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哲学家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诺贝尔奖 -- 副将

【来源：东方早报】

　　哲学家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和平奖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名单即将于10月2日开始陆续揭晓。10月13日“发榜”的和平奖历来备受关注，而今年的提名人数更是高达191人，仅次于去年199人的历史纪录。

在五花八门的人选中，怎样的候选人更易受到青睐？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挪威卑尔根大学的著名哲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授权的提名者之一古纳尔·舍尔贝克。

“每年总会有许多古怪的名字出现在提名名单上，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像我这样有资格提名的人太多了。”舍尔贝克耸耸肩，谦虚地表示。带着哲学家固有的批判精神，舍尔贝克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自身存在的最大矛盾是“如何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提名 “稀奇古怪”无须在意

　　东方早报：从提名到挑选，诺贝尔和平奖出炉的具体过程有哪些？会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舍尔贝克：诺贝尔奖是由瑞典人诺贝尔的遗产设立的，因此本质上没有政府因素，完全是个人行为。比较独特的是诺贝尔和平奖，根据遗嘱，它不是在瑞典而是在挪威颁发，我想这可能是对挪威比较独立的国际立场的肯定。

　　和平奖一般是由符合资格的提名人做出推荐，最后由5人组成的评奖委员会进行筛选。这5位成员是由挪威议会任命的，但他们大都是才能卓越的专家学者，而且不受政府左右。在支持或反对推荐的候选人的问题上，瑞典和挪威政府无权干涉，这就确保了评奖委员会的独立性。

　　最初阶段怎么选择候选人呢？人们认为，候选人必须由符合一定条件的人来推荐。推荐者可以是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会特邀教授、各国议会议员和内阁成员等等。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的任务只是在最初阶段推荐我认为合适的人选。

　　诺贝尔奖评选的过程都是保密的，“5人小组”在公布获奖人名单时，一般也只会解释挑选他/她的理由，给出比较积极的说法，至于为何不挑选其他人，就不会再作说明了。

　　东方早报：但每年的和平奖提名名单都会出现具有争议的名字，比如今年，有媒体称布什和萨达姆都获得了提名，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舍尔贝克：是的，因为很多人有推荐的权力，所以每年人们总能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你甚至可以推荐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但这些都只是代表社会各界的初步意向，没有多大意义，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想，每年都会出现上百个名字，有些是很无稽的选择，大家实在没必要对它们太在意。

　　当然，为了获得推荐，很多人也会去展开游说等活动。作为有权力的提名者，我也会面临很大压力，比如有人会希望你推荐自己，甚至有人写信给我，说自己如何伟大如何有成就，但我不会去理会这些人。关键还是评奖委员会的态度，他们最后挑选的是什么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个很严肃的机构，我相信其中的成员都有足够的判断力。

　　挑选 不看功绩看影响

　　东方早报：究竟怎样的候选人会受到评奖委员会的青睐？

　　舍尔贝克：评奖委员会是根据候选人的声望、专业建树、传播网络等情况做出判断。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挑选者的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到最终结果。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上，什么思想更有意义？这些都有值得讨论的余地。另外，诺贝尔奖还很讲究“学术时尚”，比如当年流行哪种学术研究方向，最“酷”的是哪个领域等等。特别对于诺贝尔和平奖来说，最终的获奖者往往很具争议。事实就是这样，大家都能各执一词。

　　诺贝尔和平奖比较青睐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某个领域获得极大成就的人，他们通常年岁较大，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功绩足以名列史册。例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另一种人并没有完成他/她的事业，或者还在努力的过程中，这个工作或许比较艰难而漫长，或许在他/她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比如2004年获奖的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马塔伊。

　　这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矛盾所在。评选委员会在挑选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如果颁给第一类人，他们的成就已经是“过去式”了，可能对未来不再会有影响，你只是认可此人的功绩，但从长远来看无法进一步推动和平。如果颁给后一种人，万一他（她）们最终失败了呢？有时看起来就像在冒险，不知道这个事业究竟能不能成功。

　　东方早报：评选委员会通常会偏向哪一种？

　　舍尔贝克：我认为近年来的趋势似乎是偏向正在努力过程中的人们。或许是想对这些挑战难关的人们做出鼓励，让他们影响到更多的人吧。但有时也会遇到尴尬情况。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和巴解前领袖阿拉法特都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你不能说他们是成功的，毕竟现在中东还是一团乱局。不论颁给哪种候选人，我觉得都没问题，关键是评判必须正确。

　　中国 “独生子女”应获奖

　　东方早报：和平的意义很宽泛，时常有评论认为，某些获奖者令人难以理解。

　　舍尔贝克：拿肯尼亚的马塔伊获奖的例子来说，她在30年里动员非洲妇女种了3000万棵树，保护了生态环境。这创造了就业机会，也能避免人们今后因为环境问题、资源缺乏而爆发冲突，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功绩，是从源头上维护了和平。

　　其实很多获奖者从事的都是长远性的战略问题，和平卫士不一定要和战争有关，不一定是组织了某次血案，更多的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预防冲突。我认为环境问题对维护和平而言相当重要，如果全球环境继续恶化，饮用水、可耕地、能源等自然资源越来越紧缺，这可能就是地区战争的导火索。

　　东方早报：您认为什么人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舍尔贝克：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小布什的戈尔参议员，目前正在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如果他能成功改变北美政府的立场，我认为他就有资格拿奖。要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布什政府的环保立场让他们看起来像一伙强盗。如果能改变目前状况，那会是了不起的功绩。

　　另外，我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应该获得表扬，或许当初坚持推出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人口问题往往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就像现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正在发生的那样，过多的青壮劳力得不到足够资源，没有就业机会，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怨恨，于是产生暴乱，随后就是内战、地区战争。如果中东、非洲国家早些像中国那样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很多冲突就不会发生。中国经济能够那么迅速起步，很大程度上也有赖这个政策。

　　人物：古纳尔·舍尔贝克

　　古纳尔·舍尔贝克（GunnarSkirbekk），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教授。他和尼尔斯·吉尔耶（NilsGilje）撰写的入门教材《哲学史》被翻译成为数种文字，是挪威当代科学著作中的经典。 早报记者 俞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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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吧。。

在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作出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百年预报：

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

中国人口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

口达到20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

产生了恐慌心理。当时王震亲自接见宋键，着急地问如何把中国人口降成3或4

亿。同时一度有人主张“我国人口应立即宜取负数发展”，建议采取一切措施

，尽快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

展一个“无婴年”，等等。由于主管者患有“人口恐怖症”，“一胎化”的出

台在缺乏专家严密论证的情况下，迅速出台。

　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

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

。中国当时认为：人口每增加一点，都是对“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以致于得出

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后，中国的人

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标志

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

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后来全部成了强制。为尽快达成人口负

增长，甚至各级官员规定了指标，80年代山东有个县的指标完成不好，省常委专

门派人坐阵该县，将该县当年的胎全部打掉。

　　从实施效果来看，“一胎化”政策在实施以前，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严重

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代价。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

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10

月已经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

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

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以来，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对头胎生育的孩子的性别比例做了调查。结果也是男孩

比女孩稍为多一点。”后来的事实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估计。

当初这项政策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当初实行的“一孩”政策而言，当时就遭到

一些学者的反对；然而，报刊、杂志和其他舆论工具所充斥的仅是对“一孩”政策

的赞誉，不同的观点却无声无息。不同观点的学者没有机会“坚守自己的话语权”

。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当初提倡一胎化的学者成了政策制订者，政策制定

者又反过来掌控了学术话语权。不同意见的学者不能发表文章，探讨一胎化弊端的

文章也不能面世。《人口研究》等学术刊物，千篇一律是与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文

章，简直不象学术刊物。学术世界是现实社会发现与纠正错误的最后一道纺线，由

于政策制定者的即官即学，一开始这道纺线就被摧毁了。现在计生的一些后果，往

往不是由计生委与学术界发出警觉，反而是人大政协发出呼吁，比如性别比例严重

失调，社会严重老化的压力等等。

请让我在这里引述清华大学教授李建新的发言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继之前的拙文《二孩即止--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的基础上，写了

《再论二孩即止 --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一文，提交到该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

中青年《人口与发展》讨论会上，被会议选中并在大会发言，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据

说，当时中国人口学会的某负责人几次打电话给该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说拙文犯大“

大忌”，不许选入汇集出版的《文集》；否则，学会的资助也会取消。结果，组委会

也只能“忍痛割爱”。之后，该学者把该文给一内部刊物，主编阅后赞不绝口，马上

拍板：立即采用。但此事让主编之上级知道了，便慑于“大环境”而作罢。于是，笔

者多年不再研究人口政策，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也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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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论纲

http://www.cchere.net/alist/786277

要理解以80年代初以“一胎化”为核心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有很多角度，比如最常见的以人口压力为核心的论证方式。但我并不准备在这个方向展开，因为过多进入这个逻辑内部，便把问题化约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这对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并无益处。我要准备论证的是，这一政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产物。

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在政治层的提出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以对马寅初的平反为标志。脉络上可以有这样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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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统战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第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

2.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

3.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对马寅初的平反，是知识分子平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关键，也相当巧妙的部分。首先，马寅初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北大校长，有很高的指标意义，解决了马的问题，也就给其他知识分子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利的。其次，马寅初被批判的言论，属于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不同主张，而不过多牵涉政治（想想看，对右派“轮流坐庄”这样的诉求如何平反），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面否定毛时机并不成熟，以具体的人口问题入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一个事半功倍，颇显政治功力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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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平反马寅初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光明日报“错批一个，多增三亿”的著名文宣。在这里，“增长了三亿”和“多增长了三亿”两个概念被刻意混淆，并被用作反毛的重要依据，而直到今天，这个简单的伎俩仍然在为人津津乐道。制订新的人口政策，刻意拉开与毛时代的距离，强调政策的对立性，而不是其延续性，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当然，马寅初并不是后来“一胎化”政策的主角，事实上马寅初也并未主张如此严厉的人口计划，人口理论家的接力棒很快便转到宋健的手上。1980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出炉，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比如声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并称长期预测精度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些结论，正误已经很容易判断了，而且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即宋健对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其内在规律缺乏理解，比如6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降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宋健当然是一个好的导弹和卫星控制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专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宋健个人做过多评论，问题甚至不在于他的理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人口控制论并没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平等的讨论和答辩而直接用于宣传，事实上不过是推行特定政策的一个论证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从人口控制论的具体内容上辩难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和他老师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都是学术卷入政治的经典案例。当然，或许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宋健从此步入政坛，甚至直至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

我们大家先学习学习？看完我再发言。。。

记住，要全文啊。。。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7&ID=96870

1949年之后，由于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

我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已经指出：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4.54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说在1980年时候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这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北京电视台：《天赋人责——宋健》）。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 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由宋健、田雪原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发表后，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况：

1、宋健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宋健的这种认识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并没有错，参见笔者文章《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中国人口问题由来—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2、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非常滑稽，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已经推算即使中国1980年开始不实行计划生育，2050年中国人口都难以达到17亿）。

3、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于中国15亿人口不能容忍）。

4、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5、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

6、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

7、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近两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8、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有8万亿养老金缺口。

9、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要是在三百年前的话，中国最适人口才数千万呢；参见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10、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就是说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后估计至多只允许二胎，否则不可能实现７亿人口目标）。

11、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从理论到实践不到一年，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大国，在社会制度的探索上宁愿晚些时间也不能抢第一（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当年幸亏苏联、东欧抢了第一，我们才避免社会动荡。

12、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13、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有至少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日本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的占49%）。

14、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15、邓小平到1985年在某些学者的误导下还以为要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00年也只比实际上的12.4亿多增加8千万人口（1980年到1989年生育率以2.75来计算，1990年到2005年生育率以2.1来计算），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只有13.2亿；即使最夸张估计（1980-1989年TFR为3.0，1990-2005年TFR为2.5），也只多增加1.5亿，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12.9亿。

田雪原（现在为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和宋健都计算中国“最适人口”在7亿以内，都认为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过程中不会担心老年化。那么我们看看田雪原的另外一项预测：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亿，田雪原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五年增加0.888亿，实际上2000年底人口12.4亿，五年只增加0.3亿；依照田雪原的1.8%的滤报率（而没有考虑同样比例的重报率）将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亿，即便如此，那五年也只增加不到0.6亿。12亿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万，死亡800万左右，变量一共只有数百万。田会长的预测五年就差异2880万到5880万。小学生瞎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是根据田雪原这样的专家的理论制定的，吓不吓人？

可见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是学者误国的典型！一个错误的理论，减少1-2亿人口，使得今后无数家庭老无所养。

似乎宋健很喜欢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当初的“人口控制论”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现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断代工程”（断子孙的代、断历史的代）　都是宋健主持，都是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前两项“断代工程”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第三项能是例外？由于自然科学的学者不懂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学者不懂自然科学，只有宋健“既懂自然科学也懂社会科学”，结果两派的结论都往宋健的设想靠拢。就象两个队在登山，一个在山的东面，一个在山的西面，双方都看不见彼此，而宋健在山顶，宋健向东边吆喝几句，向西边吆喝几句，结果两队都爬到宋健所在地。就是说两个善良、高水平的学科群体被宋健挟持，为宋健的理论“背书”。从某种角度看，张维庆也是宋健、田雪原的受害者，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他副省长当的好好的，用不着当吃力不讨好的计生委主任。庞大的“国家发展战略组”看起来吓人，其实不过是宋健个人的观点。抛开最后的结论，两派的观点确实有意义，但经过宋健的“画龙点睛”就面目全非了。

就你才是对的 ,问题全被你看出来了， 他们（中国政府）就是不改，对吧？

你是人口学家吗？你不是！你东山自己说的，你在广东工作(我怀疑和讽刺过你的职业吗？）。。应该不是从事与人口有关的工作吧？如果是，你早就说了，对不对？你既然不是人口学家，你公然指责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专业性很高的！），你有那个学养和功力吗？有几个人信你？我就不信！好多读者，像空空等人，也不信！不但不信，我们还要写东西反驳你！

（还有那个你推崇的来历不明的“水寒”，他像疯了一样的在反华网站（万维网）上贴了10几20篇漏洞百出的文章，来“教育”广大群众和中国政府要这样，要那样！我很怀疑他的动机！依你告诉我们的他的简介，那就是个在美国的“混混”，我们在美国的真正的留学生没人拿他当回事，你却当个宝贝推崇）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说你的道理和理由很充分，那些持和你意见相反的从事人口工作的人的意见都是垃圾吗？他们的道理和理由就不充分吗？随便举个例子，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同志，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生物医学博士！她就多次公开发表讲话，说要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我们信她的，不行吗？她不比那个什么“水寒”和你要更让人信任吗？凭什么你们的理论就那么应该让别人相信？

退一万步，你们的理论和你们的对立面的看法都可以供国家决策者讨论，最高决策者难道不会判断吗？他们都要你，我之辈教他们怎么做事，怎么不犯错误吗？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说过计划生育政策要搞一万年。。从来没有说过要永远执行下去。。

但现在，肯定还不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这个，就如同在中国搞民主化，决不是永远不搞，但现在不能搞，条件还不成熟。。“民主人士”们着急地说了很久了，说中国如果不马上搞民主，就会如何如何，危言耸听，我们也要听吗？我们听了吗？我们没听！我们没听，中国垮了吗？没有！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这个道理！

也许10年后，也许20年后，计划生育政策会做调整，或重大调整，或取消！

你们这么着急地鼓吹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水寒”说我国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看他是在胡说八道！ 你的意见呢？

20年前，大学生连恋爱都不准，现在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你能说，20年前的政策错了吗？

你能说，既然可以结婚生孩子了，为什么不更开放些，同意男女校内混居，同意男女自由同居呢？也许，10年后就可以了。。

政策有个时效问题。。。

（待续）

作为中央产生震动甚至恐慌是正常的，真正基本解决粮食生产的技术问题（化肥，种子，农药，天气预报，农机，水利....）要到85年以后了。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因为饥荒而导致的战乱，而当时看起来还和苏联处于战争的边缘，粮食安全确实很能触动人心。再者，以标准的直线思维的工程科技教育，想出“人多了就少生一点”这样的解决办法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