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之所以叫“非文摘”，是因为这是全文转载而不是“摘”，也算给铁手关于以后不让文摘的擦边球吧。

　　这是我从一本象是期刊（用的是书号而不是期刊号，已经出到第十七册）的不定期出版物《战争史研究》中看到的，很有意思。

　　译者没有署名，河里有没有看过全书的？

　　因为与战争有关，发到《英雄本色》里。作为个人来说能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下来也算是英雄了。

　　以下扫描的全文，分多段：

　　西伯利亚是个有去无回、流放罪犯和必须为生存艰苦奋斗的地方。1942年西伯利亚那个阴沉的冬天，一小批缺胳臂断腿的意大利战俘的生存机会，看来的确微乎其徽。他们是在东方前线被击溃的墨索里尼远征军中仅以身免的伤患。但是他们居然活下来了，甚至还在一群有充分理由仇恨他们的人之间底得一份热爱。什么因素使意大利人与苏联人在那不堪想象的时与地打成一片呢？墓本上的人性是部分因素。而且在苏联人的灵魂深处，也许隐藏着一份对意大利的温暖和奢华、对它的歌曲、对在海参崴或诺夫哥罗德从来享受不到的温煦醉人的地中海阳光的向往。前意大利战俘卡洛·席尔瓦（Carlo Silva，1921-1992）在他于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西伯利亚归来》（VENGO DALLASIBERIA）一书中，追忆在这有去无回之地的绝望惨痛和生存奇迹。

　　天亮时，两名士兵把我从临时拼凑的外科手术室中抬了出来。那是远征俄罗斯的意大利第八军“神枪手师”军医在顿河之西约八十公里、屡遭兵火的小镇谢科沃设立的。那是1942年圣诞节后的第三天。谢科沃是我们一小队意大利士兵的临时休息站——是正从顿河流域向西撤退的一个近两万德意联军大纵队的尾梢。

　　我被切断的左腿残肢痛彻肺腑——在我们穿越苏联的冰封大草原撤退期间，我受了冻伤。膝盖以下，好像所有的神经、肌键和肌肉都仍然存在似的。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我的脚趾在收缩，小腿在抽搐。那两名士兵把我抬到一间小房内，放在地板上，旁边是另外四名新近截肢的伤兵。

　　“嗨”一个身材矮小，缺了右腿的人跟我打招呼。“我是托尼诺·范蒂，萨波迪亚人。你是谁？什么地方人？”

　　“我叫卡洛，米兰人”

　　我们都因为伤痛而筋疲力尽，不过还是自我介绍。托尼诺是那种能把整团哥萨克骑兵搞得手忙脚乱的人。相貌丑陋，冲劲十足（或者应该说是充满活力），也似乎讨人喜欢，慷慨大方。此外还有诺瓦拉人乔万尼，失去左脚，右腿则切断二十五厘米。黎齐人安东尼奥·布里西奥少了一条胳臂。那不勒斯人托通诺四肢健全，但是右腿内因为有弹片而僵硬得难以屈伸。

　　正午时分，一名士兵送来我们的食物：饼干，罐头肉，巧克力。我肚子并不饿。“你必须吃东西。强迫自己吃下去，”托尼诺说，“有一天，我们回到意大利时，我要请你到我家里吃饭。我母亲总是自己做面食。她是个好手。我一想到她做的面食就口水直流。你知道吗？战争应该让知道怎样吃得好的人打赢。这样一来，甚至战败的一方也能赢到一点东西。对不对？”

　　我微微一笑，看着他狼吞虎咽，眼镜半悬在大鼻子上，脸在凛冽的寒冬中有点像小丑。

　　新年带着和前一年同样苍白的脸色来临。我们继续等待明知不可避免的苏军攻击。1943年1月15日傍晚，一枚迫击炮弹在屋顶爆炸。屋外街头，我们听到爆炸声、喊叫声和街上皮靴的行进声。

　　门打开了。一名士兵出现在门口。他朝我们扔来五包饼干和五罐沙丁鱼，接着退出门外。

　　“带我们一道走！”托尼诺尖叫。

　　但是这个士兵的脚步声慢慢地在走廊上消逝。接着是一阵沉寂。我们面面相觑。

　　“会走的都走了”安东尼奥说。

　　“我在想，下次推门进来的会是谁？”我说。

　　曙光初现时，托尼诺正在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开一罐沙丁鱼。突然他停住了。罐头从他手上掉下来。罐里的油渗透了他的毛毯。屋子外头传来沉浊的军歌声，一秒钟比一秒钟清楚。苏联兵！

　　“大家躺到毛毯上面！”我说，“快！身上不要盖任何东西！要让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残废！”

　　我们不盖任何东西躺在稻草上，五个瑟瑟发抖的可怜虫，肩膀靠在墙上，眼睛盯着房门。两发手枪声轰然在走廊上回响，房门随着一脚猛踢而洞开。

　　一个大块头走进来了，身穿黑皮大氅，腰系子弹带。带上插着一把短弯刀。大鼻子下面有两撇大胡子。手里是一支意大利手枪。

　　“德国人？”他对我们吼道。

　　“不，意大利人。”托尼诺回答。

　　我们谁也不敢呼吸。这家伙看着我们，啤了一口痰。他瞧瞧我们的伤口，摇摇他的大脑袋，喃喃讲了几句叽里咕噜的话。接着他朝天花板上放了两枪，骂了一句“意大利人！”，砰然带上房门走了。

　　“那家伙是游击队员，”托尼诺说。“如果他不把我们拖出去枪毙，别人就更不会了。”他转身对我说：“喂，你要不要吃点沙丁鱼？”

　　我正在吃最后一口时，房门又打开了。这次是个神情冷漠、中等身材、身穿黑衣的人。他瞪眼看着我们，两顎紧闭，然后微露笑容。

　　他说的是半吊子的意大利话。“你们意大利人，不是？”

　　“是。”托尼诺回答。

　　“好得很。意大利人不象德国人。意大利人心肠比较好。比较有感情。”

　　我们都立刻点头，好像是说：“你说得真对！”

　　“我，苏联陆军政委，”他接下去说，“苏联人不杀俘虏．你们受了伤。没腿。没胳臂。苏联人敬重。你们不会死。有一天回家告诉意大利人，说苏联人好。你们休息。别怕。好了，再见。”

　　“再见。”托尼诺代表我们全体说。

　　接着这个苏联政委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走了。

　　那年整个一月里，我们躺在那个小房间的地板上，揣测着我们的命运。苏军尚未决定照顾我们。不过许多苏联老百姓已经返回谢科沃。其中有些妇女在她们的棉袄里揣着黄瓜、半颗卷心菜或者一条灰尘多过面粉的黑面包送给我们，使我们也不至干饿死。

　　她们都是些老太太。头发往后梳，罩着头巾。她们从不开口，只是递出礼物送给我们，同时频频点头，鼓励我们收下来。她们是有子女的母亲。这从她们凝视我们伤口而了无恐惧或反感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们完成特地跑来一趟的任务后，就缩在满是补丁、油渍斑斑的棉袄里默默地离开。她们走到门口时稍停片刻，回头用俄语对我们说：“再见”。

　　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们的房门打开，出现了一名苏联军官。他下令把我们用担架抬到一个卫生中心。在那里我们洗了澡，灭了虱，也刮了胡子。然后被送到了部队医院。

　　那是一座阴暗的木建营房。苏联人在隔壁的一栋建筑物中设立了一个外科手术室，不断有担架抬进抬出。在那里，苏联伤兵和德国战俘的足趾、手和脚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从伤患的身上切割下来，我们不久就称之为“肉类冷藏室”。但是别人的惨痛已经不再使我们动心。我们只有冷漠的好奇心。

　　苏联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医院。他们往往在腋下夹了一条半公斤重的黑面包进来，有所图谋地慢慢走过走廊，向我们挤眉弄眼，故意显露他们的珍贵私货。我们先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们，然后试探道：

　　“嗨，同志，你喜欢这支自来水笔吗？”

　　交易就此开始。苏联人什么都要：自来水笔，手表，手镯，钱夹，戒指，打火机，铅笔刀，皮鞋。他们提出交换的千篇一律是那条面包。只此一条，重半公斤。对他们来说，这是好生意。

　　最后，命令来了。要我们转移到一个战俘营。2月26日凛冽的黎明，天空灰蒙蒙的，我们一瘸一拐地走到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附近的火车站。月台上响起俄语命令：“快点！跳上去！再快点！上火车！”

　　大约半小时内，我们把那些牲畜车挤得满满的。每节车厢大约有七八十人。我很幸运，爬上一节人比较少的车厢。这一节车厢里一共约有五十张没有血色的脸。我们一上了车，车门就沿着生锈的沟槽咯吱咯吱地拉拢，只听到“嘭”的一声，咔嚓落锁，一个苏联兵的声音：“关好了！”

　　我们头顶上四个加铁栅的窗缝透进拂晓的微光。五十双眼睛彼此默默打量。没有一个人转动。不久，托尼诺开始坐立不安，挣扎着凭借独脚站直身子，越过两个人，爬到一个窗缝边，把脸塞在两根铁条之间，向最近的一个哨兵高喊：

　　“同志！我们要去哪儿？”

　　一个冷漠的回答，从外面月台上升起：“西伯利亚！”

　　托尼诺攀在那里，脸夹在铁条中间，直到这列牲畜车最后蹒跚开动。

　　西伯利亚！

　　我们挤在那牲畜车里二十九天，横越大草原。我只能记得同伴中的五六个人。不过两件每天的例行公事记忆犹新。

　　口粮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分发。列车在空寂的大草原中停下。车门半开，两名囚犯在一名苏联哨兵的监视下扔下一堆积满污垢又发霉的俄国面包在车厢地板上。有时候是五条长长的长方形德国式黑面包，大约四指高，每条重约两公斤。有两次——凭良心说——我们还收到干鲱鱼的额外赏赐。干鲱鱼极咸，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盐粒，吃了以后令人口渴。

　　“分面包”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一件很精细的工作。几乎像做礼拜，在用木板堆起来的神坛上进行。面包（每人刚好分到225克）是我们唯一的粮食。因此我们神情肃穆地盯着这些面包被切分成五十份。

　　首先，明确的问题是如何确实做到每片面包重量分毫不差，更不必谈到谁分到更为厚实的头尾的最高优先问题。

　　因为那把随身携带而保留下来的小刀，托尼诺当选为“切割人”。我是他的副手。不过我们虽然是“民选”，但是大家却毫不信任我们。那次长途旅行期间，人人每天上午全神贯注挤在我们周围。四十八个脑袋随着托尼诺刀锋的每一个动作而上下起伏。起伏得整齐划一，操练纯熟。我可以发誓，分割这些口粮的是这些脑袋，不是那把刀。

　　最初托尼诺用眼睛“称”那些面包片。但是我们不久发现，人眼难免出错。因此眼睛告退，天平登场。托尼诺做成了天平。构造很原始：两根木头扎成十字架，垂直的一根做支柱，水平的一根（那是大费手脚的）做横档。横档的两头分别栓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头上有个活套。左手的活套吊起一块差不多是225克的面包块，作为“基准片”。我把托尼诺所切好、差不多大小一样的各份塞进右手活套。然后添加或减少面包屑。直到两端吊着的活套完全平齐为止。

　　可是这种程度的准确，在我们当中比较迁腐的人看来还是不够。最后，我们众议佥同，采取下述制度：第一步，切好、称好重量相等的各份面包；第二步，五十份面包沿车厢板壁排好；第三步，抽签分配。最后一步需要我每手拿起一块面包藏在背后，然后，托尼诺按姓名字母先后顺序，问每一个人：

　　“哪一块？左手还是右手？”

　　答复在仔细长久的思考之后才能做出来，好象抽头彩奖似的。只有抽签分配完毕之后，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吃，而且鸦雀无声，有如五十名天主教苦行会修士。每一口都是圣餐。我们慢慢咀嚼每一口面包或碎屑，先在嘴里从左到右翻动三、四次，才把它送到胃里。吃完这份面包——一总共225克——可以拖得像一次酒席那么久。

　　第二件例行公事发生在每“餐”结束时关上车门之前不久。每天同样的喊声从车外轨道传到我们耳里：

　　“车上有死人吗？”

　　这问题不久就不再使我们吃惊。我们躺在臭气熏天的车厢里饿得半死，没有足够的水喝，只有一个小炭炉驱走西伯利亚的可怕寒气。我们慢慢习惯于生死不过一道拉门之隔的看法。有几节车厢受过诅咒，命定遭殃．有几节受到神佑，逢凶化吉。我们那节车厢二十九天里只死过一个人，在神佑之列。不过受诅咒的远多于受神佑的。事实上，每天上午总有四五具尸体埋人铁路两旁匆匆挖出的集体坟墓里。从小小的窗口，我们看着尸体拖过土块和石头时，脑袋忽上忽下地跳动，这些可怜的死人就像刚刚遭到射杀的疯狗一样被拖去掩埋。他们一到土沟里，脸和身子就被一铲铲的泥土盖没。通常死尸是一丝不挂地人土，有时候也穿着军方发给的棉布短裤。没有军衔徽章，没有制服。

　　我们瞪着眼睛看着那堆新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微微隆起，呆若木鸡，怎么也没法相信那是真的。也许我们全都想到同样的一件东西——在这个国度里谁也不敢竖立的十字架。

　　我们在三月中一个酷寒的夜晚抵达舒密卡。在牲畜车中待了六百九十六个小时，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起了变化。我们的骨头快要戮穿皮肤。我们满怀恐惧，坐立不安．胡须把我们下半截的脸变成黑色面具。污垢在身上结了壳。成群结队的虱子侵入我们的头发、身体和衣服。唯一可靠的杀虱办法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指甲咔哒一声捏死它们。

　　舒密卡是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乌拉尔山东麓的草原上。周围没有公路可通，只有一条土路，可是土路到了那小火车站后面就没有了。

　　车门最后被拉开时，外面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四十度。谁都不急于要出来。直到乌克兰老警卫气得破口大骂时，我们中间身体最强壮的人才跳进积雪里。都缺了腿的托尼诺和我，是最后出来的一批人。搀扶我们的是普罗迪。他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是年龄最大的，可是他眼睛明亮，皮肤滑腻如年轻人。我们一瘸一拐走到火车站月台时，警卫遥指停在铁轨旁边的两辆送货马车：残废者的交通工具。从铁轨到马车只有二十五米，可是我在西伯利亚最初跨出的那几步艰苦而缓慢。

　　“赶快！”普罗迪对我说，“不然，你会失去另外一条腿。”

　　我一瘸一跛地往前跳时，他伸出胳臂搀扶住我的胸部，支撑着我，然后帮我爬上一辆马车。一上了车，我就钻进这一群人中间取暖。不过即使挤在一团，也不可能抵御那种严寒。冷风直侵肺腑。不到几秒钟，我们的皮肤已经发青僵硬。痛彻肺腑的血和眼泪，从我们仍未愈合的伤口、冻伤的皮肤和和我们的眼睛中泪泪流出。

　　“行行好，让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托尼诺大声喊道。我们也加入央求的嘶喊。也许是看到那么多僵尸样的脸心有不忍，那些警卫很快点过我们的人数，然后命令赶马车的出发。

　　马车驶过那些尚在沉睡中的小镇的无灯街道。难以想象真的会有人睡在那些黑洞洞的小屋子里。不久，我们在一幢大木房子前停下。我们爬下马车，彼此搀扶着走进屋内。我们在细流温水的莲蓬头下洗了淋浴，灭了虱，经过虚应故事的健康检查，然后被送到附近一幢似乎庞大无比的两层建筑物内。那就是舒密卡的监狱兼战俘医院。因为正面是红砖砌的，所以它在大草原和围绕它的矮房子中显得特别突出。有点像裹尸布上的一团血渍。

　　苏联人准许朋友们呆在一起。因此托尼诺、普罗迪、我和其他几个人在底层一个大房间内找到安身之所——和其他所有病房一样，没有床，只有铺在地板上的稻草垫。每块草垫上有一条粗毛毯和一条塞了稻草的粗糙被子。一个小窗户透进恹恹无力的冬日太阳。

　　这不是个奢华的病房，却是我们被俘以来第一次有真正的枕头垫脑袋，有真正的墙壁可以靠背。那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我们终于有了正式的口粮。这里的规矩是一天进行四次食物分配，虽然不能算是真正丰盛的餐点。

　　上午9点，我们有一小杯茶，很浓，味道不错的俄国茶，还有450克俄国黑面包。11点30分，酸菜汤，还有一大勺子“快餐糊”（Kascia），这是那里苏联人的主食，基本上是磨碎的玉米或大米，煮熟后加猪油——我们这里是骆驼油——至少在乌拉尔山这一边是如此。苏联人通常吃快餐糊的时候配以咸猪肉、腌板油和烟熏肥肉，不过我们一星期只有一次肉。下午4点，再一杯茶。晚上7点，又是酸菜汤。

　　我们不喜欢这种汤。酸酸的，上面漂着几片白菜叶子。菜叶永远不会超过十片或十二片——我们总是在数的。汤的强烈发酵味道使我们反胃，不过好在这汤总是热的。

　　我们发现自己很幸运。三月底前后，监狱里的小道消息传出来了从谢科沃出发的牲畜车上的其他意大利战俘的遭遇。这个医院太小，只能收容少数几个人。其余留在舒密卡车站滴水成冰的火车上的人，遭到了斑疹伤寒的袭击，很多人死于非命。

　　小道消息终究是小道消息。我不能确实说出在那车站被迫停留期间有多少人丧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斑疹伤寒至少把他们消灭了三分之一。这消息立刻使我们病房分成两个意见相反的阵容。一派相信苏联人对遏止这场瘟疫未做任何努力。另外一派则相信瘟疫是苏联人故意制造的。不管真相如何，也许是因为事出意外，也许因为战争使人类感情僵化。苏联人未能遏止这场瘟疫是事实。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俄罗斯人天性上就是宿命论者，他们对白己人的生命都是漠不关心。

　　五月中旬．西伯利亚寒气不再那么凌厉，生活也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五月二十日那天，战俘营的那位苏联医生居然善意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几乎把我打倒在地。不过苏联人的友谊就是如此：粗大而沉重．恰像他们在顿河流域对付我们的那些五十吨重的坦克。

　　我对医生微微一笑，然后凭我那只独腿，像袋鼠一样跳开。

　　“慢着！”医生喊住我。他走进办公室，片刻后拿着一副崭新的T字拐杖出来，拐杖的支臂横档还垫了灰布。

　　“拿去吧。希望这拐杖能支撑着你平安而健康地回家。”

　　我对他的眼睛逼视。他了解我的感受：不光是感激他给我的那副拐杖，更重要的是感激那几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富于人情味的字眼：“平安、健康、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苏联人说出这些单词。

　　托尼诺也在那天收到一副拐杖。自然，比我的更漂亮，而且非常合适（我的太长了一点）。

　　“你怎么得来的？”我问。

　　“我的性感，”他扬着那丑陋的大鼻子回答，“因为在这儿，老兄，只有两件事情是真正有用的：身为意大利人，最好有我这种轮廓：能说几句俄国话。有了这两种本钱——我的意大利面孔和俄国话——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顺利。是的，性感和圆滑。那就是在护士之间吃得开的秘诀。一句委婉的奉承，适当时机捏好分寸的挤眼，一段那不勒斯歌曲，连篇谎话．拐杖自然会从天而降……而且还不止拐杖而已……”

　　他用他奇怪而混杂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说话带点罗马涅原籍的口音，也夹杂着成长之地拉齐奥的口音。我着迷地听着他口若悬河，因为在他无休止的言语、肆无忌惮的打浑，大张大合的手势后面，永远有另外一种声音，一个敦促你保持希望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勇气之源。

　　由于在舒密卡的生活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绝望，我们的谈话也逐渐从战俘营生活转到比较轻松的题目，比如电影、书籍、运动、女人和食物。总而言之，理性正慢慢抵消我们生活中比较暗淡的部分。没有理性，日子很难熬。

　　例如——我们的伙食很坏。因此我们发明了酸菜汤猜奖。玩法很简单。你只要猜漂在迪西奥菜钵里的白菜叶子片数，或者明天凯奥的汤里有几片菜叶，后天是桑普罗尼汤盆里的片数……以此类推。每人选个不高于十五的数字（谁听说过同一个莱钵里一次有十六片莱叶的？），选定的数字一丝不苟地用笔记在他的名字旁边。酸菜汤盛出来以后，托尼诺履行正式点叶子的工作。

　　假如十一是正确的答案，猜中这个数字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就有权利喝锅底剩下的汤。那是半勺子（不可能更多）的很咸的浓汤，外加一大片面包。中奖者的胃感激涕零地接受这种甘露。

　　由于好几种因素，例如闲聊扯淡、伙食改善、一份缮写工整而足以消闲解闷的壁报，以及托尼诺的冒牌鳖脚俄文班，甚至在舒密卡，光阴也飞度如云。

　　1943年九月底，要我们转移的命令来了。西伯利亚的夏天本来就不长，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空可以嗅到雪花的气味。白桦在初来的北风中弯腰弓背，了望塔上，戴了手套的警卫有节拍地击掌取暖。

　　我们再度上路。先搭火车，然后是卡车。最后，在吉尔吉斯大草原南部边缘的卡拉干达郊外的庞大战俘调遣站稍作停留后，我们又重新登程，目的地是乌兹别克南部的巴塔阿拉尔。

　　在令人窒息的牲畜车里挨过三十天后，筋骨肌肉酸痛、精神沮丧的大队战俘，缓缓穿越苏联最南方的滚滚沙尘。他们沿着一条在三米高水泥墙之间流动的运河左岸蹒跚前进。运河是腁手胝足建造的，用来灌概这片干旱的种谷物和棉花的中亚沙漠。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鱼贯缓慢前进的骆驼队，有些载着宽脸黄肤的乌兹别克人，有的驮着大包的棉花缓慢前行。

　　那是1944年2月。天气仍然凛冽刺骨，不过空气里，青草的芳香里已经有春天的气息。我们的路线沿着运河的每一个转折而行。警卫告诉我们，运河穿越巴塔阿拉尔地区好几个集中营组成的营区。在第一个交叉路口（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横跨运河的第一座桥），大队人马奉命暂停。

　　苏联人把大队分成了五队。他们率领四个分队过桥。第五个分队（我的这队）沿着运河继续筋疲力尽地行军。

　　“再见！再见！”我们彼此高喊。不过我们实在太疲倦了，连友谊都无法充分表达。幸运的是，托尼诺仍然和我在一起。

　　“你和我，”他说，“我们是连体双胞胎战俘。”

　　经过三小时行军，突然有人大喊：“营地！”听他的声音，活像哥伦布的水手发现了陆地。

　　我们拖着脚步走到营地大门外停下。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出现了德国脸。最初是十个。不久增加到了二十个。最后是五十个。他们的制服干净整洁。我们注意到他们都带着勋章和军衔标志。

　　“那怎么可能呢？”托尼诺想不通。他偷偷跑到铁丝网旁边，隔着铁丝网和德国人搭仙。不久，他回来汇报。

　　“他们是斯大林格勒俘虏来的德国人。苏联人让他们保留一切！军衔、勋章……”

　　“他们是不是也保留着战地背包？”

　　“也保留战地背包。”

　　“战地背包！”消息迅速在我们之间传开。我周围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鬼鬼祟祟的味道。

　　“我倒真想看看他们在这些背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托尼诺喃喃自语，不象在对我说话。

　　苏联人打开营门。我们像绵羊步入羊栏。警卫清点我们人数时，战俘营指挥官，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年红军上尉走出总部。

　　这位红军上尉开始他照例宣讲的训话之前，先派人召来负责营地纪律的德国军官。德国大队长跑步到达。他原来属于纳粹国防军，仪表无可挑剔：紧身上衣纽扣一直扣到喉结；衣袖上绣有镶边；胸前佩带着勋章，皮靴闪亮如玻璃。他把皮靴后跟啪嗒一声靠拢，笔直立正，举手敬礼。苏联上尉打了个手势，那德国俘虏遵命稍息站立。

　　训话开始。那是有关纪律、我们的未来任务（在棉花地里工作）、导致我们目前可怜处境的法西斯主义等等的例行告诫。

　　“要牢记一件事情！”指挥官最后说，“在这个战俘营里，你们要听这位德国大队长的命令，对他要绝对服从。”

　　指挥官命令我们解散以后，德国大队长立刻决定让我们全体一起睡在营地唯一的大宿舍里。德国战俘已经占据了上层床铺，因此意大利战俘就都睡在下铺，灰尘和稻草屑不断从上铺如雨洒落。

　　我们上面的德国人睡在草垫上。草垫下面是木头床板。用木头条拼成。德国人用战地背包充当枕头。我们无法不注意到从条板之间的宽缝中露出来的那些背包。

　　看到这些鼓鼓囊囊的背包，我们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免不了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德国人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从来没有跟德国人情投意合过。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过不了好日子。这是我们捞本的时候了。”

　　因此，那天深夜，以小刀和刀片的空空妙手导演的好戏开始了。这些刀片和手轻轻伸向那些德国战地背包，开始割开几十条小缝，掏出指甲刀、指甲锉、打火机、香烟盒、德国钢笔、剃须用具、肥皂、梳子、鞋油和其他常用小玩意儿。这些无声妙手再深挖一点时，开始拖出内衣裤、袜子、羊毛衫、衬衫、毛巾和围巾。这些空空妙手简直像在挤一群德国母牛的奶。

　　不过那是慢工细活。想到每次从背包里取出一件东西时，这些德国人的脑袋便会下陷一分半厘——结果很可能是石破天惊的一声惊叫——你也许会同意，这项工作实在需要和外科医生进行腹部切开手术一样的灵巧和细心。这行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不断有黑影在宿舍里闪进闪出。

　　天亮时，那些德国人发现自己的脑袋枕在空瘪的背包上。德国人开始对我们谩骂和恐吓。我们全不做声，等待发展。

　　事情昭然若揭。睡下铺的人已经扒窃了上铺的东西德国大队长找来的苏联人立刻心里有数。但是搜查结果迁速显示，我们没有一个人窝藏德国人财产。赃物在哪里呢？

　　搜查宿舍时，我们奉命站在门外。一名少不更事的年轻军官拿出天真的勇气对付我们。

　　“把东西拿出来，否则就请你们进去！”

　　我们面面相觑。进去？进囚室去？我们全体五十个人？

　　营地指挥官比较世故。他击中我们的要害：“在每一件赃物找到之前，你们这些意大利人的伙食将仅限于面包和水。”

　　这一招很厉害。不过我们开始体会到指挥官是成见很深的反德派。对于这次德国战地背包失窃案，他绝对不痛心疾首。不出所料，天还没黑，他就给自己找台阶下：“三天不给口粮。以后再看情况办理。”

我们三天断粮过后，配给又恢复正常。我们都了解，他根本不打算贯彻他“以后再看情况办理”的宣告。他也从未想到——至少看来如此——命令他的手下搜查我们宿舍屋檐下塞得满满的雨水槽。侥天之幸，巴塔阿拉尔是个极少下雨的地方。因此，那个月还没有过去，意大利战俘已经公开用德国刀片刮胡子了。

　　在巴塔阿拉尔，全体“体格健全”的战俘都派到棉田里工作。工作大队在天刚破晓时出发，整天工作，在棉田里吃午饭，直到下午五点采回营地，筋疲力尽，弯腰驼背，萎靡不振。

　　这种疲劳是苏联念念不忘“工作定额”的结果。苏联人的所谓“定额”，是指“最低收获标准”，我们必须达到指标，才有资格领到食物、受他们的“好”待遇。

　　生病的战俘在营地内工作，打扫卫生和制作女鞋鞋帮．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始终做不好。我缝的鞋帮不是扭曲就是不对称，连最难看的脚也不能穿。不过我倒是不在乎我的失败。最使我受不了的是苏联监工不断指责并暗示我故意破坏。

　　有一天，正当他如往常一样对我缝出来的那一小堆怪物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夸夸其谈：

　　“听着，老兄，我并没有阴谋破坏任何东西。这工作决非我能胜任。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我是艺术家——不是鞋匠。”

　　“艺术家？”他问。

　　“无线电艺术家，”我说，索性在谎话上添油加醋。“一位艺术家不能缝鞋。应该让指挥官知道这件事情。”

　　下午六点钟左右，各工作大队已经返回营地，我被召唤到指挥官办公室。他带着狡猾的微笑抬头看着我。

　　“听说，”他说，叫我站在他面前。“你不能缝鞋，因为你是艺术家。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我懂了。也许，你会弹吉他？”

　　“不，不是吉他，是鼓，上尉。您这里有鼓吗？”

　　我选对了乐器：这个战俘营没有鼓。一举得手后我勇气倍增，接下去说：“上尉，说实话，我的特长不是演奏乐器，而是表演——唱歌，写剧本。在意大利，我是全能艺术家。”

　　“哦。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吗？”

　　“我可以每个星期天为战俘组织综艺演出。也为您自己的部下，如果上尉同意的话。”

　　一时之间，上尉想不出怎该怎么说。他为了从容思考，替自己斟了一小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一位艺术家……我知道了……好吧，让我们这样试试看。我会给你找个吉他和俄式三弦琴。你召集些乐师和歌手，为星期天筹备一次演出。如果成绩良好，我就把你调出制鞋工厂。如果演出拙劣，我就把你关进单人囚室。同意吗，”

　　“一言为定！谢谢上尉。”我敬了礼，转身朝房门走。上尉的声音追上来：“最好是那不勒斯歌曲。”

　　苏联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炫耀他们对西方的知识。他们对意大利的知识包括四样：美术、歌剧、爱国将领加里波第、那不勒斯歌曲。这四样之中，加里波第将军受敬爱（也许是因为他的部队穿的是红衬衫），而那不勒斯歌曲受崇拜。为什么？自然是为了那些优美的音调。也因为那些歌曲里常常提到太阳和海滨闪光的白色城市——海参崴和明斯克永远享受不到的意大利地中海艳阳。

　　那天已经是星期四。我立刻开始物色乐师——在每百人中有八十人玩口琴或吉他的一支军队中，那不是难事。发掘歌手稍微难一点。说老实话，拉住一个已经花了10小时收割棉花的人对他说：“给我们唱支歌怎么样？”并不容易。不过在托尼诺帮助下，我设法解释，如果我们的剧团成功，也许可以有些人不必下棉田……

　　“苏联人对这类事情有癖好。如果我们下对了工夫，谁知道还能让他们给我们什么好处？”

　　我们的话说对了。我的央求和托尼诺的坚持，终干争取到两名勉强答应的那不勒斯歌手。我们立刻开始凑成一个节目。托尼诺写好一个文辞绚丽的海报，还在筹备人名单中加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担任剧场的维持秩序纠察员。到了星期天，我们的开锣戏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三点正，指挥官进人场地，后面跟着主管工作大队的军士、几名警卫和十二三名文职人员，有男有女。他们全体，包括指挥官，都带来了小椅子。

　　托尼诺担任招待。他向这群人致敬后问指挥官：“指挥官先生，您希望舞台设在哪里？”

　　指挥官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眯起眼睛看着四月的太阳，然后指指我们宿舍的墙：

　　“那边。”

　　“好极了，上尉先生。”慷慨大方的托尼诺说。

　　现在轮到我了。“托尼诺，召集战俘。”我说。

　　“是不是也请德国人？”

　　“他们愿意来就来吧。”

　　他们不想来。因此，在苏联人“正厅”位置后面的“楼座”里，坐的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指挥官下令开始，好戏就在巴塔阿拉尔登台了。

　　我用我认为简单扼要的诙谐独白开场。接着是我们第一位那不勒斯歌手蒙纳塞拉上台，唱了两支肯定叫座的歌：“我的太阳”和“桑塔露琪亚”。我再朗诵一首独白诗。跟着是斯科尼亚和密格里奥为我们演出尼诺·塔兰托(Nino Taranto）的一出短剧，还加唱了“工兵歌”。压轴戏是蒙纳塞拉毫不害躁地唱了一大段那不勒斯民歌集成。

　　那是蒙纳塞拉领导合唱“我的太阳”的一刻，充分发挥了他家乡这首流行歌曲的呜咽和流水行云的琵音特色。那些苏联文职人员一致肃立——使意大利人莫名其妙——直到唱完为止。也许他们以为正在听那不勒斯王国的国歌呢。

　　1944年5月底，苏联人改变了对战俘的政策。意大利战俘和德国战俘厮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

　　很可能，我们自己的集中营影响了苏联的决定。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酒吧式的打斗，双方都随手拿起桌椅板凳乱扔。每次打斗回来，我们总是鼻青眼肿，头破血流。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天上午，我们全体50个意大利人奉令离开营房，沿着铁丝网列队站立。我们被调遣到另外一个战俘营。我们对那些德国人的告别礼可不雅观。隔着铁丝网像网球般往返横飞的词句简直不堪人耳。这里我只敢记下两句最无伤大雅的：

　　“再见，龟儿子！”

　　“再见，臭贼！”

　　接着我们踏上三个月前来这里的旧路。不过这次心情轻松多了。当你在一个五月上午，在艳阳照射下，行经旷阔的田野，空气中弥漫着栎树和清新运河河水的芳香，周围树叶沙沙作响——而且极目所至不见一寸铁丝网——你的精神自然抖擞。你忘记了监狱里挥之不去的焦虑。突然间，你想唱歌！

　　歌声开始飘起。并非大家都唱同样的歌。每个人都选择他家乡最热爱的歌。突然间。沿着巴塔阿拉尔运河前进时，我们的那不勒斯——伦巴底——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卡纳混声大合唱，已经在中亚的原野里重新创造了意大利！

　　我们的新营地近在眼前。它不算是美观，不过那些白色小屋散布在一片高低起伏的地面上，确有度假胜地的模样。它紧靠运河建造，甚至那座横跨运河、用深色多瘤木材建造的吊桥，也平添少许浪漫韵味。

　　我们行经宿舍、诊疗所、厨房、厕所、工场和警卫室（一切都和以前我们见过的很像），然后停下。等候清点人数时，我们打量新环境。不久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同一个目标。

　　紧贴着厨房，有间七倒八歪的衰败棚屋。二米见方，坏了的房门上有个笔画粗大的意大利文招牌，上书“铁匠”。

　　我们不久就打听到，这个棚屋是那不勒斯人文森佐的产业。我愿意在这里不增不删地忠实记述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故事。

　　文森佐是都灵师的步兵。他带着那不勒斯人名闻遐迩的热情在棉田里工作。除了这种传统的家乡热忱外，他的主意也层出不穷。

　　三月间某天深夜，文森佐先生离开他的铺位，卷起衣袖，偷来四块木板，只用了几枚钉子，便造起他那座二米见方的棚屋。

　　他在房门上方挂起那个铁匠招牌——书法之佳，叹为观止。他还用剩余的零七八碎的木头在棚屋面前造了个小小的门阶。第二天上午7点，工作大队开始排队谁备前往棉田时，他却端坐在门阶上。

　　主管工作大队的苏联中尉年纪很轻，因此稚嫩可欺。他看看前一天还不存在的棚屋，又看着一本正经坐在门阶上的文森佐。

　　最初，那个棚屋并未使他困惑：棚屋可以有一千种理由忽生忽灭。那个招牌也不怎么使他烦恼，一部分是因为他根本不明白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用不同的铜版体、斜体、哥特体和印刷体字母拼凑成的。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文森佐身上。

　　“站起来！”他喊道，“排队去棉田上工！”

　　文森佐的回答很严肃：

　　“我不能。从今往后，都不能考虑。”

　　碰上这种藐视一切己知规则的声明，中尉只好走过来查清楚情况。

　　“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你病了？”

　　“哦，求求你，我可不想生病。”

　　“那么，怎么样？”

　　“您看到那块招牌吗？”文森佐皱起眉头问。

　　“招牌上写的什么？”中尉再问一遍。有几分出于紧张，也有几分出于好奇。

　　“上面写的是‘铁匠’。”

　　“那又怎么样？”

　　“从今天起，马儿将在这里钉蹄铁。”

　　“但是这里附近唯一的一匹马是指挥官的。”

　　“行远必自迩，”文森佐很有耐心地回答，“而且不要忘记，在今天以前，这种服务在这里是找不到的。不过这还不是我所提供的唯一服务。从现在起，我将照顾全营的锁。”

　　“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锁啊。”

　　“可不是吗？”

　　年轻中尉如坠五里雾中。也许他猜想这个意大利人在扯谎，用他神秘的态度和他更神秘的业务活动迷惑他。文森佐滔滔不绝为自己的主张申述辩护理由时，中尉仍在考虑怎么解决。

　　“你要知道，中尉先生，既然我已经安排好这些服务，便不可能再去棉田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营地的前途就在这棚屋。”

　　“里面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今天没有。不过明天……”

　　“原来如此。那么，你打算……？”

　　“是的。”

　　这时候，全营战俘都已经排好队等候开拔。中尉必须迅速决定。

　　“好吧，”他说，“你今天可以留在这里。不过我要向指挥官报告这件事。”

　　“当然我必须留在这里！”文森佐说。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向中尉，表情审慎夹杂狡诈。“您知道意大利人的脾气，”他说，“如果我因事不得不离开店铺一分钟，他们就一定会把我偷个精光。”

　　“精光？”

　　“精光。”

　　无论相信不相信，这位苏联军官不想再为这个迷团伤脑筋。反正指挥官得做决定。

　　因为指挥官有一匹他爱护倍至的马，问题立刻得到解决。那不勒斯来的文森佐先生变成苏联唯一的工业大亨。

　　对第29一3号战俘营的五百名意大利战俘来说，那里的指挥官就是“勋章”。“勋章上校”。如果他有真姓名，我也从不知道。我们称呼他“勋章”是因为他曾经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立功获得勋章。那枚勋章显然与我们意大利人有关：谣传他曾经与神枪手师作战而获得勋章。那场战役曾经使他受重伤，不适合重新上前线。

　　勋章先生从来不提到这件事。不过这些谣言一定是真的，因为他每次听到军官们谈论意大利人，勋章先生总是插嘴说：“意大利人？艺术家。全是艺术家。不是战士。不过神枪手师例外。”

　　勋章先生修长，精瘦，面带凶相。不过穿上一名西西里战俘裁缝为他裁制的合身制服，却显得英俊潇洒，说他像一名革命同志，不如说他更像一位勋爵。他甚至有英国贵族那种严肃、从容的步伐。

　　勋章先生嗜戏成癖。他一听说他的新战俘中有舞台老手，立刻派人召见我。

　　“在这个战俘营里，我们希望不时安排一场小表演。一场戏剧娱乐。不过，如果出于你们主动，那也许会更好一些。”

　　“报告上校，我完全了解。您想象的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剧团？”

　　“呢，对了。正式的。”

　　他的意大利语相当好。显然，这位指挥官不是傻瓜。为什么我会心里想“这是个容易对付的目标”？

　　“譬如说，每个星期天，怎么样？”我问。

　　“为什么不可以？”

　　“我看没有困难。我脑子里记得相当多的短剧和小歌剧。我也编写和导演短剧。我想我们可以立即拿‘铃之乡’开始。”

　　“铃……什么？那是什么？”

　　“一出可爱的小歌剧。轻松风趣，音乐美妙。一个关于友善水手和漂亮的荷兰姑娘的故事。”

　　“铃之乡？”

　　“铃，叮吟叮吟的铃。”

　　“唔，好吧，试试看。”

　　“我们需要戏装。”

　　“什么？”

　　“没有戏装，整个效果就丧失了。”

　　“不用戏装。”

　　“为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找布料？”

　　“巴塔阿拉尔这里没有布？”我大为惊奇地问。“对不起，上校，这里不是棉花共和国吗？有棉花的地方，就应该有布。”

　　“是的。不过那些布是国家财产。”

　　“啊，当然，当然。那么。我们只好忘掉‘铃之乡’了。真可惜，上校先生，那该是场精彩表演。您知不知道会有真船开上舞台？”

　　“整艘船？？”

　　“是整艘船的侧面。我会在两辆小板车上造好侧面，从船头到船尾，而且……”

　　“不会有布。”

　　“一定要有足够我们需要的布！上校先生，您一定可以……也许有一个书面批示……？”

　　“绝对不可能。”

　　“那不凭书面批示呢？”

　　我说的很快，而且用俄语，以避免误解。勋章先生对我的眼睛逼视。他的脸毫无表情，他究竟懂不懂我话里的暗示？我判断他很狡猾，不至于不懂。不过他也太有些苏联人作风，不会承认了解了我的暗示，除非……

　　“不用戏装。”他坚持。

　　“很抱歉，上校先生。相信我，没有戏装会一塌糊涂的。我去想个别的剧目。

　　“好。那么，你可以走了。”

　　我敬了礼，向后转，回到宿舍。正午时分，上校再度召唤。

　　“怎么样？”他问。

　　“仍然在找别的主意，上校先生。”

　　“不必了。我们需要多少布？”

　　“十匹怎么样？”

　　“五匹。”

　　“就五匹。”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停下来时勾勾指头要我过去。我走近他。

　　“你对这个战俘营里的人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可以信赖他们？”

　　“上校先生，”我迅速回答，“这个集中营里有五百名忠诚的意大利人。无论你选谁都不会错。”

　　“你去选。三个人。今天晚上7点，吃饭以后。来我办公室里。明白了吗？”

　　“明白，上校先生。7点。”

　　7点差10分，三名战俘在勋章先生办公室门外出现。托尼诺和我已经站在那里。

　　“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太好了！”托尼诺坚持说。

　　勋章先生七点整到达。他看着我们，上下打量着托尼诺，然后对我说：“两个跛子想……”

　　我打断他的话。“这位是专家，上校先生。他的头脑抵得上五个人，不论他有腿没腿。”

　　“好了，我们开始吧。”

　　营地外面停着一辆板车，车杠间套着一匹马。我们爬上板车，勋章先生坐在那个赶马车的老百姓旁边。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一个纺织厂门外停下了。“跟我来。”勋章上校说。

　　进去以后，他和一位主管讲个不休。他拿出一纸公文（我敢发誓那是伪造的）。最后他喊我们过去。

　　“从那里挑七匹布装上板车。”他用意大利语对我们说。

　　七匹？他一定是改变主意了。我们判断，他已经让我们这些意大利人自己去解释他那高超的苏联外交谈判交易。所以，我们索性装了十匹布到板车上。紧接着那老百姓就赶着板车赶紧离开了这家纺织厂。

　　回途中我们在一家粮食仓库前停了下来。“跟我来，”勋章先生说，“我们必须取得一袋糖。二十公斤。”

　　纺织厂谈判迅速重演。我们再度迅速出来，搬了两袋糖。我们驱车离开。夜色方合，空气轻柔芳香。运河两岸蝉声嘹亮。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回到营地后，三匹米色布料和一袋子糖进人了勋章先生的住宅。另外七匹布和一袋糖跟着我们进人有刺铁丝网后面。

　　“哇！”托尼诺大喊，“谁会梦想到……？”

　　“那是为剧团弄来的，亲爱的托尼诺，剧团！

　　“那么糖呢？”

　　“你对。任何肯二一添作五平分的人，一定是老实人。”

　　勋章上校于是有了他的剧团。

　　第29一3号战俘营也免不了有怪人。最出名的是热那亚厨子布鲁诺·比伐。个子小而胖嘟嘟的，隆起的额头上披着一撮卷发，永远濒临歇斯底里边缘，随时会尖声高叫。

　　布鲁诺并不是个小气鬼。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他大发脾气——不回答他的话、手势意义不明、或者言辞误会。不过他平静的时候，倒是个慷慨、乐于助人的朋友。我还得承认，他不仅对战俘同伴发脾气，也对苏联人发脾气。

　　布鲁诺的歌舞才能，不久就使他成为第29一3号战俘营“大观剧团”的明星，最受星期天下午观众欢迎的名角。他通常演女主角，因为他的身材和性情都合适。而且他的确演得很好。在意大利时，他担任过一个剧团的歌舞男主角。他能跳任何一种舞蹈，伦巴，华尔兹，卡里奥格舞。不过他最拿手的是芭蕾舞。每逢他在舞台上以脚尖为轴立地旋转时——通常穿短裙，观众席就会掌声雷动。陶醉于喝彩声的布鲁诺跳得如痴如狂。他结束每一支歌曲时，总是毫无惧色地劈一字腿，引起意大利和苏联观众“哇！”的一声惊叹。

　　布鲁诺很快就积累起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行头——三条短裙，几件晚礼服，好几双芭蕾舞鞋，高跟舞鞋，假珠宝，围巾和宽边女帽。“假如我必须扮演女人，我不希望看起来像个男人！”他解释道，听起来不无道理。

　　为了提高这个“大观剧团”的声望，我决定上演威尔第的著名歌剧《茶花女》第三幕，并在开演前为观众简要介绍较早的情节。表演的高潮将是由一把小提琴伴奏的一段“爱我呀，艾尔费多”唱腔。我已经一部分凭记忆一部分凭杜撰地拼凑成了对白，也分配了主要角色。布鲁诺扮演薇奥莉姐，蒙纳塞拉扮演父亲，我扮演艾尔费多。

　　不过我们有个主要问题——薇奥莉姐的头发。说得更确切点，就是布鲁诺的假发。这问题以前从未出现过。因为布鲁诺扮演女主角的时候，总是用女帽或头巾遮头。但是薇奥莉姐需要头发。她将躺在榻上，病得要死。她在病榻上不能戴帽子。即使死于监狱里也不能那样。

　　我们用下面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我有个“私人助理”，是属干所谓“不健全”战俘类。简单地说就是头脑有问题。他是个傻呵呵的撒丁人，名字叫康九。他什么事情都肯替我干，因为担任我的助手使他有资格享受额外口粮。

　　一天上午，勋章先生骑着他那匹爱马穿过营地大门，把马拴在树荫下，便走进办公室。这是不寻常的情况，因为勋章先生通常把马拴在他的住宅附近。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你看到那匹马的尾巴了吗？”我对康九说。

　　“我看到马了。”

　　“告诉你！它有条尾巴！

　　“有又怎么样？”

　　“去，把它弄过来给我。”

　　“整条？”

　　“剪下大约四十五厘米。”

　　康九觉得该问的都问清楚了，便走进宿舍拿出一把大剪刀，朝着那匹马走去，随时注意勋章先生和警卫的动静。他回来时上衣里鼓鼓囊囊地塞着那匹可怜的马的尾巴。

　　“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把它交给托尼诺。”

　　“行。要不要回信？”他从前在撒丁尼亚是个邮差。

　　“不要。”

　　康九腋下夹着包裹离开时，勋章先生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战俘营的老资格德尔福·贝勒蒂走过来跟我聊天。

　　“卡洛，今天早晨天气倒真不错。”德尔福说。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回答。

　　这时候，勋章先生刚好走到他断了尾巴的马儿旁边。他立刻大喊德尔福（德尔福是第29一3号战俘营里唯一的意大利军官，他在战俘之间实际上是勋章先生的副手）。

　　德尔福对这件失窃案一无所知，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勋章先生。不过他是个地道的托斯卡纳人，对我们的戏剧活动又一清二楚，不可能不猜到真相。而且还有在那边我对他评论天气的回答……他对着勋章先生的眼睛逼视。

　　“上校，这是您自己的一名军官跟您开玩笑。”

　　勋章先生竖起眉毛表示不相信。

　　“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上校，我们谁也不敢。”

　　勋章先生恢复平静后，微微一耸肩膀。也许他在想，四十五厘米马尾真不足以构成审判的充分理由。即使在苏联也不构成理由。他解开僵绳，牵了马走出大门。

　　“马尾在哪里？”德尔福问我。

　　“在托尼诺手里。”

　　德尔福微微一笑。“那么，薇奥莉姐将要戴着马尾香消玉陨喽？好吧，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不，我们要信赖密格里奥。他将编制假发。”

　　第二天，假发编好了。乌油油的一绺绺长发从一片皮制的假头皮上密密麻麻地披垂着，直达地板。以材料来说，它的确是漂亮之极的假发了。也许有一点硬绷绷的，而且每绺假发发根处的头皮也太显眼了一点。不过那也应该对得起布鲁诺扮演的薇奥莉妲了。

　　那个星期天，我们的剧场完全爆满。观众大有理由寄予厚望。因为这次我们并非推出大多数观众不知道的“铃之乡”一类的旧剧目，而是人人至少听说过的真正古典名剧。

　　三点三十分整，乐队奏起《茶花女》的序曲。我走到舞台上的灯前（已经穿上了艾尔费多的戏装，也化好了妆），用严肃的声音和表情介绍情节。一直谈到薇奥莉妲绝症揭露的紧要关头。

　　观众已经被这个故事的悱恻情节吸引住。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转身面对乐队。

　　“各位先生，请演奏‘爱我呀，艾尔费多’！”我哽咽着说。

　　唱腔开始。幕布拉开。舞台上出现一个看来象修女秘室的场所。家具只有一椅一榻。榻上躺着薇奥莉妲。榻边站着她忠实的女仆安妮娜。对白稍嫌简短。

　　“小姐，您觉得怎么样？”

　　“很好。”

　　安妮娜：“我真高兴。”

　　舞台旁边乐队的“爱我呀，艾尔费多”曲调盈庭溢耳。扮演艾尔费多父亲的蒙纳塞拉上场了。他戴着一顶意大利北部提罗尔地区的宽边帽子，那是我们想得到的最佳办法，希望给观众一个“他风尘仆仆来自远方”的印象。

　　那场感情激动的戏进行顺利。老父跪在卧榻边，薇奥莉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黑发披垂的头紧紧靠在枕上。随后老人告别，由安妮娜陪送到门边。乐队已经四度重奏“爱我呀，艾尔费多”（也许我们应该多排练一个唱段吧？）。然后我上场。

　　“薇奥莉妲！”

　　“艾尔费多！”

　　饰演薇奥莉妲的布鲁诺是应该躺着不动的。不过在你把整个心都投人这个角色后，你也就把通常的考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俯身拥抱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薇奥莉妲！”）时，微微抱起他的脑袋。我兜手扶住他的后脑勺，突然感觉有沉甸甸的东西滑过的感觉。低头一看，乌黑油亮的一绺绺头发正从我手上倾泻到地板上。布鲁诺的脑袋变成光秃秃的了。观众发出一阵责备的声音。勋章先生三步并做两步，踏着小梯阶冲上舞台，独奏的小提琴琴音在惊慌中截然而止。

　　“这不是什么茶花女，”勋章先生指着布鲁诺的头大吼道，“这是我的马尾巴！

　　他下令把我关禁闭，一点没有因古典歌剧而爱屋及乌的意思。

　　毫无疑问，第29一3号战俘营是我住过的最好的战俘营。也许是我们幸运。在战争初期那几年，恐怖、饥饿、疾病和暴行在苏联的战俘营里是家常便饭。

　　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似乎是年代久远的时候了。我们住在那里的那几个月里，营地连外形上都有了改变。意大利战俘在棉田工作之余，夜间和星期天加班工作，除了最初容纳我们的几幢光秃秃小屋之外，添加了一所医院，一间新的医务室，一家裁缝店，一家鞋店和一所面包厂。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面包厂，表示那些苦涩发霉的黑面包块已经成为过去。多亏一批专诚热中的罗马涅来的糕饼师设计了烤炉——尽管苏联面粉质量低劣——松脆可口的意大利面包终于在第29一3号战俘营出现。

　　布鲁诺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受了这些进步鼓励，决定在1944年圣诞节为我们烧一顿真正有纪念意义的大餐。他向勋章先生提出的建议简单明了：如果上校答应在12月25日发给我们三倍的口粮——米、面粉、砂糖、肉、面包、骆驼油、蔬菜——我们将在一月底以前一点一点全部还清。

　　勋章先生支支吾吾不做表态。圣诞节毕竟是“我们的”节日，不是他们的。而且莫斯科也许有人不赞同一个苏联集中营中竟然有这种反动行为。不过他无法长久抗拒这位热那亚厨子的央求。继续使布鲁诺猜疑了好几天后（也许只是为了面子问题），勋章先生终于同意。举行盛宴！

　　还不止盛宴而已。因为勋章先生在同意三倍口粮的时候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你对一个意大利人让步，你必需承担后果。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德尔福硬逼他答应了两个不做工的日子（12月25日和26日）——依照布鲁诺的方式，慢慢加班偿还，在一月底以前每天还一点。接着我们的医务官贝卢西奥获得许可建造基督诞生实景，包括马槽和动物。此外，托尼诺获准张挂圣诞节灯饰。

　　1944年12月24日，天黑得像个地中海的冬夜。没有朝圣的东方三博士星座，不过有大熊星座在绝少云雾的北半球深蓝色夜空上闪耀。我们一簇簇地在露天聚集，等候午夜到来。那时贝卢西奥医生将揭开基督诞生实景模型的幕布，并发表圣诞布道。托尼诺的灯饰使我们想起家乡的街头灯饰。芬芳的食物香味从宴席已经准备好的布鲁诺厨房中缕缕飘出。

　　午夜钟声一响，贝卢西奥进人已经布置好马槽和圣婴家庭的鞋店。大约三十名战俘跟着他进去。没有空地容纳更多的人。因此我们其余的人（包括托尼诺和我）只好拥挤在敞开的大门口。我们脱下帽子。

　　贝卢西奥先为圣婴家庭祝福。然后转过身来邀请我们跟着他祈祷。他的祈祷词不是一位神甫、一位军人、甚至一位意大利人的话。那是信仰上帝——纵使在战争中和被俘虏——和相信人类善意的一个好人的话。

　　“……并祝你们大家平安返回家乡。阿门。”他在祈祷词结尾说。

　　“阿门。”

　　没有人宣布，但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星光照耀歌》。我们唱歌时感情激动，喉咙梗塞。接着是一阵沉默。歌唱完了。但是没有人动弹。贝卢西奥仍然跪在油漆鲜艳夺目的木雕圣婴面前。室内的人没有离开的动作。站在门口的人仍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往里看。

　　我们站着各自思量自己的心事时，值星中尉大步流星地踏进营地向我们走过来。他走到窗口，探头向里张望，又转身看着我们低垂的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了解，那对我们一定很有意义。

　　他不能确定该怎么做，只好来回踱步。他停下来。走开几步。接着又回来。他看着我们。擤了一下鼻子。最后，他举起右手，站在那里肃穆地向圣婴家庭敬了一个苏联军礼。

　　直到我们开始朝着布鲁诺的食物香味三三两两地移动时，他才转身对托尼诺嗫嚅地问：

　　“这时候你们在意大利一般说些什么？”

　　"Buon Natale（圣诞快乐）。”

　　“那么……Buon Natale！”

　　1945年7月，我们战俘营遍传谣言：“他们就要送我们回家了！

　　谁也不相信。虽然我们都知道战争在欧洲已经结束。三十一个月的战俘生活使我们变成愤世嫉俗的人。

　　不过7月29日上午我们站队等候点名时，值星官宣布了五十名残废战俘的名单——包括托尼诺和我——并命令我们脱离队伍。勋章先生朝我们走过来。

　　“呃，”他说，“我们要送你们到莫斯科接受妥善的医院治疗。祝你们大家一路平安。”

　　那天上午他说话特别简略。托尼诺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只是另一次调动。坐四十天火车。现在又是旅游季节了。”

　　我们意兴阑珊地收拾好行李，准备起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月还差强人意。战俘从不欢迎变动。勋章先生已经指派我们的政委，1925年起就居住在苏联的意大利移民沙希，在火车上照料我们的生活。我猜想沙希是托斯卡纳人。我们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不喜欢——主要是政治上的理由——不过他做过几件事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过。他也从不向我们过分说教或做政治演讲。

　　中午，我们在营外运河边排好队。我们隔着铁丝网说了最后的再见。我发现德尔福在摇动一面意大利国旗。

　　“再见，德尔福！”

　　“再见！”

　　两名荷枪警卫，一名带队，一名殿后。天气热。士气低。每隔十分钟，沙希就安慰我们一次，说火车站很近了。

　　“多近？”

　　“很近。”

　　最后我们到达一个略似火车站的地方。两条生锈的铁轨几乎全被野草湮没。见惯了的一列牲畜车停在那里等候。

　　“原来还不止是我们。”托尼诺说，用手指着十二节已经装满了人的货车。

　　“他们是从其他的战俘营来的。”沙希说，“这节车厢是你们的。”

　　“您是否跟我们一道走？”

　　“陪一段路。”

　　现在，我们对把人装满车的过程已经记得滚瓜烂熟。铁门拉拢，铁锁发出沉重的恍档声，我们就在铺着稻草的车厢地板上卧作一团。

　　车门一落锁，火车几乎立刻就吱吱嘎嘎地开动了。

　　“这次他们倒很赶紧。”托尼诺说。

　　的确，火车在慢慢加速，最后达到相当快的速度，一直维持了前所未闻的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脚底下的刹车吱吱作声。我们在炎阳照射下寂静的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上停下了。

　　“不会停太久。”有人说。

　　车门哗啦一声拉开了。沙希朝里面看着我们，他背后站着一名警卫。沙希的脸色不同了。他正在微笑。他看了我们全体一眼后才说话。

　　“好消息，小伙子们。”他说，“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让这道门敞开着。你们也可以在各站下车走动，如果你们有卢布可花的话。不过当心别被遗落在后面。因为我不知道苏联人下次什么时候会派另外一列火车去意大利。”

　　“什么？”托尼诺大吼。

　　“去意大利。你们不再是战俘了。你们是自由人了。警卫马上要回去。我也是的。另外一名政委将留在车上照顾一切。还有五名护士。别做傻事，紧守在一起。这列火车将送你们一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那里有国际红十字会。也有意大利的红十字会。别紧张，你们到那里时会知道怎样回国。一路平安，小伙子。请代我向意大利人问候。”

　　“沙希先生！沙希先生！”我们大喊。

　　“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不能同时又哭又说话。

（书摘全文完）

　　24岁的意大利战俘卡洛·席尔瓦平安地回到了米兰老家。托尼诺·范蒂实现了请他吃毋亲做的意大利面食的诺言。1973年，他的回忆录《VEMGO DALLA SIBERIA》由意大利米兰的BIETI公司出版，并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版本，广受欢迎。1992年，卡洛·席尔瓦去世．享年71岁。

（快贴完时发现是十三篇，于是把后记另贴多凑一篇。）

　　这篇文章中除了能看到意大利人在逆境中保持天性外，还可看到苏联战俘管理人员的人性。

　　这后一点与以前的印象有所不同。

　　以前看到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战俘总是说俘虏了十几万，回到德国只有几千。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从这篇文章看，这些德军战俘的境遇不是很差，至少是不比意大利战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