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 不再灌水了
此说法在网上流传已久，现在常能看到的大多是如下两个版本。
版本一：八路军伤亡一千五百余人的数字算是较准确的，当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别较大，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时，八个日本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的数万军民弃城而逃。就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装备优于八路军的国民党士兵与日军的对比情况：. . .
（摘自《文史月刊》2004年12期的文章《平型关大捷应澄清的几个问题》，作者：苗体君，窦春芳）
版本二：迟浩田将军感慨，抗战时在他家乡的那个县，七八个日本兵，打着一面太阳旗、扛着一挺机枪和四五条步枪，就“扫荡”了全县，赶着几万人到处“跑反”。
（摘自1995年《中国青年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被屠杀》，作者：金辉）
以上两个版本都没有注明迟将军原话的原始出处，版本一常被人用来证明“八路的怯战逃跑”，版本二则被用来证明版本一是版本二的演绎，毕竟后者是成文最早的记录（尽管版本二源自于一篇感情抒发式文章），可能还有更早的，但我没找到（如确有烦请告知）。初看起来颇像是这么回事，那我试着就这个话题来作一番解读。
先看一下关于迟浩田将军的简介
又
了解了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就可知道大致上是发生在抗战时期招远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招远县志中找到了关于县城被占的文字记录
3月，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捕共队”来招远搜捕中共党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8月，国民党八十一师来招远，抽派数万民工挖战壕，达月余。
12月，韩复榘派兵炸毁日本人在玲珑金矿的厂房设备。
1938年
2月6日，日军第一次侵占招城，旋即撤去。
4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招远县队部在牟疃村成立，张子良任队长。
同月，招远县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成立。
7月，中共胶东特委在九曲村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8月，中共招远县委员会在九曲村成立，刘儒英任书记。
9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王文来招远指导工作，达月余。
同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独立二营在招远成立，张怀忠任营长，冯升堂任政委。
10月，刘儒英病休，董华民任中共招远县委书记。
同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在招远成立，李春成任队长，王一民任政委。
12月，张子良任中共招远县委书记。
1939年
2月27日，日军少川支队和伪军刘桂堂(刘黑七)部侵占招城，次日占领玲珑。
2月，冯升堂任中共招远县委书记。
3月7日，八路军五支队攻打招城，消灭日伪军百余人。
5月6日，伪军刘桂堂部到灵山盛家烧毁房屋千余间，烧死村民3人。
6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改为招远县大队，王德安任大队长，王檐雨任政委。
7月，八路军五支队在大郝家村西公路伏击日军，炸毁汽车3辆，毙俘敌30余名，获轻机枪1挺。
7月3]日，招远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
8月，中共招远县党员代表会议在芝下村召开。
10月，张子良任中共招远县委书记。
12月9日，驻道头日军下乡扫荡，在下林庄村残杀百姓29人。
12月30日，八路军五支队在招远县大队配合下，在隋家一带打垮了破坏抗日的国民党第四十梯队司令焦慎卿部。
冬，日军在北李家庄强拆民宅，筑起县内第一座炮楼。
还有同期驻军和作战记录
1938年3月，栖霞代理县长辛诚一以栖霞、招远、福山县的地方武装为主，编成游击第五纵队，计千余人，辛诚一任司令。后驻平度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 挥部十六支队司令张金铭，正式委任辛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第五纵队司令”。1939年3月7日，辛在考家村南阻击日军阵亡。
（引用者注：看来1938年2月前后只有地方武装在招远活动。）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直属第三中队第四十梯队”焦慎卿部300余人，驻城东侯家一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冬，在隋家一带被八路军五支队和招远县大队击垮。
1939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十八支队”徐叔明部约2500人，驻防招远南泊子、犁儿埠、河南一带，制造摩擦，消极抗日。翌年2月被八路军五支队和招远县抗日民众击溃。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独立第二游击大队”(简称“独二游”)冷仙洲部800余人，驻招远毕郭、大曲庄一带。不久，移驻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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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招城战斗
1939年2月27日，日军少川支队和伪军刘桂堂部侵占招城。趁其立足未稳，八路军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率十三团，与驻招国民党地方武装辛诚一、孙务本等部联合，于3月7日攻打招城。八路军五支队负责主攻，辛诚一、孙务本部埋伏于三里店村北战壕，阻击从龙口增援的日军。 深夜1点左右，八路军五支队从城北角冲进城里，与日伪军展开激烈巷战，守敌龟缩在县城中学内负隅顽抗，战斗持续到次日上午11点。同时，从龙口增援的日军在考家村南遭到阻击，辛诚一阵亡，孙务本撤离。为保存实力，八路军五支队迅速撤离阵地。此役消灭日伪军百余名。
从以上摘录的记录来看，38年2月日军第一次进占招城时面对的主要是地方武装；39年2月第二次进占招城时面对的主要是国民党别动总队（什么性质的武装？
，求高人来解说一下）&地方武装，以及附近的八路军五支队。
既然国民党地方武装能和八路游击队联合起来组织收复招城的战斗（毕竟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还是比较融洽的），那么可以推测之前的招城第二次被占不可能出现过数万人被一小股日军赶出县城“跑反”的惨象，说明这股来犯的日伪军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招城战斗的功败垂成某种程度上也能证明这一点。
由于1938年2月之前日军已经在鲁西南地区制造过几次屠杀，如
还有
那么38年2月日军第一次进占招城，导致数万老百姓（含地方武装）闻风而逃（版本二）似乎也说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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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一晚上资料（初步有了结论，但还有部分资料需要整理）累S了，今天就到这里。
土鳖抗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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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武装：
1938.3 国民党游击第五纵队（后改为第五战区十六支队第五纵队）辛诚一驻扎，1939.3在国共合作攻打招城战斗过程中、担任阻击来援任务中阵亡
1939.2 国民党别动总队直属第三中队四十梯队焦环洲部队驻侯家，1939冬被八路五支队和县大队歼灭
1939春 国民党别动总队第四十八支队徐叔明部进驻，一起参与了围攻招城的战斗，与辛诚一一起担任阻击，失败逃走。1940.2被八路五支队消灭。
1940.9 八路五旅十三团主力进驻
地方武装：
1938.3 普云佛教会抗日救国军 1000人， 6月被莱阳的国民党刘东阳部击败、投入八路
1938.3 共产党三军九大队 100人，9月改编为山东纵队六十一团三营
1938.春 胶东抗日游击三十二大队 100人，7月编入三大队
1938.7 胶东抗日游击第三大队，由上述三十二大队、佛教会武装、玲珑起义矿警部队改编而成，200人。9月改编为五支队后防司令部独立二营
1938.10 胶东抗日游击第六大队，1939.6改编为县大队170人，1940.10发展到300人
山东省志的大事库中找到了跟日军第一次侵占招城相关的文字记录
原来是两个月后在台儿庄吃了大亏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送死前的一次武装大游行。
现在我们已知道77事变之前日本并没有短期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其蚕食华北的战略主要是通过伪政权化这种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全面抗战的初期华北日军顺延了这种政策以扶持伪政权为主，鼓励汉奸到处活动来消磨民众的抵抗意志；同时在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之余伴以杀人立威以压服潜在的抵抗。想必这时期的招远民众大多也已知晓汉奸们“做顺民皇军大大有赏、不听话就死啦死啦～”之类利诱威逼的说辞，之前日军的行为也能增加这些说辞的说服力。 （现在有不少抗战回忆记录着初期的华北日军军纪尚可，且常以小恩小惠利诱村民，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日军为了使汉奸的活动更顺利，以便麻痹民众增加其对“皇道乐土”的好印象。）
首贴中提到的“济阳惨案”是日军攻陷城池后发生的；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河东、杨家寨、龙口等三起惨案也是因当地铁板会的反抗而起，都属于杀人立威的行为。且河、扬、龙三起惨案的发生时间依次为1938年1月30日、2月2日和2月4日，跟日军第一次侵占招城的时间很接近，且案发地距招城三百多公里（还有战时日军占领区对信息的封锁，以及和国统区之间通讯不畅等等因素），很难说这三起惨案能起到吓跑数万招城民众的作用。
招抚阴谋破产后，日军头目冈奇于农历腊月二十九日（1938年1月30日）率部200多人，由汗奸李德水带路，从洪山出发，在凌晨4点左右包围了河东村。
...
农历正月初三（1938年2月2日）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杨家寨。村民高灰岳、刘清福从东门外逃，被把门的日军打死。
...
日军得知龙口村也有铁板会会员，又于农历正月初五（公历1938年2月4日）天亮前突然包围了龙口庄。...
顺便说一下这个案发时间对于杀人立威的作用，想要被恐吓者乖乖听话，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让对方充分意识到自己是说话算话的，而刚杀完人的短期内对方很可能会被吓跑以致于不愿亲身来验证到底是因反抗被杀还是胡乱被杀，至于河、扬、龙三起惨案的发生时间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可以认为对招城尚未起任何作用，而两个多月的时间，足矣让“济阳惨案”结合自己的作秀通过汉奸们的嘴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
当时gcd在山东的影响力还非常弱，而主政的韩复渠在38年元旦前后也只是稍事抵抗即率全军退出了山东，可以说那时的招远及附近地区处于一时的权力真空，所谓的地方武装多是一些地方豪强的自保工具而已。这样的情况下，之前长时期处于军阀统治下的招远民众（山东民众）对国家能有多高的忠诚度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假以时日，再现明清交替时很多小地方出现过的“传檄而定”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况且日军第五师团于2月3日占领烟台后，其一部西犯蓬莱、黄县、掖县等地时估计也只是再分出一小股部队（很可能是越前侦察性质的）顺路经过了招城而已（招远与这三个地方相邻），所以县志上才有“旋即撤去”之说。
第五师团之所以从青岛北上烟台兜了一大圈再南下应该是为了清扫一下后院（同时方便伪政权的创建）以便接下来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正在鲁南集结的大批中国军队，所以其目的并不在于占地而是在于一圈兜下来看看有无值得一试牛刀的战术目标（那些地方武装不算，伪军对付足矣），那么即便有数万民众被这一小股日军吓得弃招城而逃，也不可能被赶着到处“跑反”（就算是骑兵到全县各处大致跑上一圈也是很费时间的，这跟第五师团身负的作战任务明显不符合。），即，这一小股日军主动扰民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有理由可以推断：在38年2月6日第一次日军侵占（我认为更确切的用词应该是“路过”）招城的过程中并没有伴以大规模的民众的（到处）“跑反”现象。
写到这里可以作一个小结了，根据县志，38年2月日军第一次“路过”招城，一年后占领招城（直至抗战结束），也是全面抗战迄始到39年2月止这段时间内唯一的两次日军出没于招远县的文字记录，既然连版本二都无法证明，那貌似版本一必是谣言无疑了。
当然也可以继续深入一下，比如招远于1941年被拆分。
1月1日，招远划为两个县，县城以南称招远县，县委书记张子良，县长王德安；县城以北称招北县，县委书记贾君知，行署主任董华民，两县均属西海区。
还可以稍微转移一下话题，比如 “根据地”几万“军民”被七、八个（或小股日军）赶着到处“跑反” ，不用再去涉及那个恼人的“县城”了，本来那两个版本也都没有原始出处，再多一个版本也无所谓哈～ 兴许迟口述的时候旁人没听清呢，这种口口相传的失误也是很正常的，反正要“表达” 的意思也差不多。 
还可以把“到处”两字也删掉，再模糊一下数字变成“小股日军”，只留下一句 “根据地”几万“军民”被小股日军赶着“跑反”，这样更便于抓出一个个例，只要有心，甚至如萨苏在这里提到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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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资料有点乱，也有点自相矛盾，有些还不完整，需要多花些时间整理了。
土鳖抗铁牛 again ...
算是挂了国军头衔，文职官员仓促之下统兵的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辛作为地方父母官还是尽到了保境安民的职责，值得尊敬。
之所以“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的说法会有那么大的争议，我觉得那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敌后战场民众的人心惶惶之不安全感并非是gmd治下所独有的（数字上的“七八个”与否并不重要），而另外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认为那就是“八路怯战逃跑”的证据。即便只拿版本二跟招远这个地方联系起来，似乎也能推导出1939年2月军二次侵占招城后有“根据地（or 游击区）几万人被七八个日军赶得（到处）跑反”之现象，以致于接下来该争论版本二是否属谣言了。
我倾向于前者，是因为我相信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史并非都是一致的团结、高昂的激情、艰难困苦中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样的主旋律，而是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也伴随着失败、迷茫、恐惧。。那才是一段完整的历史，这一点在很多关于抗战的回忆中都有反映出来，河中马甲兄的骑兵系列贴中也有过一些描述，这样的事实无损于底层军民在抗战中的光辉形象，相反，因基于了人性的体现而使这段历史显得更真实可信。
回到版本一的话题，在山东省志大事库中检索跟招城第二次被占相关的记录时，发现其中提到了1939年11月“胶东形势再度恶化”，而之前跟上一次“恶化“相关的文字记录只有玲珑金矿被占。（括号内为加注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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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27日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在沂水县朱庄成立。 4月4日开学，主要培养为抗战服务的艺术人才，校长王绍洛。
本日 日军侵占招远县玲珑金矿，重建日处理矿石150吨的选矿厂。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掠夺了大量黄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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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中旬 日军分东西两路对掖县进行“扫荡”，被根据地军民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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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本月 日伪增兵胶东，赵保原纠合胶东地方顽固势力组成“抗八联军”， 敌伪顽在占领牟平、掖县、莱阳、龙口、栖霞等地后，又合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胶东形势再度恶化。
看来玲珑金矿被占以及“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被合击成为了1939年胶东形势前后两次“恶化”的标志性事件，且初看起来容易让人理解为“大峰山区”（位于济南近郊）形势恶化导致了胶东形势的第一次恶化，比如当地的日伪军得以腾出手来参与围剿胶东的根据地。但招远县志和其他的一些资料都提到招城是39年2月27日被占领的（玲珑金矿于次日被占），发生在“大峰山区”形势恶化之前，排除了这个因素之后，省志中再无任何有关胶东第一次形势恶化起因的记录。
玲珑金矿距蓬（莱）、黄（县）、掖（县）很近，很难相信日军在占领玲珑金矿后会容忍近在咫尺的蓬黄掖根据地的存在，由此推测很可能至少有一个县在胶东上一次的形势恶化中被日军占领，从地图上看离金矿最近的是黄县，39年3月7日的招城战斗中国军的阻击方向为从龙口增援而来的日军也能印证这一点。
贴一张烟台地图，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
对省志扩大检索范围后，发现1938年的文字记录中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有关的相当多而1939年的却寥寥数笔，且主要集中于胶东形势“再度恶化”的39年11月前后，似乎也在从侧面印证省志中的年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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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本年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有所发展。在清河，7月6日成立清河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临淄县政府； . . . 在胶东，12月成立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 统一领导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权。至7月，在鲁北地区先后建立了陵县、商河、无棣、阳信、禹城、临邑等6县抗日民主政府。
搜索了一下蓬黄掖根据地，在关于北海银行的两篇文章中提到了第一次胶东形势恶化中的一些情况
经过8个月的筹备，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县政府大院内举行开业典礼，. . . 北海银行下设蓬莱、黄县两处分行， . . .北海银行的纸币一经发行，立即在蓬、黄、掖流通，信誉极好。
1939年1月，伪军刘桂堂、张宗援部进攻胶东。为保存革命力量，北海银行奉命撤出掖县城，暂时隐蔽。
又
莱州市党史研究室王升新研究了北海银行的历史后说，北海币一经发行，即在蓬、黄、掖3县流通，信用极好，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货币。1939年2月，部队撤出蓬、黄、掖三县县城，北海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扩大使用到栖霞、莱阳、招远、平度等县，随着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北海币很快在全胶东以至整个山东流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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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搜索，蓬、黄、掖三县县城的弃守日期分别如下：
掖县 ――
大约在1月底到2月初，尚未找到确切的官方网站的记载（网上有篇 “掖城大屠杀” 的文章提到县城是1月16日被占领的，因其中的数字比较夸张无其他资料可佐证且对本文的论述影响不大，所以这里就不引用了。）；
黄县 ――
又
（引用者注：由此推测黄县城弃守的当天就被日军占领了，因找不到确切的官方网站的记载，所以引用如下非官方网站的记载作为佐证。）
蓬莱县志――
3月22日 日伪军侵占蓬莱县城，建立伪政权，组建伪警备大队。
那么在胶东形势第一次恶化的39年2月之前，“蓬黄掖”地区算不算gcd实实在在地掌握的抗日根据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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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限制真是麻烦～
省志中摘录几段记录：
本日 中共掖县县委发动掖县民众抗敌委员会的武装500余人， 在玉皇顶举行起义。9日，攻克掖县城，活捉汉奸县长刘子容，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张加洛任支队党委书记。同时联合国民党员和各界抗日人士成立掖县抗日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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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9日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部队攻克福山县城。26日，攻克蓬莱县城。并分别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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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 本月 曹漫之任中共胶东特委代理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林一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第三军总指挥，宋澄任政委。
本月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牟平崖子村创建军械修理所，在黄县城东圈杨家建立兵工厂。5月军械所并入圈杨家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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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1日 中共胶东特委、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第七、八支队代表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负责人，在黄县举行会议，决定由三军、三支队和七、八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马保三、韩明柱任正副指挥，林一山任政委；同时成立“掖县前敌指挥部”，韩明柱、郑耀南任正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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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 本月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率部分主力西进到达黄县，对胶东抗日武装进行整编。第三军将随行的部队编为第一路，蓬莱起义武装为第二路，留守文登、荣成一带的两个大队编为第三路，黄县和莱阳的部队编为第四路。继蓬莱、掖县之后，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至此，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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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8月12日 胶东第三军与掖县第三支队合编，撤销第三支队番号。9月18日，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 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第五支队辖4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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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5日 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辖蓬莱、黄县、掖县3县，曹漫之任专员，标志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8月中旬 中共胶东特委决定，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于4月间筹建的北海银行收归特委筹建，以抵制伪钞，稳定抗日根据地的物价。行长张玉田(后来投靠赵保原)。10月， 北海银行首次发行北海币，共发行9.5万元。1939年重建北海银行，陈文其任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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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本月 中共胶东特委创办《大众报》，贺致平任社长。创办胶东党校，林一山任校长。北海专署创办胶东公学，曹漫之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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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9月9日 胶东文化界抗敌救国协会在掖县成立，是抗日根据地成立较早、活动时间最长(直到1950年)、影响较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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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日 民主政权的山东省高等法院分院在黄县成立，领导北海区的司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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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本月 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掖县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委员会，选举王文、高锦纯、吕志恒、林一山、宋澄、贺致平、曹漫之为中共胶东区委常委，王文任书记。
一篇党史文章中也有相关的描述。
（1938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在黄县县城绛水河西岸的校场举行了北海专署成立大会。黄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要员杨沛如出席，北海专署所辖蓬莱县长、掖县县长也分别率代表前来参加大会。至此，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计有人口163万，面积3177平方公里。
一眼就可看出，北海专署名义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对政府中要职人员进行了调整，形成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权力机构，北海专署直接委任了共产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掖县的县长，同时在黄县委任了十个区长，并分别向各区派了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从而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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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1939年2月之前“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除了各县人数不等的县大队、保安大队等，主要是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38年12月改番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四个团（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和五十五团），前身主要来源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另有少数人来自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第七、八支队。这四个团的总人数，估计约在五千人左右，因为如下的一篇党史文章中提到了38年8月的这次整编。
（1938年）8月，为统一胶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胶东特委决定把特委领导的三军与掖县三支队进行合编。三军与三支队是胶东党领导发动的两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对于合编，张加洛和三支队党委是坚决拥护的，当时有些干部战士不满、不理解，甚至闹情绪。其主要原因是，认为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还有北海银行，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高于三军，既然是合编，就应以三支队为主。而实际上，合编表现为三支队并入三军（合编后为四个团，即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及五十五团）。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另两个营（编入五十五团），三支队的领导郑耀南任团长，张加洛任团政治处主任。对这种组织安排，许多人表示不满。对此，三支队党委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三支队全体指战员要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要争个人或小山头的利益。 . . .
有篇 “开国少将696 张加洛少将” 的贴子里提到了五支队的这次整编有五个团（日期是38年9月18日？），多了一个六十四团，但我只找到了这段官方网站的记载，无法确定39年2月～3月六十四团是否一定不在蓬黄掖地区活动。
这里还提到了五支队的六十五团，但39年2月（似乎也能证明六十四团在这之前的38年9月18日就成立了？）才反正的，短时间内能有多高的战斗力还是一个疑问。
“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成立后至39年2月期间比较大的战事有：
省志中提到的“大青杨战斗”
蓬莱县志
1938年9月下旬，正当胶东抗日部队西进阻击敌人进犯之际，盘踞栖霞县一带的国民党第九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勾结秦毓堂、陈昱等部共3 000余人，围攻蓬莱县城，扬言"打开黄(县)龙(口)府(登州府，即蓬莱城)，放假3天"，气焰十分嚣张。当时，中共蓬莱特支和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县城，守城部队只有县大队不足百人及五支队五十五团营长林月樵带领的两个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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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回师蓬莱，攻打设在大辛店的敌人攻城指挥部，围城之敌被迫撤离。至此，蓬莱城保卫战胜利结束。
蔡晋康部与日伪军潮水之战
潮水是蓬莱县一个千余户的大村，筑有坚固的土围墙，围墙上修筑炮楼。蔡晋康部十三、十四两个大队四、五百人驻此，其中一个中队百余人驻距潮水村约5公里的巨峰村。
1939年2月8日晚，盘踞烟台的日伪军五、六百人，由日军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斋滕富士郎率领，分乘20余辆汽车，进犯潮水。9日凌晨4时侵入卧鹿村， . . . 下午1时许，大队长刘月卿头部中弹身亡，至此军心涣散，部分官兵逃跑。在众寡悬殊、又无外援，加之南门将破的情况下，一个彭姓中队长率部退下围墙，从北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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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青杨战斗，这里有篇党史文章有详细的描述，
大青杨战斗是抗战初期胶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它震动了胶东，大长了八路军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进一步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它对开辟大泽山根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里提到了六十三团
顺便提一下，当时占据玲珑金矿的是gmd蔡晋康部
也就是说，38年9月至10月，六十三团驻于黄县招远边界，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在大青杨战斗结束后即赶赴蓬莱解围，五十五团一部守蓬莱县城（另一部的去向没找到相关资料，如有知情者望告知）。
由于蓬莱城保卫战之后五支队与蔡晋康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推断38年10月至39年2月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仍主要在蓬莱县活动，这里有一篇回忆文章也能从侧面印证“敌对状态”这一点（文中“蔡振康”应系“蔡晋康”笔误）。
那么当39年2月9日潮水村（大致上应在蓬莱县城的东面或东南方向，具体位置地图上我没找到）失守后，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应在这个方向与驻潮水的日伪军对峙（之所以需要两个团的兵力是根据大青杨战斗推算的）；同时，占领了掖县县城的日伪军继续东进，于2月27日占领招城，3月2日占领黄县。也就是说，3月5日之前的一个多月，蓬黄掖根据地在优势敌人东西两个方向（重点在西面）的夹击下接连放弃了掖县和黄县两个县城，这个时候，蓬莱县城面对黄县方向的防务比较空虚。
当然也可以说六十三团在39年2月28日玲珑金矿失守后退守黄县，然后参与了3月2日的黄县县城撤退和3月5日的蓬莱县城撤退，因此不能说这个方向防务空虚，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蓬黄掖根据地的弃城行为应是早已计划好的，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必要让六十三团到处跑参与县城的防卫工作，何况近半年前蓬莱县城长达一个月的被围期间六十三团并未参与救援而是由距离更远的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承担此任务，说明了玲珑金矿和兵工厂的重要性，那么推断39年2月28日玲珑金矿被占至39年3月5日蓬莱县城被弃之前，六十三团仍在玲珑金矿附近一带活动，3月7日招城战斗提到的六十三团也能印证这一点（县志中提到的“五支队十三团”疑是笔误）；
2. 六十三团参加了3月7日的招城战斗，要在之前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从撤退状态完成行军>集结>联络友军（国民党地方武装）>拟定战斗方案（包括侦察敌情）>发起攻击等行动，对一支刚从地方武装整编不久的游击队来说似乎要求太高了；
而作为经营了半年多的胶东地区第一个根据地，当时的人口已达160多万，撤退时除了政府机构人员和军事单位之外，一两个百分点的群众心向gcd跟着zf撤退就可以达到“几万军民”的规模了。
至此，39年3月5日的弃城（蓬莱县城）行为也只能证明“根据地几万军民被优势敌人（日伪军）逼得弃城而（逃）跑”，但关键在于：日伪军于3月2日占领了黄县城，却间隔了整整20天后（也是蓬莱县城被弃整整17天后），才占领了蓬莱县城，那么在当地那些普通民众眼中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的情况，从38年底的大好形势，到之后的两个月的形势恶化，期间也没有组织过较大的防卫战斗，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当时根据地形势的恶化，还有蓬莱县志中提到的“潮水惨案”，相信对根据地军民的心理亦会造成相当的恐慌性影响。
这里也有资料提到当时的情形（刘桂堂刘黑七在当地的恐怖名声也有河友发贴提到过。）
胶东职工总会较早注意组织职工抗日武装。1938年9月，总会在龙口组织码头工人工会时，就组建过一支30多人的码头工人游击队。1939年3月，山东惯匪刘桂堂(刘黑七)部侵犯蓬(莱)黄(县)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在自卫反击战中,主动转移到栖霞、招远地区，此间广大群众深怕刘匪烧杀，有一万余职工和市民随军撤出城市。当时除动员半数老弱群众返回外，其余5000人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加入了兵工厂。 . . .
日军占领蓬莱县城之拖沓，证明其围剿根据地的目的主要在于玲珑金矿（其次在根据地建立伪政权），接着进占对金矿安全有直接威胁的黄县（招城战斗中gmd地方武装阻击的也是龙口方向之日军），之后再有一小队侦察骑兵向蓬莱方向搜索一下也是很自然的，并没有急于占领蓬莱县城的打算。那么，由于对敌情的误判，导致根据地领导人作出了匆忙间放弃蓬莱县城的决定，于是普通民众眼中看到了“几万军民惊慌失措中被几个日军吓得弃城而逃”（或一小股日军，老百姓风传言语之夸张也是可以想像的）。
因此，之所以会有版本一说法的流传，我认为那是因为抗战初期根据地的军民关系还远不如后来那么融洽，当gcd重返根据地时，总要对当初的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说法，那么“敌我武器装备差距很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说辞，招远县志中描述过当地武装的武备情况
推测附近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而版本一的作者也是用来说明了“当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别较大”这么一个问题。
由于版本一和版本二均未提及迟将军原话的出处，那么可以理解为引述者的听闻可能有误，比如版本二中的“他家乡的那个县”，可以理解为迟将军的老家县，也可以理解为他家乡（胶东，或范围更小的烟台）的某个县。
至此，版本一的说法我认为字面上是说得过去的（至于想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那是另一回事情），那么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推导为“八路的怯战逃跑”呢？
btw, 声明一下，在3月2日黄县县城弃守至3月5日蓬莱县城弃守的三天里到底有没有七、八个或一小股日军出没于蓬莱县城附近，我手上没有资料佐证，也不知道这样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会不会记录于日军的作战日志中，仅仅是我个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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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罗哩罗嗦的行文并非卖关子，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军史盲，只对一些耳熟能详的大战有印象，对于山东抗战中的细节并不熟悉，尤其是早期的一些地方抗战史，因此最初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考证这个话题，只好按照当时的思路来行文了。
土鳖抗铁牛 ing ...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了，所谓“七八个日军赶得根据地几万军民弃城而逃”很可能只是一次敌情误判所造成的战术失误而已，跟“（面对小股日军）八路的怯战逃跑”也扯不上什么边，但要用来说明当时根据地民众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大体上也是说得通的。
根据前面的资料中对抗战前期蓬黄掖根据地的描述，可以看出跟抗战中后期典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1. 根据地主要由地方党发起创建，受延安影响甚少；
2. 根据地的建设偏重于城市地区；
3. 政权建设尚未能摆脱gmd当局的影响做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党史中的说法有自夸之嫌。）
4. 军事单位多是地方武装（尽管打着“八路”的旗号），改编为正规部队、武装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那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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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抗战前期国共尚处于蜜月期，国内普遍认为只要热情高抗战就可以在短期内获胜，对全面抗战的持久性和将要面临的困难认识不足，连延安的军事将领们也普遍存在着重运动战轻游击战的思潮，更不用提领导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地方党了；而这种急躁的情绪一直到武汉失守（38年10月底）才开始转变，由于日军得以腾出手来加强对后方的控制力度，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遭遇了实质性的考验，所以初期的组织不力和一遇挫折就弥漫失败主义情绪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敌后战场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才得以真正落实，于是我们才能见到抗战中后期的“扎根广大农村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于艰难困苦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等熟悉的场景。
所以，发生在抗战前期的蓬莱等县城的弃守行为，虽然能反映出当时民众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用来说明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总体情况。
之所以写这个贴子，是因为常见有人举例抗战时期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敌行为来证明gmd天生的投降属性，以此来凸显另一方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只是这样的不加细究的囫囵吞枣式的引用（中央军和地方派系各占投敌总量的比例？），其中同样的逻辑我觉得也可以施加于另一方身上了，比如，我们也可以无视三湾改编于红军的意义而把其前身的南昌、广州等地起事后又反正的大批部队都算在gcd头上来证明其同样的属性？又比如，抗战前期蓬黄掖等根据地之人心煌煌来作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普遍心态？
同时，也常见有人举例抗战中期“因日军加强扫荡力度导致了华北根据地的困境”来作为之前的百团大战不该发动的理由（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比如老蒋看到了gcd的实力以致加强了对gcd武装的遏制云云），即，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简单地归于因果关系。先不说华北日军的治安作战本来是日本最高层的既定政策，只说抗战期间敌后战场的战绩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术而不是“百团大战”那样的运动战来实现的，那么作为华北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想要报复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游击战呢还是运动战？ 换句话说，指望不打“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以求避免后来的严重困难根本就是幻想，除非你消极执行使日军在土共的零打零敲中煎熬的战术。
既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是无可避免的，且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在面对着日军的削弱和无力化的反攻时期“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也是不必要的么？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的话。
关于“百团大战”本身，我们现在也知道，40年夏秋八路军总部原先只计划动用二十多个团发起破交战，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最后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由此可以从侧面了解到，“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从土共自身的角度来说，游击战相对于运动战作战效率更高，于自身的损失也最小，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让装备劣势的土共武装去打运动战，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由此带来的自身削弱以致在摩擦中被gmd消灭，说明了这样的要求只是一种泛道德化倾向）。但如果后人把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战略作为抗战成绩上“扬共抑国”的证据，那也就怪不得别人再以同样的、高高的道德标杆来衡量了：为何抗战后期的大好形势下不发动类似初期“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
注：以上所有给出链接的引用，除个别资料，均来自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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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较老，但是并不难回答。
第一：军事因素。1940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催生了一个历史名词：主力地方化；为了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军武装普遍地分散部队、主力部队地方化，原有2-3000人、下辖营级编制的大团改变为团直辖4～5个大连、编制员额不足千人的小团分散坚持，这使得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想打第二个百团？从军队的组织结构来说，就不可能。到了1945年，各根据地伴随着斗争环境的变化也开始逐渐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像山东根据地这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又重新把小团整编为大团、重新开始协调进行大规模的战术行动的努力，这才有了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据点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个进程并不统一，条件好的根据地进度比较靠前，但是在1940～1942年日军残酷的扫荡中损失较大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冀南，搞得就比较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每个战略区独立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是可行的；但是要像“百团大战”那样发动横跨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攻作战，条件并不成熟。顺便说一句：华北共军开展正规化建设、在加强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取得巨大进展、为打赢解放战争作好准备，其实是在日本投降到1946年底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经过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完成的；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第二：战略判断的原因。和国民党乃至当时美、苏的判断一样，共军高层也没有预计到日本会在1945年投降，大家都认为日军可能的败亡要到1946年以后，所以一切战略安排均按照这个时间表展开。这就使共军的一切工作重心集中在“1945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反攻，1946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想定上，自然不可能在1944、1945年安排像“百团大战”那样，跨越了若干个战略区的协同性大规模反攻作战；不是共军像个土老财一样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在共军的作战想定中，甚至准备在1945～1946年的合适时机、在山东或者江苏沿海和日军硬碰硬，以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开辟一个登陆场、配合美军登陆——按照共军的战略安排，1945年上半年就不是发动对日军全面、大规模反攻作战的时候。
这个问题比较老，但是并不难回答。
第一：军事因素。1940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催生了一个历史名词：主力地方化；为了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军武装普遍地分散部队、主力部队地方化，原有2-3000人、下辖营级编制的大团改变为团直辖4～5个大连、编制员额不足千人的小团分散坚持，这使得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 想打第二个百团？从军队的组织结构来说，就不可能。到了1945年，各根据地伴随着斗争环境的变化也开始逐渐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像山东根据地这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又重新把小团整编为大团、重新开始协调进行大规模的战术行动的努力，这才有了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据点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个进程并不统一，条件好的根据地进度比较靠前，但是在1940～1942年日军残酷的扫荡中损失较大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冀南，搞得就比较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每个战略区独立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是可行的；但是要像“百团大战”那样发动横跨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攻作战，条件并不成熟。顺便说一句：华北共军开展正规化建设、在加强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取得巨大进展、为打赢解放战争作好准备，其实是在日本投降到1946年底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经过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完成的；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您提到“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来证明：要求抗战反攻时期的共军恢复到40年那样的“主力”结构来组织实施“百团大仗”那样的战役，是不可能的。
那么抗战结束后共军抽调各根据地人马急赴东北，到45年底前后在原班11万人马的基础上迅速扩充了一倍有余，新扩充的还有不少是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流散于东北的原土匪、伪军等，这个时候的“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按理说比“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更差才是，那为何却反而要求积极地组织战役级规模的大战呢？（可以参考这段时间前后中央对林彪的指示电报。） 即便是为了谈判的客观需求。
这段话若国军拿去自辩我认为也说得通。
当然，我这两段回复有诛心之论之嫌，但我以为，评价政治游戏的参与者还是多些“论迹不论心”的为好。
你给把子弹问题解决了？
百团大战共毙伤敌军20636人（注：共产党绝大多数抗战资料中的敌军均指日军），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共毙伤日伪25799人。共消耗子弹701370发，各种炮弹19130发，手榴弹126602发
需要注意的是，八路军每射5.540发子弹就仍一个手榴弹，而国民党要每打72.46发子弹才扔出一个手榴弹＋掷弹筒弹＋枪榴弹，如果扣除掷弹筒弹等，其比例估计要更高，也就是说，共产党部队的手榴弹使用几率是国民党的十倍以上，因此日军、美军不约而同地形容我军进攻时手榴弹如雨并非夸张，这是我军近战特点的反映。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中，老鬼子山田是这么说的：“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坚持近战是我军一贯的特点。
由于我军坚持近战，因此子弹命中率颇高，在百团大战中，我军每27.19发子弹毙伤一个日伪军，远远低于国民党部队的每1850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比例，和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国民党部队的子弹简直等于朝天打，浪费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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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共毙伤敌军20636人（注：共产党绝大多数抗战资料中的敌军均指日军），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共毙伤日伪25799人。共消耗子弹701370发，各种炮弹19130发，手榴弹126602发。[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的战役 才有这点子弹]
你说那时候
土八路穷到什么地步
更别说经过41.42地反复拉锯 铁壁合围以后的八路了
而且消耗这么大以后 得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当老板的话怎么办
42，43年国共双方都极为困难。重庆方面，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在39，40年达到顶点，此后逐年下降；延安方面，经历41，42年扫荡后根据地面积减少一半，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4000万。这种情况下才有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会谈，最后林彪代表前往的举动。而且前面有朋友贴过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回忆录，称为了对付共产党游击战日军每天平均伤亡5，60人，照此计算一年下来2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师团离开战斗序列。百团大战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历时半年，毙伤2万。在对手已经高度重视，各方面也相当困苦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一年毙伤2万，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差的结果。
至于1944年，趁日军大陆交通线战役之际，根据地组织了局部反攻，歼灭日伪军23万，这个数字是日方公开出版物承认的。
共军——只要日军削弱，给了可乘之机，就用一切手段进攻、进攻、再进攻。“五·一”大扫荡后，日军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敌后战场的压力刚一减轻，共军就用各种办法渗透敌占区，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一刻也不停息敌打击日伪军，一点一点地蚕食敌占区；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进攻作战、抽调部队转用到正面战场，共军逮着机会就反攻，兵锋紧跟日军推进的步伐、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的附骨之蛆，逼迫日军不得不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从前线抽调部队、以应对后方“治安”严重恶化的局面。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
国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豫湘桂会战前，面对着当面日军兵力补给严重不足的有利时机而毫无动作，和日军“和平共处”——汤恩伯、蒋鼎文部正面有一个位于黄河南岸的日军桥头堡，由一个日军步兵大队守备；数年时间，汤、蒋部队非但“卧榻之旁，容他人酣睡”，甚至连个帘子都不拉（无防御准备）。也算现世报，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的日军呼啦一下，就从这个桥头堡冲将过来、打得汤司令落荒而逃……1945年，日军已经陷入极端窘迫局面，居然还能以劣势兵力（这个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吧？）、劣势装备（湘西会战，日军已经开始用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部队）、劣势补给（还是湘西会战，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缺乏，因病减员的数字是战场伤亡数字的几倍……其实，早在长衡会战，由于补给匮乏，日军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伤病员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修罗场；以至于日军伤员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野战医院——因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还有饭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抢劫，去野战医院就没饭吃、没药用，只有等死一途！），向国军发动主动进攻；而国军，居然就这样把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军……
至于抗战后期共军到底有没有能力组织起战役级规模的大战，请参考楼下我回复Alarm兄的发言。
但是说44年共军没有过类似百团大战的军事行动，我不能苟同。百团大战的实质，不过是共产党集中八路军等主力（几乎是全部），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历时半年，其间也是一个一个的大小战斗，四面八方最后汇总而成为百团大战。44年趁日军集中于大陆交通线战役后方空虚，共军反攻脚步不断，歼灭二十多万日伪，解放大批国土。这个战果大大高于百团大战，只不过没有汇总为一个某某战役的名称。就象辽沈后毛泽东作报告还没有辽沈战役的提法，还分为几个战役。现在统称为辽沈战役，但是如何称呼并不改变其东北全境解放，全歼国军47万人的实质。
整体而言，44年的反攻整体上衡量并不亚于百团大战，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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