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我对于《缉凶分部》一书以及根据本书改编而成的电影《X公民》的了解，来源于河里人称“祥瑞亲王”的马伯庸马兄。一年前在河里潜水的时候，读到了马兄对电影和本书的介绍和翻译，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因此专门从图书馆里借来书籍一读，并产生狗尾续貂，将全书翻译完毕的想法。
我对《缉凶分部》产生兴趣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源自我心中天生的猎奇心理和原始的嗜血本性。这一点我并不讳言。故事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一段为时8年的对连环谋杀案的侦破工作。这样的话题对天生喜欢侦破故事的人来说绝对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诱惑。
其次，我现在正在阅读的部分社会科学书籍与本书的背景知识有一定联系。本书作者作为美国常驻苏联新闻记者，目睹了这个社会主义帝国走向彻底解体的过程。在本书当中，作者使用了典型的新闻纪实笔法，用冷冰冰的笔调描绘了帝国末日纷繁芜杂的背景，当然其中不乏春秋微言。这使得本书成为一部相当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史料书籍。
我对苏联和俄罗斯社会文化有一种由衷的喜爱和赞赏，并不受到我对苏俄政治历史观点的左右。因此，翻译此书，也是对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种实践。
本书一共有13章。祥瑞亲王马伯庸已经完成前五章的翻译，并和我进行了交流。在此感谢引路人！马兄的译文并介绍链接如下： http://www.talkcc.org/thread/254787
根据我现在的翻译速度来看，预计每个星期增加一个章节，全书大致可以在年底之前译完。我们的翻译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由于此次翻译涉及全书，以及两位译者，在此处需要提请读者们注意，请勿转载或者用于商业用途，否则引发知识产权问题，引来大洋彼岸不必要的官司，脱身不易。
我不懂俄文，而英文原著当中出现的俄文单词或者专有名词可能有不少错误。欢迎大家对本文提出批评。同时特别欢迎河里弟兄们附上自己的书评。推杯换盏，煮酒评书，不亦悦乎！
本文与马文在专有名词，特别是人名和地名上的翻译有不少不同之处。在此对主要人名及地名做出标注，方便大家阅读。
费提索夫：本文作费季索夫
沙克提：本文作沙赫提，同理，新沙克提在本文作新沙赫提斯克
弗拉基米尔·克列斯尼夫（费提索夫的副手）：本文作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
斯维拉娜·鲍洛科夫（鲍洛科夫的妻子）：斯维特兰娜·鲍洛科夫
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奥尔佳·斯托马奇诺克
尤里·卡列尼科：尤里·卡列尼克
古科夫：古科沃
古科夫寄宿学校：古科沃儿童之家
维拉·沙伍昆：薇拉·谢夫库恩
普瑞冬：窝点
米哈伊尔·却普金：米哈伊尔·捷普金
缉凶分部第六章 同性恋谋杀（一）
到1984年的秋天为止，“窄林”谋杀案的24位遇害者当中包括五位年纪从八岁到十八岁的男孩。 他们是：伊戈尔·古捷柯夫，谢尔盖·马尔科夫，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德米特里·伊拉里奥诺夫以及萨沙·切佩尔。他们都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遇害的。不断增加的男性受害者人数，以及在受害者体内外发现的精液使调查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两方面的判断上。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意识到凶手的目标当中出现了男性。来自谢尔比斯基研究院的佩皮帕斯博士支持有两个凶手的说法。他们当中一人对付女孩和妇女们，另一个则对付男孩。另一种说法则假定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只有一个人。但是这个凶手的根本性趋向是同性恋。维克托·鲍洛科夫开始从这两方面着手调查。
鲍洛科夫和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对同性恋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性的了解都只知甚少。整个国家的官方道德观念都是静止的，停留在斯大林时代里。斯大林与毛和希特勒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性活动仅仅是培养新一代革命家或者国家公仆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放纵都是对他所需要的清规戒律的威胁。
俄罗斯本来就很传统的性习惯被斯大林主义强化了。1918年，布尔什维克一度废除了反对鸡奸的法律。1934年，这道法律又被恢复了。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实行分隔教学。教学大纲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性教育的内容。在电影和文学创作当中渗透着清教徒式的内容。大家都住在共同公寓当中，毫无隐私可言，弄得性活动都鬼鬼祟祟，匆匆忙忙。不要说同性恋问题，就算是有个婚外情都会害怕被发现，然后有人会向秘密警察投匿名信。斯大林死后多年之后，这个体制才慢慢放松。例如，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男女可以同校了。不过，俄罗斯仍然是发达国家当中对性行为管束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
社会舆论与社会主义体制叠加，成为了苏联境内所有男女同性恋者的特殊障碍。对于同性恋的基本看法总是徘徊在厌恶和嘲笑之间。社会主义并没有给男女同性恋者任何机会来制造某种宽容的亚文化范围。举例来说，同性恋者就没法做小生意并以此来赢得经济上的自立。他们得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他们清楚，要是上级知道了他们的性取向，他们就会被除名。他们也不能够自己租用公寓，就不要说和其他的同性恋者有地儿聚会了。住房都是国家分配的。单身的成年人都得和父母们住在同一个蜗居里直到结婚为止。寻找一个和同性恋们聚会的地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好不容易有几家国营的酒吧或者餐厅，偏偏又都无一例外的肮脏无比，而且还被紧密监控。
1984年，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叫阿历克赛·安德烈耶夫的年轻精神病学家开始对罗斯托夫的同性恋人群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安德烈耶夫是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的学生。按照当时苏联的标准，他们对于同性恋的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们相信，人类当中有些人生来就因为荷尔蒙不正常而成为无可救药的同性恋者。布哈诺夫斯基同情这部分人群，对整个社会敌视同性恋感到憎恶。他感到，这个社会教会了同性恋者憎恨他们自己，进而导致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做出毁灭性的举措。
然而布哈诺夫斯基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却强化了对于同性恋者的合法敌意。他相信，除了天生的同性恋者之外，还有很多孩子或者成年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性取向并不清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是异性恋者；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则会被“导向”同性恋。这样，往往会有人产生恋童癖这种怪异心理，那就是，男同性恋会直接去勾引小男孩。
安德烈耶夫的研究对于这个理论构架提出了补充。通过罗斯托夫精神病诊所，他与就诊的病人们进行了大量接触，他发现，在罗斯托夫大约一百万人口当中，约有百分之一的人与秘密的，多层次的男同性恋亚文化发生过联系。在这个亚文化的顶端，是两个精英集团。一个主要是由艺术家组成，他们多在市歌剧院中工作。在他们密闭的小圈子里，有些男人会佩珠带玉，涂脂抹粉，身着女性服装。他们当中有些人与其他男人保持着相当长久的来往。
第二类人物主要包括苏维埃新贵当中的一些高层人物。他们生活在相当封闭的圈子当中。为了面子问题，他们会结婚，组成家庭。但他们的配偶对他们的性取向保持沉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会与第一种人一样，和一些男性保持长期而隐秘的关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会时不时和男童们胡搞上一个晚上，要不就趁度假或者出差的时候和他人骗上一腿。安德烈耶夫注意到，这一类人物当中，有些人的职位仅次于州党政机构首脑。
安德烈耶夫也注意到另外还有一类人过着纯粹的同性恋生活。他们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很低，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隐私是否曝光。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要就没有工作，要就干些低级的活儿，例如在餐厅里打杂。很多人与窑子有来往。这些人常常出没在罗斯托夫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公园的某处，就离那儿的公共厕所不远。
安德烈耶夫相信，勾引他人进行同性恋活动的人，或者叫“招募者”就存在于这个圈子当中。他觉得，许多罗斯托夫男同性恋最在意的不过就是些未经世事的孩子。招募者在车站或者公园工作，留意那些孤独地踯躅于街头的孩子们。他们也许刚刚在家里挨了一顿暴打，于是逃了出来，在四处寻找关怀和理解，寻找食物填饱肚子，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好睡觉。这时候招募者们就借机勾引他们，或者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同性恋亚文化的底层以外，还有存在着一些人。他们完全生活在罗斯托夫社会的底层。他们当中很多人酗酒。最好的居留之所不过是公园，车站或者是给无家可归者的救助站。那些远比他们幸运的同性恋者称他们为“灰尘”。
安德烈耶夫与布哈诺夫斯基一样，认为俄罗斯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应该为罗斯托夫同性恋亚文化当中出现的侵犯性恋童癖行为负上一定责任。苏联社会还没有宽容到可以为男同性恋们能够维持公开稳定关系而提供保护的地步。这个社会告诉同性恋者：你们肮脏，污秽，令人恶心。结果这等于鼓励同性恋们急急忙忙不事声张地更换同性恋伴侣，鼓励他们去猎取那些还没有被这个恶名所玷污的人们。
罗斯托夫的男同性恋者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承认，他们的第一次同性恋经历通常发生在他们的少年时期，第一个性伴侣一般是年纪大过他们的男性。但是他们认为，在经历第一次性行为之后，他们的同性恋倾向才随着时间前移逐渐发展起来。那些成年人不过是提供了他们从家庭逃出来后所需要的东西。
不管怎样，反鸡奸的法律的第二款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同性恋关系者判刑更重。
缉凶分部第六章 同性恋谋杀（二）
在鲍洛科夫开始以同性恋为线索开始调查“窄林”谋杀案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对凶手的全面认识。他几乎不认识布哈诺夫斯基。鲍洛科夫偶尔听说过男同性恋伤害或者杀死男童的案例，但是这当中没有哪一个案例是连环谋杀案。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性紊乱，“窄林”案的凶手受到了这种性紊乱的侵扰。因此，“窄林”案凶手，或者凶手之一，很可能是个男同性恋者。鲍洛科夫对此完全没有疑问。
他要做的，就是确认同性恋嫌疑犯，并从中找出凶手。在1984年之前，民警局还没有专门找同性恋的碴儿。没有必要专门这么做，因为俄罗斯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压制以及对于同性恋的憎恶本身已经非常严厉了。每年民警局最多将注意力投向少数几个案子，例如搜索离家出走的男孩，然后用鸡奸未成年人指控某些男同性恋者。鲍洛科夫从民警那儿获得的线索并没有多少。
他从民警局档案里找到了厚厚一叠关于瓦列里·伊万年科的卷宗。此人在整整二十年当中被六次指控违犯苏联法律中的反鸡奸和性虐待条款。1982年，在受到第六次指控的时候，谢尔比斯克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们确信他已经精神错乱，并把他送到了位于罗斯托夫北部一个名叫克瓦列夫卡的村庄里。这个村庄当中有一家精神病医院。按照档案的说法，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在1983年的时候来到这家医院，带走了伊万年科。他这一回被送到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下属医院里。布哈诺夫斯基和安德烈耶夫博士正着手研究罗斯托夫市的同性恋人群，因此他们需要伊万年科作为研究案例。可是到达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后不久，伊万年科就逃掉了。到1984年的夏天为止，他还依旧渺无踪影。
伊万年科的背景让鲍洛科夫尤其感兴趣。伊万年科是个有教养的人。他毕业于列宁格勒的一所戏剧学院，能够说英语和德语。在受到首次指控之前，他是一名教师。档案上记载，伊万年科很容易招人喜欢。他待人和蔼，风趣诙谐，能够很快与人接近。他的体态特征也与别人描述的那位走在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背后的那个男子很接近。伊万年科时年四十五岁，身高六英尺，头发花白，刀条脸。他眼睛近视，带着眼镜。
伊万年科的母亲还住在罗斯托夫，就在位于纳卡洛夫卡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大街上的一所公寓里。鲍洛科夫初到罗斯托夫的时候，就住在纳卡洛夫卡附近。他决定前去探访。这所公寓与罗斯托夫其他的低等级住宅很相似：四层楼，由酥脆的砖头搭建起来。楼下还有院落。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往往在院落里搭建起简陋的小棚子，棚顶斜靠着墙壁。这么做可以给自己增加一点生活空间。伊万年科的母亲住在第46号房，是一套一居室的陋室，位于一楼。
老太太已经因为中风而瘫痪了。鲍洛科夫问她：谁来照顾她？谁给她更换床单？鲍洛科夫很清楚，她根本没钱雇人打理生活。难道是她的儿子瓦列里回来照顾她？
不是他。老太太坚决不承认这一点。自从法庭把他送到位于克瓦列夫卡的精神病院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的儿子。
鲍洛科夫明白，她在说谎。到了晚上，鲍洛科夫来到公寓二楼的消防通道里，开始监视一楼的院落。通过消防通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楼的情况。几个晚上之后，在一个周六的凌晨两点，一个个头很高，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院落，悄悄地溜进第四十六号房。鲍洛科夫从楼上静悄悄地走出来，当场就逮捕了他。这个男子没有作任何抵抗。
通过鲍洛科夫自己进行的调查，伊万年科的行动很快便弄清楚了。从布哈诺夫斯基的研究所里逃走之后，伊万年科来到了顿涅茨克。这是一个乌克兰城市，紧邻罗斯托夫州。他在那儿以摄影谋生。每个星期中有两天，他冒险搭乘开往罗斯托夫的夜班火车，为的是给他的母亲带来食物。
通过验血和进一步的背景调查，伊万年科参与“窄林”谋杀案的嫌疑被迅速澄清了。他的血型是A型。而且，吕波芙·比尤克遇害的当天，他被拘押在谢尔比斯基研究所里。验血的结果让鲍洛科夫相当失望，于是他要求伊万年科进行精液检查，以便再次确认。伊万年科照办之后，检查结果仍然是A型。
这不等于鲍洛科夫从此放过了伊万年科。伊万年科十分害怕会被再次送进精神病医院。鲍洛科夫拿此事做了一个交易。伊万年科可以在罗斯托夫来去自由，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照看他的母亲，条件是，伊万年科要帮他调查并确认罗斯托夫的同性恋群体。
伊万年科同意了。正如鲍洛科夫算计的那样，他别无选择。
不过鲍洛科夫并没有算计到他的这位新线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他帮助。伊万年科有记笔记的习惯。他交给鲍洛科夫的第一样材料就是一叠已经编好索引的卷宗。里面是两百五十多个罗斯托夫市男同性恋者的资料，包括他们的姓名、地址和性癖好等等。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都不愿意将自己的情况公之于众。鲍洛科夫把这份卷宗放到他的办公室保险箱里，并一同附上了这位线人的档案。在伊万年科的照片上面，他像挂窗帘那样，贴上了一张白纸。关于这位线人的情况，他只对费季索夫一人提及。
伊万年科很快给这份同性恋卷宗补充了越来越多的情报。在排除了伊万年科的作案嫌疑之后，鲍洛科夫对他开始渐渐有了信任。鲍洛科夫告诉伊万年科，在罗斯托夫州，有人在不断谋杀女童，妇女和男孩。他也把一些凶手的特征表述给伊万年科。伊万年科表示他愿意帮助鲍洛科夫找到凶手。通常说来，鲍洛科夫对于心理研究当中评估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论很不以为然。一般的心理研究都会认为，类似于伊万年科之类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可以和民警合作，纯粹是出于利己之心。这一次，鲍洛科夫不再觉得，伊万年科背叛他那些朋友熟人仅仅是为了确保他的自由。鲍洛科夫感受到此人身上有一种公德心，有一种愿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志趣。
不管伊万年科的动机究竟如何，他都表现出了一个便衣侦察员的天赋。在证明潜在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方面，伊万年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情报。这让民警无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调查。一次，鲍洛科夫要调查一个叫伊万·费奥多罗夫的人。此人单身，隐居在乡下的一间茅舍里。在十多年前，他曾经被指控调戏邻家的小女孩。鲍洛科夫担心，如果要对他进行心理检查，尤其是仔细的调查会让他更加闭口不言。于是他让伊万年科出场了。
伊万年科往往找到一种能够与嫌疑人成为朋友的办法。通过这个途径他才能够完成任务。在对费奥多罗夫的调查中，伊万年科找到了与他交朋友的方式：费奥多罗夫有一种爱好，养兔子。在冬季，俄罗斯到处都可以看见兔皮帽子。伊万年科先到图书馆当中认真研究了饲养兔子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半拉养兔专家。接着跑到乡下，找到费奥多罗夫咨询一些养兔的知识。
伊万年科的问题正中这个嫌疑人的下怀，于是他在乡下呆了整整一个星期，拿来和费奥多罗夫讨论兔子和海阔天空地瞎聊。回到罗斯托夫之后，伊万年科亲笔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了鲍洛科夫的保险箱里。
伊万年科在报告中写道：费奥多罗夫对于年轻姑娘曾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然而，因为那个调戏妇女的罪名，他的婚姻和家庭都被毁掉了。如今他只是一个忧伤和孤独的老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的精力倾注到那些兔子上的原因。他早就没有了性冲动。也看不出在哪还可以吸引姑娘，女人或者男童之处。再说，他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伊万年科总结道：他不可能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
鲍洛科夫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相信伊万年科的判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认识到，伊万年科的情报非常准确，对各种特征有着敏锐的判断力。他的报告是合格的。这样，在警察和线人之间渐渐地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的相互尊敬和友谊仅仅只在交谈之中一闪而过。
缉凶分部第六章 同性恋谋杀（三）
与此同时，鲍洛科夫也利用伊万年科的材料攻破了罗斯托夫几百号男同性恋封闭着的大门。调查这些人不需要像伊万年科调查费奥多罗夫那样在暗地里小心翼翼。他们的资料在卷宗里都有，只要看住他们，在他们违反反鸡奸法的时候逮住他们，然后带到民警局里。面临牢狱之灾的情况下，他们会交待他们那些朋友，交待他们怎样往来，特别是他们会交待他们所知道的性虐待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鲍洛科夫逮住了鲍里斯·潘菲洛夫。此人是伊万年科同性恋名单中的一个。他是个二十出头的单身汉，歌剧院里的声光工程师，住在一所马上就要在城市改造工程中推倒的公寓的单间里。伊万年科发现，潘菲洛夫特别喜欢十几岁的男童，但是他也吹嘘说他有一位女情人。此人收集了许多淫秽物品，会时不时地前往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和在那儿的同性恋伙伴纵情声色，狂欢一番。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暴力倾向。
潘菲洛夫的个人背景和卷入“窄林”谋杀案的纳塔利亚·萨洛平尼娜、尤里·卡列尼克等人有所不同。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他的母亲在潘菲洛夫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就把他送入了位于塔甘罗格市的第七号“儿童之家”。“儿童之家”本来是收留智力正常的孤儿的地方。可是里面的实际条件并不比古柯沃收养智障儿童的孤儿院好多少。就算“儿童之家”里的职员带上潘菲洛夫和其余的孩子们去看他们的第一部电影，名为《泽洛斯卡》的俄罗斯童话故事，并且在此之前给大家分发糖果，潘菲洛夫也没有感受到多少快乐。他只是慢慢地把自己想象成为未来的演员。
到了十一岁的时候，潘菲洛夫的母亲把他从“儿童之家”里领了回去，因为有新的政策规定，母亲必须保证孩子的食宿。可是他的母亲只有一间单人房，而此时她还有一个情人。这样潘菲洛夫只好在街上游荡，消磨时间。他常常躲在罗斯托夫电影院银幕后的一小块地方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从自己栖息的高台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腿，造成了终身轻度跛足。这样，他又回到了“儿童之家”。
潘菲洛夫十五岁的时候离开了“儿童之家”寻找出路。他再没理会他的母亲。被一所电影专业学校录取后，他每个月依靠30卢布的学生津贴度日。渐渐地，潘菲洛夫变成了一个英俊小伙子。他个子不高，体型瘦小，但是有着一副好身材，漂亮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是个很上镜头的人物。他尝试过表演课程。但由于跛足，外加谈吐有点口齿不清，最后没能继续下去。他转而学习灯光和投影技术。
潘菲洛夫的青春期是在“儿童之家”度过的。在那时他就知道他对男童和男人更感兴趣。十六岁的时候他有了第一次性经历。他让一姑娘给勾上了。可是他对这样的性经历了无兴致。十七岁的时候他开始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公园处晃悠，同一年里，他和一个二十二岁的男人有了第一次同性恋行为。
此后，潘菲洛夫与罗斯托夫的秘密同性恋圈子越走越近。他先是在同性恋者流连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公园附近的罗西亚剧院找到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十八个月之后，他转到市歌剧院工作。在他的生命里，他第一次得以在他的同事们之间公开表示出自己的性取向。
四年之后，潘菲洛夫和歌剧院头头们发生争执，离开了歌剧院。那是因为歌剧院在巡回演出的时候他得和其他技术人员住四人间，而他觉得他应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否则他只好辞职。头儿们接受了他辞职的请求。失业之后，潘菲洛夫试图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可是没有成功。然后他到酒吧里接受了一阵子工作培训，但又不喜欢这份工作。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鲍洛科夫手下的四个人冲到他家里把他给逮捕了。其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要过八个月才满十八岁的男孩。
搜查他的房间，找到了一些黄色书籍。公诉方在随后的调查当中核实了证据，指控潘菲洛夫犯有鸡奸罪、鸡奸未成年人罪和收藏黄色书刊罪。搜查当中还找到了两枚7.62毫米口径的子弹。于是他又被指控违反了禁止私藏武器法。
鲍洛科夫和一位名叫伊戈尔·阿纳涅耶夫的检察官负责整个案件的调查。对于潘菲洛夫来说，他们仿佛是在玩阴阳脸的游戏。鲍洛科夫是个沉静、理智的侦察员。他告诉潘菲洛夫，后者的血液检查已经澄清了他的谋杀嫌疑。现在，只需要合作，把其余可能的嫌疑人找出来就行了。民警们已经找到了他的通讯簿，掌握了大部分和他有联系的人员名单。鲍洛科夫提醒他，只要和民警合作，他的刑期就会得到缩减。否则，漫长的服刑期会等着他。
而阿纳涅耶夫就没这么有耐心了。这位检察官几乎处理了所有与“窄林”谋杀案有关的男同性恋者的起诉。被他处理的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感受到了来自他的极度敌视。萨沙·西沃洛波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回忆起此事的时候，提到阿纳涅耶夫一度逼使他描绘出精液的味道。潘菲洛夫则把阿纳涅耶夫看成是一只猪，显然他注意到了后者有着圆滚滚红通通的脸蛋子，剪得短短的褐色头发以及稀疏的小胡子。阿纳涅耶夫给潘菲洛夫乱扣帽子，也向他提出鲍洛科夫问过的问题，保证给予他减刑——也许他只需要在监狱里呆上那么一两年而已。
潘菲洛夫拼命抵制审讯。有那么一两回，他假装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语言能力丧失，呆坐着一言不发。于是讯问们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生给他戴上口罩，掩住口鼻，然后向口罩上倒乙醚，呛得他咳出声为止。医生还给他注射药物。他怀疑是这种药物是专门用来弱化人的意志的。到了后面，他们又把他送进牢里。同狱室的人狠狠地揍他，告诉他这是狱卒们的指示，这样打手们可以得到一包香烟作为奖赏。最后，潘菲洛夫还是开口了。
由于潘菲洛夫对审讯的抵制，鲍洛科夫和阿纳涅耶夫无法对他做出减刑安排。他被判了五年徒刑。
潘菲洛夫被投入位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州属监狱一个专门为性犯罪者设立的劳教所当中。和他呆在同一个劳教所里的还有尤里·卡列尼克。此人因盗窃汽车获得的刑期已经在1985年3月服满。但是以民警局副局长帕维尔·切尔尼谢夫为首的人坚持认为卡列尼克至少部分参与了“窄林”谋杀案，所以应该把他拘押在监狱里严密观察，寻找证据。在卡列尼克就要出狱之前，民警们找到了一个从前在古科沃的“儿童之家”里呆过的年轻人。他向法庭作证说卡列尼克在以前两人同居的时候鸡奸过他。卡列尼克断然否认此事，可是法官相信的是证人和民警。于是卡列尼克的刑期又增加两年半。
在服刑的时光里，卡列尼克对潘菲洛夫倾诉了一切：为了抓住“窄林”谋杀案的连环杀手，侦察员们颠覆了他的生活，事实上毁掉了他的一生。潘菲洛夫自然对此说法深信不疑。
此时，维克多·鲍洛科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关于“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是一个男同性恋者的推断可能是一种误导。他越来越频繁地走访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两人在布哈诺夫斯基的公寓里喝着茶，就案件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性虐待者是否是异性恋的问题交谈到深夜。鲍洛科夫与他那位身为同性恋的线人瓦列里·伊万年科也多次交换看法。伊万年科虽然没有布哈诺夫斯基如此博学，但他也同样给予了鲍洛科夫类似的看法。鲍洛科夫还调查了那些可疑的同性恋者。他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接近那二十个受害者，然后把他们骗到树林当中，打碎他们的头颅并且破坏他们的性器官。
1985年年底，鲍洛科夫给他的同事们一份备忘录，里面是鲍洛科夫对凶手身份最详尽的描述。但他在备忘录里没有提及布哈诺夫斯基对他的这些描述做出的贡献。在眼下，鲍洛科夫与这位精神病理学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后者提供的那些分析信息还是不公开的为好。
在备忘录里，鲍洛科夫认为，凶手的年纪也许介于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可能是个性虐待狂，或者是个虐尸狂。只有杀死受害者并将他们分尸凶手才能够从中获得满足。凶手可能会将部分分解的器官带回住所，然后用于某种类似手淫的性仪式。因此，鲍洛科夫不太认可杀手会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他应该单独居住。至少，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允许他来去自由。这样，当他起了杀心或者犯罪之后进出住所而不为人所知。
凶手能够在同事或者周围的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精神病，这意味着他的智力至少在中等以上。毫无疑问，他有着一份能够让他经常出差的工作。鲍洛科夫还认为，他在犯罪的时候不太可能会有车。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总是把大部分女性受害者的衣物掩埋起来。例如，凶手就把奥尔佳·斯托马奇诺克的衣物掩埋在离尸体不远处的一片玉米地里。如果他有车的话，他大可以把衣服藏进车里，然后在安全的时候把它们扔掉。
尽管凶手可能与男性发生过性关系，他的基本的性取向还是趋向异性的。鲍洛科夫写道：“他会不会是个同性恋？从我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同性恋者的观察来看，我不认为如此。至少，他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者。”
对于罗斯托夫同性恋社会的调查进一步发展下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因为出现了很多嫌疑者，需要做更多的讯问。在“窄林”谋杀案结案的时候，罗斯托夫总共确认并调查了440位男同性恋者。其中105个受到苏联反鸡奸法的指控并坐了大牢。
大规模的调查不光吓坏了那些直接卷入凶杀案的同性恋者，也吓坏几乎所有罗斯托夫的男同性恋者。他们聚会的地点从一个公园转移到另外一个公园，尽可能地避开民警的追查。许多人通过各种办法离开罗斯托夫移家别处。剩下的只好暂时中止了他们之间的性活动。
还有人成为了调查的受害者。维克多·切尔尼亚耶夫是一名服务员。民警前来调查他和“窄林”谋杀案事件并威胁说将要用反鸡奸法起诉他之后，他割腕自杀了。叶夫根尼·沃卢耶夫是一个双性恋者，电信工程师。他和一群同性恋者的名字出现在市里一个治疗梅毒的诊所的名单上。此后民警不断搅扰，终于逼使他服毒自杀。阿纳托利·奥特立兹诺夫是食堂里的一个木匠。他告诉朋友们民警要对他进行讯问，调查有关恋童癖的事情。一天之后，他也划开手腕自杀了。
缉凶分部第七章 莫斯科发现尸体 （一）
“窄林”谋杀案的调查无法使莫斯科当局感到满意。苏维埃体制当中，民意并不算什么。这个体制的管理者完全不用担心他们对在选举中会因为公众反对而被赶下台。但是苏维埃体制的的确确制造出许多存在于纸面上的计划和报告，也不断地举行各种会议和座谈。这些文件和会谈当中的某些内容不可避免地会上传到法律执行机构的神经中枢。
1984年末，内务部长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将米哈伊尔·费季索夫和帕维尔·切尔尼谢夫召至莫斯科了解案情。费多尔丘克有着令人畏惧的声誉。他本来是乌克兰克格勃人员，通过无情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声名鹊起。其声名之昭著，甚至超过了他的俄罗斯同行。1982年，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费多尔丘克代替了前者成为克格勃首脑。但是安德罗波夫只在任上呆了15个月就去世了。新上任的领导人将费多尔丘克赶到了内务部。将他这样的人弄去对付刑事犯罪而不是让他去从政，大概是考虑到了这么作对国家有益无害。
费季索夫和切尔尼谢夫来到位于莫斯科奥加利耶夫大街的内务部总部之后，首先走访了费季索夫在内务部学院学习时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得知费季索夫应召到莫斯科一事之后，纷纷表示同情。其中一个对着费季索夫的额头比划了一个东正教的十字，就像牧师在葬礼上作的那样。
“你已经死掉了。”他的朋友说。
五点整，在一个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费多尔丘克的办公室。费季索夫立刻明白，这一次他们还不至于被炒鱿鱼，至少不至于马上被解除职务。因为费多尔丘克身着便服，他的夹克式制服挂在椅背上。费季索夫觉得，如果正式告知要解除他们的职务，费多尔丘克会穿上制服。
费多尔丘克相当客气。他叫助手上茶，并用了一个小时来聆听他们的汇报。汇报结束的时候，他简单地说：“六个月后再回来汇报。”
费季索夫明白这六个月就是限期。要是在1985年的年中还是没法抓住凶手，那他只好按照家人多年前建议的那样，到煤矿里找个活儿干。
1985年的冬春之交，费季索夫和鲍洛科夫焦急地等待着发现新的尸体的消息。按照他们的想法，凶手总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作案。如果凶手在晚秋或者冬天作案，遗留在树林里的尸体要直到三四月积雪消退的时候才能被发现。但是，三四两个月份过去了，没有发现新的尸体。
在同性恋嫌疑人的调查方面，因为前一年夏天的谋杀案相当频繁，留下了许多纷繁芜杂的线索，他们清理了其中一小部分。一月份，顿斯柯伊的一位老太太报案，称她的女儿和孙女已经有六个月没和她见面。她的女儿名叫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30岁。孙女名叫斯韦特兰娜，10岁。
几个月后，法医检测报告表明，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和她的女儿的牙医纪录以及体态特征与去年六月在沙赫提南部铁路附近的森林里发现的两具尸体相吻合。
塔季扬娜的个人情况与此前确认身份的女性受害者的情况大致类似。她没有丈夫，没有工作，居无定所，还曾经进过精神病医院。她酗酒，性生活混乱，曾经当着她的女儿和男人发生关系。
塔季扬娜行踪古怪，常常有几个月不见踪影，有时候她呆在亲戚那儿，有时候谁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所以她的母亲直到六个月之后才意识到她可能已经失踪。老太太对那些进入她的生活之中的男人知之甚少，不过她回忆起在1984年四月有个男人曾在她的公寓里呆过15分钟。塔季扬娜说此人是她的老师。可是老太太已经记不清这个人的名字了。
1985年七月。此时，最后一个可确认死于“窄林”系列谋杀案的受害者伊琳娜·柳钦斯卡娅的尸体被发现已经十个月。而维塔利·费多尔丘克所规定的六个月限期也过去了。
政治局势的变化让费季索夫多少松了口气。1985年三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取代他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一次人事变动，就是宣布费多尔丘克退休。费季索夫很明白，关于罗斯托夫“窄林”悬案的报告需要过一阵子才能列入新内务部部长的日程。
对于1985年上半年来没有再出现新的受害者这一事实，鲍洛科夫与费季索夫对此有三种解释。他们认为，杀手有可能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邪恶行为而自杀。他也有可能已经不在罗斯托夫州，或者因为别的什么违法行为被关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于是他们开始对自杀者以及最近入狱的犯人名单进行调查。
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已经不在罗斯托夫州并不意味着他会停止杀人。他向全苏联境内的民警局发出了一份简报，简要说明了“窄林”谋杀案的特征。苏联并没有电脑化的中央数据交换中心可以交换犯罪档案，但是鲍洛科夫仍旧希望能有人了解某些与“窄林”谋杀案相似的案件，并且就此和他联系。
八月初，他得知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在多莫捷多沃机场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死者名叫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现场距离最近的公路大约有150码左右。从简报上的娜塔利亚的学生标准照来看，她是个留着黑色短发，长着褐色眼睛的漂亮姑娘。简报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她被发现时的模样：她的脸上满是污迹，张开的嘴巴仿佛残留着无声的尖叫声。凶手在她的颈部和双乳之间都留下了击打伤痕，还切掉了她的乳头。这一切对于鲍洛科夫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莫斯科方面从娜塔利亚的父母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对鲍洛科夫来说也并不陌生。娜塔利亚有中度智障。随着年龄增长，她越发难以控制。她不但抽烟、酗酒，而且常常精神恍惚。
鲍洛科夫知道，多莫捷多沃机场的航班通常来往于莫斯科和苏联东南部地区。罗斯托夫和莫斯科之间的航班一般会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柯沃机场。不过，在1985年的夏天，伏努柯沃机场正在维修，停止使用，来自罗斯托夫的航班于是降落在多莫捷多沃机场。
对于这一次的受害者，鲍洛科夫只是感到略有歉意。他整个被一种念头占据了：他的猎物再次浮出水面。他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可能会让鲍洛科夫最终能够追踪他，并且抓住他，因为通过飞机来往于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人数是有限的，完全可以调查出来。鲍洛科夫顺手带上一些附有罗斯托夫凶杀案照片的文件，立刻搭乘最近的一趟火车前往莫斯科。
一到达莫斯科，鲍洛科夫马上和调查波赫立斯托娃的侦查员们见面。鲍洛科夫把随身带来的照片放在桌面上。这张柳德米拉·阿列克塞耶娃的尸体照片和波赫立斯托娃的照片相距不远。莫斯科方面的侦查员在向鲍洛科夫介绍波赫立斯托娃案件的情况时，错用了阿列克塞耶娃的照片来描述死者伤痕和发现尸体的现场。事实上，凶手在作案时还是表现出轻微不同的特征。波赫立斯托娃的嘴里塞满了落叶和泥土，而阿列克塞耶娃的嘴里则没有。这个不同的特征并没有改变鲍洛科夫认为凶手与“窄林”凶犯是同一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不同仅仅是凶手的心理略有变化的结果。鲍洛科夫指出来两个案件的现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场的人员对罗斯托夫的杀人狂在莫斯科行凶这个说法没有提出质疑。
莫斯科方面的调查表明，波赫立斯托娃死于7月31日或者8月1日。他们据此假定凶手到达莫斯科，并在行凶之后不久飞回了罗斯托夫。按照这个假设，他们开始了调查。由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两方侦查员组成的调查组来到了多莫捷多沃机场，直奔苏联民航办公室。调查组调阅了8月第一周所有来往于罗斯托夫和莫斯科之间航班的售票存根。
检查这些售票存根是一件令人痛苦的工作。苏联民航没有电子售票系统，所有的机票都是人工记录的。通过复写纸留下的笔迹都很潦草模糊，就算侦查员们能够分辨出笔迹，机票存根上留下的只是姓氏，名字都是缩写，例如I.V 彼得罗夫。 不过，机票存根至少可以说明此人的身份和现居住地。在苏联，人人都使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消费，这使得确认航班乘客的工作变得很困难。经过了一个月，调查人员才拿出一份嫌疑人名单交由罗斯托夫方面进行排查。
鲍洛科夫本人对于调查莫斯科凶杀案有自己的想法。波赫立斯托娃遇害的时候，莫斯科正好举行世界青年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一般会有两种人从罗斯托夫飞到莫斯科参加大会。一种人是罗斯托夫当地的共青团负责人。他们专门组织开展经过共产党批准的青年活动。第二种人是民警。党需要保证此次的青年大会能够向所有受邀到场的外国人展示苏联的良好形象，因此莫斯科民警局需要人手对交通和安全进行严密控制。当然，青年大会还要另外一些人，例如木匠、管道工和电工。
缉凶分部第七章 莫斯科发现尸体（二）
莫斯科算不上是一个度假胜地。但是在这座城市里也还有不少疗养院和度假营，苏联各行业工会会安排工人们到此度假。通常来说，夏季是度假高峰期。鲍洛科夫打算对度假人群进行排查。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到莫斯科来不是为了青年大会和度假疗养。他仅仅可能是由他所在的商业部门派到莫斯科出差的。调查者们在罗斯托夫州政府处进行了排查。罗斯托夫州与莫斯科有来往的企业有342家。它们究竟有没有在七月底派人到莫斯科出差，这必须弄清楚。
这张大网还是有漏洞可钻，鲍洛科夫知道这一点。凶手可能会一直在莫斯科呆下去。他也可能乘坐通宵火车到莫斯科作案。通宵火车是没有乘客名单的。鲍洛科夫仍旧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接近了凶手，因为他已经把几乎整个“窄林”谋杀案调查组全部用在新线索的调查之上了。
莫斯科方面的侦查员们也有自己的线索。自从1984年秋天罗斯托夫的“窄林”连环谋杀案突然中止之后，在莫斯科已经有三个10到11岁的男童死于一个残忍的凶手之手。他们全部被强奸了，其中一个还被砍下了脑袋。莫斯科方面认为，此人就是曾经在罗斯托夫犯下同样罪行的凶手。他要不已经移居莫斯科，要不就获得了一份能够定期来往于首都和罗斯托夫的工作。他们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线索：遇害者之一是在一个夏令营失踪的。民警们得知，他在夏令营的一个朋友曾见过遇害者和一个叫菲舍尔的男人在一起，此后他就失踪了。
鲍洛科夫接到命令要求调查罗斯托夫州所有名叫菲舍尔的人，这就是他的主要工作。几个世纪之前，曾是德国公主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邀请了几千个德国农民在下伏尔加河一代定居，他们当中就有叫菲舍尔的。这些人的后裔有许多生活在罗斯托夫州。
经过调查，所有名为菲舍尔的人都有洗清嫌疑的理由。调查者们还发现了一个名字不是菲舍尔，但是左肩上却纹有“菲舍尔”字样的男人。此人名叫尼可莱·波波夫。据他说，他的纹身是为了纪念名为菲舍尔的美国国际象棋大师。波波夫体格健壮，相貌堂堂，却有长期犯罪记录，在1985年7月前，他在坐牢。
好像是要回应民警们的调查，凶手在1985年的8月又开始作案。案发地点在沙赫提汽车站不远处的一片茂密树林里。遇害者名为伊奈沙·格利亚耶娃，18岁。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没有工作，在伏特加和一无是处的男人们面前软弱无比。她没有父亲，是妈妈养大了她。但是在读书读到八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她的妈妈告诉侦查员们，自从4月起就再也没见过女儿。
对格利亚耶娃的尸体检查发现了几条让鲍洛克夫感到非常难堪的线索。在8月28日发现尸体的时候，她已经遇害一天左右。与莫斯科的波赫立斯托娃遭遇同出一辙，格利亚耶娃的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凶手很显然已经把这种行为算进他的杀人仪式。在尸体颈部伤口上，检查人员发现了混合的血迹和汗迹。从汗迹分辨出来的血型是AB型，而遇害者的血型是O型。在格利亚耶娃的指甲里还发现了一红一蓝两条丝线。调查人员推测这两条丝线来自凶手的衣服。在她的手指之间，还发现有一根灰白的头发。
沙赫提的民警们看来对伊奈沙·格利亚耶娃的情况相当了解。在她遇害前的两天，在沙赫提南部四十英里外的滨河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民警队长在走路去上班的时候拘押了她。拘留原因是她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醉卧在顿河大堤上。等格利亚耶娃清醒过来，她告诉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民警们，他们根本不用遣送她回家，因为她无家可归。按照苏联当时的说法，她是个“邦泽”——这是个俄语缩写，意思是“家无定所之人”。最近的一处专门处理这些人的地方在沙赫提，于是她被送往沙赫提。
只有执法机构的官僚们才能够分辨出收容所和监狱之间的区别。这个专门给“邦泽”修建的收容所是一栋两层楼的水泥建筑，铁门把守，窗上安装着铁栅栏。收容所的警卫全部是民警。“邦泽”们住的号子大而昏暗，里面的铁床拥挤不堪，被褥破旧。每间号子都由一把老式的钢制挂锁锁着。
刚到达收容所，伊奈沙·格利亚耶娃就决定把自己躺在大坝上时穿的衣服洗一下。她径直来到洗衣房，脱了衣服。除了自己身上的内裤，她没有其它的衣服可以遮蔽一下，也没有人给她衣服挡一挡。格利亚耶娃是个长相平平的女人，脸宽而平，有一个大鼻子——还有一对很大的乳房。她在洗衣房里的模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收容所，警卫和那些在号子外干杂活的男人们都跑到洗衣房来，直瞪瞪地看着她。
在男人们瞪着看格利亚耶娃的时候，沙赫提的检察官正在审理她的案子。她身上正好带着通行证，这是每个苏联公民都必须带在身上的国内通用身份证明。通行证上登记着她的住址：她和她的母亲住在沙赫提南部几百英里之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因此，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她并不算“家无定所之人”。检察官决定，此人不能获得苏联人民免费提供的一个月伙食和住所。拘留所的警卫得到命令，将她赶出拘留所。8月27日下午，警卫们执行了命令。第二天，她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调查人员并没能马上确认格利亚耶娃的身份。她的尸体在被发现时和从前的案例一样是赤裸的，既没能发现衣物也没有随身的文件。调查者们把尸体的照片传给有关人员确认。但是收容所的所有警卫们都说并未见过这个女人。直到一周之后，通过指纹调查才一路追踪到收容所确认了身份。
在沙赫提对此案的先期调查让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充满了既焦虑又兴奋的预感.几乎没有哪一次民警人员能够这么快地在“窄林”谋杀案遇害者死难之后确认他们的身份，也几乎没有哪一次民警人员能够这么快地在将遇害者死难之前的情况准确地掌握在手。调查者们主要的疑问集中在收容所的警卫们身上，因为他们在面对尸体的照片时，很奇怪地无法辨认出死者的身份。死者手指甲上的红色和蓝色丝线也为警卫们的嫌疑提供了特别的注脚。民警们的夏季制服上，这两种颜色都有——蓝色的棉衬衫和带有红色镶边的长裤。这一点，正是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感到焦虑之处。
调查者们已经接受了凶手可能是民警人员这个推断，因为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遇害者放心地跟着凶手来到树林里，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凶手作案之后几乎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这个最终有可能为事实所证明的推断。
但是没有选择，调查必须进行下去。在确认格利亚耶娃曾经在收容所出现这一事实后，调查人员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些目睹了洗衣房故事的人们。他们当中有几个提到了一个名为谢尔盖·科尔钦的民警人员。他对格利亚耶娃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目击者们说科尔钦还和格利亚耶娃说过话。
科尔钦此前一度引起过“窄林”谋杀案调查者们的注意。在1983年薇拉·谢夫库恩遇害前的前几天，有一个民警人员曾到过她暂住的窝藏点。科尔钦的样子与此人的模样勉强符合。但是科尔钦否认他知道有这么个窝藏点。他在调查人员那儿算不上是嫌疑人员。
随着鲍洛科夫对此人情况的了解逐步深入，他越来越觉得1983年排除他的作案嫌疑的做法是个严重的错误。科尔钦是收容所的司机，可以开着警车执行各种公务，包括到罗斯托夫出差。这样的工作可以让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使用车辆，也可以让他在上班时间里无故消失而不会招来他人的注意。科尔钦年纪约有二十五六岁，身体强壮，个儿高大，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黑色的眼睛。他结过婚，但是他的妻子发现他有婚外情之后就离婚了。与很多“窄林”谋杀案遇害者类似的是，他的性生活极为紊乱。这一切还不算。他按照要求进行了精液检测。从分泌物里检查的结果表明，他的血型是AB型。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对科尔钦进行了审讯。在整整十天里，他们两人每天对科尔钦的审问长达6-8个小时，用已经发现的线索，特别是尸体上发现的分泌物这条线索对他进行拷问。
科尔钦自己又把自己的嫌疑加深了一重。他不知好歹地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张字条，请她好好洗一洗自己的一件衬衣。这张字条当然落到了调查者的手里。他们找到了那件衬衣，在上面发现了血迹。通过分析，血迹的血型为AB型。这意味着血迹可能来自科尔钦本人。当然这也可能是别人的血迹，只是里面混杂了科尔钦的汗迹。调查者们质问科尔钦，为什么他要让他的母亲把这件衬衣洗干净？
到了第十天，科尔钦交待了。
在格利亚耶娃离开收容所后，科尔钦和她见了面，把她带到了树林里。他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格利亚耶娃并不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科尔钦无法勃起，遭到了格利亚耶娃的嘲笑。于是科尔钦猛击她的头部，杀死了她。
对鲍洛科夫来说，科尔钦的交代之中有些东西并不真实。与尤里·卡列尼克的情况相同的是，科尔钦对某些他本来应该了解的细节并不知晓。他不知道凶手在受害者颈部留下的伤口。他们要求科尔钦带他们到犯罪现场进行核实，科尔钦指认的地点却距离格利亚耶娃尸体被发现的公共汽车站外小树林有几英里。他招供说，他把格利亚耶娃带到此地，试图与发生关系，然后动手杀人。可是，到了正式告诉他检察官准备以谋杀格利亚耶娃的罪名向法庭起诉他的时候，他进行了部分翻供。他坚持说他没有杀死格利亚耶娃。
鲍洛科夫和科尔钦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试图弄明白科尔钦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压力之下坚持不住之后承认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情？也许他真的杀害了格利亚耶娃，然后把调查人员带到非案发现场好迷惑他们？鲍洛科夫对答案并不知晓。
鲍洛科夫命令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尽可能地查清科尔钦在其余谋杀案的发生时的情况。刚一开始，罗斯托夫方面的调查结果无法让人做出明确结论，因为在这些谋杀案发生的时候，科尔钦究竟在何处根本无人知晓。调查者们的判断是，在凶案发生的时候，科尔钦可能在罗斯托夫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夜里，他使用的汽车都停在收容所里。这样，他几乎不可能将受害者，例如奥尔佳·斯托马奇诺克遇害的当天晚上将其从第六集体农庄带到棉花地里。当然，调查者们并不十分确信奥尔佳是被人用车送到棉花地里的。
鲍洛科夫与费季索夫很快做出了与检察官一致的决定。他们撤销了对科尔钦的谋杀指控。但是在十月份的时候，他们指控科尔钦犯有一项几乎任何苏联公务司机都可能犯下的罪行：从收容所的汽车油箱里窃取国家所有的汽油，然后拿到黑市上出售。科尔钦的罪名成立，被判了十八个月的徒刑。这样调查者们就有时间对他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缉凶分部第七章 莫斯科发现尸体（三）
1985年的秋季，案件的调查工作全面陷入停滞状态。仍然有无法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切尔尼谢夫和费季索夫会定期召集主要调查人员了解各方面线索的调查情况。但是他们很少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对1985年7月来往于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之间乘坐苏联民航的乘客进行的调查有可能被无限期地中止。侦查员们在调查罗斯托夫各企业方面几乎没有进展，拿不出当时因为公务而飞往莫斯科的乘客名单。各个工厂里的记录乱成一团。它们要不就分散在许多部门手里，要不就根本不完整。另外的事实是，侦查员们进行调查的时候，怀着和罗斯托夫拖拉机厂里的工人们装配拖拉机、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们种粮食一样的心态。这在苏联社会当中是一种流行病。
11月，一位特别检察官伊萨·科斯托耶夫被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指派专门负责“窄林”谋杀案的调查。来自莫斯科方面的破案压力骤然加大。科斯托耶夫虽然在莫斯科工作，但他却不是俄罗斯人。他的籍贯是罗斯托夫以南高加索山区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这个地方的人们以前都是穆斯林，在十九世纪时整个地区被强行并入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斯大林指责该地区的人们与德国人合作。他们受够了苦难。
科斯托耶夫本人身高中等偏矮，健壮结实，皮肤黝黑。他留着两撇胡须，脑门已经开始谢顶。他参与过斯摩棱斯克的连环谋杀案的结案工作。这个俄罗斯西部城市的谋杀案的遇害人数比“窄林”案件要少得多。此案了结后，他获得提升。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怀着矛盾的心情对待这位新上任的检察官。他们曾希望上级委任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检察官。在波赫立斯托娃案件之后，“窄林”谋杀案很显然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执法区的范围，因而他们的这种想法也就愈加迫切了。但是科斯托耶夫让他们感到失望，因为他并不打算在罗斯托夫常住下去。他会定期来到罗斯托夫，待上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开上几次会议，然后掉头去干别的活儿。鲍洛科夫觉得，只要莫斯科方面派来的还是特别检察官，此人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投入调查当中。
俄罗斯人对高加索人所怀有的偏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身上。在官方语言里，苏联是一片宽容的土地，各民族之间关系和睦。但是在南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远远不是官方的表面文章所覆盖得了的。这片土地上居住着来自高加索的12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亚美尼亚人、奥塞梯人、格鲁吉亚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巴德人等。这些高加索民族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他们仍旧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在他们眼里，俄罗斯人都是帝国主义者。只要这些少数民族放松警惕，帝国主义者们就会将俄国文化和语言强加在他们身上。
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巴扎，意即农贸市场。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产品，然后拿到巴扎上来出售，这样可以自由定价。许多俄罗斯人都认为高加索人喜欢抱成一团，贪婪而粗野，还操纵着市场价格。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用“黑帮”一词，例如“格鲁吉亚黑帮”、“车臣黑帮”来形容某一个高加索民族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鲍洛科夫觉得高加索人极度的自大，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已经有让人不安的传闻说，科斯托耶夫曾试图调查获得的进展归为他个人的努力。可这是集体的努力，他不过是集体中的一人而已。鲍洛科夫是个共产党员。党的路线是，民族差别不应该存在于任何苏联公民之间。他必须服从这条路线的规定。毫无疑问，他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并服从于这条路线。鲍洛科夫只能尽可能友好地和科斯托耶夫合作。
“窄林”凶案调查组此时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一共拥有15个检察官和29个侦查员。他们可以任意调用各种车辆并调用民警对凶手可能行凶的公园、火车或者汽车站进行监控。有时候，这样的队伍可能人数多达250人。调查组还有便衣侦察人员。这支男女混合的队伍称为“捕猎队”，于晚间在车站附近出没。女侦查人员在车站四处晃荡。如果有男人试图接近她，男侦查员便走上前盘问此人。要是被盘问者无法让侦查员感到满意，他就必须接受血型检验。
科斯托耶夫在审阅了案件卷宗之后，对调查组工作进展之慢十分不快。他质问调查人员，为什么至今仍旧没法完成对男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和出租车司机的调查？1985年7月到过莫斯科的人有好几百个，为什么至今只调查了其中81个？科斯托耶夫说，他完全可以确认，凶手曾经一度落入网中，而调查人员却错误地放跑了他。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科斯托耶夫调查过的斯摩棱斯克连环谋杀案中。从1984年9月到1985年7月，凶手一直没有作案。这意味着有某些原因迫使他住了手，或者是他被什么吓着了。那么调查人员检查过自从1984年8月以来被投入监狱的人员了吗？新沙赫提斯克的笔迹样本收集工作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这样怎么能够对那张黑猫明信片上的笔迹进行对照？
指出当地人员的工作究竟是对是错，这个活儿科斯托耶夫干起来并不难。许多来自莫斯科的工作检查组在检查工厂或者农场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科斯托耶夫并没有为破案工作带来新的思路。他主要的贡献就是批准了1984年由莫斯科方面派来的联络员弗拉季米尔.I卡查科夫提出的一个方案。它主要来源于凶手使用车辆作案的这个设想。科斯托耶夫说，民警们必须对凶案地点周围所有汽车司机的血型进行检测。司机的数量大约为16万人。必须从这16万人当中彻底查清血型为AB型的人。按照统计学来计算，有这个血型的人大约为7000人。
按照苏联法律，所有司机都必须有血型记录，以便在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能够根据记录输血。这道法律很少能够得到贯彻。科斯托耶夫将其通过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将其付诸实施了。每一个被设卡拦截的司机都被要求出示其血型记录，否则就要进行验血。这场验血运动为时长久，花费巨大，但是却一直持续了下去。
科斯托耶夫虽然不再对尤里·卡列尼克和其他古科沃出身的男孩进行重点调查，他也并没有结束这项工作。它就那么延续着，只是调走了部分调查人员。
谢尔比斯克研究所提出“窄林”凶案可能有同性恋参与。这个提法得到了科斯托耶夫的赞同。他命令对罗斯托夫同性恋圈子的调查继续下去，还试图拓宽调查范围。有一天早上，他还走访了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塔德尼琴科的罗斯托夫性病治疗所。
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年纪差不多有五十岁，身材矮胖，穿着平跟鞋，一头染过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前。看上去，她好像就是007早期电影当中那些邪恶的女人。事实上，伊莲娜是个律师，从前也是个检察官。她的办公室位于治疗所大门旁，里面拥挤不堪。即使如此，她还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条阿富汗猎犬。这两个挤在一起，伊莲娜定时给它喂生肉。伊莲娜的主要工作就是告诉那些前来看病的人，如果他们有意传播性病的话，就违反了苏联的法律，同时她还要说服这些病人把自己的性伴侣也带来接受治疗。她的工作使她对罗斯托夫的同性恋情况了如指掌。整个罗斯托夫除了布哈诺夫斯基和安德烈耶夫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些情况了。与安德烈耶夫对同性恋者抱有的个人厌恶感相比，伊莲娜更愿意保护他们。她称自己是“戈卢别赫大妈”，意思就是“男同性恋之母”。
科斯托耶夫向尼古拉耶娃透露了一些案件调查情况，询问她是否愿意和检察官们一道对同性恋嫌疑人进行排查。尼古拉耶娃的回答是，同性恋者不可能是凶手。对同性恋嫌疑人的调查，不但会浪费时间，还会毁掉很多人的生活。对他们的调查，到头了全部都会变成哗众取宠的苏维埃公文。这是对官僚体系的盲目服从，决不会有真正的真相浮出水面。科斯托耶夫被拒绝了。
科斯托耶夫走马上任不久，调查者们找到了一个名为尼科莱·阿卡捷耶夫的嫌疑人。他是在对尤里·卡列尼克的接触者的追查中被注意到的。侦查员们一直都没放过对服刑的卡列尼克的盘问，想从他那儿弄到他的朋友们的名字。侦查员还在
寻找“卡列尼克·捷普金匪帮”存在的证据。这样，就有可能证明在卡列尼克被送进大牢之后，他那些没有被抓获的同伙继续制造了谋杀案。
有一天卡列尼克提到了阿卡捷耶夫。此人27岁，曾是古科沃的牙医，现在住在乌克兰。鲍洛科夫和他会面的时候断定此人心理状态不够稳定。他很快就对调查者承认，他是个同性恋者。
阿卡捷耶夫差不多马上就承认了他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这么快就坦白，让侦查员们感到有点遗憾。科斯托耶夫迅速得知了此事。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检察官立刻接管了整个审讯工作。他用了一整天时间不间断地审问阿卡捷耶夫。
鲍洛科夫看过了阿卡捷耶夫的审讯书面纪录，感到非常无奈。阿卡捷耶夫承认，从1984年的夏天起，他杀害了柳德米拉·阿列克塞耶娃，叶莲娜·巴库琳娜和娜塔利亚·格罗索夫斯卡娅。但是，他明显对整个犯罪过程不知情。他说他用刀割下了受害者的耳朵，实际上受害者的耳朵都很完整。他还说到“匪徒”们抽取遇害者的血来制造毒品，然后将它们注射到自己的血管之中。
一天的审讯结束，科斯托耶夫憎恶地放弃了破案的希望。他将阿卡捷耶夫交给侦查员们进一步审问。为了以后的破案着想，他们给阿卡捷耶夫安上了一个几乎任何苏联医务工作者都可能被指控的罪名：挪用国家资源私自行医。
这是鲍洛科夫第五次在“窄林”谋杀案的调查过程中拿到不实口供。对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遇害时往来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人员的调查曾一度进展迅速。而此时也没有完成。
全璧之功阿！
我自从书丢了以后，以为从此便无可能继续了。现在吴兄能如此，此正所谓“天不乏才”是也。
翻译的过程的确有点辛苦。惟其如此，才能够领会作品的深意。
刚一开始的时候，仅仅将本书当作一般侦探纪实文学来读。后来发现，作者的观察和思考层次颇深。国内的同类纪实文学如白宝山案等与之相差多矣。
此书能够在众多影视作品与书籍中独入兄台慧眼，察者必有不俗之处。看来兄台的名字之中的最后一字改称“乐”字亦不遑多让
我这头花的功夫就像老和尚坐禅。虽然这老和尚笔下尽是红尘荒唐之事。
希望不吝赐教
翻译是件辛苦活。
虽然侦破题材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呵呵，但还是要花来鼓励一下。这个，原因不明。 
估计是这文章译得太血腥，把非姑娘吓坏了。改天出一个洁本好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