

列夫·托洛茨基

前日文章中，我试图把兵变之争置于政治层面。但诸多批评家对「个人责任」饶有兴致。苏瓦林1——从无精打采的马列信徒变成笑口常开的造谣专家——最近的斯大林研究称「托氏自传有意回避水兵起义一事」，并讽刺说：总有些功业没法令人自豪。钦利加2《大谎言之国》一书揭密平叛时「万余水兵」死于托某人的血手（波罗的海舰队也未必有一万水兵）。其余声音痛心疾首道：客观上兵变确有反革命特征，但你为何对叛军——乃至交枪后的叛军——下手如此狠辣？

诚然，过去我没谈过此事。不是见不得光，而是无话可说。真相颇为简单：我并未直接参与平叛和后期处置。在我眼中，是否亲自参与并无政治意义。我是政府成员并力主平乱，我乐于分担镇压的责任。至今为止，我的答复限于上述框架。当揭发团的道德高士追究本人的罪责，并控诉托某「过分残暴」时，我有权利说：「先生们，你们有点儿扯得没谱了」。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我为何待在莫斯科？政治原因。当时正值「工会辩论」的高潮。要塞的政治工作由彼得格勒市委负责，市委主要领导是季诺维也夫，曾不知疲倦地驳斥我的工会立场，堪称论敌首脑。去乌拉尔之前，我曾在要塞水兵党员大会（就工会一事）发言。大会氛围使我印象恶劣：花花公子般的水兵饱食终日，徒有党员虚名；与当时的工人与红军战士相比，他们活象寄生虫。讨论时，市委以煽情而非说理的方式操纵会场。舰队指挥层既孤立又胆怯。季同志的议案获得大致90%的票数。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你们这儿日子不错，可以后要砸锅」。然后，老季和我一起去乌拉尔。在当地，他收到要塞「砸锅」的紧急电报。曾投票支持他——即他的工会立场——的水兵「党员」几乎都入了叛军。我和政治局都觉得谈判也好、动手也罢，应由享有当地信任的领导者处理。否则水兵们会想：党内辩论时我们反对过托主席，如今老小子要秋后算帐。

无论对错，上述念头决定了我的态度。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Avpcsteriori（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谢尔什凭借三手材料的有关结论，我以为并无价值。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亦即理想主义者——李星注）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1938年7月6日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1王凡西注：原法共领导者，主编《人道报》，因翻译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书被开除出党，著有《斯大林传》。

2王凡西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在苏联被开除出党，遭监禁。后获释离苏，写了不少有关斯大林迫害异己的书，最后离开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