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这样俺们就饱了福了~~~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一）

电气火车占据了鲍洛科夫的思路。有太多的谋杀案发生在铁路或者火车站周围，有太多的遇害者乘坐过火车。但是伊万·弗明没有如此。侦查员们尽力再现了他的行动过程：他自己走向了凶手。凶手可能乘坐电气火车来到这片河滩旁，隆隆作响的火车声则淹没了孩子最后的呼救声。调查者们必须找到办法。将电气火车作为调查线索，而不是为凶手所用。

鲍洛科夫采用了一贯以来的破案步骤。侦查员和住在这片区域的每一个人进行了交谈。在报纸和州电视台上公布了谋杀案新闻，要求案发当天在河滩上凡是看见有情况的人与他们联系。可本案还是没有目击者。

他们对新切尔卡斯克所有有过精神病史，有过强奸罪纪录的人，所有已知的男同性恋者和性变态者进行了清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七年的破案工作毫无结果，所以鲍洛科夫对这样的调查成果并不感到吃惊。自己的缉凶分队再次放任凶手作案，这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这种感觉稍稍减弱之后，他甚至感到一丝振奋。1990年凶手已经五次作案，比1984年夏天以来的任何八个月时段的作案次数都要多。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得如此疯狂——无论是莫斯科的专家们说的荷尔蒙分泌还是布哈诺夫斯基总结的天气因素——他显然再次进入了作案的高峰期。凶手敢于冒险杀害弗明，这说明他已经接近绝望的临界点。这会让他酿下大错。

鲍洛科夫认为，调查人员可以在电气火车或者是火车站上设下陷阱，诱使凶手出现，然后暴露给调查者们。1990年夏末，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将这一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自从1984年以来，调查者们就一直在监控着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终点站。凶手常常在这些地方选择猎物。自1986年起，有一支特别分队身着制服或者便服在电气火车上巡视，不过并不是每一趟火车上都受到监控。自1989年叶夫根尼·穆拉托夫的尸体被发现以来，鲍洛科夫的缉凶分队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对火车里的乘客进行了电视监控以及秘密拍照。有些电气火车车厢里还秘密安装了电视摄像机。这些情况并没有告诉全部调查者。但是他们的运气始终不好。每一次要求检查录像资料，或者应特别分队的要求去寻找某一位遇害者以及他身边的人时，他们没有一次能够找到有用的内容。

鲍洛科夫将监控无效的原因部分归结为通过火车和火车站来往的人数太多，特别是罗斯托夫和沙赫提这样的大城市。不管特别分队是穿制服还是便衣，他们的行动都不可能获得成功。1990年在顿列斯霍兹附近发现叶夫根尼·穆拉托夫和无名女尸的事实意味着需要提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

顿列斯霍兹是当地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三个电气火车站中的一个。火车站包括一个售票亭和两条低矮的水泥月台。破碎的月台裂缝当中长着茂密的野草。在晚夏时分，除了到森林里采蘑菇的人在这个车站下车外，几乎没有人来往于这个车站。来往于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之间的快车经过此站，但是停靠此站的只有电气火车。

鲍洛科夫觉得，调查者有办法可以迫使凶手再次使用这个车站。他们可以在沿铁路线的大车站大量部署穿制服的民警，这样凶手无法不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在顿列斯霍兹和另外两个车站，昆德里查和利奥斯捷普车站将只部署便衣人员。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凶手在电气火车上选定了猎物，他一定会在警力不强的车站将猎物骗下火车，而只有这三个森林车站看上去比较安全。那里的便衣民警接到命令，必须对这三个车站上下车的人员的名字进行登记，特别是要登记那些与单个妇女、小姑娘或者小男孩在一起的单身男子。其余的便衣民警则藏在森林里，伪装成为森林公园的员工。

费季索夫批准了这一行动并命令部署人员。这是个重大行动。包括便衣人员在内，一共有360位民警在火车运行时刻里对所有车站进行拉网监控。此时，“窄林”案调查组的人员已经由刚开始的10个人扩张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有27个侦查员在鲍洛科夫的指挥下进行外勤调查，另外有28个助理检察官在罗斯托夫检察院负责有关工作。沙赫提、新沙赫提斯克、古科沃以及克拉斯尼苏林的地方民警局还额外派遣了72位民警人员全职协同侦破此案。尽管罗斯托夫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正常的出警工作和其余的工作却都停了下来，好抽调警力破案。费季索夫明白，要是行动失败，他得要花费很大功夫向州苏维埃的新上司们解释他这一系列命令。

这是一个典型的俄国方案。无论是带领俄军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元帅还是1943年带领红军赶走纳粹军队的朱科夫元帅知道了这个计划，他们一定会表示理解和赞赏。他们在敌人军队面前曾经丧失过国土，曾经遭到过巨大的损失，但是凭着压倒一切的人数优势，他们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他们赢得胜利，依靠的是人数以及忍耐，而不是辉煌的战术。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的计划贯彻了这样的精神。整个计划冷静地承认事实：他们所有试图确认凶手的努力，无论是精明的推理还是法医鉴定都被凶手一一化解。计划也同样冷静地接受这样的可能：如果凶手在这三个森林车站出现，他很可能会将某个他的猎物骗入林中。森林很大，里面有许多隐秘的树丛，因此便衣人员很可能无法阻止凶手杀害另外一个受害者。对于调查者来说，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风险。

10月27日，为了确保整个计划不出现差错，费季索夫专门将负责各方面行动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个特别会议。他警告说，要是谁把事情搞砸了，他就要把此人扫地出门。

此时费季索夫还不知到，凶手又一次在行动计划所圈定的三个车站之一的顿列斯霍兹车站附近作案了。10月30日，在车站附近的松林里工作的工人们发现了男孩的衣物，于是向民警报了案。在冰冷的大雨中开始了一场搜索。次日，搜索者们发现了一具瘦弱矮小的男童尸体。他的死亡时间是在两周前，身上留下的伤痕让检查人员对凶手身份不再有疑问——凶手先把他勒晕过去，然后用一把刀在他身上刺了27刀。遇害者的左眼也被刀刺过，睾丸被割掉，舌尖部分也不见了。

对失踪人员记录的检查迅速判明了遇害者的身份。死者是16岁的瓦蒂姆·格罗莫夫。他有智力障碍，在四月份之前是沙赫提“儿童之家”的学生。4月之后他离开了儿童之家，然后从表面上看，他至少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实际上他的母亲只是偶然看看他而已。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乘坐电气火车了。10月17日，他从母亲处拿到了7卢布，说要乘坐从罗斯托夫出来的火车去塔甘罗格，因为有传言说在那儿有糖果出售，而沙赫提的商店已经全部售完了。从此之后，他的母亲再也没见到他。

发现了格罗莫夫的尸体，让米哈伊尔·费季索夫和维克托·鲍洛科夫非常生气和难堪。凶手不但出现在他们指望他出现的三个车站之一，而且还杀了人，留下了尸体，然后消失了。他的行动比他们所策划的诱捕计划早了10天，但是对电气火车沿线进行紧密监控的命令是一直都在执行当中的。10月17日对顿列斯霍兹的监控记录里没有发现在火车站有可疑的人出现，更没有发现哪一个可疑的人带着16岁的少年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回来。

科斯托耶夫，费季索夫和刚刚被任命为他的副手的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从罗斯托夫来到了沙赫提，并在当地设立了现场指挥部。鲍洛科夫留在罗斯托夫。几十个侦查员正在对森林公园居住的每一个人进行盘问。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各个火车站负责监视人员提供的信息全部汇集到鲍洛科夫处，由他负责监控和分析。

就在同一天，调查者们从沙赫提民警局得到了另一条坏消息。10月30日，16岁的少年维克托·季什琴科去沙赫提火车站买火车票，准备和全家去罗斯托夫差不多三百英里外的新罗西斯克的婶婶家。他没有回来。翌日，心焦如焚的父母向民警报了案。

费季索夫警觉地命令对火车站附近的树林进行彻底搜索。三天后，在沙赫提火车站南部两英里外的茂密树林当中发现了尸体。发现尸体的现场距离下一个火车站，基皮奇纳亚车站很近，也距离6年前发现塔季扬娜和斯维特兰娜·佩特罗斯扬母女尸体之处不远。

季什琴科几乎就是一个成年男子，他的身材是所有男性遇害者当中最高大的，有五英尺六英寸高（接近1.70米——译者），体重130磅。尸体附近的树丛上有不少折断的树枝以及被打落的树叶，这意味着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但是没有成功。他被刺了40刀，其中一刀切开了他的下腹部。与瓦蒂姆·格罗莫夫一样，他被切掉了睾丸。但是他的眼睛没有受到伤害。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二）

民警的监控措施再次失效。案发当天有四个民警在沙赫提火车站执勤，没有一个记得他们曾经见过季什琴科。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对原因知道得很清楚。每天都有几千个乘客经过沙赫提火车站。有人买票上车，有人下车。还有些人在开往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的火车停靠时下来，急急忙忙地从月台上的农民小贩手中买几瓶矿泉水和几个苹果，然后很快又回到火车上去了。在这样的人潮当中想要找出某个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沙赫提的执勤民警们得到命令，要特别注意和单个妇女、女孩和男孩的中年男子。季什琴科的体型已经接近成年人，和上述的描述已经完全不符。

又一次让凶手在沙赫提得逞，这让科斯托耶夫更加恼火，也加深了民警们的挫折感。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已经用不着别人来提醒他们，最好下次不要失败。汇集在调查者身上的压力就像是雪崩一样强大。

鲍洛科夫的手下列出了可能的嫌疑人名单进行排查。在新沙赫提斯克有一个拳击教练有同性恋倾向，于是对他进行了调查。最近有一些刚刚刑满释放的嫌疑人血型是AB型，对他们也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们再次询问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目击者。沙赫提火车站的售票员回答说她记得起季什琴科。她觉得她还记得季什琴科身后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可是她的描述实在太模糊了。一位助理检察官对售票员的女儿进行了单独询问。她说她在一周前，或者还早一点的时候也见到过一个戴着眼镜的可疑中年男子。他在电气火车上和一个小男孩交谈得很开心。到了沙赫提，这个孩子突然跳起来，从火车上逃了出去。小姑娘的描述也很模糊，但是她说到的这个人与1984年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遇害前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男子大致相仿。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沙赫提的民警陷入绝望之中。在没有和费季索夫或鲍洛科夫商量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向巫师求助。在书面报告中，民警们用字母“K”来指代巫师。他们陪同K来到保存季什琴科的太平间，让他和这个遇害的少年的灵魂进行通话。随后，K对凶手作出了十分细致的描述：凶手三十刚出头，已婚，有一个4-6岁的儿子。他曾是个运动员，可能当过体育老师。他的上嘴唇左边有一道疤痕，右脸颊上有一块胎记。他的右膝盖动过手术。凶手开着一辆“莫斯科人”小汽车，住在沙赫提。可能就住在谢克尔雅纳或者科塞沃大街。还有，他会参加季什琴科的葬礼。沙赫提的侦查员们对参加季什琴科葬礼的人们进行仔细的观察，符合巫师说法的人一个也没有。

在苏联其余各地，随着纪念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73周年的节日到来，人们开始准备准备度过一个长假。纪念日的日期是11月7日，这一天是星期三。次日，星期四一般来说也放假。全国的每个城镇里，企事业单位在11月的第一周都会有一天加班，这样11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也可以用来度假。接着下来的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实际上，整个国家放了差不多一周的假。

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游行曾经是共产党年度日程表中的高潮。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领导人们将登上红场的列宁墓。在他们严厉的目光注视之下，坦克和导弹隆隆驶过红场。经过仔细挑选的游行者们手持几千张总书记和他的同事们的肖像走过。整齐的军人方队迈着鹅步将广场上的鹅卵石踏得发出脆响。各国外交人员和外国新闻记者则仔细观察游行队伍中的标语以及列宁墓上领导人排列顺序，寻找克里姆林宫人事变动和政策动向的各种蛛丝马迹。

1990年，冷峻的光荣在迅速褪色。在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下，1988年游行队伍不再有领导人肖像出现，在1989年的游行中不再有重型武器开过。在1990年11月7日的游行中，他的这种做法很显然并没有赢得他的同胞们的感激，反而证明了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未经官方许可的游行者们涌进了红场，四处散发着谴责戈尔巴乔夫和共产党的传单。没来得及等游行结束，戈尔巴乔夫就早早从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消失了。

在罗斯托夫这样的地方没有多少这样煽动性的示威游行。对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人们的反应是，带着自己的伏特加份额躲进乡间别墅或者公寓里，然后用五天的时间一醉方休。这样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假期在11月11日结束。森林公园里的工人们回到民警们设伏的林中伐木。11月13日，他们发现凶手并没有消停。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林中再次发现尸体——这是“窄林”谋杀案名单上开列的第36具尸体。

这一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米哈伊尔·费季索夫正在顿列斯霍兹几英里外。古科沃的民警局局长阿利克·卡达赫扬11月12日突然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费季索夫决定去参加他的葬礼。在他快要到达沙赫提的时候，罗斯托夫方面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他发现了新的尸体，于是他掉头赶往现场。这一天阴冷刺骨，下着小雨，是南俄罗斯11月特有的日子。费季索夫下车之后，步履维艰地走向发现尸体的林间草地，泥泞很快糊在了他的鞋子上。

他走到那儿。尸体还像被发现的时候那样躺在地上。遇害者是一位年轻女性，长着一头金发。剪短的头发蓬乱而肮脏。她仰面躺着，全身赤裸，双手放在身体两侧，脸部因为有瘀伤已经肿胀发黑。她的一只眼睛合着，另一只则睁开。嘴巴张开着，似乎在临死之前发出了一声尖叫。在她的嘴唇上残留着厚厚的血印，法医后来检测出来，凶手割掉了她的舌头。凶手还切开了她的腹部，从胸口到下腹部留下了一道直挺挺的，深深的裂口。费季索夫根据尸体状况判断，她躺在此地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

据费季索夫的了解，在过去的一周里，没有报告提到在顿列斯霍兹车站有个男人和年轻女人下车。捕猎计划又一次失败了。费季索夫气得浑身发抖。他命令他的司机直接开车到负责对顿列斯霍兹一带进行监控的克拉斯尼苏林民警局。

费季索夫随即找来负责顿列斯霍兹布控工作的负责人瓦西里·潘菲洛夫，要求后者告诉他凶手是怎样从眼皮底下溜过去的。是不是每时每刻总有便衣人员在值班？

潘菲洛夫回答：这个……基本上都有人在值班。

“基本上？”费季索夫追问。

“除了吃饭时间，”潘菲洛夫回答道。“他们得吃点东西。”

在树林里当然不会有餐厅。有时候便衣人员需要回到克拉斯尼苏林吃饭。潘菲洛夫对费季索夫保证说，不论什么时候，至少都有一个便衣人员在值班。

狂怒的费季索夫叫嚷着要开除潘菲洛夫。

他嚷道：不管在车站月台上的执勤人员怎么吃的，他们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执勤记录？

潘菲洛夫红着脸递给他一叠文件。这就是记录，他解释道。但是因为正好放假，大家都懒得跑罗斯托夫给鲍洛科夫送去。

费季索夫恼火地翻看着记录上的名单。他们都是到林中采蘑菇的人，或者是森林工人。民警将他们叫住，然后登记他们的身份：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西多罗夫……

有一个名字看上去有点眼熟：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季洛。11月6号在顿列斯霍兹车站月台登记身份。

费季索夫给鲍洛科夫打电话，告诉他这些未归档的记录，然后对他说起这个引起他注意的名字。

“你有这个奇卡季洛的相关材料吗？”

维克托·鲍洛科夫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感到如释重负。这场长时间的追捕可以走到尽头了，他这么希望。

1984年奇卡季洛被捕，然后受到审讯，接着因为血型是A型被澄清了嫌疑。这段时间里费季索夫正在休假，所以他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鲍洛科夫当时搜查过奇卡季洛的公寓。在他1987年开列的嫌疑人名单上，奇卡季洛排在第9。这一回是第一次有可靠的目击者在凶案现场附近指证出主要的嫌疑人。

鲍洛科夫感觉到，奇卡季洛一定就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捕猎行动差点就把他放过了。

后来鲍洛科夫才知道，在11月6日的下午，调查者们和奇卡季洛差点就错肩而过。当天在顿列斯霍兹值班的是两个便衣民警。其中一个吃饭去了，只剩下来自顿涅茨克的民警伊戈尔·雷巴科夫在执勤。因为天气很冷，下着小雨，雷巴科夫没有穿便服，而是穿上了制服大衣。这是他最暖和和最干爽的衣服。

下午晚些时候，雷巴科夫看见有人从林中小路里走出来。此人高个头，戴着眼镜，手里拿着手提箱走向月台。在上月台之前，他停在一口井旁，抽了一些水上来洗手。随后，他走上月台，和几个赶在季节变换前来采蘑菇的人一起等候电气火车。雷巴科夫已经检查过这些采蘑菇者的身份。

高个子男人和采蘑菇的人进行交谈：采到了多少蘑菇？最好的蘑菇在哪儿采到的？

雷巴科夫走上月台，带着苏联民警特有的方式向他半心半意地敬了个礼，亮出了警徽（原文如此，对苏联民警是否有警徽表示怀疑——译者），然后问道：“证件？”

这个人默默地掏出了通行证。

雷巴科夫把他的名字记了下来：安德烈·奇卡季洛。然后他打量了一下此人。奇卡季洛的脸颊上有一条淡淡的红色污渍，好像刚刚洗掉了脸上的血迹。

但是雷巴科夫没有理由拘捕他。他在记录本上匆匆地记下了这条红色污渍。

火车隆隆地开了过来，奇卡季洛和其他采蘑菇的人登上火车离去。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三）

一个星期之后，费季索夫和鲍洛科夫在读到这份记录的时候都意识到这是很侥幸的事情。雷巴科夫的灰色民警大衣在森林边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奇卡季洛真的是凶手，这件制服没把他吓回森林中去，调查者们的确很幸运。

伊萨·科斯托耶夫也赶来克拉斯尼苏林。费季索夫让他看了关于奇卡季洛的记录。两个人一致同意立刻将奇卡季洛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中，并且命令对奇卡季洛的个人情况进行彻底调查。

民警们又一次丢了面子。派去跟踪奇卡季洛的侦查员没能够马上找到他。鲍洛科夫办公室里的资料卡片显示，1984年奇卡季洛住在“共青团五周年纪念日”大街。他的工作单位是罗斯托夫的“斯潘泽纳·戈夫托马蒂卡”（Spetzenergoavtomatika，原文如此，又臭又长的俄语单词！——译者）。但是现在发现，他四年前已经离开沙赫提，早已不在斯潘泽纳工作。侦查员们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谨慎小心，不能让他的朋友或者亲戚泄漏给他任何正在调查他的消息。三天后，总算查清了他的情况。他住在新切尔卡斯克格瓦尔捷斯卡亚大街36号。这是一栋高大的战前修建的大楼，奇卡季洛就住在68号公寓里。他在罗斯托夫的一家电力机车维修厂（Elektrovozoremontny Zavod）负责火车机车修理工作。

现在焦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调查者们迅速地整理出奇卡季洛的材料，发现他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人。奇卡季洛曾经在第32职业学校（原文为Vocational School——译者）当过几年的教师。根据正式记录，他后来自愿辞职离去。但是通过与学校的校长交谈了解到，因为有人投诉说奇卡季洛骚扰了几个女学生，他被要求低调地离开学校。随后，他在罗斯托夫的几个企业里当过负责材料供应的采购员。但是他不断被各个企业炒鱿鱼，因为他老是出差，但是却拿不回工厂所需要的材料。1984年9月，他被捕后在牢里呆了三个月。正是在这三个月里“窄林”案的凶手没有作案。

最重要的材料是侦查员们从新切尔卡斯克的NEVZ火车机车厂拿到的奇卡季洛的出差证明。奇卡季洛自1985年1月到1990年1月在这家工厂里工作。1985年7月底，在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遇害前后，工厂的确将奇卡季洛派往莫斯科出差。很显然他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调阅苏联民航的售票存根时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1985年没有找到NEVZ的出差纪录一事，调查者们没有任何借口推托责任。他们根本就没有完成任务。即使在当时纪律松弛，效率低下的苏联社会背景之下，这也绝对是个非同一般的失误。

NEVZ方面的出差记录将奇卡季洛与很多凶案现场联系在一起。1988年，伊洛瓦伊斯克的阿列克塞·沃隆柯遇害的时候，奇卡季洛正好出差到乌克兰。费季索夫看了鲍洛科夫提供的这些材料，一个劲地摇头。这个家伙所到之处，身后总会留下尸体。

调查者们确认了奇卡季洛之后，对他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跟踪，希望从他的所作所为当中找到更多证据。他们甚至希望奇卡季洛像“窄林”案凶手那样去挑选一个受害者，然后把他骗入林中。调查者们就可以尾随其后，在他正要动手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如果不这么做，调查者们手中的证据会很不充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没有哪一个目击者真正见到奇卡季洛行凶。他们可以说奇卡季洛总是出现在谋杀现场附近。但这不过是间接证据而已。调查者们能够拿出来指证奇卡季洛的实质证据是现场发现的AB型精液。可是，要是奇卡季洛提供的精液样本类型和他的血型一样都是A型，那该怎么办？到时候只能指望他把一切都交待清楚。既然在1984年他没有交待，最好这一次还是在他动手的时候抓住他。

在被监视的那几天里，奇卡季洛没有杀人，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照样去机车修理厂去上班，然后回家，倒垃圾，上格瓦尔捷斯卡亚的商店买东西。他的公寓和占据新切尔卡斯克一角，面积很大的NEVZ工厂之间有一个公园，他上那儿散步。监视人员汇报说，奇卡季洛有三次接近某个男孩或者女孩，和对方谈话。但是每一次总有一方退出交谈，然后奇卡季洛一个人继续他的散步。事后侦查员们询问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总是给出差不多的回答：这个人问，今天过得怎样？学校在哪？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恶意。

11月20日，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觉得拘捕他的时候到了。他们手里搜集的关于奇卡季洛的资料尽管还是间接证据，但是它们足够在审讯当中起到有效作用，例如他的出差记录， 11月13号发现的无名女子在被杀害当天他在出现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的事实等。费季索夫担心会出现又一个失误，那就是奇卡季洛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跟踪，然后他也许会在夜色掩盖下从家里溜出来逃之夭夭。他也可能会自杀。科斯托耶夫对此表示同意并签发了逮捕令。

费季索夫请科斯托耶夫答应他一个请求。在嫌疑人移交检察院之前，他想在民警局总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亲自对奇卡季洛进行初审和身份核验。通常来说，如果嫌疑人被逮捕后，民警们的主要工作也就结束了。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审讯就主要由科斯托耶夫负责。费季索夫的请求还没有过先例，但是科斯托耶夫答应了。

费季索夫请自己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具体执行逮捕工作。后者完成了在莫斯科内务部学院的学习，被再次派回罗斯托夫。费季索夫告诉克列伊什尼科夫，在白天继续保持对奇卡季洛的监视，让他有最后一次机会实施犯罪，并在现场逮捕他。但在天黑之前他必须被抓住。如果可能的话，逮捕的过程要用摄像机拍摄下来，今后可以作为影视资料当作证据使用。在与鲍洛科夫商量过之后，克列伊什尼科夫选择了两个经验丰富的便衣监视人员弗拉基米尔·佩尔希科夫和阿纳托利·叶夫谢耶夫执行逮捕命令。同时他们让年轻的民警斯拉瓦·维诺库洛夫用刚刚发下来的摄像机进行拍摄。一切安排妥当，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静等嫌疑人的到来。

半个小时之后，克列伊什尼科夫和他的手下乘坐着一辆没有牌照的浅蓝色小汽车到达新切尔卡斯克，并了解了监视情况。他们得知，奇卡季洛在他们到达前半个小时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到不远处的公园里散步。他在茂密的菩提树和洋槐树林里走了半英里，来到一处卖啤酒的铁皮小铺子处。他从随身背着的包里拿出一个大罐子，装满啤酒。他正向公寓走来。

克列伊什尼科夫和他的人站在一家叫做“斯奈欣卡”（意思为白雪精灵）的儿童餐馆外等候着奇卡季洛。他们点燃香烟，像在公园里的人那样，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在消磨时间。这家餐馆正在他的回程上。餐馆后面就是公园的游乐场，一群孩子欢叫着在滑梯和秋千上爬上爬下。餐馆向孩子们提供冰淇淋和甜点。克列伊什尼科夫的手下都没见过奇卡季洛。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了具体的描述。尾随奇卡季洛的便衣还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告诉他们两点嫌疑人的具体特征：他拿着装满啤酒的罐子，一只手上缠着绷带。

他们发现他了。奇卡季洛踯躅行走在掉光树叶的黑色树林夹道的小路上，看上去不像是个杀害了36个人的凶手。他很瘦，戴着眼镜，两肩耷拉着，身高大约有六英尺（约1.83米——译者）。他穿着深褐色的大衣，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的头发有点凌乱，已经现出灰白。他背着一个小小的皮袋子，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的苏联小职员走在下班路上，一路之上说不定在考虑怎样打发退休前的时光。

奇卡季洛来到侦查员们面前，转身走过干涸的喷泉上的那座褪色的红黄相间的小桥进入餐馆里。克列伊什尼科夫没有阻拦他，这样可以有最后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现场抓住他。

通过餐馆上的大玻璃窗，他们看见他走向一个男孩，和他交谈起来。谈话只持续了几分钟。随后奇卡季洛慢慢走出来，向他的公寓走去。克列伊什尼科夫发出了信号。三个民警围了上去，堵住了他。维诺库洛夫从不远的树丛中走出来，开始拍摄整个场面。

“你的名字？”克列伊什尼科夫冷静地问道。

“奇卡季洛，安德烈·罗曼诺维奇。”此人回答道。

“你被逮捕了。”克列伊什尼科夫说。

这个人慢慢地伸出手来等着给他上手铐。

奇卡季洛的这个举动让克列伊什尼科夫感到高兴。他认为，无辜的人对这样的场面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们会问，你是谁，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然而奇卡季洛却让他觉得此人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他非常平静，驯服，似乎显得精疲力竭。佩尔希科夫给他上了手铐，叶夫谢耶夫接过了他的皮袋子和装啤酒的罐子。他们把奇卡季洛塞进小汽车里，然后向罗斯托夫开去。

奇卡季洛被两个民警夹在座位中间一言不发。直到汽车开到通往罗斯托夫的公路后，他才问到：

“为什么要逮捕我？”

民警们没有回答。这不是他们的职责。

他们回到罗斯托夫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费季索夫的办公室里乱成一团。科斯托耶夫、鲍洛科夫以及其余十来个人团团围住嫌疑人进行初审。

奇卡季洛脱掉了大衣和帽子，这样他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残忍的凶手。他头顶上灰白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他把它们向后理，现出了宽大的前额，在维诺库洛夫摄像机的灯光下显得亮闪闪的。他的脖子又长又细，鹰钩鼻子。他穿着一条蓝色的长裤，紫色的衬衣，打着一条细细的褐色领带。这副打扮给了他一种高雅的气度。但是他仿佛被什么压制住了，显得非常消沉。

开始进行批捕程序的标准问答。嫌疑人用单调而低哑的声音回答了问题。他1936年出生于乌克兰的雅布洛奇洛耶。在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文学院拿到了学位，同时学习了通讯和电子专业。他会说德语，有两个孩子，妻子今年52岁。在列出了一长串自己曾经供职过的单位之后，他开始冒汗。

一个医生接着问道：你有什么疾病？

没有。嫌疑人回答道。

医生接着命令他脱掉外套，他沉默地接受了。只穿着白色内衣的嫌疑人全身瘦骨嶙峋，长着一个中年人常见的大肚子。医生仔细地揭掉了他右手中指上的绷带，显出了一处可怕的伤口，上面洒满了绿色的消毒粉。手指中间的指节断掉了。

“怎么受伤的？”

这是一处工伤，奇卡季洛答道。被箱子砸的。

医生命令他把内衣全部脱掉。奇卡季洛脸上流露出被羞辱的神色，但是他还是照办了。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下体，发现有一块青紫的皮肤。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弄伤的？”医生追问道。

奇卡季洛喃喃地说他不知道。

“你和你妻子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克列伊什尼科夫插嘴问道。

“我记不清了。”奇卡季洛回答。

医生命令奇卡季洛弯下腰来进行进一步检查。之后医生让他穿上了灰色的囚服。囚服上没有皮带，靠橡皮筋系着。一个护士上来采了血样。

克列伊什尼科夫走到摄像机前展示他从奇卡季洛皮口袋里找到的东西——一把折刀。

维克托·鲍洛科夫到场看了一下，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有时候会胡乱猜想“窄林”谋杀案凶手被捕的场面。现在他对这个场面已经不感到怀疑。可是他从未想到自己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自己会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自己也不允许自己有。没有愤怒，没有兴奋。他对他追踪的这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如何结案，而这取决于第二天开始进行的审问是否成功。如果嫌疑人没有招供犯罪事实，那他们用于起诉嫌疑人的一系列间接证据将毫无说服力。没有证词，即使是苏联法庭也可能会宣判嫌疑人无罪。

特别致谢：河里的兄弟“山的那边……”为本文专有名词提供了参考意见，在此表示谢意！

勤勉程度简直就是我的一万倍的一万次方，花之

最近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就把一切贡献给了西河。

“惊”和“怕”都是树心偏旁，满适合这缉凶的。。。

榆木同学，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休息一会，休息一会。。。实在不行，就看看这张图片吧。。。。

这幅图画据心理医生说，图片与心理承受力有关，你的心理承受力越强，图片转动越慢。

美国曾经以此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测试，他看到的图片是高速旋转的，而大部分的老人和儿童看这幅图片是静止的。

这几个东西转得就像哪吒三太子的烽火轮……

怪不得自己不是动刀砍人，就是在一些血淋淋的文章里寻找快乐

这个坑还没有填。。。。。

1989年8月底，奇卡季洛在沙赫提市中心的一家录像厅游荡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大约10岁的男孩。他们两人交谈起来。男孩抱怨说他已经把全城的录像都看完了。奇卡季洛说在他家里有一些录像带。男孩于是答应到他家里看看。奇卡季洛带着他走到沙赫提的中央公墓，在那儿杀害了他。通常情况下，他会把男性遇害者的尸体用他们的衣服掩盖起来；如果遇害者是女性，他会用树叶和树枝掩盖她们的尸体。这一次他改变了杀人的仪式。他看见附近有一把铲子，可能是哪个人来料理亲属坟墓的时候留下来的。他用这把铲子挖了一个浅坑，把遇害者掩埋起来。

科斯托耶夫将这条信息转告给了鲍洛科夫。鲍洛科夫迅速将奇卡季洛交代的案件时间、地点和遇害者特征与阿列克塞·科波托夫失踪案联系起来。科波托夫于1989年8月底失踪，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科斯托耶夫决定暂时中止审讯，让奇卡季洛核实他的供述并帮助调查人员找出科波托夫的尸体。

12月7日，自从奇卡季洛被拘押之后，科斯托耶夫、鲍洛科夫和其余调查人员第一次将他带出克格勃大楼。奇卡季洛双手上了手铐，身边夹着两个彪形大汉。民警局的摄影人员斯拉瓦·维诺库洛夫全程进行了拍摄。嫌疑人穿着他被捕当天的衣服，显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他低着头，在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时候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好像觉得很羞愧。

他们将奇卡季洛带到了沙赫提公墓。他把调查人员带到一处灌木丛旁，旁边几码外就是墓碑。地面非常泥泞。调查者们带着一丝沉重的心情按照奇卡季洛指出的方向开始挖掘。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挖出了遇害者穿的球鞋。

天色已经变暗。现场无法进行拍摄。科斯托耶夫命令挖掘工作暂停一晚。第二天早上，在晦暗的细雨当中挖掘工作再次开始。调查人员小心翼翼地挖开了地面，现出了遇害者黄色的骨骼。他面朝下躺在泥里。经过医学检验，尸体就是阿列克赛·科波托夫。

12月11日，奇卡季洛同意开列出一份名单，把他杀害的，但却没有列入36人名单的遇害者写下来。

他写道：“1987年，克拉斯尼苏林附近的一处蒿草地，女性受害者。”他给出了具体的方向：“从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向右，沿着大路向上走；第二人，来自扎波罗热（乌克兰城市）的一个男孩。1986年，在铁路附近的树林里；第三人，来自沙赫提市“儿童之家”的一个男孩。1985年，在沙赫提火车站附近的树林里；第四人，1989年在沙赫提火车站附近。她来自卡缅斯克；（第五人）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男孩，他在一所职业学校里学习，1986年；第六人，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男孩，1986年，内夫达，在内夫达火车站附近；第七人，1987年，弗拉基米尔州的科尔丘金诺镇，是个男孩。我把他从河滨带到了树林里；第八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郊外的树林里，是个男孩；第九人，女孩，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在机场附近的苹果园里；第十人，1984年在塔什干。女人，在河岸上；第十一人，在塔什干郊外的农田里。女孩，来自阿尔马塔。”

其余的供述多少显得有点偶然。科斯托耶夫觉得1988年在顿河左岸河滩上发现的女尸可能是奇卡季洛干的。但是那一次谋杀案并不带有“窄林”案的特征，因此没有被列入36人名单当中。

不是他，奇卡季洛说。但是他的确回忆起在1987年或者1988年在那一带杀害过一个妇女。这位遇害者没有被列入36人名单之中。于是他被带到那一带的桥上要求指认现场。他把调查者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地点。1981年，民警们曾经在此处发现了被刀刺死的拉丽萨·特卡岑科。重新考虑过后，奇卡季洛说这可能是他在1981或者1982年干的。

特卡岑科一案从来没有被列入“窄林”案名单当中，因为1981年的医学检查认为凶手的血型是B型。现在，既然所有的医学检测都有问题，奇卡季洛又供认自己是凶手，这个案件就被列入了起诉书当中。

奇卡季洛交代的其余谋杀案件也不曾被列入起诉书当中，这是因为谋杀手段有了变化，与通常“窄林”案作案方式不同，或者是因为案发地点在罗斯托夫州以外。

经过调查，奇卡季洛提到的来自卡缅斯克的年轻女人是名为塔季扬娜·莱卓娃。她16岁，是个学生。奇卡季洛交代说，他是在1989年2月在沙赫提火车站遇到她的，他把她带到了自己女儿柳德米拉的公寓。柳德米拉嫁到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所以公寓已经空出来了好几个月。奇卡季洛一家与所有苏联家庭一样，很清楚不能放弃自己居住的公寓。他们一直缴纳着公寓的房租，指望着他们的儿子尤里从军队里退役之后能够搬进去。

在公寓里奇卡季洛再现了熟悉的一幕。年轻女人喝了一杯酒，同意两人发生性关系。她脱掉了衣服。“我想要勃起，”他回忆道。他没有办到。“她显然感到不痛快，发起脾气来了。她说，她要五百卢布，否则就叫人来把整栋公寓给拆了。我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没有成功。我打了她，把她打得丧失了意识，”他说。很快，他意识到他不能把尸体像丢弃在树林当中那样丢弃在公寓里。他分解了尸体。

奇卡季洛出门四处走了走，在一处敞开的门后面发现了一副雪橇。他把雪橇偷了出来。他还记得有一只狗向他狂吠，弄得他有点担心有人会出来把他揪住。但是没有人出现。他把雪橇弄回到公寓里，从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些旧衣服。在黑暗之中，他偷偷摸摸地把尸体移到雪橇上，用旧衣服盖住，接着就走出门，想要找个地方把尸体处理掉。他朝着沙赫提火车站走去，考虑着把尸体丢弃在他丢弃其余遇害者尸体的同一片树林里。他记得在过街的时候雪橇被卡住了，有个陌生人帮他把雪橇拖了出来，但是对旧衣服下面掩藏的尸体却没有一点怀疑。还没有走到树林，奇卡季洛看见了一处开着口的排水管，于是他迅速地将尸体碎块塞进管道里，接着把雪橇扔在几百码外的臭水沟中。

莱卓娃的尸体于十天后被发现。在奇卡季洛招供之前，此案从来没有和“窄林”系列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因为尸体遭到分解，但是内脏没有被掏出来。而且尸体是在排水管里发现的，不是在林中。

奇卡季洛供出阿列克赛·科波托夫、拉丽萨·特卡岑科和塔季扬娜·莱卓娃三个案子，使鲍洛科夫确信无疑，他们的确抓住了“窄林”案的凶手。自从1983-1986年之间连续出现不少于五次以上的不实供词之后，鲍洛科夫不再觉得依据调查人员所了解到的情况获得的犯罪供词是可靠的。他已经看见了太多这种情况，调查人员用已知的事实来迫使嫌疑人认罪。奇卡季洛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面对着起诉书，他会捏造一些犯罪情节，或者说有人会诱导他编造某些犯罪情节。

但是没有哪一个调查者会肯定科波托夫已经死亡，更不用说他们会知道尸体掩埋的地点。只有真正的凶手才会告诉他们尸体掩埋在何处。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奇卡季洛供认的其余案件也得到了确认。在某些细微之处上，奇卡季洛供词也与实际情况符合，例如1984年2月份被杀害的玛尔塔·雷边科。奇卡季洛知道这个喝醉酒的女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苏联将军的孙女。将军的名字并不是雷边科。奇卡季洛大概是在与遇害者谈话的时候了解到这一点的。奇卡季洛还回忆道，遇害者之一的安娜·列米谢娃在和他搏斗的时候威胁说一个叫“巴尔斯”的男人会让奇卡季洛得到报应。经过调查证实，列米谢娃有一个绰号为“巴尔斯”的男朋友，这个绰号还刺在他的手上。

在列宁格勒、塔什干、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克拉斯诺达尔以及其他奇卡季洛供认有过犯罪行径的城市里，民警们找到了相关的失踪案或者无名尸体案记录。它们都符合奇卡季洛的描述。有几次，奇卡季洛在严密监护下来到案发现场，正确指认了数年前发现尸体之处。

很显然，在1984年被逮捕之后，奇卡季洛的犯罪行为受到了影响。1985-1989年之间，他所犯下的凶杀罪行都发生在罗斯托夫州境外。不过，因为疯狂的情绪逐渐压制了谨慎行为，他又在家门附近开始了他的杀戮行径。

奇卡季洛还承认了三起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无法肯定的谋杀案。他说的这三起谋杀案发生在沙赫提，时间是1980-1982年。他指认了抛尸现场。民警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奇卡季洛指认的现场梳理了一道，有一次甚至抽干了一片沼泽，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体残骸。在时间和地点上，奇卡季洛说到的这些遇害者也与失踪者记录不符合。

审讯工作结束的时候，奇卡季洛总共招供了56起谋杀案。调查者们找到了与其中53起相关的有效证据可以用于起诉。53位遇害者当中31人为女性，22人为男性。鲍洛科夫觉得，也许真实的遇害者人数将永远也不为人知晓。他怀疑可能还会有其余的遇害者，可能奇卡季洛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他不肯说出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鲍洛科夫还是认为，真正的遇害者人数要比起诉书上开列的人数要多得多。

缉凶分部第十一章 认罪（四）

但是在1981年的秋季，他被这种诱惑打败了。他说：“在新沙赫提斯克汽车站，我发现有个姑娘，单独一人，看上去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她走到小汽车前面，请求司机带她一程。我跟随在后对她进行观察。接着她来到我面前问我要钱去买啤酒或者白酒。她说她可以用身体进行交换。我就说可以给她钱。

“我们离开车站，穿过马路后来到树林当中。走了一英里远之后坐了下来。她脱掉衣服，要我和她发生关系。我把裤子脱下来，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法兴奋起来。她喋喋不休地说要快一点，让我赶快兴奋起来把事情办完，她好拿到钱。我变得愤怒起来。突然间想到了我看过的性虐待录像的场面，于是抽出刀向她身上乱刺，完全随心所欲地乱刺。在切开她的身体，看见她的身体被割裂的时候，我达到了高潮。”

奇卡季洛说，这个女人是第一个性器官被割下来的“窄林”案遇害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动手的时候，我有一种想要撕裂一切的念头。我真的把他们的身体剖开了，切掉了她们的子宫或者性器官。在离开凶案现场之后，我把这些东西连同死者的衣服全部扔掉。那些时候我全身燃烧着动物般的狂热，所以对一些举动我的印象很模糊。

“我究竟和死者呆在一起有多久，这很难说清。看上去一切很快都过去了。不过在我离开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疲倦，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好几次，我从林中出来穿越马路的时候差点就让车撞倒。我太累了，对小汽车或者公车的喇叭声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奇卡季洛说他从来就不知道任何一个遇害者的姓氏。“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他们的全名。我不用去记这些名字。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

这个案子的供述与罗斯托夫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大案都对不上号。鲍洛科夫于是派人进行调查，试图弄清楚第二个受害者的身份。

在随后的审讯里，奇卡季洛总是低声说话，眼睛在大部分时候看着桌子或者地面。他陆续交代了杀害三十六位已经列入“窄林”谋杀案名单的遇害者的过程。他表现出了出色的记忆力。

“有好几次，当我知道遇害者想要从哪条路走过的时候，我会盯住他们，然后在路边杀死他们。起诉书上的第一个死者（吕波芙）比尤克就是这么被我杀死的。那时候是1982年初夏。”奇卡季洛说。

他回忆起杀害比尤克的那一天。那天是个星期六，他不用工作，于是他决定从沙赫提乘坐公车去顿河的另外一边的巴加耶夫斯基。奇卡季洛说那儿的黄瓜和其他蔬菜的质量不错，他想买一点回来。

他要在顿斯科伊换车，结果发现公车半路抛锚，便决定走路。

“我沿着左边的街道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注意到我身后走着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袋子。我放慢了脚步，让她赶上我，然后两人沿着树林一块往前走。我和她进行了交谈，说的都是能够引起她兴趣的话题。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后，我把她推下公路，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拖到树林里。接着她被我放倒在地。我撕下她的衣服，扑在她的身上，同时模拟性交的动作用刀不断地刺她。这样我达到了高潮。一切结束之后，我把她用树叶和树枝埋了起来，把她的衣服和袋子扔到别处。但是我记不清扔去哪儿了。”奇卡季洛回忆道。

“杀人之后，我手上都是血。有时候我用草叶子把血迹抹掉，有时候我用遇害者的衣服擦拭干净。还有些时候我来到湖边、池塘边或者类似地方把手洗干净。”

这些供词与比尤克案件分析得出的事实吻合。需要注意的是奇卡季洛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在距离公路仅有几码的地方犯罪却没有引来任何人的注意。很显然他有一种天生的直觉可以观察四周以避开目击者。

与斯塔夫罗波尔的连环凶手阿纳托利·斯里夫克一样，在遇害者被袭击而流血的时候，奇卡季洛学会了怎样处理这种场面而不至于被鲜血弄得满身都是，这样在离开现场之后就不会引人注目。他总是蹲在遇害者身边直至他们死亡，心脏停止跳动。这之后，遇害者的伤口上的出血就会减缓。要是他回家的时候衣冠不整，甚至身上有伤痕或者血迹，他就会说，这都是在卸货的时候弄到的。

就这样，奇卡季洛顺着起诉书上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把死者的名字和各个案件以及案发时间全部连了起来。

“事后不久，我在沙赫提火车站看见一个大约18-20岁的姑娘。她显然在四处流浪。在起诉书上她的名字是卡拉别尔尼科娃（卡拉别尔尼科娃的尸体于1982年秋季被发现，是当年无法确认身份的几个受害者之一。她的身份于1985年被确认。）她在车站四处乱走，老是跟着手里拿着酒瓶的男人。等她身边的男人散去后，卡拉别尔尼科娃朝我走过来。我们同意一块到林子里去——她要出卖肉体。我们一起穿过铁路，在树林里走了几米远，卡拉别尔尼科娃蹲下来方便。这时候我的本能控制了我。我掏出刀来，向她身上刺去。”

供述的情况与卡拉别尔尼科娃案件调查情况不完全一致。最后奇卡季洛承认他试图隐瞒事实。要他承认自己性无能比让他承认杀过人要困难得多。

事实是，他说道：“我和她躺在一起，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她向我大叫，辱骂我，用腿把我踢到一边。我生气了，拿出了刀。我们撕斗了一阵子。在打斗的过程中我达到了性高潮，这时候我手里的刀捅下去的时候更狠，捅进她的下腹部。接着我站了起来。我挖出了她的眼睛，切下了她的乳房和性器官。”

在奇卡季洛的供述中对类似因为性无能带来的羞耻感和愤怒感的描述曾经多次出现，特别是遇害者是成年女性的时候。他说道：“这已经是一个规则：我无法和女性以正常的方式发生性行为。我会被那些遇害者，那些流浪的女人所激怒。和我呆在一起后，她们通常立刻要求发生关系。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性无能），我并不能马上进入状态。我逐渐了解到，如果要进入性兴奋状态，我需要看见遇害者受伤，看见她们流出鲜血。”

但是，在奇卡季洛的确因为性功能障碍无法和他从火车站骗到林中的女人进行性交的时候，他似乎会刻意去引发遇害者对他的嘲笑。198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奇卡季洛在沙赫提公共汽车站外四处闲逛。他发现一个年约20的年轻女人正在四处寻找有汽车的男人。也许她觉得有汽车的男人会有地方让她过夜，也许她只是不想在小巷子或者树丛里出卖肉体。

奇卡季洛回忆道：“她一直想要勾搭上哪个有车的男人。但是她办不到。我于是建议我们一起到树林子里。

“‘你有车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

“‘没车我可不干，’她说。

“她到底也没和有车的男人勾搭上。她只好回来，建议我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我们走到树丛当中躺了下来。但是我没法兴奋起来。”

这时候，这个年轻女人开了个玩笑。俄语当中，“小汽车”这个词是“马辛纳”。它的词尾变化一下，读作“马辛卡”，意思是“小机器”。

“你没有‘马辛纳’，现在你的‘马辛卡’也不灵了。”这个女人奚落道。

奇卡季洛拔出了刀子，把她杀害了。在她死亡之前，他有意在她的脖子和乳房上留下了许多道表面伤痕。尸体后来被发现了，但是身份却始终无法确认。

在他杀害男孩的时候，整个杀戮仪式有所不同。奇卡季洛说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哪个成年人有过同性恋关系。但是他的男性遇害者与女性遇害者一样都可以唤起他杀戮的欲望。在他把男孩们骗近树林后，他会幻想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苏联游击队员。在他的幻想当中，遇害者扮演的角色是被俘虏的纳粹士兵。

这样的幻想在奇卡季洛这一代人当中普遍存在。战争时候他们因为年幼没有去当兵。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听到读到各种传奇，都是关于游击队员们在1941-1943年德国人占领苏联西部的时候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里常常会说到怎样折磨被俘的德国士兵，逼迫他们交代军队部署秘密或者是军火储藏地点。这些故事明显给奇卡季洛带来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在那些男性受害者身上再现了这些场景。

当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来到新沙赫提斯克的一个小售货亭处挑选邮票时，奇卡季洛走上前去和他进行了交谈。他把他自己装扮成集邮爱好者，邀请这个小男孩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收藏品。后者答应了。

一旦走到林中，奇卡季洛回忆说：“我开始发抖，嘴里变得干涩。我放弃了控制自己的想法，开始动手行凶。我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这可能是我的一种癖好，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我捆绑起来的遇害者。这样我会觉得我就是个游击队员，正在把遇害者押往俘虏营。我会对他们叫到：‘举起手来！’遇害者回答说他们的手被捆住了举不起来，那我就用刀捅他们。我不断地鞭打帕塔什尼科夫，还想要强暴他。我用刀捅了他很多下，切掉了他的阴茎。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还割下了他的舌头。我把他们的舌头和性器官都割下来了。我的确无法说出这是为什么。但是整个场面——尖叫、鲜血和折磨——让我感到放松，还有某种欢喜。

他说他常常会啜饮遇害者的鲜血。“看见流血的时候，我会打寒颤，然后全身颤抖……这样我就会得到一种野兽般的狂喜和满足。”

1990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奇卡季洛对他如何杀害起诉书上列举的36人做出了详细的供述。每一个案例的供述与案件调查获得的信息都相符合。他知道亚历山大·捷柯诺夫是在罗斯托夫一条忙碌的大道旁被杀害的。事实上他还记得，是路上穿梭的汽车发出的噪音掩盖了孩子最后的尖叫声。他知道伊万·弗明死于新切尔卡斯克河滩的草丛里。奇卡季洛当时感到很奇怪，因为竟然没有一个游泳者听到呼叫。在每一个案例里，当审问人员要奇卡季洛对现场作出描绘的时候，他都能够大致说出犯罪现场周围的道路、桥梁以及尸体被发现之处的状况。这些描述相当准确。

接下来，他开始交代起诉书里没有提到的凶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