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哲学家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诺贝尔奖 -- 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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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由于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

我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已经指出：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4.54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说在1980年时候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这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北京电视台：《天赋人责——宋健》）。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 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由宋健、田雪原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发表后，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况：

1、宋健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宋健的这种认识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并没有错，参见笔者文章《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中国人口问题由来—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2、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非常滑稽，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已经推算即使中国1980年开始不实行计划生育，2050年中国人口都难以达到17亿）。

3、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于中国15亿人口不能容忍）。

4、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5、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

6、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

7、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近两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8、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有8万亿养老金缺口。

9、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要是在三百年前的话，中国最适人口才数千万呢；参见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10、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就是说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后估计至多只允许二胎，否则不可能实现７亿人口目标）。

11、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从理论到实践不到一年，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大国，在社会制度的探索上宁愿晚些时间也不能抢第一（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当年幸亏苏联、东欧抢了第一，我们才避免社会动荡。

12、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13、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有至少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日本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的占49%）。

14、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15、邓小平到1985年在某些学者的误导下还以为要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00年也只比实际上的12.4亿多增加8千万人口（1980年到1989年生育率以2.75来计算，1990年到2005年生育率以2.1来计算），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只有13.2亿；即使最夸张估计（1980-1989年TFR为3.0，1990-2005年TFR为2.5），也只多增加1.5亿，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12.9亿。

田雪原（现在为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和宋健都计算中国“最适人口”在7亿以内，都认为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过程中不会担心老年化。那么我们看看田雪原的另外一项预测：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亿，田雪原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五年增加0.888亿，实际上2000年底人口12.4亿，五年只增加0.3亿；依照田雪原的1.8%的滤报率（而没有考虑同样比例的重报率）将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亿，即便如此，那五年也只增加不到0.6亿。12亿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万，死亡800万左右，变量一共只有数百万。田会长的预测五年就差异2880万到5880万。小学生瞎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是根据田雪原这样的专家的理论制定的，吓不吓人？

可见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是学者误国的典型！一个错误的理论，减少1-2亿人口，使得今后无数家庭老无所养。

似乎宋健很喜欢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当初的“人口控制论”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现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断代工程”（断子孙的代、断历史的代）　都是宋健主持，都是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前两项“断代工程”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第三项能是例外？由于自然科学的学者不懂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学者不懂自然科学，只有宋健“既懂自然科学也懂社会科学”，结果两派的结论都往宋健的设想靠拢。就象两个队在登山，一个在山的东面，一个在山的西面，双方都看不见彼此，而宋健在山顶，宋健向东边吆喝几句，向西边吆喝几句，结果两队都爬到宋健所在地。就是说两个善良、高水平的学科群体被宋健挟持，为宋健的理论“背书”。从某种角度看，张维庆也是宋健、田雪原的受害者，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他副省长当的好好的，用不着当吃力不讨好的计生委主任。庞大的“国家发展战略组”看起来吓人，其实不过是宋健个人的观点。抛开最后的结论，两派的观点确实有意义，但经过宋健的“画龙点睛”就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