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哲学家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诺贝尔奖 -- 副将

在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作出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百年预报：

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

中国人口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

口达到20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

产生了恐慌心理。当时王震亲自接见宋键，着急地问如何把中国人口降成3或4

亿。同时一度有人主张“我国人口应立即宜取负数发展”，建议采取一切措施

，尽快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

展一个“无婴年”，等等。由于主管者患有“人口恐怖症”，“一胎化”的出

台在缺乏专家严密论证的情况下，迅速出台。

　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

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

。中国当时认为：人口每增加一点，都是对“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以致于得出

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后，中国的人

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标志

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

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后来全部成了强制。为尽快达成人口负

增长，甚至各级官员规定了指标，80年代山东有个县的指标完成不好，省常委专

门派人坐阵该县，将该县当年的胎全部打掉。

　　从实施效果来看，“一胎化”政策在实施以前，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严重

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代价。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

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10

月已经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

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

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以来，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对头胎生育的孩子的性别比例做了调查。结果也是男孩

比女孩稍为多一点。”后来的事实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估计。

当初这项政策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当初实行的“一孩”政策而言，当时就遭到

一些学者的反对；然而，报刊、杂志和其他舆论工具所充斥的仅是对“一孩”政策

的赞誉，不同的观点却无声无息。不同观点的学者没有机会“坚守自己的话语权”

。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当初提倡一胎化的学者成了政策制订者，政策制定

者又反过来掌控了学术话语权。不同意见的学者不能发表文章，探讨一胎化弊端的

文章也不能面世。《人口研究》等学术刊物，千篇一律是与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文

章，简直不象学术刊物。学术世界是现实社会发现与纠正错误的最后一道纺线，由

于政策制定者的即官即学，一开始这道纺线就被摧毁了。现在计生的一些后果，往

往不是由计生委与学术界发出警觉，反而是人大政协发出呼吁，比如性别比例严重

失调，社会严重老化的压力等等。

请让我在这里引述清华大学教授李建新的发言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继之前的拙文《二孩即止--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的基础上，写了

《再论二孩即止 --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一文，提交到该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

中青年《人口与发展》讨论会上，被会议选中并在大会发言，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据

说，当时中国人口学会的某负责人几次打电话给该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说拙文犯大“

大忌”，不许选入汇集出版的《文集》；否则，学会的资助也会取消。结果，组委会

也只能“忍痛割爱”。之后，该学者把该文给一内部刊物，主编阅后赞不绝口，马上

拍板：立即采用。但此事让主编之上级知道了，便慑于“大环境”而作罢。于是，笔

者多年不再研究人口政策，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也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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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论纲

http://www.cchere.net/alist/786277

要理解以80年代初以“一胎化”为核心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有很多角度，比如最常见的以人口压力为核心的论证方式。但我并不准备在这个方向展开，因为过多进入这个逻辑内部，便把问题化约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这对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并无益处。我要准备论证的是，这一政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产物。

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在政治层的提出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以对马寅初的平反为标志。脉络上可以有这样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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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统战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第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

2.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

3.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对马寅初的平反，是知识分子平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关键，也相当巧妙的部分。首先，马寅初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北大校长，有很高的指标意义，解决了马的问题，也就给其他知识分子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利的。其次，马寅初被批判的言论，属于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不同主张，而不过多牵涉政治（想想看，对右派“轮流坐庄”这样的诉求如何平反），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面否定毛时机并不成熟，以具体的人口问题入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一个事半功倍，颇显政治功力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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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平反马寅初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光明日报“错批一个，多增三亿”的著名文宣。在这里，“增长了三亿”和“多增长了三亿”两个概念被刻意混淆，并被用作反毛的重要依据，而直到今天，这个简单的伎俩仍然在为人津津乐道。制订新的人口政策，刻意拉开与毛时代的距离，强调政策的对立性，而不是其延续性，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当然，马寅初并不是后来“一胎化”政策的主角，事实上马寅初也并未主张如此严厉的人口计划，人口理论家的接力棒很快便转到宋健的手上。1980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出炉，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比如声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并称长期预测精度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些结论，正误已经很容易判断了，而且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即宋健对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其内在规律缺乏理解，比如6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降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宋健当然是一个好的导弹和卫星控制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专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宋健个人做过多评论，问题甚至不在于他的理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人口控制论并没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平等的讨论和答辩而直接用于宣传，事实上不过是推行特定政策的一个论证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从人口控制论的具体内容上辩难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和他老师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都是学术卷入政治的经典案例。当然，或许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宋健从此步入政坛，甚至直至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