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原因--[和温相] -- 风雨声

王澈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四年（1878）奉命出使英、法，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大臣。从此，揭开了曾纪泽一生中最辉煌、同时也是最为人褒贬不一的政治生涯的帷幕。光绪七年，他通过反复与沙俄政府周旋，终于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①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光绪九年，由于法国帝国主义对越南与中国南部的觊觎，引发了终止于光绪十一年的中法战争，被人们认为是主战派的一员主将的曾纪泽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所作的贡献，近年来也逐渐为学者专家所重视，并多有褒扬。但由于他在镇南关大捷后积极主张议和，也受到一些史家的指责。因此，探讨曾纪泽从主战到主和的原因，对正确评价中法战争中的曾纪泽是很必要的。

　　一　曾国藩与西方文化对曾纪泽的影响

　　1．曾国藩的影响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他在中法交涉初期极力主战的态度与曾国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读书、做人等方面，要求极其严格，经常在书信中询问曾纪泽兄弟有关这些方面的情况，并以亲身体会进行言传身教。

　　作为有名的理学家，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此基础上，他极力推崇“诚”，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②咸丰八年（1869）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写道：“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③在曾国藩的教诲下，曾纪泽形成了“诚”、“敬”、“恕”的人生原则、勤奋好学的作风和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这在他未来的外交生涯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曾国藩，积极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造船技术。他认为，对待来自西方的洋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④这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准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办理洋务的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借助外国势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积聚一定的实力，以达到自强乃至与西方相抗衡的目的。他对洋人所谓大德小怨的论断是荒诞而滑稽的，但他选择的自强之路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到19世纪7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早已烟消云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蚕食却与日俱增，民族矛盾日益严重。曾纪泽通过对其父办理天津教案的了解，于办洋务的甘苦已有所尝试，其父因此事抑郁而亡的悲剧，更使他了解了实力的重要。因而，曾纪泽弃其父关于洋人“大德小怨”之说而不顾，刻意追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训练和兵器制造。同时，他在此种办洋务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一步，注意考求西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办洋务、讲西学的思想：“洋务之要端，谓必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然后办理不致孟浪。”⑤即知已知彼的行为方式。

　　2．西方文化的熏陶

　　由于时代与经历的不同，曾纪泽具备了不同于其父的新的素质：对西学进行了切实的研究。

　　曾纪泽26岁，遵父嘱为李善兰所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作序，序成，颇得赞赏，说明其西学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死后，曾纪泽在居乡丁忧期间，利用中国音韵学的基本知识自修英文。到光绪三年，曾纪泽袭侯封来京谢恩时，已可与西人直接交谈了。虽然他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但在此同时，他也未忽视国学的修养，“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以异于西洋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⑥

　　光绪四年，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巴黎，五年正月初四日抵伦敦，在与前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办理交接手续期间，这两位热衷于使“中国即刻自强起来”的外交大臣进行了多次长谈，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意已很显然。上任伊始，他仍孜孜于中西文化的研究。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以中华文化为尊。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逐渐而来，是以风俗文物，与吾华上古之世为近。……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盖地产有数，不足以供宇宙万国之繁费，则由精而入粗者，势使然也。”⑦当西人认为深奥难解的《易经》“无关学问”时，他立即旁征博引，论证“《易》于中国学问，仰观天文，俯观地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诚未易言。即西学而论，种种精巧奇奥之事，亦不能出其范围。”⑧正是基于这种自信，曾纪泽在与西人的交往中，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正气，为维护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然而，曾纪泽的自信并非是那种夜郎自大的沾沾自喜，他清楚地认识中国的积弱状态，并积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他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并非他所津津乐道的中学，而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这种抉择是由他中西兼通的文化素养决定的，出使英法又为他进一步了解西方先进的技术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初到英国，曾纪泽参加了伦敦老城裁缝会举行的宴会，会上，曾纪泽道出了他锐意革新的志向：“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⑨6天后，他就开始与人探讨西方的轮船大炮了。早在出国前，他曾在天津粗览了从英国进口的蚊子船，已表现出对此种战船不甚赞赏之意。光绪五年五月初一日，在与金登干等长谈时，更具体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蚊子船’有二病：一日船小炮大，炮口前面不能环顾，左右则不甚灵，必须船头转运便捷，方可中的，则是舵工当与炮兵相应，如臂指之相使，较他种兵船更难精熟也，一曰船舱狭窄，不能载兵勇多名，船中虽列洋枪，当有事之时直虚设耳，盖炮兵专顾大炮，无暇兼顾洋枪，有时敌人小划逼近，恐有坐困之势。”为此，他提出了改进办法，“必须稍展舱间，略添兵勇”。⑩六月初三日，他在致北洋大臣函中写道：“此间新造蚊子船，四艘业已竣工，前在纽卡塞儿初次试船，纪泽派翻译一员、学生二员前往查验，计船长一十二丈五尺，炮重三十五顿〔吨〕，子重五百三十五斤，食药二百三十五斤，惟每点钟仅行十海里，计中国三十六七公里，不为甚远耳。”⑾次日，他又亲赴朴次茅斯复查这四艘战船，亲手操作，并“阅水兵所居及藏贮火药之所”，看到“皆极慎密”，他才表示满意，并认为如得良将精兵驾之，以防御海口，自是一种利器。”⑿他这种通过“力践”以“致和”的功夫，正是从其父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正确地、客观地评价事物的方法。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方面，他尽可能地了解国内的情况，在光绪七年至十一年的出使日记中均有他与福州船政局学生交谈的记载；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作为公使的有利条件，了解西方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他参观了英国乌里治炮局，并详细记述了炮局内的部分机器；他会见了德国大军火商、克虏伯炮局局董哈师，谈及购买军火事，并拟前往参观；他与人探讨水雷的功效，观看法国阅兵式，阅看新购碰快船，这些活动有助于他了解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差距，亦成为他在中法战争中由主战到主和的依据之一。

　　曾纪泽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也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思想，如平等、主权等近代概念，指出国家之间平等往来的原则：“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豆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耳。”⒀即平等的基础是中国必须自强，有国家的主权。这种平等的思想在其日常交往中，则体现为以“诚”、“敬”、“恕”的处世原则结交了许多西方人士，特别是英、法之人，如：日意格、金登干、威妥玛、赫德等，他常利用这些私人关系“探测舆论”，这对他及时了解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是大有好处的。

　　以上种种，构成了曾纪泽不同于左宗棠等主战派的特点：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广博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既尊崇中国的固有文明，又热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既掌握中国国内的情况，又了解国际局势的动向。因此，造成了他与其他主战派的不同：由战初的积极主战，到镇南关大捷后的力倡主和。

　　二　曾纪泽主战与主和的客观条件

　　1．曾纪泽的主战

　　曾纪泽的公使的身份、所处的环境、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其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很早就发现了法国对越南的图谋。光绪六年五月十八日，根据在巴黎时听到的消息，他从伦敦向总理衙门报告了“法国之谋据安南”⒁的企图。赴俄改约时，又“编电报寄译署，论法与安南事”，⒂并照会法国外部大臣：“贵国欲在东京干预一切事，将来必有衅端。”⒃但他的担忧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为使越来越多的清廷官员认识到法国的野心，曾纪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此时的中国，尚未尽损天朝大国的荣光，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亦常常以此而自尊、自诩。中国与邻近其他国家的宗藩关系，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曾经获得过的优崇，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们沮丧心理的平衡剂。所以，尽管此时清政府已颇有些自顾不暇，对越南的屡次请求却不能无动于衷，从维护固有的宗藩关系出发，中国应重视越南之事。周旋于西人之中的曾纪泽进一步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指法国人?D?D笔者注）之著作，多可为证，然则吾轻让属国即自撤藩篱也。”⒄而且，“英人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越事以为进止。琉球无甚关系，不争可也。东京乃卧榻之侧，亦不闻问，岂不召各国弱小者之姗笑、强梁者之凯觎乎？”⒅曾纪泽的分析是有根据的。1880年9月，茹费理第一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时，就叫嚣着“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之上”。⒆在这种疯狂的叫嚣中，人们已经隐约地品出了硝烟的味道。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维护清廷的声誉，曾纪泽提出防备法国的必要性，至于如何防备，曾纪泽颇赞成“欲保和局，必修战备”⒇的政策，即：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以力相抗。这样，在中法交涉之初，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主战派。

　　此间，作为主战派的一员大将，他对进行战争并获得胜利抱有一定的信心，且以此为中国复兴的一个契机。首先，他对清廷的军事实力是比较乐观的。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件中，他写道：“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21）中国的“海防兵力，兼御各国则不足，专御一法则有余”。况且中国占据地利的优势，“主客之劳逸，彼此悬殊， 相持一载，法必告敝，而各国皆有戒心，中外强弱之机，在此一举。”（22）从曾纪泽对国内海防力量的关切和了解看来，他的乐观不无道理，对中法一旦开战后的形势的估计也基本正确。其次，曾纪泽熟知法国社会内部充满了矛盾，内外交困。在国内，政治上“朋党相竞，政出多门”，（23）“君、民两党交讧。”（24）法国君党议员喀萨尼亚克就曾赞同曾纪泽对法政府的责难，并帮助曾纪泽反驳法国政府；议员柏林也表示：“若政府以为必动干戈，则议院必先究查政府冒昧妄谬误国之罪。”（25）这种“各党冰炭参商，绝少齐心之日”的状况，是“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之外”的。（26）经济上，“法国近年养兵太多，入款不敌出款，是以横征暴敛，处处皆然”。（27）调遣军队亦十分不易，“若遣兵二万人东行，即须竭通国之全力”。所以，“细考法人财力实非富裕，……劳师于数万里之外，筹兵筹饷，尤非易易”。（28）国际形势也于法不利。普法战争后，德国为削弱法国的势力，采取了孤立法国的政策，以“阻止它找到同盟者”；为了争夺殖民地，英国在突尼斯、埃及、马达加斯加等地与法国发生冲突。与德国在欧洲的对立，与英国在非洲的冲突，占去了法国的部分军力、财力。法俄之间的关系也不美妙，正因如此，光绪六年中俄交涉改约时，法国人日意格等从中起了重要的通风报信的作用。

　　通过分析中法双方的力量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军事力量固然是软弱的，“器械不备，训练不精”，但法国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中国并非没有获胜的可能，“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如此，“欲轻于一试”的法国才不能“遽如其愿”。否则，“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内乱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29）

　　当然，在光绪九年以前，法国历届政府也都尽量避免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光绪七年八月初六日，曾纪泽在与法外长桑迪里的会晤中明确相告：“中国视安南较之琉球尤为紧要，……中国保护该国之心，直与保护内地省分无异。……法越甲戌之约，中国本不能认。若法国之志仅欲与越南通商，不求进步，则越南私立之约，中国犹可勉强优容，……如法国得寸思尺，使中国为难，则是辜负中国保全友谊之苦心矣。”对于这种强硬的态度，桑迪里极力缓和：“法必格外留心，不与中国为难。”（30）法国的这种姿态，更加坚定了曾纪泽认为法不敢轻易开战的推测和信心。因此，他在同年十二月写道：法国“或者畏威怀德，有所顾忌而不敢遽发”。（31）

　　2．曾纪泽的主和

　　曾纪泽的主战既建立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又建立在对中法双方的主、客观条件的具体分析上。但曾纪泽也意识到中法双方的实力对比仍是对中国不利的，因此，他认为：“吾华未必一战遽能胜之也”，只能寄希望于“实力筹画”备战，“令彼族知机而自馁，不可徒托空言”。（32）而一旦战争成为事实，则只能准备持久战，使“劳师远袭”、“轻于发端、怠于持久”（33）的法国疲于奔命、无法支持时，才能达到尽快结束战局、而又不损害中国的利益的目的。当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清军在镇南关取得大捷后，曾纪泽于二月十四日电请清政府议和，认为：“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和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34）这种在适当的时机议和的倡议，恰恰是曾纪泽对中法双方的实力进行对比，权衡战争双方的利弊之后提出的明智之举。

　　当时的法国，尽管存在着政治上有反对派、经济力量不充裕、难以调发大量军队、在国际上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等问题，但它仍具有一定的

经济和军事实力。财力上，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之见败于德也，议偿军费，为款甚巨。而第一民主提叶下令，购收法商所持德国银票以清给之。军费已清，而法人之财仍未出境，是以款项虽巨而元气无损。”而此时的中国则大量举借外债，又有奸商从中“侵牟重利”，（35）使本不充裕的国家财政更为困窘，令人扼腕。所以，虽然此时的法国在欧洲“不是一个强国”，（36）但它与以借外债支付军费开支的清政府相较量时，则远远胜于后者的经济实力。军事上，曾纪泽记述了他在法国一次阅兵式?D?D换旗会?D?D所见到的情况：“法人自被德人击败，改为民主之国，日以富民强兵为务，至是军实告成。……兵三万余人，……马步兵皆不如英军之整肃，然操练至此，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最后，曾纪泽感叹道：“不知吾华何日乃能有如是劲旅也”。（37）况且，法国号称海上第二强国，其海军的实力不容忽视，“法国海部铁甲新船四十余号，旧者在外，快船根驳各项战船四百余号，装运陆军则另有轮船”。（38）而新兴的北洋海军只有战斗力不强的蚊子船6艘，练船、碰快船各两艘，（39）尽管光绪八年年底中国在德国订购的镇远号铁甲舰已告成，但由于俾斯麦的阻挠，直到光绪十年年底仍未回华，海上优势显然为法军所据，北洋海军“实未可与争锋”。即使北洋海军订购的铁甲舰运回中国，前景也未必乐观，曾纪泽在写给驻德大使许景澄的信中写道：“铁舰之未回华，未始非福。吾华所少者，驾驶之将，训练之兵。铁舰运到，势不能不抽他舰之熟手令学驾驶，而新旧舰皆用生手，名为添舰，而实减也。”（40）致使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镇南关?D?D谅山大捷，陆战中出现转机，并由此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垮台，法军前线士兵士气低落；但在海上，法军于7天后攻陷澎湖，占据了海上绝对优势。而在法国国内，议会中虽存在着战、和两派意见，但法国扩充军力的迹象却是明显的。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纪泽在电报中透露，法议会中主战派占了优势，“法兵部酋不允增兵，退位，闻新任议增六千”。（41）寄希望于打持久战以使“劳师远袭”、“怠于持久”的法军疲于奔命的曾纪泽，此时更无意坚持原有的主张，建议清政府趁镇南关?D一谅山大捷之机议和，认为“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而且议和之事愈快愈有利，“似宜趁新执政初升时速办”。果然，茹费理的下台，并未预示战争的缓和，相反，法国议会通过了增拨军费、兵力的议案，“谓须救兵，将刻议允饷五十兆，方允兵万人，俟新执政到任用”。（42）

　　三　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的必然性

　　纵观曾纪泽在中法战争前后的言行，并联系他学贯中西、深晓国际局势的特点，可以说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的发展是必然的。

　　首先，曾纪泽的主战是为了求得不战的和局，这是他一贯的原则。光绪六年曾纪泽在办理中俄交涉时就对“欲保和局，必修战备”表示极为赞赏，认为“俄以兵船胁制吾华，吾华不得已而暂弃伊犁，……中国之暂以伊犁让俄者长于理而诎于势耳”。（43）中国必须加强实力，方可免受西方列强的蚕食，“备战可以守和，示和则必致战也。惟备战必须实力筹画，令彼族知机而自馁，不可徒托空言，益长其骄蹇狎侮之心”。针对主和派的畏惧妥协心理，他极力阐明中国实力备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备战未必果至于战”，（44）“若我备豫周详，隐然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役仍当缩手。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部公使往复争辩，在我虽据理辩胜，仍恐无济于事”。（45）而且，中国的备战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致法“前宰相佛来西尼……见吾华备兵派舰，并非徒托空言，是以其气甚馁，已将拖宕兹事，不复兴办”。（46）直到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兴起前，他还致书李鸿章，力请“ 实力备战，以保和局”，并申明他并非“欲轻启衅端”，（47）他的备战只是为了使敌人知难而退，“外示和平，内存准备，使彼暗窥事势，相喻于不言，则不必血刃而其气自沮矣”。（48）以此达到不起战端的目的。

　　其次，求和必须以战场上的优势为保证。出使数年的外交生涯，使曾纪泽深深地了解信奉“强权即真理”的西方列强，一旦将战事提上议事日程，就不可能轻易改变，因此，只能坚持不让之心，当军事上没有占据一部分优势时，就必须“力筹战守，决不……草率允和”。（49）镇南关?D?D谅山大捷后，中国在陆路略占优势，曾纪泽认为这时恰是议和的有利时机，因而电请议和，但就在他发出议和电的同一天，他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请清廷在“未和之前，仍宜催进兵”，（50）这正是针对法国侵略者所推行的炮舰政策而实行的一种实力政策，这种议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持正大”而“不伤国体”的和局。

　　对于主战与主和，曾纪泽自己在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致邵筱村的信中写得很明确：“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为主和之党，纪泽为主战之党。……夫主战与主和，语虽不同，意岂有异？若早采主战之言，断不至有战祸。”（51）可见，曾纪泽的“战”是为“和”而服务的，“和”是目的，“和”是切实的，而“战”则是首先示人以实力，未必启衅。他与张佩纶等主战派不同。后者尽管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要“师彼之长固我之圉”，（52）但他们毕竟没有走出中国的国门，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不了解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没有周详地进行中法双方兵力的对比，对清政府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左宗棠对新疆的收复、曾纪泽将伊犁的夺回，更为他们在盲目乐观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以为只要主观上强硬，只要“以仁义之道，行壮直之师”，（53）就可以获得成功。他们的主战是要以“决战以振国威”，（54）即依靠自己的军力与法军进行短兵相接的对抗，并对自己获得军事上胜利抱有盲目的信心，他们更侧重于战。曾纪泽虽然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言行中不时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迂腐和天真，将“和”的希望寄托在法国的胆怯上，但他毕竟通晓西学，又有出使英、法、俄三国的外交经验，对国际局势了解颇多，并利用与一些西方人士的私交搜集了一些情报，因此，他对中法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进行了多方比较，认为双方均有优劣，但中国的军事实力的确不足，“吾华练兵制器，虽已日有进境，然头绪太多，章法不一，散阅大有可观，合全局而运用之，犹未能操必胜之券”。（55）而且极可能出现不足以御敌的局面，所以只能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则，“即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理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地者，不至接踵而起”。（56）可见，曾纪泽的主战更侧重于和，即求得当时的和与未来的和。

　　正是由于曾纪泽有传统思想的熏陶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根基，他才能敏锐地指出法国对越南的企图；正是由于他有西学的广博的知识，他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法间力量对比的悬殊；正是由于他有较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才能利用西方列强间的矛盾，从中斡旋而又不为西方列强所左右；正是由于他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他才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力倡议和。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的以战求和的思想，是应当予以肯定的。这一以实力求和平的思想，导致了他对中国军事装备的重视。中法战争结束后，曾纪泽致力于对海军舰船的研究以推动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作为清末一位爱国的、杰出的外交家，曾纪泽的功绩是难以抹煞的。

　　注释：

　　①⑤⑥⒀⒁（21）（24）（27）（29）（30）（40）（46）（48）（49）（51）（56）《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0、194、136、19 4、167、191、200、164、204、192、206、196、200、95、204、205页。

　　②《曾文正公手书札》第1卷。

　　③《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页。

　　④《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⑦⑧⑨⑩⒂⒇（35）（37）（43）《曾纪泽出使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7、229、218、221、374、335、311、350、370页。

　　⑾⑿外务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⒃（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D中法战争》第5册，第79、158页。

　　⒄⒅（22）（23）（26）（28）（32）（33）（44）（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D?D中法战争》第4册，第268、268、266、269、269、266、266、269、266、268页。

　　⒆转引自《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25）（54）（55）《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第1517、1682、1306页。

　　（31）《曾惠敏公遗集》第218页。

　　（34）（41）（42）（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D?D中法战争》第6册，第367、222、367、367页。

　　（36）〔法〕玛丽亚娜?巴斯蒂?D布吕吉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经济政治概况》，载《中法战争史专集》第206页。

　　（39）王景泽：《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主和原因初探》，载《中法战争论文集》第3集，第203页。

　　（45）《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册第230页。

　　（52）《涧于集奏议》卷三，第54页。

　　（53）《涧于集奏议》卷二，第11页。

"原载　1992年第3期《历史档案》

◆回 风声雨声读书声 所发：【文摘】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原因--[和温相]◆

似乎不能相提并论吧？李二是言必称和，比如伊犁问题，

曾纪泽誓死力争，而李二呢？此次，曾纪泽的愿意也是借着战争胜利的时机为本国多多争取有力的条件，而李二议和的时候做了什么呢？我们怎么也无法从中法的和约中感觉到中国当时是胜利者，尽管是险胜。李二的功劳也就在这里了。此公一贯是让步有方，卖国有理。

范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於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於此，为之柰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

以上引自<史记>,李中堂是否一定是要卖国? 是否也有范蠡的忍辱负重的想法?

◆回 温相 所发：曾纪泽的议和与李二先生的议和：◆

曾纪泽对外谈判时，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对列强上。

与李二先生的议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清廷，诱逼清廷签约上,对外基本是应付了事。象甲午，庚子在条约细节上都是可以争一争。当李二都没作起码的努力，和现在的某些人一样，李二为自己为外人想的太多了.卖国贼三个字恰如其分。

◆回 风声雨声读书声 所发：想起一段春秋的旧事:越王勾践困于会稽山◆

后来这一战和当年吴王阖闾伐越正好相反，吴国经过多年

的准备，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且是为报仇而来，加上

吴国的实力本身就在越国之上，两者的军事力量对比相差

很大，所以，范蠡有次见解是正确的。而中日交战之初，

从平壤到黄海到辽东到马关，中间不是日本人大败了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我们自己，战守不定、指挥无能，

图存自保、畏敌如虎。

以李鸿章比之范蠡，我以为不妥。

在当时来说中国不是没有优势的，一次性付给日本20000万两白银让世界都大吃一惊。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也不在

日本之下，日本当时也不过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连朝鲜都没有彻底征服。而且，在辽东战役之后，日本国内军事储备已经接近于零，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一直在假设如果按照光绪的做法，迁都再战，我们是不是一定还要输的那么惨。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日本真正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恰恰是占领朝鲜、巩固台湾

之后，所以，20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以日本险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鸿章签的那些东西如果说是想要学勾践，恐怕勾践要给气得活转过来。

春秋战国那时对领土比较随意，割让换地也没什么不正常，反正不久就可以拿回来，所以秦王说十五城换和氏壁，你到现在试试，不要说你拿十五城换一艺术品，就算拿十五城换十四城都要被人骂死。

而且，越王投降还有一线生机，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这和中日之战是不一样的。

日本憋着气全国要打这场战，上下一心，中国内部勾心斗角，无论是李鸿章和清流派之争，帝后之争，都只想着逃避和推卸责任，上下心不齐。

其实日本也已经撑不下去了，其他列强也不希望日本占便宜太多，假如中国再支撑一段时间，那日本也会拖垮，虽然说两败俱伤吧，但是中国毕竟回复元气快，支撑下去等到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时还能保证东亚优势。这样也不会有以后半个世纪被日本欺负了。但是赔款割地给日本，那就是便宜了日本，削弱了自己，古代争战，你可以给别人艺术品，可以进献美女，但是不能给钱给地，那是壮大别人势力。

而给他冠上“卖国”的荣誉称号，还是有些牵强。

现在敌人兵临城下，要的不是美女而是隔地赔款。而朝廷自太平天国之乱以后虽然有同治中兴，内忧外患之下其实已经毫无斗志，整个国家没有全力一战的政治意志，李鸿章也不能耐何。关于中国日本对比的情况，下一篇我写到黄遵宪时继续讨论。

也就是蒋百里日后说的，不和他谈和.....

不过清朝也习惯了~~~~~~~~反正我皇家有钱便好了，正是那句“宁给外人，不与家奴。”

所以这皇帝到这分上，是绝对要不得的

所谓皇上，就是其它人都是奴才，这些人凭什么能得到皇上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