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你到底看了那电影吗?
volkswagen/bmw也用了不少犹太苦力. 现在没人说他们是救了那些犹太人.
感觉司徒此文虽然气势磅礴,却并未回到点子上，个人未觉不爽，只觉得有些使茬了气的茫然。文中着重讲了王为何没有进入内黄，却并未回答马甲的提问。马甲问的是：
两个月后骑兵团编入四分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到沙区救灾。在当时，整个八路军机关、部队，上到总司令下到普通士兵都投入了赈灾生产运动。我想知道，在同样的时刻，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背景是滑县（王所在地）
这时候，滑县41%的贫农逃荒30%的中农破产而国民政府依然照常催收粮款；这时候，一张桌子换不到个玉米馍一亩地只卖3升高粱十几岁的女子只卖2升红枣
而司徒兄只是作为题外话回复,豫北大灾,豫东大灾,国府赈灾救民,档案历历.若您需要,明年五月记得提醒司某,司某返台时给您找些材料.，以及如果司某没记错,就司某写王泰恭的这篇小文,也略略谈到王泰恭在滑县赈灾的事迹。我翻了翻司徒兄的前文，似乎并没有提及王滑县赈灾的地方。司徒兄既然已经“搜集各色史料数千种”，到底有没有见到在“同样的时刻，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为何还需要明年5月再回台湾再找材料呢？这是马甲的正问，为何司徒兄以为是题外话呢？当然，如果司徒兄确有国府官兵如何筹集赈灾物资、如何拯救灾民、如何维护地方秩序、如何向政府报告实际灾情、如何反击日寇、如何打击囤积粮食发国难财的汉奸的史料，还望不吝给出。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感觉这方面国府做的很少。
而且司徒兄以为就算武专员,王县长,有意拯沙区之民于倒悬,冀鲁豫军区也不会答应吧太过于诛心了。武王如真心有意资助灾区，何必提一旅之师？只需将物质交于共军声明用处，有何难事？共军还会不收不成？甚至提一旅之师，打着救灾的幌子向灾区进发，只要不主动攻击共军，难办的也是共军吧？
极左土改最大的意义是完全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
看到没？土改的意义是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分配？是减轻剥削？是使“耕者有其田”？是增加劳动生产力？no，no，是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然后让无产阶级被有产阶级报复以激发其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再被共党利用来篡夺政权。多么复杂的逻辑啊，怪不得国军说共军狡猾。
引 用
看了司徒兄的回复，感觉没有驳到马甲兄质问的点子上，反而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方的观点。比如文中没有看到什么“内黄前贤抗战期间浴血奋斗之往史”，倒让我更想追问马甲的那个问题——“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诸君难道要宣称, “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能不能请诸君先搞清楚赈务的概念?
赈务,一般说来是行政机关的责任,是行政机关作的事情(特例不详举了,只言大概).部队,野战军,都没有这个责任.赈务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官方所主办之赈务,一是民间所私办的赈务.
官方主办的赈务,最基础是所谓的义仓或积縠,一但有变,县府可以报准省开仓赈济,也可以先开后报,但后者一般是在极为紧急的状态.如果积縠不足,就报省请求拨款拨粮.官方的另一个途径是向民间大户募捐,或者以较强制的手腕低价购买或征借大户存粮(当然,这凭县长本事).有些县政府也会组织境外购粮.具体的施赈方法则视情状而定,办粥厂,施粮,施种子,低价卖种子,以工代赈……拙文提过王泰恭县长的作法,他部署义仓,又率领军民灭蝗,这是他县长的职责.在国府扩大县政府组织之前,各县遇荒年,赈务由县衙主办,但是实施其事的是由民间绅商组成的赈济委员会一类官委民办组织,以节省政府人力.国府时期往往也有各县的赈务委员会,与县政府协同作业.
民间主办的赈务,有慈善机关(如华洋义赈会)主持者,有民间大户自行组织者.前者以钱物之直接捐赠行之,后者往往由地方士绅主办,平时积縠,荒年赈济,或者进行其它的赈灾方法.
如果灾情惨重,往往省也会直接投入赈济,例如1942年至1944年间的河南大灾,河南省就有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专司赈济.中央也会拨款.
这些档案在台湾很齐全,但是在大陆也未必查不到,最详细者属1943年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以及相关各期工作报告.这些档案至少在今天的河南省档案馆能查的到.
请了解,赈灾,是行政机关的任务.
国军在赈灾中有没有表现呢?军队只能依其长官之命令,以捐献或助工方式贡献灾区.而在河南这场经年大灾之中,河南驻军确实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赈济,这实例实在太多太多了.
就举诸君印象最深的汤恩伯为例吧.
汤恩伯是大陆这几十年来”妖魔化”的主要人物.司某看到这串帖子也谈到了,什么水旱蝗汤,作为一种苛政的代表.所以诸君就要凭感觉,举汤为例了.诸君,汤恩伯在鲁苏皖豫边区的主要将领王仲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晰回忆他在灾年时节约军粮赈粮的义举.其它如陈大庆,张雪中以及大量下级干部的纪念集与回忆文章都到类似义举,可以说,就单以诸君感觉中罪恶渊薮的汤系部队为例,在豫东大灾时的好事做的不少.
只不过诸君没读过,不知道而已.所以诸君的感觉,就不能与史实切合.
而现在,却出现这种指控
引 用看了司徒兄的回复，感觉没有驳到马甲兄质问的点子上，反而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方的观点。比如文中没有看到什幺“内黄前贤抗战期间浴血奋斗之往史”，倒让我更想追问马甲的那个问题——“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第一搞不清赈灾的流程,第二没有切实考查史实的心态.你要查国府为什么不在内黄赈灾,第一个就要看内黄县政府在那里.为什么不在焦作赈灾,要查修武县政府的行政能力范围.不是拿着几场经官方刻意宣扬的SHOW,就凭感觉作大范围的论述.
朋友,想知道河南赈灾的详情吗?请跑图书馆.单凭感觉的闲谈,恐怕没有什么价值.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万民于水火之中，仅军队没有这种责任就真的没这种责任么？况且，这是敌后，政府就是有，也难以发挥其职责，难道因此就可以让万民自求多福么？
王县长是哪得县长？大灾之年连本县的地界都没去过，所谓的**之鹰，他的责任又去哪了？
感觉司徒此文虽然气势磅礴,却并未回到点子上，个人未觉不爽，只觉得有些使茬了气的茫然。文中着重讲了王为何没有进入内黄，却并未回答马甲的提问。马甲问的是：
两个月后骑兵团编入四分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到沙区救灾。在当时，整个八路军机关、部队，上到总司令下到普通士兵都投入了赈灾生产运动。我想知道，在同样的时刻，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背景是滑县（王所在地）
这时候，滑县41%的贫农逃荒30%的中农破产而国民政府依然照常催收粮款；这时候，一张桌子换不到个玉米馍一亩地只卖3升高粱十几岁的女子只卖2升红枣
这段司某看不懂,沙区在内黄,不在滑县.王君的题目走到内黄,司某只好陪他谈谈内黄.结果司某陪王君谈内黄,您又来宣称,背景是滑县,司某成了"作为题外话回复"...
烦细致阅读王君的文章.若沒看懂,请参考地图.
而司徒兄只是作为题外话回复,豫北大灾,豫东大灾,国府赈灾救民,档案历历.若您需要,明年五月记得提醒司某,司某返台时给您找些材料.，以及如果司某没记错,就司某写王泰恭的这篇小文,也略略谈到王泰恭在滑县赈灾的事迹。我翻了翻司徒兄的前文，似乎并没有提及王滑县赈灾的地方。司徒兄既然已经“搜集各色史料数千种”，到底有没有见到在“同样的时刻，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为何还需要明年5月再回台湾再找材料呢？这是马甲的正问，为何司徒兄以为是题外话呢？当然，如果司徒兄确有国府官兵如何筹集赈灾物资、如何拯救灾民、如何维护地方秩序、如何向政府报告实际灾情、如何反击日寇、如何打击囤积粮食发国难财的汉奸的史料，还望不吝给出。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感觉这方面国府做的很少。
1． 王泰恭在滑县如何救灾,麻烦您耐性,细致阅读拙文.
2． 其它材料,烦参考司某另一处回复http://www.cchere.com/article/887193
有兴趣,多跑图书馆,您会有很多收获.
而且司徒兄以为就算武专员,王县长,有意拯沙区之民于倒悬,冀鲁豫军区也不会答应吧太过于诛心了。武王如真心有意资助灾区，何必提一旅之师？只需将物质交于共军声明用处，有何难事？共军还会不收不成？甚至提一旅之师，打着救灾的幌子向灾区进发，只要不主动攻击共军，难办的也是共军吧？
这就是书生气了.请问突君,王泰恭在滑县灭蝗时,张国华会将救济物资交予王泰恭吗?他真这么做了,怕要被整风了…
朋友,文章不與政事同.
不过,走笔一谈,这种书生气的傻事还真的发生过.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和谈,当时救济总署要分发来自联合国的救济物资,一面因为国共和谈的前景,一面因为老美的影响,救总的物资不尽发给国府统治地区,同样也会拨到共区.那是大量的面粉,衣物,奶粉…….
突突君,您是不是觉得,这批物资会以最快速度拨到难区?
1947年,国军肃清鲁东,在中共老根据地中,挖出大量由中共政权人员埋藏的救总物资,面粉袋的救总标志非常清楚.这些物资并没有发到难民手中,而是被中共政府扣留使用,用不完就屯储起来.国军在攻击路线上沿途挖出大量救总物资.驻节青岛的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丁治盘将军,在口述回忆中很清晰地回忆了此事.
朋友,这才是现实世界.
诸君,心有滞惑,不是单凭感觉,作浅薄之发挥.多跑跑图书馆,多翻翻资料,您的世界将能有所不同.司某分身乏术,此后即不再逐一作覆,见谅.
这儿再多个嘴吧,因为不用讲太长,省力.
看到没？
土改的意义是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分配？
事实上,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牲畜等是被贫下中农”平分”了.
至于这种再分配合理不合理?
农作商业化的进步动力被消灭,分配后热了几年,继续”合理分配”的结果出现公社,生产大队,最后是三年”自然灾害”.
是减轻剥削？
中共建政之后不到十年,农民被剥削到连基本”口粮”都保不住,到成千万饿毙于陇亩.直到改革开放,农民才算得救.至今日,大陆的农民都被视为次等人,户口被限制,”非正规收费”问题要到这几年才被重视,农民工拥入沿海大城以求生机.”减轻剥削”云乎哉?
是使“耕者有其田”？
土地证发了,建政不久收归公有.耕者有其田乎?
那是近代史上的一大笑谭.
是增加劳动生产力？
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需多说了.
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no，no，是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然后让无产阶级被有产阶级报复以激发其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再被共党利用来篡夺政权。多么复杂的逻辑啊，怪不得国军说共军狡猾。
剩下的,不就是这项?
我认为小司与我们共同点多于分歧，他站在抗日一边，是个爱国者，能这样深入研究抗日史至少不会是个台独分子。
至于在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不同这是小事，哪怕因什么原因再打起来打完了一样可以是好朋友。
当然朋友归朋友，争论还是要的,只要不人身攻击。
过了。
地主们也恶得够了。二五减租只不过是要把这种高得离谱的地租按比例减掉25%，地主们连这都不肯，敬酒不吃吃什么？
就算土地原来是地主合理合法辛苦赚来的（有这个可能吗？知不知道地主最喜欢什么？饥荒！因为每过一次饥荒，他们的财产就涨上一涨），这么多年的地租交下来，也该捞够本了吧？
一方是定量的，“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一方是定性的，“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严格一点这可以说是双重标准了。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就应该把”反奸复仇运动”中被处决的人数同样列出来，大家看看算不算什么“大屠杀”，算不算什么“骇人听闻”。
使用这种形容词与否，还不是在于作者的一念之差。这真有点类似马前卒说的话，认定事实不需要立场，评论才需要。
虽然ID不是人名，但“司徒卡”让人觉得的称呼您“司徒君”才符合中华习俗。一开始您也让别人称“司徒先生”云云来着。
请继续您的辩驳。
一直潜水，看到司兄最近的几篇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从司兄的帖子来看，司兄是一个很注重档案文本材料的人，说话都很有根据，这种
严谨的态度的确是国内很多论坛上看不到的（岔一句，就是正规报刊上也基本很少
看到），这点要佩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司兄注意到没有，就是档案材料有
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材料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被伪造的，而是说档案材
料的记述人本身并不能完全地纪录历史事件，有时是因为记述人没有亲身参与事件
，有时是因为其观察面不够广只能记述到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再就是有时记
述人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有所取舍。这样的话，档案文本材料的使用就需要
很小心，需要旁证，幸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件，还有足够多的其他史证，比如
乡老之言。
国共相争，是非先不论，单纯比较双方的组织能力，土共是远远胜过国民党的。在
土共之前，中国没有哪种政治势力可以完全从外界介入农村控制农村事务，这点只
有共产党做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异不在政治信仰，而在对于中国传统的
态度，国民党总体而言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并以这些传统统治的政党，而共产党
则是一个完全打破传统改用全新方式统治的政党，因此，国民党沿着中国的传统去
做就必然要依靠士绅管理乡村事务，因此，对于农村权力和财产结构就不会有太大
的变动。而采用全新方式的共产党，就不能继续那种依靠乡绅间接管理的老路（用
传统方式他们是争不过国民党的），他们采取了彻底打破农村旧有财产、权力结构
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农村（土改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土改并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
，同时还以政治上支持贫雇农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
这种差别就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及稍后的内战中表现的差异。国民党做不到对
人民的完全动员，主要依靠拉壮丁来满足兵源需要，物资的征集也不如共产党方面
有力，这不是说共产党更会搜刮，而是说共产党的征收机制要更有效率，成本和浪
费更少。
（司兄可能会举出反例，如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不否认有，鄙人祖父当年要再长一
两岁也被录取了。但是大多数的兵源还是依靠拉壮丁，鄙人祖父的一个远方表兄，
解放后被镇压，原因不是因为他参加过军统，而是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拉丁的事情
，在当地激起民愤。）
共产党由于能够完全控制农村，因此能够充分动员其控制地区的一切资源，兵源、
粮食、被服、后勤支援等，而且供应效率要更高。
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组织涣散不如共产党凝聚有力，很明显的，司
兄提到的王泰恭，估计三民主义都没好好学习过，就“委”了县长，这在共产党这边
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基层政府中实权绝对都是党员掌握，保证上下级的一致。王
因为手里有武力被委任为县长，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对他做出足够的约束与控制呢？
具体点，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很顺利的把他调任到另一个职位（比如河南兰考县长）
呢？是否可以很顺畅地指挥王的队伍呢？共产党也收编这些民众武装、伪军、“游
杂”，但是绝对要加以改造，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变这些队伍，真正做到吸收一切
抗日力量，光给些官职，那是招安不是壮大自己。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就只能依靠王泰这样的人来进行游击作战了，因为国军的兵源
结构、军事理念与后勤方式都无法适应敌后犬牙交错、变化剧烈的形式，就只有依
靠当地民众武装对游击战的天然适应性了（地形熟悉、战斗意志强、官兵关系比较
好，在当地能够得到支持）。而共产党基本上是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自己的“老家”
，建设根据地，以取得当地支持。这样一来，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就是国民党控制
力越来越弱共产党控制力越来越强。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桂军的皖中地区，就是国军方面唯一的敌后根据地。
对于国共两党，评价要分时段的，49年，甚至说56年之前的共产党，都是很不错的
，土气但不失真诚，让大家服气；而这时期的国民党，就很有些书生气，动手能力
不强，有时过于守旧，不能让民众有新希望。现在来看国共两党，当然评价会有变
化，因此，以5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评价56年之前的共产党，是不恰当的，就像不
能以在台湾的国民党来评价在大陆的国民党一样，在大陆的国民党哪里会让一个公
开的反对党一起参加选举？所以说国民党也变化了，对不对？
还有一点要和司兄说明，司兄曾提到：“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
需多说了.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
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似乎当是林毅夫的理论，农业生产
质量的监管问题。
不过据我向身边的长辈了解，生产队劳动强度一点不低，我父亲文革后期高中毕
业回家务农，当时鄙人家那个村子一项主要工分就是去河边挑沙，那个生产队长负
责装担，每担都装得冒尖，我父亲当时刚到十八岁，身子嫩吃不消，就把冒尖部
分倒了，队长于是登记为半个工，我父亲当时就气哭了。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产，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
，土地肥力提高病虫害得到控制；二是种子品种的改良，杂交水稻得到推广；三是
耕作技术的进步节约了人力，比如秧盘育秧和抛秧，这绝对是天才的技术，插过秧的朋友应该都会这么认为的，省力、快、而且还增产。
没有注意到司兄前文中关于王在滑县赈灾的描述，确是我自己的过失。（http://www.cchere.com/article/858348）不过司兄文中声称在抗戰中期,豫北連年大荒,王泰恭的糧食管理使他在滑濬邊區的根據地能夠”雖經荒歉,民無餓殍”，而马甲文中说滑县41%的贫农逃荒30%的中农破产而国民政府依然照常催收粮款，这应该是两文中一个互相抵触的地方，不知是否有达者能够予以澄清。
另：又看了马甲的文，据我理解，他是谈八路在内黄救灾，讽刺正牌国府内黄县长没有一点作为（无论如何，这是事实），而质疑王这时在滑县也未尽力救灾。如有误解，见谅。
又：作不作是一回事，说不说是另一回事。我当然不会书生气到认为国府会拿粮食让共军作人情，毕竟连共军抗日的补给也全靠自筹，虽然共军承认国府领导并同日军作战。王完全可以打着救灾的幌子去共军那里抢夺地盘。如果确实对老百姓有利，老百姓自然也会对国府感恩戴德。张国华虽然不会将救济物资交予王泰恭（他有没有我很怀疑），但只要王允许，他绝对会组织一帮子人去滑县发动群众，帮助灭蝗。其实共军根据地的建立到扩大，不就是这么干得么？虽然司兄将其归为用心险恶抢夺地盘一类，不过其常用手段不就是在国府地盘上组织救灾么？为什么这种事共军干得，国府就干不得？不得不让人怀疑国府是否有救灾那个心。
最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自认在历史方面做不到达者的地步，不过以理相辨，多听多闻是我的目标。司兄建议多跑图书馆自是很好，可惜一来熬不得那种寂寞，二来也确实没那份精力。况且即使达者之间，观点也常见冲突，未必便能体会到对方的世界。于网上即便有坐井观天之嫌，也总比不观来得要好。还是那句话，司兄如有时间欢迎指点，如无时间任其自腐即可。
一直潜水，看到司兄最近的几篇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从司兄的帖子来看，司兄是一个很注重档案文本材料的人，说话都很有根据，这种
严谨的态度的确是国内很多论坛上看不到的（岔一句，就是正规报刊上也基本很少
看到），这点要佩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司兄注意到没有，就是档案材料有
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材料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被伪造的，而是说档案材
料的记述人本身并不能完全地纪录历史事件，有时是因为记述人没有亲身参与事件
，有时是因为其观察面不够广只能记述到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再就是有时记
述人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有所取舍。这样的话，档案文本材料的使用就需要
很小心，需要旁证，幸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件，还有足够多的其他史证，比如
乡老之言。
国共相争，是非先不论，单纯比较双方的组织能力，土共是远远胜过国民党的。在
土共之前，中国没有哪种政治势力可以完全从外界介入农村控制农村事务，这点只
有共产党做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异不在政治信仰，而在对于中国传统的
态度，国民党总体而言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并以这些传统统治的政党，而共产党
则是一个完全打破传统改用全新方式统治的政党，因此，国民党沿着中国的传统去
做就必然要依靠士绅管理乡村事务，因此，对于农村权力和财产结构就不会有太大
的变动。而采用全新方式的共产党，就不能继续那种依靠乡绅间接管理的老路（用
传统方式他们是争不过国民党的），他们采取了彻底打破农村旧有财产、权力结构
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农村（土改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土改并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
，同时还以政治上支持贫雇农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
这种差别就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及稍后的内战中表现的差异。国民党做不到对
人民的完全动员，主要依靠拉壮丁来满足兵源需要，物资的征集也不如共产党方面
有力，这不是说共产党更会搜刮，而是说共产党的征收机制要更有效率，成本和浪
费更少。
（司兄可能会举出反例，如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不否认有，鄙人祖父当年要再长一
两岁也被录取了。但是大多数的兵源还是依靠拉壮丁，鄙人祖父的一个远方表兄，
解放后被镇压，原因不是因为他参加过军统，而是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拉丁的事情
，在当地激起民愤。）
共产党由于能够完全控制农村，因此能够充分动员其控制地区的一切资源，兵源、
粮食、被服、后勤支援等，而且供应效率要更高。
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组织涣散不如共产党凝聚有力，很明显的，司
兄提到的王泰恭，估计三民主义都没好好学习过，就“委”了县长，这在共产党这边
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基层政府中实权绝对都是党员掌握，保证上下级的一致。王
因为手里有武力被委任为县长，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对他做出足够的约束与控制呢？
具体点，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很顺利的把他调任到另一个职位（比如河南兰考县长）
呢？是否可以很顺畅地指挥王的队伍呢？共产党也收编这些民众武装、伪军、“游
杂”，但是绝对要加以改造，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变这些队伍，真正做到吸收一切
抗日力量，光给些官职，那是招安不是壮大自己。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就只能依靠王泰这样的人来进行游击作战了，因为国军的兵源
结构、军事理念与后勤方式都无法适应敌后犬牙交错、变化剧烈的形式，就只有依
靠当地民众武装对游击战的天然适应性了（地形熟悉、战斗意志强、官兵关系比较
好，在当地能够得到支持）。而共产党基本上是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自己的“老家”
，建设根据地，以取得当地支持。这样一来，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就是国民党控制
力越来越弱共产党控制力越来越强。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桂军的皖中地区，就是国军方面唯一的敌后根据地。
对于国共两党，评价要分时段的，49年，甚至说56年之前的共产党，都是很不错的
，土气但不失真诚，让大家服气；而这时期的国民党，就很有些书生气，动手能力
不强，有时过于守旧，不能让民众有新希望。现在来看国共两党，当然评价会有变
化，因此，以5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评价56年之前的共产党，是不恰当的，就像不
能以在台湾的国民党来评价在大陆的国民党一样，在大陆的国民党哪里会让一个公
开的反对党一起参加选举？所以说国民党也变化了，对不对？
还有一点要和司兄说明，司兄曾提到：“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
需多说了.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
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似乎当是林毅夫的理论，农业生产
质量的监管问题。
不过据我向身边的长辈了解，生产队劳动强度一点不低，我父亲文革后期高中毕
业回家务农，当时鄙人家那个村子一项主要工分就是去河边挑沙，那个生产队长负
责装担，每担都装得冒尖，我父亲当时刚到十八岁，身子嫩吃不消，就把冒尖部
分倒了，队长于是登记为半个工，我父亲当时就气哭了。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产，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
，土地肥力提高病虫害得到控制；二是种子品种的改良，杂交水稻得到推广；三是
耕作技术的进步节约了人力，比如秧盘育秧和抛秧，这绝对是天才的技术，插过秧的朋友应该都会这么认为的，省力、快、而且还增产。
（新手，不熟练，大家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