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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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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２月１２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此后，戴季英后半生似乎人间蒸发了。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此人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好像一个谜。笔者根据大量资料，试图还世人一个真实的戴季英……

　　一

　　戴季英，又名继英，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８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６年７月，年仅２０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１９２７年２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１９２７年６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９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１１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１１月１３日晚１０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３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１４日凌晨４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１００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１１月１８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１９２８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７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７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５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１０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６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１９３２年４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２５军７４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７４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红２５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一○五旅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八十九师换防，决定趁马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３月５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３０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７４军为主力的红２５军大胜，红军仅伤亡３０余人，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二○七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二○五团团长马鸣及其以下官兵２０００多人，缴获山炮１门、迫击炮８门、机枪１２挺、长短枪２０００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６０多人落荒而逃。

　　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２５军政委，同时兼第７４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４月中旬，红２５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４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１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经此两战，红２５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１．３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２５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５月２日，红２５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４３天不下，被迫撤围。此役红２５军伤亡６０００余人，实力大损。７月，敌人调集１４个师、４个独立旅共１０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３个师扼守要道，另以２个师又５个旅重兵合围，使红２５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３０００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ＡＢ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２５军副军长兼第７４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７４师主力２２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４９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４９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２５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１５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６０００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７４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二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红２５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２８００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１１月１６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北上长征。

　　独树镇战斗，是红２５军长征初期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该军军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２５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进入伏牛山区后，红２５军领导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同样很困难。因此，军领导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２５军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红２５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２５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２５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５年１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３省国民党军以１１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２５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鄂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讨论部队战略方向和行动议会。针对一些干部、战士认为“红２５军无法孤军在鄂豫陕边界独立创建根据地，应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思想情绪，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吴焕先力主、戴季英支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终于统一思想，继续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３月１０日，吴、戴指挥红２５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２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５个营，毙伤敌２００余人，敌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４００余人，乘胜开辟了华阳革命根据地。４月９日，又一举击溃警备敌第３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４月中旬，蒋介石正调集３０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扬言要在３个月内消灭根据地的红军。为反击敌军“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６月，当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时，他们挥师首先北上商洛，奔袭“鸡鸣三省”（鄂豫陕）的古镇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７月，他们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１旅，以伤亡１００余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团长以下３００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１４００余人，缴获轻重机枪４０挺、长短枪１６００余支的重大胜利。继而，部队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兵锋直抵西安城南１０余公里之韦曲（长安县境内），使敌人大为震惊。至此，宣告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

三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２５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２５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２５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２５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２５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２５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７月１６日，红２５军４０００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动员，戴季英等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８月初，红２５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２５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２５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５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２５军。这样，红２５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２０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８月１５日，吴焕先、戴季英率部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铺。兴隆铺一带是回民居住地带，吴、戴通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民族纠纷，汉回隔阂严重。因此，他们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把猪肉都作了处理，并派出手枪团和一部分回族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铺，张贴标语、传单、布告等，进行宣传。部队进入兴隆铺后，吴、戴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举行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及民族政策、纪律等，讲明红军只暂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众顾虑。随后，吴、戴等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红２５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换来了回民的一片赞颂。后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这里时，面对热情的欢迎，始知是吴焕先、戴季英及其领导的红２５军种下的“善果”，对吴、戴称赞不已。

　　经过３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２５军离开兴隆铺，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８月２１日，红２５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２２３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时，敌第三十五师二○八团１０００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企图把红２５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２８岁。

　　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９月７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２５军领导进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９月１５日，经过２０多天转战，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２６军、红２７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１５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２６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２６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９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１５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５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２６军、红２７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２５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１８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１１月３０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四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军兴，南方８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２８军，改编为新四军第４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１９３８年４月，第４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１、第２两个大队，约２０００人。为新四军第４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１２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４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６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４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４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５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期间，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４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７０００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４、第５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五

　　是年１１月底至１９４１年３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１０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１９３５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１９４４年７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１９４４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９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５年２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３、第４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６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后建立６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１９４５年１月１日，毛泽东与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３部主任）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１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１９４５年８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５师、八路军３５９旅会师。同年１０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１９４６年７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３部共３２个旅３６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７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１９４６年５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陈毅在河南汲县对新四军第５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六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戴季英为之奋斗２０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２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７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关于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１９９３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２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２５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还在世。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戴家乡的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２５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２５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管窥一下。

黄麻起义，红25军长征，刘志丹被捕案，高靖亭被杀案，中原突围，这些在军史上，党史上重要的事件他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不得不提及此人的品行，欺负徐海东，前面打得热火朝天，他和老婆睡觉。工作爱作就作，不爱作就不做，像什么呢，流氓无产者？

老子来转点单世联写的东东

３ 刘士奇

1932年8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张麟：1983：79─80）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王平，1992：61）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革命者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江西苏区初期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但在1930年的“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因此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戴向青，1986：159）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精神，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大开杀戒。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戴向青，1994：140）不久便以“肃AB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曾经是贺怡——即贺子珍妹妹——的丈夫，与毛有连襟之亲。贺怡对这次婚姻的认识是：“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与刘士奇结婚，婚姻后生活并不愉快。”刘被撤职后被召到上海中央接受教育，而贺怡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谭结婚。（尹绍伟、左招祥，1998：113—117）刘士奇1931年后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主力西征后任新成立的红27军军长。1933年初，他在“肃反”中被杀。冤死之际，不知他是否想到他在江西的作为。

４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讨论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时，沈泽民不同意张国焘等多数人的意见，主张留下下继续斗争。这一主张长期以来被视为是抵制了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但从徐向前的回忆录中的分析看，不撤是不行的，如果真的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主力西撤后，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苏区此时只有吴焕先在主力西撤后新成立的红25军，徐海东的74师是其主力。1933年初打了几个胜仗，25军达13000多人，沈泽民头脑发热了，要夺回新集、红安、七里坪等四方面全盛时的中心城镇。事实上当然不可能，那就再搞肃反，沈泽民、戴季英、郭述申、高敬亭等都是积极肃反的主张者和执行者，43天就杀了数千人。（汪云生：1999：275）因为决策失误，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对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

我立即被推出会场。（徐海东，1982：25）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徐向前：1987：146）“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徐向前：1987：160）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徐海东，1982：26）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

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徐海东，1982：27）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一个牺牲了的领导人，即使像徐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几次作战失利后，沈泽民认识到“肃反不得人心”，曾说过：“四次‘围剿’前之大苏区，而今年内零落到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汪云生，1999：275）

５ 戴季英

鄂豫皖是块鲜血染红的土地。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先是陈昌浩在军队杀，沈泽民在地方上杀。接着是西撤之后，主力到川陕等地一路杀，沈泽民等人留在鄂豫皖杀；再之后是徐海东等率25军长征，戴季英在路上杀，高敬亭再留下来继续在鄂豫皖杀。

徐1965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74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徐海东，1982：22─23）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逼供信，戴季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张麟：1985：170─172）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居然还行得通。红25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的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金冲及，1989：245）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上面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问题是，尽管左祸绵绵，但革命却并终胜利，包括“文革”这样的劫难，虽持续十年，也没有使红旗落地、江山易手。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斯诺：1979：271）“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对于某些早已彻底丧失还击能力的失败者，毛泽东同志经常特别关照留他们一条活命，也还有其示范作用。

除了戴季英，又比如康泽也特别说明没有杀，饶漱石也是长期软禁。这些人虽然生活受到限制，但没有生命危险，衣食也无虑，最后都是因病去世。

没有料到的是如戴季英生命居然如此长久，活着看到了很多很多。

时间可能有点差错，但都属于建国后第一批因为腐化等原因被打倒的吧。

这些人长期属于盲点。

当然不能杀,毕竟是作战被俘的.