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 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1.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2.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3.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4.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5.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6.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 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