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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文/碧血汗青

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如此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一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们对节操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之范畴，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底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的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们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有时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后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前文提到的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就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由而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虽然朝臣中的绝大多数人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朝士们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在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着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的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都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在这些问题上，实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讨论后继者为谁。内阁首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均赞成这一议案，太监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刚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朱厚熜当即拒绝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嘉靖胜得非常漂亮。

杨廷和是正德朝的资深内阁，又在正德死后独力秉政四十余日，设计除去江彬等人，史称其“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以其为代表的内阁势力此时正日益高涨。

而嘉靖这年才十五岁，杨廷和等人大约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于是要嘉靖先走即皇子位的路线，再行登基礼。凭心而论，此要求实属无礼之至，因正德的遗诏中非常明确地说“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而历史上皇帝无嗣，按长幼亲疏顺序排出来的某王继位事例多的是，并不是非要先做了皇子才能做皇帝的，何以嘉靖就得先做皇子才能即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遗诏当初还是由杨廷和本人起草的。

杨廷和等人立刻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行动。

在嘉靖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嘉靖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亲，称“皇考”，对生父只能叫叔父“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如对此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只“奸邪”“当斩”两词，其权势熏天之形便灼灼可见。

在正德遗诏中明确说了嘉靖是“伦序当立”“兄终弟及”之语后，杨廷和等人依然强要嘉靖改宗，认伯父为父亲这种匪夷所思的“礼仪”，显然不可能被嘉靖所接受，他当即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由于内阁势力的强大，嘉靖在此问题上无法独断专行，双方数个来回都没分出胜负，一直僵持到七月，事情开始有了转机：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对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其学识过人，尤精于“三礼”。他依仗自己所长，对杨廷和等人的论点发出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张璁首先指出，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早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他们本就是因继嗣为人子才登基的，名分早变，因此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当然的。

而正德驾崩，虽指定由嘉靖继位，可于遗诏中丝毫没有要嘉靖为大宗继嗣之意：“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

因此，张璁认为嘉靖以兄终弟及而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因继嗣而登基的案例性质完全不同，所以应该“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

然后他又从礼制上指出了大臣们的错误。如《礼》有明文，为人长子者不得为他人后，嘉靖乃兴献王独子，如为他人之后，则为自绝其宗，大违礼制；嘉靖生母健在，按《礼》义则子无臣母，如依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则生母变为叔母，母子关系也将一变为君臣关系，此又属违制之举等等。因此他建议在京城建兴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父养母的大孝。

嘉靖见到这份奏章后极为兴奋，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将张璁的疏章交内阁票拟，要阁臣们重新讨论追尊自己父母之礼。

杨廷和等人见到这份疏奏后顿时傻了眼，他们心知谁也无能与张璁当廷论衡，于是只好一面回避与其正面交锋，一面唆使言官们上表弹劾张璁。但这个时候嘉靖母亲兴献王妃蒋氏正好抵达通州，她听说廷议内容后，知道不但自己做不了皇太后，连做了皇帝的儿子都要丢了，一怒之下遂停驾通州不进。

嘉靖十分机灵，立刻借机发作，声称与其如此还不如归藩侍奉母亲，大有一付准备不做这个皇帝的架势。

这一着顿时让杨廷和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张璁此刻却再次发难，凭借自己对礼制的熟悉写了《大礼或问》，其中详论礼制之尊崇和继统、继嗣等事，不少大臣看过后颇为其折服，如礼部侍郎王瓒就明确表示支持张璁之论，并为其在朝中大力宣扬。杨廷和发现了此种情况，又知道张璁准备将《大礼或问》上呈嘉靖，当下十分紧张，遂使出怀柔手段，命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去劝诱张璁，试图阻止其奏议。

不幸的是张璁没那么傻，他当然知道杨廷和的打算，丝毫不为所动。果然，嘉靖见到《大礼或问》后，立刻将此章发礼部讨论。杨廷和知道大势已去，已无能完全阻止嘉靖，只得以退为进，抢先声称奉弘治皇帝张皇后的懿旨票拟礼部，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为皇太后。但他在这个步骤中留了个尾巴，因为他只说奉皇太后的懿旨，即是表示内阁和廷议还没有认可这个意见，实是为日后再起风波张本。

同时杨廷和又利用职权，命吏部将张璁外放南京任事，免得他再帮着嘉靖和自己过不去。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正月，杨廷和与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等人，借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而再起风波，挟天意之名，引五行五事为废礼之证，发动廷臣百余人上疏，最终迫使嘉靖母子接受了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称“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不加“皇”字，在称谓前加“本生”二字，称“本生父母”以示区别的方案。在此期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由称谓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对嘉靖母子这对孤儿寡母来说是相当严重的。

如在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的嘉靖祖母邵氏，经此一变，立刻由原本的嫡祖母降格为庶祖母，去世后不能享受正牌皇太后的待遇，规格要减半，诸如只能哭临一天，孝服穿十三天就得除去，不可以诏告天下等等。

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的生母祖母，哪怕不是正宫，一旦其子孙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多能附葬皇陵，甚至已经下葬的再挖出来改葬皇陵的都有，可嘉靖这一改宗认父，却使得祖母能否附葬于祖父明宪宗的茂陵都成了问题。

果然，在这一问题上嘉靖遭到了杨廷和等人的阻挠。

但嘉靖在对至亲尽孝这一节上的坚持，还是很强硬的。他祖母邵氏晚年得了眼疾不能视物，在得知嘉靖做了皇帝之后，曾拉着他从头到脚摸了好半天，十分的高兴，若是按照杨廷和等人的意见，老太太可就是白高兴一场了。嘉靖那咽得下这口气，当下不顾大臣和廷议的反对，坚持将祖母附葬茂陵，并穿足了二十七天的孝服，于服除以后才临朝，并且他还坚持在原来兴国封地安陆的祠庙中，使用和太庙一样的庙乐，坚决不降低等级。

这些，确实不能指责嘉靖独断专行和蛮横，一来这些虽然是皇帝事也是国家事，但也毕竟是皇帝家私人家务，与对先皇的称呼不太一样，并不涉及其他，因此不能过多干预；二来要知道正德和嘉靖，同为宪宗的孙子，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和嘉靖父亲兴献王是同父异母兄弟。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纪氏，原是广西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成化年间南征时被俘入宫中，任女史时为宪宗私幸，后生下孝宗。

兴献王母亲邵氏，为杭州镇守太监送进宫。宪宗召幸后，册立为宸妃，进贵妃，育有兴献王朱祐杬以及岐、雍二王，纪氏是“私幸”的女史，邵氏是“召幸”的后宫，要说身份合法和手续齐全，显然邵氏还比纪氏强点。

而宪宗的正宫皇后孝贞纯皇后王氏无子，所以严格说起来，孝宗和兴献王这两脉都不是嫡出，都是正牌的庶出小宗，孝宗是皇长子而不是嫡子，这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的主角朱常洛身份是一样的，身份是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

孝宗生母纪氏死后，谥号为“恭恪庄僖淑妃”，先葬于京西金山，直到孝宗即位后，才被追谥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得以迁葬茂陵。大家都是一样的皇帝，孝宗可以把死去埋葬了的母亲挖出来迁葬茂陵，现任皇帝嘉靖要将刚去世的祖母附葬茂陵，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干涉和反对，此等做法得无太过乎？

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其孝宗——武宗大宗体系之延续，一再坚持所谓的“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等强词夺理之意见，可从以上论及的体系延续来看，所谓的孝宗——武宗的大宗体系，实际上本就是不大立得住脚的。内阁和朝臣们势力因此强迫嘉靖改宗认父，要他自绝其父一宗，自贬尚在世的生母、祖母，去继孝宗——武宗一脉的宗祧，实为无由之谈，不免欺人太甚。

• 7，明清/太平天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