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文化的角度谈外交(1)：伊拉克战争 -- 三儿
我写此文的动机，来源于先前的一篇拙文 波兰的悲剧是有文化原因的。可能许多朋友不以为然，文化怎么和战争牵扯到了一起。趁着放假，再不自量力一次。如有不严密之处，望各位朋友多多包涵。
战争是最激烈的外交斗争。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谈判与沟通。外交官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外谈判，因为谈判桌上九成以上的成果是靠实力，而非谈判技巧赢得的。外交官的作用更多的应该是瞭望外国的政治格局，经济成果，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将其中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引导到国内。在捍卫祖国利益的同时，广交各界朋友，为中外的交往构筑桥梁。现在，中国的有些外交官，不客气地说，知己不知彼。在对外交往中，往往忽视了彼此观点不可能相同的事实，过于单方面的强调己方的观点。在对手言辞的挑拨之下，有时控制不住便大发雷霆，恶言恶语，可以说把国内衙门里的作风挪到了外交界。最可悲的是，这种unprofessional的行为，居然会引发叫好声一片。再照此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学习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桌子了。对于这样的外交官，因为其unprofessional的表现，不仅仅是本来就得不到的东西没有从谈判桌上得到，更重要的失去了风度，堵死了今后继续沟通的可能。
基辛格是个教授出身的外交家，在从政之前博览群书，为日后的政治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和10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国家元首和总理打过交道，至今仍然活跃在国际舞台。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朋友遍天下。在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之下，基辛格如何做到把敌人变成朋友的，就是本文希望发掘的素材。基辛格曾经说过，大意是：如果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掘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有了文化这把钥匙，就很容易开启交往的桥梁。
对于个人来讲，性格决定命运。性格相当于数学概念中的传递函数，因为当面临着某个具体的事情，往往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就可以推断出他的可能的反应。从民族的角度上讲，文化是这个民族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或者说是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质。虽然说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受到执政团体个人因素的左右，但是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美国性格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首先，对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来说，并非所有的声音都要倾听的。早在抗战时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就预测出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将以共军获胜而告终。但是美国政府根本不听诸如此类的劝告，一意孤行，导致最终弄丢了中国；兰德公司也曾经准确地预测出中国将要介入朝鲜战争，美国主流社会对此嗤之以鼻，导致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可见，并非民主就可以保证决策正确。主流民意经常要在重大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对于美国这个民主社会来说，政治人物力排众议的情况是少见的。
我也很欣赏基辛格，期待关于他的部分。
最后一段有点商榷
这个恐怕还不是“根本不听”这样简单，我感觉40年代后期的杜鲁门政府并非不明白国民政府的无能，但是在那个国际背景下（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他们能想到的选择余地是相当有限的：“彻底抛弃蒋介石”根本不在案头的备选方案里。再说从后来的一系列发展来看，当时的美国坚决“挺共”就能阻止后来的一边倒吗？恐怕不能。
还有一点也须注意--------美军观察团，还有部分外交官，比如谢伟思等人之所以提议和中共接近，很大程度上基于下面这种认识：即中共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和苏共从根本上不同，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和19世纪的“掘地派”差不多。俺觉得这明显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和对当时的中共缺乏深入了解的认知，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些“亲共派”中的不少人都改变了看法，有些还作出了“忏悔”。
40年代在中共和美国之间所谓“失去的机会”------至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吧。
虽然对有些观点不完全同意，先花一个。
不知老兄人在国内还是外面，在外面的人受了欺负装不懂，陪笑脸容易，维护自己公平权利不吃亏则对素质要求高很多。至于外交场合，欧美人士长期自认为占据道德高点，动辄对别人指手画脚，老老实实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外交官咱不缺，缺的是一拳把个小兔崽子打哑的硬汉，如李外长沙大使。
我人在美国。
外交官当然也要有人扮红脸，有人扮白脸。但是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要受气的。对于恶意的挑衅，灵活巧妙的反击会把对方搞得很难堪，并且博得周围观众的喝彩。这样就很容易在观众中产生共鸣，赢得尊重。
有一次，沙对台湾的记者说，谁理你们呀。这种话你我说说可以，对于一个地位很高的外交官应该想到他的评论难免会在台湾播放。更理智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好。外交官的偶像应该是周恩来，而不是赫鲁晓夫。李瑞环的口才就很好，有急智。钱其琛曾经说过，要斗智斗勇不斗气。
对台湾在外交上还是要以拉为主。而对小日，适当的时候就需要重拳痛扁。但何时灵巧优雅地躲闪轻刺，何时重拳痛扁，这个在把握上需要高超的艺术能力。外交艺术的特质就是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是在风格上让人难以捉摸。如李大使那般遇到任何不愉快都只会吹胡子瞪眼睛的，短期也许能有一城一地之得，但长久来看容易给中国的外交事业带来损失。
唐家璇同志怒斥台湾记者：“你不要老是中共中共的，中共已经是历史名词了。”
江core怒斥香港记者：“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现在可是部长兼诗人哦，风格依旧。
关于基辛格，其实我没有更多的素材了。可能上面的表达有误，我是顺着他的思路探讨一下美国的中东政策，然后再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外交的帮助与羁绊。
关于二战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如你所言，在冷战的格局之下，选择的余地不多。但是我个人认为，美国如果两边下注，应该可以确保在内战之后仍然可以和共方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由于美国在内战期间对国民党的过分偏袒，后来司徒雷登在南京坐等和渡江之后的解放军建立沟通而不成，随后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鲜明地刻画出来老毛的愤怒态度。筹备建国的政协会议中，张治中曾经提出两边靠的外交方针，应该说是不现实的。但是后来在建国初期筹备外交部的时候，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做法则是彻底清除了任何联系通道了。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应该在美国，而不是中共。
在中美破冰谈判中，朝鲜战争旧话重提，周恩来就很气愤地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是美国首先封锁的台湾海峡，中国忍无可忍，才有了志愿军入朝作战。如果当时中美双方有沟通渠道，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可以不隔离台湾海峡，并且放出风声说，美国无意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和朝鲜将要采取不同政策。（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仍然可以随时封锁台海，这种姿态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影响）。这样，中国出兵的决策就有可能受到更多干扰。志愿军入朝的时候，美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鸭绿江。如果美国的外交佯动可以迟滞志愿军1-2月，那么后面的局面就会更加棘手了。
并且，五次战役之后，美国极其希望开始停火谈判，但是竟然找不到联络渠道。据说美国外交部门饥不择食，找到一个自称毛泽东的远方亲戚，希望通过那个骗子来建立沟通。最后没有办法，是通过美军在战场上的消极态度，来和志愿军达成默契的。
后来基辛格试图重新建立渠道，竟然要借助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第三方，由此可见“弄丢了中国”的代价之重。
最后，补充一句：所有如上这些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由于西方人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美国当时瞧不起蒋介石，也同样瞧不起毛泽东。中美双方，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对于美国人，不把他们打疼了，打服了，是不可能赢得尊重的。
其实我对于谢伟思等人对中共的片面理解没有你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有些个人想法。
毫无根据的猜测：（谢伟思的级别好像不高，其他同僚应该更低）美国政府内部对基层官员的政治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麦卡西主义时期。他们的忏悔，是否可以看作是“替敌人说话”这种占错队了的言行在政治上的检讨呢？
沙祖康好像是前不久就军备控制发怒过一次。
沙说：你们是谁呀，谁会理你们呀。有个参考，但是未必准确。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5/5/20/36007.html
有个台湾女生和我说她都要哭了，
对广大受蒙辟的台湾人民是要团结的，不用如此强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