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 碧血汗青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二）

文/碧血汗青

凭心而论，嘉靖的这些行动，无论于礼制于人伦于情理，都十分的有理有节。而且嘉靖其时尚只十五、六岁的半大年纪，就知道如此一力维护自家父母至亲，并与满朝资深政客对峙而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实属难能可贵，也确实难为了他。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十一月，身在南京刑部的张璁于理论上的准备已足，同时也取得了朝中部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如霍韬、方献夫、熊浃、黄宗明、黄绾等人，还有个别高级官吏，如前朝老臣杨一清及湖广巡抚席书。遂先由他在南京刑部结识的盟友桂萼领先向内阁发难，再次要求议大礼，坚持其“继统而不继嗣”的主张。

嘉靖对此当然求之不得，立刻要求群臣讨论此事。杨廷和心知这回定然事无善了，且两年前就无人能应对张璁的诘难，此次也同样无法对付，又不可能阻止嘉靖重议，于是上书乞休，嘉靖倒也没有很难为他，指责了几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这样的话后，依旧赐给玺书，并“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让他致仕去了。

但是，杨廷和虽去，其势力依然照旧，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坚持“继嗣”主张。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二月，汪俊等集七十三人上书，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嘉靖帝为对抗群臣，下令召桂萼、张璁、席书进京，准备当面辩论，廷议“大礼”。

汪俊等人心知张璁、桂萼一到，当面廷议只怕无人能敌，于是再次以退为进，急忙召集群臣于内阁商议，最后提出嘉靖父母称号中加一个“皇”字，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同时胡瓒等人以结果已出为由，请下诏令桂萼、张璁等人不必再进京。

四月，已经抵达凤阳的张璁等接诏，但对此不以为然，并不为之惑，再次上书，提出“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提醒嘉靖不要上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坚持要去掉“本生”二字。

嘉靖接书后醒悟。五月，张璁、桂萼奉召抵达北京。

内阁的继嗣派见不能阻止张璁等人入京面质，又不敢和他们当面辩论，于是试图从政治和肉体两方面彻底消灭张璁、桂萼。道德、正义，自古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士人于此道一向都很精通，往往一旦在学术上无法取胜，就会转而考虑从肉体上去消灭对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庙堂学术之争，几乎到最后都是以血淋淋的肉体消灭而终结。

于是，张璁、桂萼初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同意，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毙杀他们。

结果此阴谋为张璁等人侦之，遂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署名者有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双方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在此案中前后共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辨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7）。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杨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期于几位内阁怕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8）。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不过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绔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关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私杀张璁、桂萼两人，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观点的，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这种气节和勇气，是令人赞叹也值得尊敬的。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直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地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三）

文/碧血汗青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的程朱理学，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又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也要比程朱学说来自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便即刻大盛，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开始倾向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8）。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的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于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12）。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奢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惟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故而愤然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直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等等，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四）

文/碧血汗青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士人的认知都是一切以道德为先，于是个个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免被人诟病，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为资本去攻击和挑剔别人，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政治和实务处理能力以及一些问题的合理化抉择，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僚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政治能力，只知道空谈所谓的学术和以道德自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

而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剧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就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得罪一方势力而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等等，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一登此位就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呆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秉持纯正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等其他方面，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出卷名，是由于此卷的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等，在此就不多论述了，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了一向的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惟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是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在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咨询内阁意见时，范大学士的说话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一概没有，但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你要说他错吧，这话没错，可要说他不错，偏偏他说的又纯属废话，如此奈何？

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发生，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意图南迁，他们心里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怎么地都不表态。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就是没态度，所以崇祯还没办法说他们错了，搞得崇祯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14）。

当我看到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他这一声长叹，将此心情表露无遗。而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甚至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是还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也一样不是能臣，在《明史》传中说：“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他们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说话，在思想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范景文的表态，至少还有点职业道德，而他们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把他们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也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是一代宗师，可他当做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这个大学士职位，恐怕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仔细看他传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鲜为人知，就更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事迹外，几乎无事可记。

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可却非大才，且多因畏惧崇祯，尽量回避与崇祯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就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这是一位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文武双修的大将能臣。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的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党争成分，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一个人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这些因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其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这里请允许我放纵下自己，随意如果一下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是那么苛刻一点，历史将会怎么样呢？

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关宁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

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一层薄薄的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来清君侧。

只是如果真的这样，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单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为杨涟等七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无法假设。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也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与阁老恪守的信念都是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以一纸肺腑之言对抗魏忠贤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而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混合在一起铸成的紧箍咒，又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的作为曾经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15）”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是大明关门的一把大锁，那么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大明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但是，在明季言官中的状况，却正好与内阁的状况相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态，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大多由名望甚高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肯定无法服众，就是皇帝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但是，言官与清议本又是连在一起的，若那位言官因投靠某个势力惹了清议，而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的权势，那么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从而使整个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自思想到行动能得以秉持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恰恰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这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来压制言官，再加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说道理胡来一气，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在民间甚至朝廷上经常占着理，能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特征之一。

好像士大夫NB的时候就喜欢搅这些事儿，真到中原板荡的时候，就歇菜了。

没有动手，他是孙阁老；动手了，没准他就是司马懿了。说起来孙阁老的优点宣王也都有啊。

这种因正义和道德两者之间悖论产生的悲剧，往往极具震撼性，叫人回肠荡气无法释怀,憋闷一口气出不来。

宣王则永远无法体现出这种意味，两者之间的差异啊……

明儒在极端化方面比之宋儒更进一步，也就更僵了些，呜呼一下。

一种是对事业的忠诚，一种是对帝王领袖个人的忠诚。两种并不完全一样，二者冲突的时候选择哪一种，利弊都很难定论啊。

往往对老百姓也有利，而不选孙阁老或袁崇焕那样的忠臣，古时的忠往往只是对帝王的忠而已，毕竟那时“朕即国家”的思维是主流。如果当年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能有曹孟德那样的头脑的话，后金想要入主中原怕是没那么容易。

就是于谦，景泰和英宗三者之间的关系。忠于社稷还是忠于君王不是那么好抉择的，于最后的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

孙阁老之所以那么做，是不是也有对身后名声的考虑？退一步为名臣，进一步为权相；要做曹孟德，司马懿这样的人物，是不能太爱惜羽毛的，自身的道德水准也不能太高。。。

他们大概只想做官为王为己，没有为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