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 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 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 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 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 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 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 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Hansjörg)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 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 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 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 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 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 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 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 “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的大好局面下, 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 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 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